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

李军

【摘要】  文章基于177家浙江籍上市公司2012—201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提升企业绩效。第二，股权集中度、两职合一、高管薪酬、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越高、两职合一、高管薪酬越高、管理层持股越多的企业业绩越好;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但不显著。第三，公司治理未能调节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间的正相关关系，原因在于独立董事比例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起到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上市公司应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将社会责任的履行纳入公司战略层面;增强对独立董事的管理，发挥其在公司治理中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   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812（2020）06-0052-05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2010年的紫金矿业污染事件、2018年的长生生物假疫苗事件，将公众的视线一次次地引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话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企业在发展壮大、获取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也要注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在公司治理理论中，“利益相关者理论”“扩展的委托代理理论”是社会责任理论的基础，这些理论认为，社会为企业的存在提供了条件，企业应对社会承担责任，公司治理应由服务于“股东利益”转变为服务于“利益相关者利益”。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是否可以提升企业绩效？公司治理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本文以浙江籍上市公司为例，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

对于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增加企业的现金流出、提高企业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绩效，两者呈负相关关系;二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提升企业形象和声誉，给企业带来额外资源，所以两者呈正相关关系。近年来，我国学者就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多数研究结论支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杨伯坚（2012）在回归方程中引入了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等公司治理变量，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提高财务业绩和成长性。周景（2013）研究发现，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社会责任履行得越好，企业绩效就越好。崔登峰等（2018）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营销能力与企业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二）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

1.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对于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目前尚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已有研究得出的结论包括正相关（肖作平，2003;淳伟徳等，2008;袁奋强等，2017;姚贝贝，2018;黄方亮等，2018）、负相关（欧阳卓平，

2013）、倒U型曲线关系（孙永祥等，1999;郭世辉等，2009;高睿冰，2014）、正U型曲线关系（白重恩等，2005;杨忠智等，2012;熊风华等，2016）等。对于不同的研究结果，可能是因为研究选取的时期和样本不同所致。

由表1可以看出，国有控股浙江籍上市公司占比较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在2013—2017年逐年下降，说明近年来浙江籍上市公司形成了“多股独大”的局面，大股东之间的股权制衡度有所提升。加之近年来相关监管制度不断完善，监管力度不断加强，浙江籍上市公司的治理环境有了较大改善，大股东利益与上市公司利益趋于一致，“支撑行为”成为主流。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2.两职合一与企业绩效。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是否应该兼任，一直是公司治理领域研究的重点内容。国内外学者对此展开了大量研究，但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代理理论”主张两职分立。股东与经理人之间存在代理问题，董事会对股东负责，对经理人进行评价、监督，以降低代理成本。如果两职合一，董事会的独立性会受到影响，从而降低董事会的效率。“乘员理论”主张两职合一，可以减少两职分立带来的权力冲突，提高决策执行效率，提升企业应变能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张兴亮（2012）研究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升，研究支持了乘员理论。朱玉杰等（2016）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两职合一对企业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浙江省市场經济发展情况较好、市场化程度较高，浙江籍上市公司国有控股比例较低，垄断企业少，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在这样的环境下，两职合一更能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两职合一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3.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绩效。独立董事制度旨在制约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可以保持董事会的独立性，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因此理论上独立董事制度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姚伟峰（2009）发现当前的独立董事制度对企业效率的提高作用并不明显。邓文文（2015）研究发现董事会独立性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可以抑制资本结构对企业绩效的负向作用。朱艳（2019）认为，在家族企业中，当董事会规模越大或者独立董事占比越高时，企业经营绩效越好。在近年来的实证研究中，支持两者具有正向关系的文献较多，因此，本文提出假设4：

H4：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4.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绩效。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由于股东、经理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经理人有自利倾向。管理层激励可以使经理人与股东的目标趋于一致，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绩效。李争光（2015）、赵娟（2015）、张燕红

（2016）、李文勤等（2017）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高管薪酬越高企业绩效越好;夏和平（2006）、谭庆美等（2014）、齐竑辉（2018）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绩效越好。可见管理层激励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了正效用，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5和假设6：

H5：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H6：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三）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

关于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是否发挥着调节作用，目前国内的相关文献还比较少。李智彩等（2014）研究发现，公司治理会增加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肖林海等（2014）研究发现，有效的公司治理能够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绩效产生了积极影响，因此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即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增加了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间的正相关性，发挥了社会责任的正效应;而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可能会因为履行社会责任而提高企业成本、增加企业现金流出，进而影响企业绩效。因此，本文提出假设7：

H7：公司治理可以增加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间的正相关性。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截至2017年底在沪深两市A股上市已满5年的浙江籍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样本公司2012—2017年的数据。同时，剔除ST公司和5年内发生亏损的公司;剔除金融企业。最终得到177家浙江籍上市公司5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本文数据取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并使用Stata 15.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二）变量设计

就社会责任指数的衡量问题，一种方法利用财务数据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指标，如杨忠智（2005）、章娉婷

（2011）、肖林海（2014）、于晓红（2014）、金岚枫（2015）等;另一种方法利用高校、机构的评价指数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标，如杨伯坚（2012）利用了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编制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数。本文借鉴于晓红（2014）、肖海林等（2014）、金岚枫（2015）的方法，利用财务数据计算社会责任指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社会责任=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营业收入+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支付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环保支出+捐赠支出），社会责任指数CSR=社会责任/平均总资产。

