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代为何人才辈出

宋仁宗时代为何人才辈出

政治上开明，思想上包容与物质上宽裕，这是一个时代人才兴盛的三个基本条件

北宋传九帝，仁宗居第四。仁宗十三岁继大统，五十四岁驾崩，在位四十二年。除前十三年刘太后垂帘听政外，实际执政三十年。在这四十二年历史中，国家安定，社会繁荣，文化和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尤其是人才之兴盛，在宋代，乃至在中国历史的其他朝代都不多见。

谏官方面有唐介、包拯、范缜、吕诲云诸人名垂青史；武将方面有狄青、韩琦诸人扬名异域；文学方面，有“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柳永，有 丽别致的“闲愁词人”晏殊，还有除韩念和柳宗元外的唐宋八大家中的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史家方面有刘恕、曾公亮、宋祁、司马光这些大手笔；书法方面有黄庭坚、蔡襄等一班字若珠玑的大家；理学方面有程颐、程颢两夫子开启程朱理学的宗绪……

不惟如此，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有三大发明或出现或开始应用于仁宗时期。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淮南路蕲州蕲水县布衣毕 发明了“陶活字印刷术”，不久，山东农民王祯发明了“木活字印刷术”，无锡布衣华燧又发明了“铜活字印刷术”。此后，活字印刷术传入朝鲜、越南，十五世纪传入欧洲，成为推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发展乃至世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技术。中国人发明火药历史久远，但火药之用作武器，却首载于《武经总要》一书，该书由仁宗时曾公亮、丁度等人编纂。从此，火药即开始用于战场，南宋虞允文在采石矶大破金兵，就曾使用火药制作的霹雳炮，人类战争遂由冷兵器进入热兵器时代。指南针的发明、使用也很久远，但明确记载指南针的装置方法的著作，却是《梦溪笔谈》。《梦溪笔谈》是仁宗时的进士沈括撰写的一本科学札记，沈括在书中不仅列举、比较了四种装置指南针的方法，且还指出了指南针所指方向应为正南稍偏东的现象。这是世界上关于地磁偏角的最早记载，欧洲人是到1492年哥伦布探寻新大陆时，才发现了这一科学现象。

因此毫不夸张地说，仁宗一朝，人才鼎盛，众才皆备，这些人才哪怕只是其中的几个人，甚至某个人，放在另外一个时代，那个时代也会增色不少，然而，历史好像钟情仁宗似的，竟让这些光辉千秋的巨擘全然汇集于他那在位的四十多年，使那个看起来没有什么大事件的朝代竟是那么的温馨和令人向往！

这就不得不由人想发出一声疑问：仁宗朝何以人才辈出呢？

遍索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我们不难发现，起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是造就其人才济济的主要原因：

仁宗皇帝以恕待人，以仁待士的宽厚个性，营造了宽松、包容的荐拔人才的良好氛围

有宋一代，思想开明、宽容。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几个手握重兵大将的兵权，让他们回家在歌台舞榭、娇女美姬中享乐终老，以平和手段实现了文人治国的政体转变，否定了刘邦等开国君主根基立定即诛杀勋臣的血腥手腕；更重要的是，左袒还告诫子弟“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连坐支属”，这就奠定了大宋一朝厚待知识分子、宽恕异己分子的思想基础。太祖之后的几代皇帝莫不谨守此训，且加以光大，而到仁宗正式亲政之后，性情宽厚、温和的他，更是将这一治国理念推行到令人称羡的高度。

这首先表现为对持不同政见，甚至有谋反倾向的士人能饶恕、能消融。

其次表现在对说牢骚话、甚至诽谤话的士人上能宽宥、能体谅。仁宗嘉佑六年，苏辙参加制举科殿试，在试卷里他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只以饮酒作乐为生；皇上既不关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这完全是一派道听途说的虚妄之言，如此“恶毒攻击”一个最高统治者，别说是独居九五之尊的专制帝王，即便是时至今日的民众领袖，恐怕也难以忍受。考官们当然不赞同录取他，尽管他的文章写得一流。然而仁宗却发话说：“朕设立科举，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只是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予功名。”最终，苏辙与其兄苏轼同登制举科。

