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迁白狄货币*——尖首刀币研究

何艳杰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东周时期，原居陕北的白狄曾经东迁。东迁白狄是一个庞大的部族集合体，组成非常复杂。鲜虞中山国、无终、代等是这些部族中比较强大者。鲜虞中山国曾自铸“成白”尖首刀币。其它较小的白狄部族也铸行了本部族的尖首刀币。春秋晚期以来，东迁白狄分布区及周边铸行统一的尖首刀币作为流通货币。但是，尖首刀币的研究分歧众多，本文试在分析梳理玉皇庙文化及周边发现的尖首刀币资料基础上，从尖首刀币的形制起源、出土环境、铸造条件、形成阶段、币文等方面，论证尖首刀币的首铸者应为东迁白狄。

尖首刀币的定义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广义说泛指所有尖状刀首的刀币，明刀、齐刀、赵刀等都包括在内。狭义说由黄锡全先生提出，专指刀首较尖长，与一般刀首较平直的燕“明”刀及各种齐刀、赵直刀等有别的一种刀币[1]。本文如无标注，均指狭义尖首刀。

一 玉皇庙文化与尖首刀币的起源

尖首刀币的起源素为学界聚讼。黄锡全率先提出“狄刀”说，认为尖首刀币是春秋中、晚期白狄诸国铸行的货币[2]。玉皇庙文化发现以来，林沄、陈平等学者据考古学资料支持“狄刀”说，认为尖首刀币应为狄人铸造的货币“狄刀”。玉皇庙文化是东迁白狄遗存，该文化中尖首刀向尖首刀币的转化序列非常清晰，从考古学上为“狄刀”的产生做了最好的注解，玉皇庙文化应该就是狄刀的发源地[3]。目前，“尖首刀的形制应源于玉皇庙文化的生活工具青铜削刀”[4]已基本达成共识，主要分歧在于尖首刀币始于狄人自铸还是燕人仿铸。

靳枫毅、陈平等学者主张尖首刀币首先出于燕人仿铸，证据有二：一是在玉皇庙文化分布区当地并未发现尖首刀铸范，而在易县燕下都发现了尖首刀铸范。易县燕下都发现的尖首刀币铸范为早期燕明刀，并非尖首刀，这一点黄锡全已经指出。在玉皇庙文化分布区，张家口赤城县刘长沟遗址发现大批铸造尖首刀陶范。这一最新考古发现从根本上动摇了燕国首铸尖首刀币的说法。二是燕国经济、文化、政治较戎狄更为发达，首铸尖首刀币的条件更成熟一些。“货币形态最先是在游牧民族发展起来的，因为一切他们的所有物，都在动产的形态上，都是在直接可以让渡的形态上；并且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断使他们与其它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生产物的交换。”[5]依马克思的货币起源理论来看，偏重畜牧经济的玉皇庙文化分布区较燕国更具备货币起源地的条件。东周列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虽各有高低，但皆已铸行货币。战国初期白狄所建的中山国仅为千乘之国，经济明显落后于战国七雄，但也自铸“成白”刀币。因此，仅以某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高低评定是否自铸货币，略显草率。燕国和玉皇庙人群为代表的冀北戎狄都从事农业、畜牧业。玉皇庙文化分散各地的墓地规模不同，虽然多数为零星的个别或小型墓地，但也有如玉皇庙墓地那样的延续多年、数量达400 座的大型墓地，更有如白庙遗址，兼具生活遗存和墓地，可证玉皇庙人群也是兼具荐居和定居两种生活方式。冀北戎狄虽然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各有侧重，但两者都具备自铸货币的经济条件。因此，“尖首刀币首先出于燕人仿铸”的推论并不成立。

二 玉皇庙文化分布区及周边发现的尖首刀币

（一）玉皇庙文化分布区墓地发现的尖首刀币

目前，玉皇庙文化分布区至少有六处墓地零星发现了尖首刀币，其中玉皇庙墓地3、葫芦沟墓地6、宣化白庙墓地2、宣化黄土坡墓地1、滦平炮台山墓地1。此外，赤城中所村也有刀币出土，但具体情况不明。这反映了尖首刀币确实普遍地流通于玉皇庙人群中。

