时间:2024-04-24
陈小锋
(延安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随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等法规政策的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已经进入一个相对规范、快速的时期,但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伴随着问题。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即自主性和自治性在实践中被忽视甚至歪曲的现象频发,造成了合作社的千篇一律、相互模仿,效率底下甚至形同虚设。
不同地区的农民是否都愿意加入合作社,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意愿?
内外因素或主客因素的二分类研究为主流,农户户主特征主要是指农户户主的年龄、文化程度,以及是否是村干部,农户的外部环境有政府对于林业专业合作社的扶持程度、农户对林业专业合作社的了解程度、农产品销售难易程度(李丽、高鑫、程云行,2010)。个体特征的影响,女性比男性更有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年龄越大的农民,越愿意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学历越高的农民反而越不愿参加农民合作社;村庄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如果村里有“一村一品”,则对农户参与合作社起到了正向激励作用(赵晓罡、李录堂、王恩胡,2009)。
这种影响因素二分类的研究,存在形式主义的误区,认为影响因素要么属于内在因素或者主观因素,要么属于外在或客观因素,这种划分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
多类因素的研究,牧户家庭经济情况成为是否参与合作社的重要影响因素,穷人更愿意加入合作社,参与合作社的社员以合作社为平台进行商品的销售影响了牧民参加合作社的意愿,牧户对资金借贷的需求对参与合作社有着重要的影响(杨伊侬,2012)。在果农特征方面,在对参加合作社的认知度方面,在合作社服务方面(胡振、李娜,2010)。强化林农参与林业合作社意愿的关键因素是:是否确权、种植年限。阻碍林农参与林业合作社意愿的关键因素是种植林种。是否确权也是强化林农参与林业合作社的重要因素(杨燕、翟印礼,2016)。户主的文化程度、荔枝收入比例、荔枝销售范围、经济发达程度等4个变量对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组织需求意愿有显著影响(贺梅英、庄丽娟,2012)。
多因素的研究中把影响农民意愿划分得更为详尽,但是多因素和二分类因素的划分中研究的对象都是某一类专业合作社的情况,比如茶农加入合作社的影响因素,果农、林农、瓜农和养殖户等,这些专业合作社影响因素众多,但是对于陕北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缺乏有效的解释力。实际上,对陕北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仅有的研究只关注了南部的洛川县及其果业合作社。
陕北地区农业基础和发展现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陕北地形千沟万壑,气候干旱,山地居多,川地、平地较少。随着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耕地面积、养殖种植的物种已经发生结构性转变。近几年,作为山区农民,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外流、空心村和留守现象,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果也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因素。在此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受制的因素更为复杂,影响农民加入专业合作社的因素也与其他地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对陕北地区,特别山区农业、基础薄弱的农民加入合作社意愿问题的研究较为罕见。本研究以陕北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以延安市为例,把影响农民加入专业合作社意愿的因素分为农民主体特征、基础性生产因素和服务环境因素几方面来阐述,农民主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和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口数量、对合作社的认知程度等;基础性生产因素:生产制约因素、土地数量、土地类型、种植类型和收入水平等;服务环境因素有:有无合作社、合作社组织的活动、技术的支持、合作社的影响。
目前,延安市各类农民专业合作共计3 017个,其中宝塔区297个,延川县 297个,延长县407个,子长县 170个,安塞县285个,志丹县 170个,吴起县141个,甘泉县93个,富县94个,洛川县594个,宜川县129个,黄龙县92个,黄陵县145个(数据来源于延安市统计局,时间截至2016年10月)。总体呈现出农业产业的异质性和南北的不平衡性,延安南部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数量多,规模大;北部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合作社数量少,规模小。