再次表现为对有缺点的士人能识大体，察主流，用其所长。王安石是个个性鲜明的人，他学识博洽、诗文俱佳、议论脱俗，但也性情偏急，为人狂傲，与同事关系不谐，这一点在他考取进士后不久就已表露出来。对这样的人该如何看呢，仁宗认为还是要使用，而且必要时还可重用。而从后来的历史来看，仁宗对王安石的识拔确实没有错，王安石的治国能力和改革魄力早已写进了历史的史册之中。

最后表现为对“犯错”官员的轻处罚、再启用上，不株连，给出路。仁宗一朝，君臣之间也不时爆发矛盾和冲突，仁宗也处罚过一些大臣，如宰相吕夷简曾因在刘太后听政期间不坚持原则，而在仁宗亲政后被罢免相职；御史中丞孔道辅、谏官范仲淹、同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等人曾在仁宗“废后（皇后郭氏）”之议，与仁宗谏诤而遭贬黜等，但仁宗在处理他们时一不动怒杀人；二不枉设罪名，定其入狱；三不关涉其亲属；四则处罚从轻，不久之后又大多让其官复原职。“仁政”针对的是“君子”，养成的也是“君子”，仁宗朝风清气正，衮衮诸公奉行的多是儒家伦理中的“君子之行”，因而这般“仁政”风气下培养出的就多是宽容自由、公忠体国的士风，一个个人才因此脱颖而现。

仁宗皇帝善于纳谏、顺乎自然的处事作风，构筑了士人展示个性的发挥空间

我们经常说，春秋时期，诸子百家，鱼跃鸢飞，各展学说；魏晋时期，胡汉杂处，士人道玄，各逞个性，气象千万。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文人个性得到充分展现的两个重要时期，其实，仁宗时期也是一个文人个性十足的年代。而且更具特色的是，前两个时期都是在政治控制松懈之后出现的人性解放现象，仁宗时期则是在社会秩序稳定之下呈现的活泼局面，这当然与仁宗从善如流的民主作风和顺乎天性自然的处事风格大有关系。

包拯的刚正敢言，现在已几乎成为不屈权势，犯颜直谏的代名词。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包拯多次与仁宗在朝堂上据理力争，不稍让步。某次，包拯联合众谏官，合力弹劾三司使张尧佐，指责他平庸无能，要求仁宗罢免他，言辞十分激烈。张尧佐何许人？他是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他是依着张贵妃的恩宠才当上了这个要职的，现在包拯等人这么一闹，当然让仁宗感到很难办。见拗不过包拯等人，仁宗想退却一步再说，答应免除张尧佐的现任职务，但放他到外地当节度使。谁料一听这话，众谏官的态度更加激烈，包拯一脸怒容，词壮声高，讲话时，连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脸上。仁宗也有些动气，他说：“你们这是在声讨张尧佐吗？节度使是个粗官，值得这样争吵吗？”包拯旁边的谏官唐介立马接着说：“太祖太宗都曾担任过这一官职，节度使恐怕不能算粗官。”仁宗气得干瞪白眼，外放张尧佐的事也只得作罢。

回到后宫后，憋了一肚子怨气的仁宗，只好把闷火撒在了张贵妃的头上，他对张贵妃吼道:“你只知道要宣徽使，宣徽使（显然是心急而口误），你哪里知道现在是包拯当御史呢？！”

一位口含天宪、统宇海内的皇上，竟被大臣逼得如此狼狈！反过来说，倘使没有仁宗的开明、雅量，又何来包拯的刚直与黑脸呢？！没有仁宗的泱泱大度，又何来包拯的千古盛名呢？！就连唐太宋也有杀掉倔老头魏征的念头呢，宋仁宗除了回到后宫对妃子发点牢骚外，可是没动别的什么念头。

柳永与仁宗之间的故事也颇耐人寻味。柳永才高擅填词也是人所皆知的。他行迹放荡流连青楼也是人所尽知的，面对这么一个依红偎翠的风流才子，好不容易才考取了殿试功名，到底是让他来做官，还是让他做一个自由词人呢？仁宗认为柳永还是适合做词人。于是，他借柳永词中“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讥讽语，告诫柳永“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而柳永呢，失去了功名，反而到处说他写那些青楼词是“奉旨填词”。想必这话仁宗也听到了，只是始终不见他拿什么国法来治这个酸文人的罪。