玉皇庙文化墓地零星出土尖首刀币（不含币形坠饰）统计表

上述出土尖首刀币的墓葬均为小型墓，每墓只出一件尖首刀币，14 件刀币中有面文者仅4 件，且面文各异。出土位置清楚者均位于墓主腰部，或有共出器物短剑，墓主性别均为男性。据出土位置和伴出器物判断，这些墓地出土的尖首刀币未能体现出货币或财富功能，而是体现出装饰意味。尖首刀币较实用削刀轻薄窄小，并不耐用。作为实用削刀向货币的转化形态，延续了作为工具的使用功能和佩戴习惯，但这种使用功能显然并不是主要的，更多倾向于该民族男性传统带刀习俗的象征和装饰功能。玉皇庙文化分布区墓葬出土尖首刀币的年代分歧不大，靳枫毅、林沄将其大致定在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到战国中期。黄锡全则将尖首刀币的出现定为春秋中期或稍早。本文认为，装饰性尖首刀应该萌芽于春秋中期并延续至春秋晚期，真正具有货币性质的尖首刀币出现于春秋晚期。从目前玉皇庙文化墓地中出土尖首刀币的形制、币文、重量来看，已经相当成熟，不属于原始尖首刀，应属于较晚的尖首刀币形制，时代属于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

（二）玉皇庙、葫芦沟墓地出土装饰性尖首刀币

玉皇庙墓地和葫芦沟墓地还出土了一些作为颈部装饰品的尖首刀币（或残币坠），具体情况如下表。

玉皇庙和葫芦沟墓地出土装饰用尖首刀币（或残币坠）统计表

据金东一统计[9]，玉皇庙墓地无论男女墓葬，从第一段到第四段，一直流行在铜项链的末端装饰“匕形铜坠饰”。但是，在第四段（春秋晚期晚段）的墓葬中，葫芦沟墓地一座女性墓葬YHM152（女）首现以环首小青铜削刀为项链坠饰的现象。此后，玉皇庙墓地和葫芦沟墓地都出现了以尖首刀币（或柄）作为铜项链坠饰的现象，甚至以尖首刀币环首残件为装饰品。传统项链吊坠“匕形铜坠饰”被尖首刀币坠饰所取代。这种现象正好出现于春秋晚期晚段，即尖首刀币出现的第四段，表明尖首刀币曾一度被视为珍贵的装饰品，甚至尖首刀币的残柄、残环也被用于装饰。尖首刀币残柄并不美观，这种装饰品的功能与其说是为了美观，不如说是炫耀财富。以刀币或刀币柄做装饰的习俗体现了尖首刀币的另一个功能—装饰功能。每墓只出土一件刀币形装饰品，说明尖首刀币始现时的主要功能应该是装饰功能，兼具财富象征。

（三）玉皇庙文化分布区及边缘墓葬和窖藏出土尖首刀币

玉皇庙文化分布区的南缘已经到达天津地区。天津蓟县春秋晚期墓葬出土20 多枚尖首刀币[10]，这是唯一一处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于玉皇庙文化分布区的随葬尖首刀币。玉皇庙文化分布区内有6 处窖藏尖首刀币出土，包括了延庆辛庄堡村（1350 枚）[11]、延庆县城西北（200 余枚）[12]、遵化县娘娘庄乡上峪村（528 枚）[13]、凌源小城子公社（943 枚）[14]、唐山市郊（391 枚）[15]和迁西县老县城（1000 余枚）[16]。此外，据黄锡全统计，北京门头沟发现尖首刀币10 余枚；河北怀来曾发现尖首刀币5 枚。

尖首刀的后期形制针首刀在冀北有多处发现，包括宣化李家堡（10 余枚）、宣化韩家沟（多枚）和承德兴隆二道河子（14 枚）。黄锡全认为，这些尖首刀有完全不同的两种形式，Ⅰ式尖首刀在燕下都、凌源、迁西、宣化一带发现，二式尖首刀在承德、兴隆、宣化一带发现[17]。总之，除燕下都外，河北怀来、宣化、兴隆均在玉皇庙文化分布区之内，凌源、迁西、北京门头沟则属于玉皇庙文化分布区边缘或附近地区。宣化一地出土了两种不同形制的尖首刀币，值得关注，这可能反映出宣化是尖首刀币流通的中心地区。

