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05
訾豪(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上海 200234)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后,我国很多企业开始持续追加创新投入,研发能力得到了较大提升。但创新活动在全面带动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投入大且周期长等,这既让创新主体的风险状况产生变化,也会对其他的市场主体产生影响。审计师在进行审计时,会关注被审计单位风险的识别与评估,审计师对风险的反应会体现在审计费用上。因此,在我国企业创新投入增长的同时,探究企业创新投入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变得更加有意义。
内部控制作为一项内部管理制度,可以较为有效地控制企业的决策风险,在内部控制规范性逐步强化的过程中,企业也开始关注其执行有效性问题。因此,进一步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审计费用的影响作用十分必要。
基于此,本文研究将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其一,我国企业创新投入持续增长的同时,是否对审计费用产生了影响?其二,在企业创新投入和审计费用之间,内控质量发挥怎样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创新点与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既有的文献研究侧重于创新投入的影响因素,鲜有研究关注创新投入的经济后果。本文对企业创新影响审计费用的有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拓展与丰富了企业创新投入的经济后果研究。第二,企业创新投入是一项投资决策,本文探究企业创新所诱发的风险在审计费用方面有何体现。由此,投资决策影响审计费用方面的有关研究得以丰富,风险导向审计的现实运用情况得以展现。第三,内部控制是一项重要的企业管理制度,本文将内部控制引入创新投入与审计费用的研究框架,进一步探究了内部控制在其中的影响作用,可以帮助企业构建更为科学、完善的内控制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Simunic(1980)通过创建审计收费模型来探究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此后又立足于审计师和被审计单位视角分别展开研究,对审计成本和风险溢价这两大问题进行了具体的探讨。
被审计单位作为审计的对象,其固有特征将直接影响审计风险评估,而审计风险一直被认为是影响审计费用的重要因素。因此学者们在研究审计费用的过程中,引入风险因素,围绕审计风险和费用两方面内容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Bell等(2001)研究发现,审计师在审计高风险企业过程中,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其审计收费也随之增加;Lasse等(2002)研究发现,就上市企业或业务风险比行业均值要高的企业而言,风险溢价也被包含在审计费用中;张天舒等(2013)认为,处于危机状态下的企业面临着更高的经营风险,此时事务所会相应提升审计收费,由此表明风险溢价在审计费用中是客观存在的;褚剑等(2018)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提高企业的经营风险及代理成本,审计师会因此增加审计费用;马广奇等(2020)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资的强度与财务舞弊风险和审计费用均呈正相关,并且财务舞弊风险在研发投资强度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11号——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指出,绝大部分经营风险通常都是财务后果的重要诱因,对财务报表产生极大影响,注册会计师需要从被审计单位的现实情况出发,对经营风险诱发财报错报的可能性进行认真评判。因此就风险导向审计模式来看,审计师会参考所要审计客户的风险水平,高风险客户必定要承担较高的审计费用。
此外,目前有关内部控制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作用研究较少,且存在不同观点。Akhtaruddin等(2016)研究发现,对于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企业,审计费用可能非常高;David等(2018)研究结果表明,高水平的内部控制带来的是较高的审计费用;李百兴等(2019)研究发现,内控质量和审计收费呈现出了明显的反向关联,但进一步研究发现,此结论只适用于小规模企业,就大规模企业而言,提升内控质量将会提高审计收费。
对于企业而言,创新投入属于一项重要的投资决策,对其风险水平也会产生影响。已有较多文献对此进行了研究,但有关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结论,就当前研究来看,主要有“抑制风险论”和“增长风险论”这两种观点。
“抑制风险论”认为,创新活动可以帮助企业获取较大的竞争优势,并推动其市场份额的提升和发展空间的拓展,同时也有利于企业经营业绩的提高,创新行为也能够帮助企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帮助其实现经营风险的降低。严永焕(2022)认为,应加快创新文化建设,营造良好创新氛围,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而“增长风险论”则认为,创新活动的特点决定了其是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徐经长等(2017)认为,虽然创新成功能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但若失败,很有可能为企业带来毁灭性打击。
当前,针对企业内部控制与创新投入关系的研究,结论较为统一,普遍认为内部控制会对创新投入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且也会对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所带来的创新投入不足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王亚男等,2019),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内部控制虽然对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但作用力并不显著(张娟等,2016)。