本次问卷调查样本选取南部的洛川县,该县果业合作社数量和规模在整个陕北地区都处于领先地位;也包括志丹县,主要包括小杂粮和养殖户类型;同时也选取了延安市宝塔区的一些城郊农民,有养猪、养鸡和瓜果类的合作社。共发放问卷110份,有效收回问卷101份。本研究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Stata软件,以二元Logistic非线性回归为分析方法,对陕北地区农民加入专业合作社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量化研究,在主体性因素、生产性因素和生产服务因素中寻找主要影响意愿的因素,为陕北地区农民专业合作化的发展提供参考和依据。
1.农户个体特征。在101个被访者中,男性占到80.1%,女性占到19.9%。文化程度以初中居多,其中小学学历占到21.8%,初中学历占到52.5%,高中及以上占25.7%;在年龄结构方面,青年人群占23.8%,中年人群占到59.4%,老年人群占16.8%。
2.农民家庭特征。农户家庭人口总数,1—2人的家庭占12.9%,3—5人的家庭占到76.2%,家庭在6人及以上占10.9%;家庭人口中有非农业人口的占67.3%;土地数量大于5亩的家庭占46.5%;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的占81.2%;有山地的家庭占到29.7%;养殖户家庭占31.7%。
合作社知晓度,农户是否了解合作社,在受访的农户中对合作社有一定了解的占到44.6%,这一比率是比较高的。
本文所分析的是陕北农民加入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前文的分析,参加合作社虽然受多种因素影响,但最终结果只可能有两个,即愿意和不愿意参加,是一个[0,1]二分类变量。因此,对农民加入专业合作社的需求意愿的分析属于离散选择问题,采用概率模型比较理想。而二元Logistic模型解释变量主要有13个变量,在此,将其归纳为以下函数形式:
农户参与意愿=F(农户户主个人特征变量,农户生产经营特征变量,农产品市场特征变量,政策因素特征变量)+随机干扰项。
基于对陕北地区农民加入合作社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在控制相关因素的前提下,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在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量、土地类型、对合作社的了解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会对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带来显著的影响。
第一,农户个体特征方面。男性比女性更愿意加入专业合作社,男性的社会交往和外在联系的作用比较突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其加入合作社的积极性越大,究其原因,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社会认知与判断能力;在不同年龄层面,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意愿程阶梯状,青年人的意愿比较中年高,中年人比老年人高。也就是说,越是年轻,其接受新型生产模式和生产技术的积极性更为强烈。
第二,农户家庭特征方面。家庭人口特别是劳动力数量会影响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意愿,由于陕北地区农民土地数量较多,而且是劳动力大量流出的地区,人少地多的现实会促使农民走合作社的发展道路;土地类型也是影响意愿的重要因素,陕北地区土地类型多样,平地少,山地多,有平地的农户大多可以自我完成农业生产。与之不同的是,山地越多的农民,其参与合作社的意愿越强烈。
第三,农民对合作社的知晓程度。在陕北农村地区,总体而言,农民对合作社的了解程度是比较低的,在为数不多的了解合作社政策、性质和功能的农民群体中,他们加入农民合作社的意愿非常显著,陕北的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这种因为知晓程度不同而产生的意愿差异也有明显不同。
在城镇化背景下,陕北地区农业发展面临着结构转型问题,但农业基础地位依然重要,所以应寻找新的发展模式。基于以上分析,要发展陕北地区的农村,首先应明确陕北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做好前期调查、有的放矢,针对具有不同个体特征的农户应采取不同的生产模式,比如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年龄不同、土地类型等方面的不同,其加入合作社的意愿并不一致。因此,发展农业并非要千篇一律地采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模式。其次,鉴于农民对合作社知晓程度对意愿的显著影响,政府要加大合作社法律、法规和性质的宣传力度,让农民在知晓合作社的优惠政策和功能的前提下,推动合作社组织的发展,这样的路径才是合作社有效的发展路径,而不是政府强制、农民被动地加入合作社。最后,用树立典型、支持典型的方式在合作社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给入社农民带来实际收益,不断扩大其示范作用,进一步缩小各县区之间的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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