综上，尖首刀币不仅零星出土于墓葬中，还大批集中出土于多处窖藏内，这种情况证实玉皇庙人群内部及周边确实流通尖首刀币。零星出土于玉皇庙、葫芦沟、白庙等墓地中的尖首刀币可能兼具工具、装饰品和财富象征三重性质。集中出土于蓟县牛首口M9 的25枚尖首刀币则完全具有了随葬货币的财富性质，是墓主财富的象征。各地出土于陶器中的窖藏刀币则完全体现了货币的贮藏功能。流通于玉皇庙人群中的尖首刀币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素面，或有一文、或面背都有一文。这可能反映了玉皇庙人群流通的货币也存在早晚关系，最早的可能为素面，然后为一文，最后出现了面背都有文字者。第二，面文非常潦草，难以辨认，但大致相似。这说明具体的铸造者非常多，但有统一的文字字体。第三，铜质较好，但铸造技术落后。这反映出玉皇庙铸造货币的原料来源单一，技术水平相似。第四，从形制来看，共同的特点是刀首较宽，一般在2 厘米左右，刀柄多数有两条线，少数有一条线。总体来看，玉皇庙文化分布区及其外缘出土货币的形制虽然略有差异，但总体还是比较统一的。

三 玉皇庙人群自铸尖首刀币考

（一）玉皇庙人群自铸尖首刀的条件

从春秋中期开始，玉皇庙人群已经掌握陶范冶金铸造技术，可以自行铸造尖首刀。位于玉皇庙文化分布区的河北赤城刘长沟遗址，发现大量春秋中期铸造铜刀的陶范，还有相关的居住遗址和墓葬[18]。这些情况说明刘长沟遗址是一处专门铸造铜刀的冶金遗址。刘长沟遗址出土的尖首刀范体现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渡阶段的铜刀制作技术。陶范反映的铜刀形态为弧背环首削刀的祖型，与玉皇庙文化早期铜刀相似，可证玉皇庙文化出土的铜刀从一开始就是本地铸造的。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的葫芦沟墓地，M61 随葬红陶鼓风管，还随葬了一枚尖首刀币，表明墓主可能从事冶金[19]。这反映出葫芦沟人群确实具有冶金铸造能力。这些考古资料反映了从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玉皇庙人群一直拥有铸造尖首刀的技术，自行铸造各种铜刀。由此推论，玉皇庙人群自然也拥有铸造铜削刀的简化版尖首刀币的技术。

以陶范代替石范，是玉皇庙文化先进冶铸技术的反映。玉皇庙文化未形成之前，冀北山地属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区，大约相当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中期，河北丰宁、隆化曾发现了石范，其中包括铸刀的石范[20]。夏家店上层文化消亡之际正值冀北山地玉皇庙文化兴起之时，赤城刘长沟遗址发现的铸刀陶范，较之石范，无疑是一种铸造技术的进步和革新。对于冀北山地的冶铸业来说，则是一种外来的先进技术。

燕山地区的铜矿资源非常丰富，其中兴隆、凌源、平泉、昌平、遵化等地都属于玉皇庙文化分布区。冀北地区的张家口赤城县铜矿藏丰富，承德地区的铜矿主要分布在兴隆--平泉一带。凌源发现了距今4000 年的大规模冶铜遗址[21]。承德兴隆寿王坟铜矿区遗址时代可追溯到夏家店上层文化晚期，延续到战国，汉代已经形成大规模开采[22]。兴隆属于玉皇庙文化分布区的南缘。兴隆二道河子曾发现罐藏针首刀币14 枚[23]。这反映了继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后，玉皇庙文化人群继续开矿冶铜，铸造尖首刀。

（二）狄铸尖首刀币的发展阶段

陈平认为燕国首铸尖首刀，并归纳了尖首刀发展成为刀币的五个阶段：燕铸实用削刀—燕铸象征性削刀（尖首刀）—燕铸有文尖首刀—狄铸尖首刀—燕明刀。此说值得商榷。实用削刀本属于戎狄族的必需生活工具，且削刀的制造并不复杂，戎狄族完全可以自己铸造，赤城刘长沟已经发现了大量狄人自铸尖首刀所用的陶刀范，这一切都表明实用削刀应该是戎狄之人自铸。又因燕下都出土了尖首刀币范，认为“象征性削刀”（尖首刀）也是燕铸。但据黄锡全的研究，燕下都币范应该属于类明刀币范，并不是最原始的尖首刀币范。

