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成员状况影响分析

龚 玥 张译心 王铭遥 王佳怡 邱天逸

（南京审计大学 江苏南京 211815）

2020年，我国已经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等问题。因此，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基于这个大背景，以贫困问题突出的农村作为切入点，探讨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健康贫困的影响。分析已有研究理论文献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各类成员影响学者都有涉猎，但是不够全面和深入，综合分析则更是空白。我们将这个影响研究做了整体性的综合阐述，希望可以对我国农村地区的多维贫困、相对贫困的进一步探究提供参考，亟待完善劳动力流动对于农村家庭健康影响的相关数据与理论。既能为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与完善提供一定的指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流动劳动力本人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流动劳动力本人产生的影响是直接并且巨大。农村人口外出务工最主要是为了能提高自己的就业水平和收入，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并为自己和家人带来更富裕的生活。这种对经济物质基础的正向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一）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

流动劳动力适应性不足，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经济收入低，更多的是在技能水平不足和社会关系支持网络缺失。他们无法真正地融入城市，总是被原有身份束缚，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有限。韩嘉玲、张妍从贫困多维度视角深入剖析流动人口的脆弱性，分析表现、形成原因和社会后果。排斥和歧视减少了农村劳动力争取资源的机会和途径，进而导致其在获得经济物质基础、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提升个人素质能力以及认同其城市身份等方面处于缺乏状态，并使其参与正常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限制了流动人口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虽然流动劳动力的收入水平相较于农村收入水平来说相对较高，但是有些城市未将流动人口有效纳入其管理与服务的范围之内，而是强化原有制度身份的管理模式，导致流动人口更倾向于认同自己的原有身份，以求得心理上的自我保护，因而更难以突破原本的经济社会地位。此外，来自各方面的社会排斥舆论的冲击，影响着流动人口的思想，不断否定他们的心理预期，最终影响着他们对社会文化的融合度和自我认同感。

（二）健康方面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还可能会对自身的健康状况产生影响。研究发现，该影响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状况。

韩嘉玲和张妍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工伤问题、职业病和传染病是流动人口健康的三大风险，而此类风险有极大可能导致流动劳动力的劳动能力减弱甚至丧失，进而导致劳动收入降低，贫困加深。社会权益的缺失已成为中国流动人口发生贫困状况的重要根源，中国的流动人口在医疗等社会服务方面受到长期的制度性限制和排斥。虽然流动劳动力能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低保，但流动人口的参保率极低，且很多人因地理原因几乎不能享受到这些福利，在遇到重大疾病风险时，自身健康难以迅速得到保障。在分析西部山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中国西部山区农户外出务工并不能降低因疾病冲击而陷入贫困的可能性，缺少医疗保险，高昂的医疗费用、相对恶劣的生活环境和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很有可能导致总体健康状况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提升。

费振东在研究报告中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劳动力流动有利于提升个人在面对疾病侵袭时的医疗支付能力，有效地避免因为疾病而迫使个人陷入深度贫困的恶性循环，即避免劳动力由于无法获得先进的医疗资源而导致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因此加强流动劳动力的健康投资是有意义和必要的，相关保障政策亟待制定并推行。

（三）职业发展方面的影响

不少农村家庭是中青年男性和中青年女性一同外出务工，但男性与女性天生的体力、性格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他们在城市找到适合职业的难度并不相同。此外，是否婚配这个问题对两者的职业发展也产生不一样的影响。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虽然对已婚男性和已婚女性都有影响，但是对已婚男性职业发展往往呈现的是积极影响。相反，对于已婚女性通常与低就业率性、工作时间减少、低工资相关，影响更多的是负面的。张航空、杜静宜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2009年组织的流动人口调查的数据，分析家庭流动对男性流动人口和女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每周工作时间和月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流动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影响相较于男性流动人口更大，具体表现为男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工作时间受到影响，而女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收入受到显著影响。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影响

总体来说，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影响是正向的、积极的，尤其是在家庭物质经济水平稳步提高后，家庭成员们的整体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善。劳动力流动可以改善家庭健康状况，流动劳动力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为留守家庭改善饮食水平提供积极的经济支撑，因此有利于完善农村贫困家庭的膳食结构，保证家庭成员的营养摄取，从而提高家庭成员整体的营养健康水平。

但这种积极影响是有条件的，也容易被影响，任一相关因素的变动都会使这种积极影响无法发挥其最大效用。张志国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进行机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户主年龄与贫困脆弱性呈开口方向向上的二次曲线关系:户主性别、婚姻状况、婚礼支出与贫困脆弱性负相关，但不显著；户主受教育程度、健康、医疗保险比例、劳动力比例、资产、耕地面积、户人均净收入与贫困脆弱性显著负相关；家庭规模与贫困脆弱性显著正相关。以上所述只是相关影响因素的较为显著可识别的，还有更多不可观察到的因素同样对这种积极影响有或正向或负向的作用。

同时，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成员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小觑。这不单单是每个农村家庭所关注的，也是中国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的关键，更是中国全面脱贫后如何持久脱贫，达到共同富裕的有效回答。现代社会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大多是青壮年，他们为家庭生计而选择外出务工、奔波劳累。这部分人群的流动固然在物质上提高了家庭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但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影响并不总是那么乐观，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孩子留守在家，缺少父母的爱与陪伴，其健康和教育问题也未得到相应的重视。独守空房老人，身体上也或多或少存在各种疾病，因没有享受到天伦之乐而感到孤独。在家庭中扮演多重角色的女人们，为随员还是留守而烦恼。

