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创业相对论

孙锋

创业不是任性地赌博，而是一个资源整合的过程，商界更是一个充满游戏规则的江湖，自由的代价往往是不自由。

“有一种鸟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而我就是这种鸟（人）。”

退学创业12年，五次全败，袁瀚依然没有放弃追求“自由”——以一种不受传统企业结构和管理束缚的方式来创业。现在他的第六次创业就“是我不断试错找到的最佳自由人事业方案！”

有人说，创业是创意加胆量的赌博，但5%的创业成功率更印证了，创业是一个资源整合的过程，商界更是一个充满游戏规则的江湖，自由的代价往往是不自由。

早更鸟

袁瀚把采访约在了他的老家重庆长寿，一个中国西部的普通小城，目前这里也是袁瀚第六次创业的“总部”。见面地点是长寿湖畔，于是我们的谈话就在铺满冷雨的黄桷树下开始了。看得出来，袁瀚很享受这样的自由状态，哪怕风冷雨凄。

一如他的创业理想。在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的年代，袁瀚也幻想着某一天能成为袁瀚·盖茨。大三中文系还未毕业，也不想听老师“指手画脚”，袁瀚便放弃学业与朋友一起代理保健品。

半夜6个人挤一辆黑出租回寝室，晚饭就是一碗热腾腾的方便面；甚至在业绩不佳时，袁瀚还直接在汕头无人的街头睡了几夜以自我惩罚。

“我是个‘野孩子’，自由惯了。”袁瀚小时候父母长期在外打工，他作为留守儿童，是爷爷奶奶带大，老人们也不怎么管他。于是在长大后，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一番事业，成为袁瀚理想的生活。

然而，第一道束缚来自资金。保健品代理需要长期庞大的现金流来支撑红海市场的血腥拼杀。一年时间拼掉了父母投资的二万多元，袁瀚也没能让公司突破重围。

袁瀚只得像个毕业生一样去找工作。依靠卖保健品练就的经验和口才，成为了一家保健品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在此，他结识了脾气火爆的业务总监陈红。

陈红是技术出身，有十多年的美容产品技术开发经验。但这个走路带风、说话带刺的泼辣女总监却拙于营销，她研究出来的产品虽然不错，却总是找不准卖点。

“我想做一款市场上的高电位治疗仪器，可以提高血液循环，缓解疲劳，也可以起到瘦身的作用……”陈红把自己的技术开发构思讲给袁瀚听。

“瘦身？”袁瀚眼前一亮，营销直觉顿时冒头：与其宣传包治百病，不如提出瘦身的特点，专攻高利润的美容市场。

两人一拍即合，一起辞职开了一家美容保健仪器公司。陈红有资金有技术，她便是大股东；而袁瀚凭智力入股，自然是二股东，两人各自负责技术和营销。

袁瀚信心满满，这一下就解决了资金和技术束缚，他可以在公司二股东的职位上自由发挥！

乱分飞

创意、资源、技术是否为创业成功的重要条件？

短短三个月时间准备，袁瀚果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营销天赋。市场售价2800元一台的“高电位治疗仪”，被他包装成了“瘦身机”、“卵巢保养仪”等美容设备，市场价直冲12800元。产品一炮而红，月营业额井喷至几十万元，不到5人的公司迅速扩充到50多人，连办公室都从月租600元的昏暗民房，换到了广州高档商务区的天河北路写字楼。

然而，随着公司壮大，袁瀚却越来越觉得束手束脚。颇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束缚感恰是公司管理上的过于自由带来的。

他们的公司是销售型企业，员工增多，就意味着竞争激烈，部门之间、员工之间利益斗争不断。而陈红和袁瀚对此毫无管理经验，也就可谓是毫无作为。

后来他们花高薪聘了4个总监来负责管理调配，但这4个总监却并不独立负责事务，只作为两人的助手上传下达。钱花了，管理依然混乱。

陈红和袁瀚也缺乏起码的企业财务意识。陈红的个人开支和公司的财务混杂在一起：“她把自己买皮包、买项链，她孩子的学费、生活费……全部拿到公司来报销。”

在公司财务离职后，袁瀚代管过几个月财务。但他不懂财务，又没有记账的习惯，公司很多现金支付的出账都没有记录。于是在交接给下任财务时，公司账面竟少了近10万元。连花在哪里都不知道。

而在外部，他们对代理商也没有相应的约束。袁瀚的公司走的是传统区域代理的路子：在上游与OEM厂合作，贴牌生产美容仪器，再把仪器、技术、培训打包成项目卖给下游代理商。不少代理商一边拿着袁瀚公司的宣传、培训资料并享受技术支持，一边却偷偷找到OEM厂家，拿到大量更低价格的产品自己贴牌来卖。

一时内忧外患竟是绵绵不绝。陈红性格泼辣，员工做得不好她就骂，有时还动手打人，更有甚者是在对客户业务培训时，稍有不满意就恶语相加。袁瀚自然受不了这样的管理方式，多次沟通无效不说，陈红还骂走了一些客户，袁瀚气愤难平：有本事你去拉个客户试试！