根据玉皇庙文化分布区出土尖首刀币的情况，我们认为应该是狄人首铸尖首刀，并经历了三个阶段：狄铸实用性削刀—狄铸装饰性尖首削刀（刀币形饰或刀币柄形坠）—有文尖首刀币。玉皇庙文化发现的大量实用削刀及其发展为尖首刀的转变序列，刘长沟发现的尖首刀铸范，这些资料都证实了狄铸实用性削刀向尖首刀的转化是狄人内部完成的。从实用削刀向装饰用削刀的转变，彰显了削刀的价值功能，削弱了其实用功能。正如同贝首先是价值珍贵的装饰品，然后才具备货币的价值功能一样，尖首刀币的前身应该是装饰用削刀。这种转变与玉皇庙文化发展后期畜牧品种的变化相一致。玉皇庙文化后期的殉牲出现少量猪牲，反映了定居性的增强。此后随身佩戴的实用削刀渐渐转化为一种兼具实用和装饰功能的削刀，器形变小变薄，直至成为项链装饰品“匕形铜坠饰”的替代品。因为装饰品都是金、铜等金属铸造，本身就具有价值，所以装饰用削刀具备了成为“一般等价物”的条件，最终装饰用削刀完成了向尖首刀币的转化。

这种装饰用削刀即学界所谓原始尖首刀，黄锡全、张弛先生将之归为甲型尖首刀。以2010 年在辽西冀北交界处发现的原始尖首刀为例[24]，该刀铜质极精，通体无文字，总长193mm，重46.9g。该刀保存了青铜刀削的某些特征：刀身比尖首刀要长；重量超过一般尖首刀；刀柄背面没有两条竖线；刀环呈椭圆形，宽31、长26mm，粗大且厚重。在整个刀体中，刀环和刀柄占了大部分重量。同时该刀与尖首刀币又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一是整个刀身既薄且平，已经不能作为削刀使用；二是刀首宽24、刀身下缘宽22mm，形状同尖首刀没有区别；三是此刀刃部无廓，但刀背廓线高挺，近5mm，与早期尖首刀相似；四是刀柄正面铸有两条竖线，但背面没有，止于刀身处。这种装饰用削刀的总体特征是，一方面已经整体变薄变平，无刃，不可以使用，丧失了削刀的实用功能；另一方面比尖首刀币笨重且形体较大。这种装饰性削刀正是处于从实用削刀向尖首刀币转化的过程。

据不完全统计，这种刀在山西盂县、河北中部、河北北部、北京地区、河北易县[25]等地都有发现。除河北易县一例外，可以确定这种装饰性削刀的主要出土地分布在三个白狄聚集区：仇犹国所在地（山西盂县、盂县古城附近）、玉皇庙文化分布区（河北怀来、北京延庆、辽西冀北交界处）、鲜虞中山文化分布区（河北平山灵寿故城1、2 号遗址、灵寿县、河北藁城县北楼村）。这反映了尖首刀币的始现地区主要是在白狄分布区。

装饰性削刀统计表

尖首刀币的币文应该是狄人部族的居地或名称，在装饰品上铸造标志，标明其所有权，是其本意。因为这种尖首刀币形态的装饰品可以方便地交换，所以其上的面文标志不一定是佩戴者的标志，而只能是第一所有者标志或铸造者标志。由于同一尖首刀币窖藏中，会分为数种不同的型式，且不同面文的尖首刀币形制、重量大致相似。据此分析，狄人分布区应该存在数个铸币中心，如赤城刘长沟遗址就应该是其中之一。狄人各部族的铸币中心铸造尖首刀币时，铸上本族或本地的名号以做标志。不具备铸币条件的狄人部族向铸币中心订制尖首刀币，并要求铸上订制者的名号。尖首刀币文应该是标明所有权的名号标志。