与企业其他投资活动相比,创新活动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较高的失败可能性,且活动周期较长,因此可能导致企业面临更高的风险水平。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创新投入增加会导致企业风险增大,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当前企业创新难度较大,创新成果产出较低,而关键技术的突破需要持续不断的投入,因此失败的风险也较大;第二,企业创新往往会向政策扶持方向倾斜(黎文靖等,2016),一些企业在制定和实施创新投资决策时,并不以长期发展为目标,而是以获取政府补助为目的(章元等,2018),因此对部分企业而言,也会面临较高的政策性风险。审计行业的特殊性,需要审计师更加谨慎地看待和应对风险,因此审计师可能会通过提高审计费用来为审计工作提供质量保障。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其他条件不变,企业创新投入和审计费用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审计师通常以企业内控目标为导向来获取审计所需的各种信息,包括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并且将以质量保障和成本效益原则为基础,制定更加符合内控目标的总体审计方案。一部分学者认为,企业内控质量和审计费用成反比(方红星等,2015);如果企业存在较多的内控缺陷,将承担较高的审计费用。但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的审计费用与其内控质量存在显著正向关系(李百兴等,2019)。不同企业受到股权关系复杂程度、规模不一致及内部控制完善程度不同的影响,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企业风险可能会因为内控质量的提高而降低,但如果组织框架原本就较为庞大或复杂,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很可能会使得原有成本效益平衡被打破,此时企业风险和审计难度都会有所增加,审计费用最终仍会上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两种竞争性假设:
H2a:其他条件不变,企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创新投入和审计费用间的相关关系将会增强。
H2b:其他条件不变,企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创新投入和审计费用间的相关关系将会被抑制。
本文选择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对所选样本进行如下处理:第一,剔除数据不连续或缺失企业;第二,剔除ST、*ST企业;第三,剔除金融类上市企业。按照上述标准对样本进行筛选之后,最终获得观测样本17 483个。为了保证整个研究不会受到极端值的影响,还进行了Winsorize处理,部分消除了极端值对后期回归分析结果的影响,保证了在1%和99%水平上的显著。本文的内部控制指数来源于深圳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其他数据均来源于CMSAR数据库。
1.被解释变量——审计费用。本文参考袁蓉丽等(2018)的研究,以上市企业当年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作为审计费用的衡量指标。
2.解释变量——创新投入。本文运用徐经长和汪猛(2017)的度量方法,以上市企业研发投入总额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创新投入的衡量指标。
3.调节变量——内部控制质量。本文采用深圳迪博内控指数来衡量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内控指数越高,内部控制质量越好。
4.控制变量。以徐经长和汪猛(2017)等的研究为参考,将审计意见、企业规模、净资产收益率、产权性质、存货占比、应收账款占比、资产负债率、事务所规模、是否亏损等一系列对企业审计费用产生影响的变量进行控制。此外,对年度和行业效应也进行了控制。
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为验证企业创新投入与审计费用的关系,本文构建模型1:
为验证内部控制质量在创新投入影响审计费用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本文构建模型2:
表2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创新投入和审计费用的均值分别为17.950和13.870;中位数分别是17.930和13.760;方差分别是1.481和0.688;最大值分别是21.930和16.360;最小值分别为13.640和12.610。从结果来看,不同的企业创新投入存在差异性,且审计费用也处于不同水平。此外,内部控制质量的均值、中位数、最大值、最小值分别是6.474、6.498、6.695和5.766,说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也存在一定差异。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从表3变量间相关性检验的结果来看,创新投入和审计费用的Sperman相关系数为0.417,Pearson相关系数为0.429,且均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假设1得到初步验证。此外,除了企业规模与审计费用相关系数为0.783和0.734之外,主要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小于0.5,说明所选取变量间不存在明显共线性问题。
表3 变量相关性分析
1.企业创新投入与审计费用。下页表4为模型1的回归结果,第(1)列和第(2)列分别表示控制变量引入前后的情况。其中创新投入系数分别为0.241和0.007,创新投入系数在控制变量引入前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在控制变量引入后达到了5%的显著性水平。以上结果表明,企业创新投入越多,审计费用越高,即企业创新投入和审计费用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假设1得以验证。
表4 企业创新投入与审计费用回归结果
