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下我国产能过剩的成因及治理研究——基于文献综述的视角

王冬梅，孙阳阳

（1.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昆明 650221；2.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杭州 310018）

引言

现阶段，我国经济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一些产业供给严重大于需求，出现了严重的过剩产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前两个季度，我国工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为78%，是2009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低点。在全部39个工业产品中，有21个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低于75%，其中一些新兴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情况，如光伏、电石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还不足60%。面对这种经济压力，2013年10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旨在解决部分行业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总书记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去产能”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首要任务，这一系列措施体现出政府对产能过剩问题的高度重视。理论研究界对产能过剩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基本上有三种观点：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通过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就可以解决。何记东等（2012）认为，产业政策对企业合理市场行为的干预应该逐步减少，放宽企业自主权[1]；政府应该对产能过剩问题进行引导调控。卢峰（2010）指出，我国由于现阶段的转型特点，因此除了市场经济导致产能过剩的一般原因之外，还可能存在更为复杂的因素[2]。杨正位（2006）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历程来看，认为产能过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状态，在经济不景气、需求低迷时期出现的过剩，大部分仅通过市场调节就可以回归到正常水平，但是他也提出当前我国的产能过剩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等问题，应该予以重视，强调要辩证地看待我国当今时期的产能过剩[3]。

在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若要提升现阶段“去产能”政策效果，那么必须对不同学派的研究观点进行分析。因此，本文通过对以往的文献研究进行整理，对产能过剩的概念、测度以及成因进行分析，找出与我国现阶段产能过剩相匹配的解决措施，从而更好地推动以“去产能”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目标的实现。

一、产能过剩界定与测度

1.产能过剩界定。在准确理解产能过剩的内涵之前，我们必须对产能的含义有清晰的判断。微观上的产能是指在企业将资本边际收益维持在边际成本水平上时的产量；中观上的产能是指行业的全部生产性固定资产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所能生产出的产品的最大数量；宏观产能是指整个社会在给定技术以及制度前提下，所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产出。这与中观定义类似，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宏观层面考虑的因素更为广泛。李江涛（2006）认为，“产能过剩”是在经济发展以及波动过程中，市场上产品实际生产能力大幅度超过有效需求能力的一种经济状态[4]。西方国家主要用微观方法来分析和研究产能过剩问题，而我国学者偏好于从宏观和中观的角度来考察，但不论是从哪个角度出发，其核心都是指供大于求，生产能力超过一定的规模时才能称作过剩。

2.产能过剩测度。国内外关于产能过剩测度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根据产能利用水平指标来测度产能过剩水平，主要应用指标为产能利用率。程俊杰（2015）指出，测度产能利用率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直接测度法，即通过企业调查直接得到产能利用率指标；还有一类是间接测度法，首先估算出产能规模，然后再通过公式Y/Y*进行测算[5]。估算产能规模的方法主要有峰值法，即产能规模是一段时间内产出水平的峰值；生产函数法，即通过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利用要素投入数据估计相关参数，进而得出产能利用率。郭庆旺等（2006）利用增长率推算法和生产函数法估算了我国1978—2002年间的潜在产出、产出缺口和潜在增长率[6]。这两种方法，是从产能的宏观概念进行研究判断的。成本函数法，是目前为止采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方法。韩国高等（2011）利用成本函数法测度了我国重工业和轻工业28个行业1999—2008年的产能利用率[7]。数据包络（DEA）法，即通过求解生产前沿面，估计出偏离生产前沿面的无效率部分，非参数方法的一个重要缺点在于无法证明相对有效点就是产能充分利用对应的点。我国学者也建立了综合指标体系，来衡量产能过剩。冯梅等（2013）选取产能利用率、销售利润变动率、价格指数变动率化及库存变动率4个指标利用综合指数法对我国1996—2012年钢铁产业的产能过剩程度进行分析，并结合灰色系统理论对未来三年产能过剩情况进行预警[8]。产能过剩的测度应在借鉴国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我国经济体制以及发展的实际状况，进而构建与我国经济发展现实相适应的产能过剩度量体系。