（三）尖首刀币文的特征

尖首刀币文具有两大特点：形态比较古老，书写较为随意。学界普遍认识到尖首刀币文的文字与甲骨文、陶文相似。陈平认为这是各国铸造钱币文字的通例，因为币文是铸造的，所以显得凝重古厚。朱活认为尖首刀文字与商代文字确属一个系统，而与明刀的文字有所区别[30]。通过黄锡全等学者的释译，与同期晋、齐、燕等国的币文相较，尖首刀币文确实比同期中原流行文字要古老而随意。究其原因，商周时期中原文字形成了从甲骨文、西周金文再向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戎狄部族虽然早在商周时期已经吸纳了中原文字，但与中原文化交流有限，中原文字的发展态势并未对僻处北方的戎狄部族产生影响。东周的戎狄依然保有并采用比较古老的文字，尖首刀币文类似于甲骨文、西周金文，是北方部族文字滞后性的表现。尖首刀币文古老，与燕国货币及流行文字不同，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这恰恰证明了“燕国始铸尖首刀币”观点的错误。尖首刀币文的古朴性是“尖首刀币始于狄人自铸说”的证据之一。

综上所述，东迁白狄创造了包括玉皇庙文化、鲜虞中山文化、晋东春秋晚期的戎狄文化等在内的一系列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的创造者—东迁白狄就是尖首刀币的首铸者和主要流通者。

注释：

[1] 黄锡全：《尖首刀币的发现与研究》，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1998 年，第142 页。

[2] 黄锡全：《古文字与古货币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 年，第588-606 页。

[3] 林沄：《从张家口白庙墓地出土的尖首刀谈起》，《林沄学术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29 页。陈平：《从军都山戎族墓地的发现谈尖首刀的起源和国别问题》，《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年。

[4]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 年第8 期。

[5]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 年，第75 页。

[6][7] 洪猛：《玉皇庙文化初步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4 年，第84-86 页。

[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承德地区文化局、滦平县文物管理所：《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山戎墓地的发现》，《文物资料丛刊》第7 辑，文物出版社，1983 年。

[9] 金东一：《玉皇庙文化青铜器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8 年，第159-167 页。

[10]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宝坻县文化馆：《天津宝坻县牛道口遗址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91 年第7 期。

[11] 韩建业：《北京先秦考古》，文物出版社，2011 年，第152 页。

[12][25] 黄锡全：《先秦货币研究》，中华书局，2001 年，第288-289 页。

[13] 刘震、刘大文：《河北省遵化县出土一批窖藏燕国刀币》，《考古与文物》，1994 年第5 期。

[14] 范品清：《辽宁凌源县出土一批尖首刀化》，《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3 期。

[15] 喜泉、仁久、冬梅：《记河北唐山发现的刀币》，《中国钱币》，2009 年第2 期。

[16] 田光、周卫荣、赵仁久：《满城、迁西出土的明刀、尖首刀》，《中国钱币》，2000 年第2 期。

[17][23] 黄锡全、赵志鹏：《记近期发现的尖首刀针首刀》，《中国钱币》，2008 年第2 期。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城县博物馆：《河北赤城刘长沟遗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2018 年第2 期。

[19] 滕铭予：《北京延庆葫芦沟墓地的布局与相关问题》，《考古》，2018 年第4 期。

[20] 张明悟、王晓强：《两周时期北方地区青铜器铸造石范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2018 年第1 期。

[21] 唐兰:《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和发展》，《故宫博物院院刊》，1974 年第1 期。李京华:《关于中原地区早期冶铜技术及相关问题的几点法》，《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17 页。

[22] 罗平：《河北承德专区汉代矿冶遗址的调查》，《考古通讯》，1957 年第1 期；李延祥、杨巍、王峰：《河北承德寿王坟古铜矿冶遗址考察》，《有色金属》，2007 年第3 期。

[24] 姜力华：《辽西发现原始尖首刀》，《中国钱币》，2010 年第1 期。

[26] 黄锡全、赵仁久：《近年出土的早期明刀尖首刀》，《中国钱币》，2001 年第2 期。

[27] 唐晋源：《山西孟县发现一批尖首刀》，《中国钱币》，1998 年第2 期。

[28] 戴志强、沈鸣镝整理:《戴葆庭集拓中外钱币珍品》，中华书局，1990 年，第43 页。

[29] 田光、赵志鹏：《记新见数枚削刀和原始刀币》，《中国钱币》，2005 年第2 期。

[30] 朱活：《谈山东临淄齐故城出土的尖首刀化兼论有关尖首刀化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