（三）模型设计

为分析社会责任、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建立以下模型：

ROAi，t=α0+β1CSRi，t+βiΣCONTROLi，t+εi，t （1）

ROAi，t=α0+β1TOP1i，t+β2DUi，t+β3DRi，t+β4MCi，t+

β5MSHi，t+βiΣCONTROLi，t+εi，t                  （2）

ROAi，t=α0+β1CSRi，t+β2TOP1i，t+β3DUi，t+β4DRi，t+

β5MCi，t+β6MSHi，t+βiΣCONTROLi，t+εi，t    （3）

其中，模型（1）分析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2）分析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两职合一、独立董事比例、高管薪酬、管理层持股比例对企业绩效的影響，模型（3）作为对比模型，检验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如表3所示。反映企业绩效的总资产净利润率指标，均值为0.0624、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3725、标准差为0.046。社会责任指数，均值为1.3923、最小值为0.1404、最大值为16.0488、标准差为1.4669，说明样本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差距较大。反映企业股权集中度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指标，均值为0.3491、最小值为0.0811、最大值为0.8118、标准差为0.1335，股权集中度有一定差异。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的比例为0.3412，比例较高。独立董事比例，均值为0.3658、最小值为0.25、最大值为0.6、标准差为0.0467。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均值为14.3881、最小值为12.1238、最大值为17.1881、标准差为0.629，样本公司高管薪酬的差距不大。管理层持股比例，均值为0.1682、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7432、标准差为0.1857，差距较大。另外控制变量国有控股企业占比为0.1797，占比较低。总资产的自然对数的均值为20.1883、最小值为18.1975、最大值为23.3014。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为0.3803、最小值为0.0311、最大值为0.9268、标准差为0.1888，样本公司间的资产负债率差异较大。

（二）相关性分析

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如表4所示。ROA与TOP1、MC、MSH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与CSR、DR、DU正相关但不显著。初步说明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社会责任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了正效应，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所以假设2、假设5、假设6很可能成立，假设1、假设3、假设4可能成立。

在控制变量中，ROA与SIZE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与LEV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可见规模越大的企业业绩越好、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业绩越差。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4，说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将因变量和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

（三）多元回归分析

对2012—2017年5年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回归，通过F检验、Hausman检验确定采用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下页表5为社会责任、公司治理各解释变量与企业绩效的回归结果。

模型（1）显示社会责任与总资产净利润率的回归系数（b=0.0252，t=7.5781，p<0.01）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假设1成立。

模型（2）显示了公司治理变量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总资产净利润率的回归系数（b=0.0004，t=2.3388，p<0.1）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假设2成立。两职合一与总资产净利润率的回归系数（b=0.0058，t=1.7376，p<0.1）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两职合一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假设3成立。独立董事比例与总资产净利润率正相关，但不显著，说明独立董事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假设4不成立。高管薪酬与总资产净利润率的回归系数（b=0.0202，t=5.1370，p<0.01）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总资产净利润率的回归系数（b=0.0441，t=3.2068，p<0.01）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采用货币或股票形式的管理层激励，可以降低代理成本，缓解委托人代理问题，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假设5、假设6成立。

模型（3）将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同时纳入回归模型，结果显示社会责任指数与总资产净利润率的回归系数（b=0.0243，t=7.4378，p<0.01）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但较模型（1）中的系数和T值均有所下降，说明公司治理没有增强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假设7不成立。

为深入分析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交互项，并在计算交互项数据时对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具体模型及回归结果见表6。

加入交互项的模型（4）到模型（8），拟合度较模型（3）有所提高。模型（4）社会责任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交互项与总资产净利润率的回归系数（b=0.0004，t=2.7643，p<0.01）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会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股权集中度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模型（5）社会责任与两职合一的交互项与总资产净利润率的回归系数（b=-0.0014，t=-1.0781）负相关，但不显著，说明两职合一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但不显著。模型（6）社会责任与独立董事比例的交互项与总资产净利润率的回归系数（b=-0.0445，t=-1.9807，p<0.05）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会随着独立董事比例的增加而减弱，独立董事比例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模型（7）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的交互项与总资产净利润率的回归系数（b=-0.0014，t=-0.5555）负相关，但不显著，说明高管薪酬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但不显著。模型（8）社会责任与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交互项与总资产净利润率的回归系数（b=0.0398，t=2.0062，p<0.05）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会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管理层持股比例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

可见公司治理未能增加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间的正相关关系，主要原因在于独立董事比例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独立董事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与总资产净利润率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企业规模较大，说明企业可以掌握更多的资源，同时也可以提高经营的稳定性，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资产负债率与总资产净利润率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控股股东性质与总资产净利润率正相关，但不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提升分析结果的稳定性，本文以净资产收益率（ROE）为因变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社会责任与净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b=0.0420，t=7.3678，p<0.01）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净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b=0.0009，t=3.0324，p<0.01）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两职合一与净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b=0.0095，t=1.6711，p<0.1）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高管薪酬与净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b=0.0359，t=5.3494，p<0.01）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净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b=0.0621，t=2.6451，p<0.01）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将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同时纳入回归模型，社会责任指数与总资产净利润率的回归系数（b=0.0410，t=7.3511，p<0.01）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公司治理没有增强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原因在于社会责任与独立董事比例的交互项与净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b=-0.0735，t=-1.9180，p<0.1）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独立董事比例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利益相关者理论、扩展的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选取截至2017年底在沪深A股上市已满5年的浙江籍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样本公司2012—2017年的数据，建立回归模型，检验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提升企业绩效。第二，股权集中度、两职合一、高管薪酬、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越高、两职合一、高管薪酬越高、管理层持股越多的企业绩效越好;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但不显著。第三，公司治理未能增强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间的正相关关系，原因在于獨立董事比例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起到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