2.企业创新投入、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费用。表5为模型2的回归结果,第(1)、(2)列分别表示控制变量引入前后的有关情况。其中创新投入系数分别为0.238和0.008,且都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企业创新投入与审计费用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与模型1的回归结果一致。而在控制变量引入前后,内部控制质量和创新投入的交乘项系数分别为0.287和0.077,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会增强创新投入对审计费用的正向作用,假设2a得以验证。
表5 企业创新投入、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费用回归结果
为了得到可靠的研究结论,本文借助以下方式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1.以步璐丹等(2020)的研究为参考,为了控制反向因果情况,将未来一期的审计费用设定为新的被解释变量,再次进行回归,具体回归结果见表6。第(1)列中企业创新投入与审计费用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假设1再一次得到验证。第(2)列中企业创新投入与内部控制质量的交乘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为正,说明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会增强创新投入对审计费用的正向作用,假设2a再一次得到验证,因此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6 滞后一期回归结果
2.采用Bootstrap自助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对误差进行修正,可以使测试结果更加准确。应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了1 000次的实证检验,其结果依然非常显著,且审计费用和企业创新投入间的关系依然是正向的,假设1再一次得到验证。企业创新投入与内部控制质量的交乘项系数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假设2a再一次得到验证。结果如下页表7所示。
表7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3.参考吴武清等(2022)的研究,为缓解样本期间选择对稳健性的影响,本文选择2014—2019年的样本数据重新进行回归,模型1回归结果中,创新投入系数虽不显著,但方向与前文回归结果相同,模型2回归结果中,创新投入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交乘项系数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假设1和假设2a依然成立。结果如下页表7所示。
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其面临的财务风险程度、委托代理问题等均有较大差异,因此企业创新投入与审计费用的相关关系也可能不同。本文将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后做进一步分组研究。下页表8第(1)列和第(3)列回归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中,创新投入和审计费用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不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创新投入和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第(2)列和第(4)列回归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中,虽然交乘项系数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但创新投入和审计费用关系不明显,而在非国有企业中,创新投入和内控质量的交乘项系数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且创新投入和审计费用关系显著。从以上结果可以得知,企业创新投入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表8 进一步研究回归结果
在国内创新需求日益旺盛、创新投入持续增加的背景下,本文立足于审计视角,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审计费用的相关关系展开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经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投入越多,需要承担的审计费用就越高,且这种现象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在内生性问题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此结论依然成立。由此可见,审计师有能力对创新风险进行精准识别,提高审计费用是其应对审计风险、保证审计质量的必要措施。本文还对内控质量的调节作用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内控质量提高的情况下,创新投入对审计费用所产生的正向影响会得到增强。
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1)对于审计师而言,在制定审计决策时,应该考虑企业创新投入这一影响因素,在实际审计工作中应该对创新风险进行精准识别和全面评估,对企业创新投入对审计的影响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灵活、合理运用各种措施,从而为审计工作提供坚实的质量保障。(2)就上市企业而言,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在增加创新投入时,还要强化创新风险管理,对创新风险进行科学合理的防控。此外,当内部控制并不能显著降低创新投入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时,可寻求其他方法降低风险,例如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推动创新产出的增加和创新成果的快速转化等,将创新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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