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在哪

邵宇

提要：人们担心，汇率升值不利于出口。但也要看到，汇率低估不利于进口和国内的消费。只要汇率低于均衡汇率水平，它就是强制储蓄和压抑内需的力量。

6月初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升幅近6%，这被解读为人民币进入长期升值（或美元进入长期贬值）的信号。

作为货币的相对价格，汇率的变化取决于内、外多个政经变量的相对变化，如通货膨胀、劳动成本、融资成本（利率）、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相对松紧程度，税收政策、就业政策，以及潜在或真实GDP增速，还包括地缘政治等“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所以，预测汇率对错的概率基本上是50%，尤其是短期走势，更加难预测。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任何有意义的预测，都应该是条件预测。条件决定结果，故条件更值得关注。

随着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人民币能否长期升值，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中国能否成功转型升级，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国内经济增速下行过程中的政策选择和政策组合……人民币若能长期升值，将代表一种好的结果。

人们担心，汇率升值不利于出口。但也要看到，汇率低估不利于进口和国内的消费。只要汇率低于均衡汇率水平，它就是强制储蓄和压抑内需的力量。这是中国长期以来消费不足的一个重要解释，已不再符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当然，人为提高人民币汇率以鼓励消费的方式也非理性选择。这类似于真实利率高于自然利率对投资的抑制作用。

历史经验显示，实际有效汇率与一国在世界中的贸易份额的关系并不明确。从德国马克與美元的双边汇率来看，1971年之前与之后的经验存在显著差异。1971年之前，马克升值并未扭转德国贸易竞争力上升的势头。1971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贸易份额与马克汇率大起大落，很难说二者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因为这其中存在滞后效应。上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兑美元汇率基本在1.5至2之间水平波动，但德国贸易份额却呈现出下行趋势。

德国马克升值并未明显降低德国出口的份额。这是因为，汇率只是构成价格性竞争力的一个要素，其他非价格性因素有效对冲了汇率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供给侧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TFP，提升“德国制造”的质量和科技含量;需求侧保持国内相对紧缩的信用环境和克制的财政政策，使德国的物价水平涨幅显著低于欧美核心国家。从1950年到1960年，德国物价涨了22%，法国72%，英国49，美国27%;从1960年到1970年，以上四国物价涨幅分别是：30%、51%、49%和31%。从1950到1995年，德国平均通胀率仅为2.87%，低于美国的4.11%和日本的4.57%，在23个主要工业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

结构方面来说，1948年，德国出口的产品一半以上是煤炭和木材，到1955年，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在德国出口中的比重就已经很低，而具有价格刚性和高收入弹性的产品，如汽车制造、机械制造、电子技术、化工制品等占比不断提升，1955年，占德国总出口的一半，远高于北美的三分之一，欧洲大陆核心国家的四分之一和日本的六分之一。1950至1973年，这些行业则占到联邦德国GDP的四分之一。

德国经验充分说明了供给侧——创新、质量和产业升级对于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性，这也是在实际汇率升值的同时扩大贸易盈余和提升贸易条件的有效手段。价格性竞争力终究是不可持续的。汇率升值也是倒逼国内产业升级的手段。在这方面，德国和日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应对汇率升值的挑战，德国保持了宏观政策上的克制，用非价格性竞争因素保持了出口市场份额;而日本则采取的是财政和货币双扩张政策，欲以内需扩张缓冲外需收缩，结果却使经济走向泡沫化，泡沫破裂之后走向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