仁宗皇帝建章立制，律己践行，造就了士人克尽其职、职尽其用的干事机制

仁宗虽贵为一国之君，却节俭成性，自律甚严，且还常常换位思考，体恤他人的困难。某年宫中举行宴会，端上28只肥大的螃蟹，当他得知每只螃蟹要花费一千钱时，坚决拒绝吃螃蟹。

为防止自己用权过于随意，他重视公谏职能，特地恢复或设置了殿中侍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等职官，以纠偏补漏，随时谏阻自己行政中的错误，曾任谏官的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张方平、包拯、唐介等，也因敢于直言相谏，而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世英名。

在具体事项的处理上，仁宗自觉遵守所设立的制度，自觉接受制度的约束。

夏竦是仁宗时的名臣，曾两度担任枢密使（相当于国防部长一职），并有文集百卷、《策论》十三卷、《笺奏》三卷、《古文四声韵》五卷等著作行世。对这么一个文武兼备的人，皇帝当然恩宠有加，所以夏竦死后，仁宗打算赐他一个谥号“文正”。可负责官员考核的刘原父说：“封谥号是我们主管部门的事，我们挺负责的，你怎能侵犯我们的权力？再说，夏竦也不够格。”德高望重的司马光也上书说:“‘文正’的称号太高。”仁宗在臣下面前碰了壁，只得收回成命，同意按刘原父的意见，将夏竦谥号改成了“文庄”。

还有一事，是《清波别志》卷三上讲的，也非常耐人咀嚼。这条材料说，仁宗身边的一群妃嫔服侍皇上多年而没有晋升，于是向皇上提出升名位的要求，仁宗回答她们说：“以前无此先例，恐怕行不通，再说我答应了，朝廷恐怕也通不过。”妃嫔们不信，说：“皇上所言即为圣旨，皇上批准了谁敢违抗？”仁宗笑道：“你们如不信，我试着为你们写一圣旨看一看。”结果，朝廷中枢果真否决了圣旨。后来又有几个妃嫔要求皇上给她们封官的，仁宗遂取来彩笺书某人某官，众人高兴地称谢而去。待到发薪俸的时候，她们各自拿出御书来要求加薪，管理部门不认这个帐，将它们全部退了回来。几个妃嫔一齐到仁宗面前告状，当着仁宗的面撕了御书，还边撕边说：“原来这个事不管用的。”仁宗只是笑笑而已。

皇上受管与有司敢管，这都是令人神往的一种君臣关系，能管事，敢管事的人，哪有不做事做不成事的呢？

仁宗朝优禄厚俸，高薪养仕，为士人施展才干提供了宽裕的物质条件。

政治上开明，思想上包容与物质上宽裕，这是一个时代人才兴盛的三个基本条件。在“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指导下，宋代的优秀士人大多被选进了官场，而宋代官场所提供的物资条件之优渥，却是汉唐明清各个朝代所没有的。

据《宋史·职官》记载，宋朝官员俸禄沿袭前代旧规，实行俸户制，即根据官员级别之差异，规定其在多少户内收取租物，不久此制废除，而采取月俸制，每月按职级定时发给官员一定比例的钱、物，到仁宗时，朝廷正式颁布“禄令”，规定了各级官员的薪俸标准。

比如，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绫各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即便是地方州县官员，他们的俸禄也很可观，具体为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

那么这些薪俸（正俸）的购买力如何呢？有人按照一般朝代一贯铜钱约值于一两白银的兑换比例，折算出宋时一两白银相当于人民币近924—1848元，由此可折算出一个宋代小县县令的月薪（正俸），约值今日人民币11088—22178元，这无疑是一份相当优厚的俸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宋时官员除正俸外，还有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等物及喂马的草料、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补贴。此外，还有“公用钱”（即招待费）、职田（按职级、给诸路职官一定的田地，由佃户租种，职官收成）等名目不一的额外收入。

这种收入情况也可以从官员退下来后的生活中得到印证。吕蒙正（吕夷简的伯父）和范仲淹都出身贫寒，为官期间清廉自持，但吕蒙正退休后，却在洛阳建有“园亭花木，日与亲旧宴会”；范仲淹则在家乡修建“义庄”，赡养族人。

总之，这样的优裕条件一方面会起到一定程度的“高薪养廉”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解决了官员的衣食之忧，使其可以在物质富足之下，潜心于文学艺术创作，充分展现自己的思想才华，宋代诗词、艺术（书法、绘画）、史学及科学技术等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可以说都与此有着极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