（一）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

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分离效应和收入效应。收入效应，即父母外出务工改善了家庭的经济状况，增加了留守儿童自有零花钱以自费相关医疗支出，从而提升了留守儿童健康水平。相对于收入效应来说，分离效应更为明显——父母外出务工导致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照料和关怀，且这种负面影响会随着外出务工时间的增长而不断累积。赵晨晓、董志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法，对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进行分析，从儿童抚养结构、父母外出时间来研究分离效应，还从零花钱、儿童自费支出与儿童健康差异和异质性财富效应方面，更深入细致地剖析该效应。

结果表明，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有负面影响：留守儿童患病率提高，健康水平普遍较差，其中女童和学龄前儿童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除了出现身体素质低下负面影响，关怀缺失导致的心理健康和教育问题也被忽视，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水平较低、教育资源匮乏。针对此结果，提出政策建议：加大补贴力度、完善户籍制度、缩小城乡差距，减少父母外出务工比例，从源头上减少这种分离效应。因此，关于劳动力流动对留守儿童健康产生的影响，我们得出了更为全面的结论：父母外出务工带来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留守儿童更优的物质基础，对提升健康水平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而父母照顾的缺失则会造成更强的负向冲击，不利于儿童生理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均衡发展。

（二）对空巢老人的影响

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以给家庭带来更高质量的生活，却由于户籍制度的不完善，他们无法将子女和父母接到工作地一起生活，这便导致“隔代家庭”甚至“老人村”的出现。子女外出务工，老人们被独自留在农村生活，子女们很少或从未回家看望老人，缺少子女关爱的老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均因此受到负面影响。此外，老年人在家庭架构中被逐渐边缘化，中国人的家庭结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原先的三代甚至四五代同堂变为三人的微型家庭结构。连玉君,黎文素,黄必红选取有序Probit模型和CHNS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从自评健康（生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心理健康）两个指标研究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的影响。经过统计分析，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的经济贡献变化不确定，但一定减少了时间贡献，即对父母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然而，在代际支持视角下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我们将研究对象聚焦于成年子女，再次验证后发现：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留守老人健康同时存在积极的经济贡献和负面的时间缺失效应，两者综合作用呈现倒“U”型关系。

诸多类似文献得出这样的结论引发了社会对空巢老人的广泛关注，如何使他们能安享晚年生活和受到应有的临终关怀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政府也因此出台一系列利好政策，一方面多给子女一些赡养父母的时间和金钱上的支持与保障，比如保证双休日假期完整、提供赡养老人补贴费或激励政策，鼓励子女尤其是独生子女抽出时间陪伴老人，多多关注老人的身心健康，履行好赡养老人的义务。另一方面加大老年人保障力度，以减轻子女照顾老人的负担，如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加大医疗报销力度、公共交通、旅游景区等给予老年人优惠或免票等。

（三）对留守中年妇女的影响

男人离开村庄来到城市工作，而女人留在家中照顾老人孩子，这一度是中国农村的现状和共识。这些留守在家的中年妇女一部分是处在哺乳期的较为年轻的女性，只是在农村老家做短暂停留，更多的是因需要照顾一家老小无法出去工作的40—60岁的妇女，本文主要讨论对后者人群的影响。

首先，已婚中年女性在家庭中通常承担着双重身份，她们不仅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更是家庭最重要的照料者，因而她们常常为自己这双重身份而苦恼，不知是该外出务工还是留在家中照顾家人。从中国乡村调查中得到启示，参与非农业就业的母亲比参与农业活动的母亲对儿童健康的负面影响更大，且与劳动时间成正向关系，尤其是对女童的健康。刘晓昀在他的研究报告中通过分析模型数据指出劳动力流动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并且其对家庭健康状况的影响还受性别因素的影响。男性劳动力外出显著提高了家庭成员的健康水平，而女性劳动力外出则显著地降低了家庭成员的健康水平，产生如此差别的原因是由于不同性别在家庭中分担的职能不同。虽然也有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上述结论反映的现象或许更加普遍。正因如此，更多的中国农村妇女放弃了外出打拼，而选择留在家中照顾老人孩子，做起了全职家庭主妇，放弃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机会。

总之，男性劳动力流动对留守中年妇女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她们需要找到这种生活新的平衡点，将对自己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但近几年乡村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留守中年妇女的生活也随之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们在家里也能找到满意的工作，可以兼顾家庭和工作，获得了收入的同时也提升了幸福感。

三、政策建议

我国关注的问题是相对贫困以及共同富裕。在这样的背景下，关注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成员状况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有秩序的流动不仅有利于其个人以及家庭成员的境况的改善，也有利于贫困人口脱离贫困后不再返贫，以达到持久脱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根据上述研究发现，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我国应当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同时提高其社会待遇，保障其合法权益；完善农村人口户籍制度，使流动人口被合理纳入管理服务范围；建立健全农村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制度，加强流动劳动力的健康投资。

第二，劳动力流出地社区和工会、妇联组织应该关爱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留守中年妇女，及时发现并解决他们生活中的问题，如提供一定的经济补贴、定期入户访谈等。

第三，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和乡村经济结构优化，吸引流动劳动力回村发展，鼓励大学生回乡创业，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