“这就是我的做事风格，你想怎样？”又一次争吵，陈红竟拿出大股东的身份来压袁瀚。袁瀚积蓄多时的愤懑被点燃：“我想散伙！”

这次创业竟真的就此散伙了。袁瀚觉得，公司方向已乱，是没救了。并且，二股东的身份束缚了他的能力。而创业过程中那种缺乏规则的自由，更不是袁瀚想要的。

自由“有限”公司

在散伙之后，袁瀚选择以每月800元人民币的工资，到管理公司去上班，为的是偷师。在接下来两年的摸索中，袁瀚创业两次，都因没有找到合适的项目而告失败。

2012年中旬，悄然风靡的微博营销，让袁瀚意识到了互联网营销是一个很适合自己的项目。恰在此时，一位在杭州经营多家游戏公司的投资人李健赏识他的营销才能，愿意投资让他创立一家互联网营销公司。

袁瀚因此来到杭州。传统营销经验的积累，让袁瀚在互联网营销上如鱼得水。在全权掌握公司管理的情况下，袁瀚带领公司迅速把业绩攀升到每年200多万元。此时员工仅有十来人，办公室也很快“升级”到了杭州繁华地段。

公司发展太快，资金很快见紧。李健作为唯一投资人，友情投了几次之后，袁瀚觉得过意不去，便邀请他以投资转股的形式成为合伙人。与陈红相比，李健是个很有管理经验的合伙人，而袁瀚自己也不再是当初的愣头青，再加上公司收入颇高，这次总不至于“自由过剩”了。

然而，2014年春节刚过，一大堆账单便堆在了袁瀚桌上：第二季度的房租，员工工资、福利，客户礼品……算来算去，袁瀚发现，1月份30万元的利润竟一次性花光了！

怎么会这样？袁瀚一查员工名单，才发现公司在不知不觉间建设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为了微信公众号，公司专门请了一名播音员；十多人的公司竟然有两名财务；前台、保洁……简单来说，搞后勤的竟比干业务的还多。

更让袁瀚不能接受的是李健制定的薪酬体系。公司行政员工不接受考核，每月拿固定工资，但袁瀚所带领的业务部门，却要受到在他看来非常严苛的个人和团队绩效考核：每个业务员除了要完成自己的业务量，还得作为团队的一员接受考核，如果团队整体没有完成总量，整个团队都只能拿基本工资。

“互联网营销公司最重要的是效率和执行力！”在袁瀚看来，裁掉不必要的行政人员，使组织架构变轻，不但易于管理，还可以节省成本。

但在李健看来，这些结构和规则却是必须的。“结构合理，企业运作才会稳定。如果外包财务、业务，再出了问题你来负责？”而20万元是公司的盈亏线，如果不能完成，“亏的钱，你来补？”

袁瀚无言以对。随着公司的发展，投资的追加，李健的股份已大大超过了袁瀚。话语权也在不知不觉中转移。

李健提议，让袁瀚独立出一个部门，按照他自己的想法运营看看。袁瀚无法接受，“终是要受公司牵制。”没有绝对控制权，就没有自由。袁瀚再一次头也不回地散伙了。

将自由进行到底

思来想去，袁瀚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他决心按照自己的想法再度创业。借助于互联网的便利，袁瀚建立起了“袁瀚工作室”，再度干起了互联网营销的活计。

总部就是袁瀚的家，办公室就是家里的卧室，员工则是他的微信好友。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10点，是他的员工们大规模“苏醒”的时刻，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财务、策划、人事等部门的负责人多是兼职，他们会不定时地通过手机、邮箱等方式向他推送工作日志汇报工作。

用网络协作来运营互联网营销工作室，这是袁瀚规划的最佳自由人事业方案。没有固定办公地点，不限固定办公时间，按能力认领工作内容。全职和兼职的核心团队共21人，通过网络招聘，也通过网络连接，对接前端几十人的兼职业务团队，以及后端数百人的众包团队，同时负责审核工作成果，工资也是通过支付宝付款。

自由，仍然有代价。2014年7月，一名网络兼职人员不小心将客户提供的6000平方米的楼盘策划方案，写成了6平方米。而核心的21人团队因为也在忙着其他工作的原因，都没能及时发现错误，致使公司损失10余万元。

“这个客户本来打算投资我们的。”袁瀚话语中带有一丝遗憾。如果不是网络协作，也许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

这样的问题似乎没有意义。袁瀚偶尔关注自己“散伙”的两家公司，他们或优化结构，或改变业务，都取得了发展。“用的还是我的营销方案！”言语中颇自豪。不过他仍然强调自由的重要性，“如果在这种企业里面待上五年十年，随着企业消沉，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也没有意义。”

远远望去，长寿湖中心飘荡着一条渔船，波光粼粼下自由地随风轻摇。摇摆的未来，是否就是袁瀚五次失败所看到的希望？他或许有自己的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