二、产能过剩形成机理

1.市场因素。张新海等（2009）认为，企业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并非全知全能、完全理性的，它们也会做出一些有限理性行为，并通过构建双曲线贴现模型分析了由于企业存在认知偏差，便会在经济过热时冲动投资，在经济处于低谷时拖延投资，最终形成产能过剩或产能不足[9]。林毅夫等（2010）构建了一个先建立产能、再进行市场竞争的动态架构，提出对其他企业和总量信息了解不足所导致的投资“潮涌”是我国产能过剩的重要成因[10]。西方国家虽然在经济周期的衰退期会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但是在完善的市场竞争体制下，可以确保供需关系恢复正常，而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因此，体制因素是造成现阶段产能过剩的最主要因素。

2.地方政府不当干预。陶然等（2009）认为，在1994年分税改革完成以后，地方政府之间开始了新的竞争方式，从对本地企业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开始转变为吸引外来私营企业投资而进行竞次式地区竞争，并且竞争程度愈演愈烈[11]。王袅（2015）认为，1994年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分配财政资源的权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中央政府通过法律法规等方式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处理行政事务的权力，地方政府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只能积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最后导致产能过剩[12]。周黎安（2004）构造了晋升锦标赛博弈模型，指出中国的地方官员在政治锦标赛激励体制下，更关心自己与竞争者的相对位次，各级地方官员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进行恶性竞争，并以此解释我国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形成原因[13]。

3.不当的产业政策。每当我国出现产能过剩时，政府就会通过出台调控政策来对经济进行干预，我们通过梳理以往的产业政策，就会发现政府有很强的扶大限小倾向。于立等（2014）认为，我国治理产能过剩的产业政策多以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为主，这严重依赖于政策制定部门对市场信息的获取能力和对未来市场的预测能力，但现代经济的复杂性导致了信息的分散性，所以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措施难免有失偏颇[14]。大型企业由于受政策保护，导致生产效率低下；部分中小企业虽然生产率高且有很高的创新积极性，但是其发展会受到一系列资源约束的限制，从而不能有效地扩大自身的市场份额和发展空间。因此，不当的产业政策会阻碍市场调节作用的正常发挥，最终导致产能过剩的出现。

三、治理对策与结论

1.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一些学者强调市场的调节作用，如张嘉国（2012）指出，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因此有效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就必须深入把握市场经济规律，让市场作用得以最大化发挥[15]，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殷保达（2012）也持有类似观点，他认为，我国目前市场体系不健全，应该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使市场充分发挥自我调节的作用[16]。

2.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向国外输出产能。部分学者认为，加快对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可以有效化解产能过剩的问题。苏剑（2010）指出，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各国采取的措施大多只能给经济带来暂时复苏，可以理解为“治标不治本”，这也给我国提供了一个机遇，要适时进行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对落后产能的淘汰步伐，不仅可以高效率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同时也是提高经济效益的迫切要求[17]。刘忠广（2011）认为，加快“走出去”步伐，实施国际产业转移，推进过剩产能输出，是化解产能过剩的一种有效途径[18]。

3.深化体制改革。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包括市场因素论和政府干预论两种说法，对我国而言，很大程度上是我国转轨过程中经济体制缺陷造成的，应该通过长期制度建设来从根本上治理产能过剩。张伟等（2004）认为，政府应当通过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推动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规范政府投资行为等措施来治理产能过剩[19]。

近年来，很多学者从我国的体制缺陷等角度寻找产能过剩的可能性原因，并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大多研究认为，我国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属于体制性过剩，是由非市场因素造成的。本文认为，解决产能过剩主要还是要依靠市场，通过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甄别落后产能，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制定相关标准，加大执行和监管力度，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序的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