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铸“崇祯”“弘光”“隆武”三朝年号钱考

时间：2024-06-05

刘舜强（故宫博物院）

有明一代，历十六帝，享国276年。其中九帝铸年号（纪元）钱十一种：大中通宝、洪武通宝、永乐通宝、宣德通宝、弘治通宝、嘉靖通宝、隆庆通宝、万历通宝、泰昌通宝、天启通宝、崇祯通宝。由于在明代一度实行钞法，同时白银的货币化功能不断加强，总体上说明代铜钱的铸造量不算大，但是在明代的货币结构中，铜钱却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嘉靖朝以后，国家的铸钱规模不断扩大，铸局不断增加，铸成的铜钱数量也不断增加。

崇祯通宝

天启七年（1627），崇祯帝即位，十二月，户、工两部进崇祯新钱式。帝令每钱一文重一钱三分，务令宝色精彩，不必刊户、工字样[1]。崇祯皇帝在即位后于崇祯元年铸造、发行了“崇祯通宝”年号钱，通行天下。在当时，开局铸钱是有利可图的一件事情。根据《明史·食货志》载：崇祯元年，南京铸本七万九千余两，获息银三万九千有奇，户部铸钱获息银二万六千有奇[2]。当时，铸钱的机构除户部、工部外，尚有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及宣府、密云等地的钱局。崇祯三年，御史姚京提出在全国有条件的地方开局铸钱的主张。他说：铸钱开局，本通行天下，今乃苦于无息，旋开旋罢，自南北两局外，仅存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及宣、密二镇。而所铸之息，不尽归朝廷，复苦无铸本，盖以买铜而非采铜也。乞尊洪武初及永乐九年、嘉靖六年例，遣官各省铸钱，采铜于产铜之地，置官吏驻兵，仿银矿法，十取其三。铜山之利，朝廷擅之，小民所采，仍予直以市[3]。结果是：帝从之。是时铸厂并开，用铜益多，铜至益少。但是，随着国势的衰微，内忧外患的加剧，崇祯朝后的铸钱质量下降，日以恶薄，大半杂铅砂，百不盈寸，捽掷辄破碎。末年敕铸当五钱，不及铸而明亡[4]。

弘光通宝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军攻占北京以后，崇祯皇帝自缢景山，明朝灭亡。在江南的明朝官僚随即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在福王朱由崧建立弘光政权后不久的当年十月，便铸造、发行了“弘光通宝”年号钱。根据《三藩纪事本末》载：福王名由崧，神宗孙，福王常洵之子。洛阳陷，王避乱南下，次淮安。值甲申三月国变，南中府等官会议监国，凤督马士英移书史可法及兵部侍郎吕大器，请奉福王。……王至南京，以内守备府为行宫，四日监国，十五日僭即位，称明年（1645年，顺治二年）为弘光元年。……六月，命礼部铸国玺，以金代之。……十月朔，命铸弘光钱[5]。但是由于弘光帝在政治上的腐败与不思进取，弘光政权持续不到一年时间，就被清政府消灭了。随着清军南下，弘光元年（1645）五月十五日大臣赵之龙、王锋、钱谦益等献南京城投降，二十二日，清军俘获逃奔芜湖的弘光帝朱由崧。至此，弘光政权亡。

弘光政权覆灭后不久，新的南明政权随之出现。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初七，明福建巡抚张肯堂、礼部尚书黄道周及南安伯郑芝龙、靖虏伯郑鸿逵等，奉朱元璋九世孙，端王朱硕熿之孙唐王朱聿键称监国于福州。闰六月二十七日称帝，改福州为天兴府，以是年为隆武元年[6]。然而，隆武政权建立仅一年时间便被清军击破，顺治三年七月，清军攻下浙东浙南，隆武帝出奔汀州，八月二十八日被清军追及擒杀，隆武政权灭亡。

目前，明以后的钱币文献中对崇祯朝铸“崇祯通宝”钱的记述比较多，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算少，由于篇幅所限，对于“崇祯通宝”钱的铸造、流通情况，本文在这里不再赘述。

由于有清一代，南明政权铸造的“弘光通宝”“隆武通宝”等钱被清代金石学者认为“伪号钱”，所以相关的史料记载并不多，而正是由于这两种钱的铸行时间相对较短，史料缺乏，直到目前为止对于南明“弘光”“隆武”两朝的钱币铸造情况并不十分清楚，研究成果也寥寥无几。

民国时期丁福保编撰的《古钱大辞典》辑录了前人对古钱的研究与考订，是一部重要的钱币学著作。该书对“弘光通宝”钱记载如下：

福王名由崧，神宗第三子福恭王常洵之长子，崇祯十六年嗣封福王，甲申三月，京师失手，四月，凶问至南京，参赞兵部尚书史可法等迎立为帝，改元弘光……弘光小平钱，光幕外又有恩字、户字、工字及星文。再一种有凤字带隶体，乃马士英总督凤阳时亦曾开局铸钱，以凤字别之。按邹漪《遗闻》曰：甲申十月初一日，福王命铸弘光钱（《新编》［《幕韵新编》—笔者注］）。《明史稿·三王传》：福王由崧，神宗第二子福恭王之长子，崇祯十七年五月壬寅立于南京，号曰弘光，顺治二年灭之。邹绮《明季遗闻》曰：甲申年十月初一日，命铸弘光钱。培按：此钱径七分，重一钱，通字从，有轮稍阔者，有弘字弓从，宝（寶）字下二点甚小，又有通从辶者，甚小。背有穿上一星者，通从辶者，一种面上下二字较扁小，轮稍润。桒姓云：有穿上。者。迂存云：有穿上二星者。陈莱孝曰：弘光钱有正书、八分书两种，背穿上有星及凤字者。《钱币考》：弘光钱篆书者，背有凤字。张端木曰：弘光钱有八分书、楷书二种，又有幕文一凤字者，凤阳府所铸也。培（翁树培）按此钱八分书者，重七分背凤字，亦八分体。严铁桥有背凤字者，但穿上作一楷书厘字，横置向右，其痕似以印印者。培得于铁桥，有背凤一厘。翟苌生云：有背凤二厘者。培按，弘光通宝幕贰穿右钱，径八分，盖当二钱，通从辶。《钱幕韵编》：弘光钱背有穿上恩字者。[7]。

隆武通宝

而对于隆武通宝钱的记载可见于《古钱大辞典》：

唐王名聿键，太祖九世孙，祖端王欲立其爱子，囚世子器墭于承奉司，王从之。崇祯五年袭位，九年复废为庶人。福王时赦出，徙居广西平乐府。福王北去，王适至杭州，郑鸿逵等奉王入闽，称监国，闰六月丁未，自立于福州，升为天兴府，立妃曾氏为皇后，改元“隆武”……隆武钱有二种，大钱光幕，小钱背有户字、工字及星纹。（《新编》［《幕韵新编》—笔者注］）《明史稿·三王传》：唐王聿键，太祖九世孙，顺治二年闰六月丁未立于福州，建号隆武。顺治三年，灭之。唐王名聿键，乾隆三十年。上谕，唐王朱聿键，不知何以作钊。《明史·严启恒传》曰：唐王时，擢严启恒户部右侍郎，总督湖南钱法。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唐王聿键，顺治乙酉闰七月十五日，僭即位于福州，僭改元隆武。陈莱孝曰：隆武钱有大小二种，背穿上有星及户工等字者。张端木曰，唐王铸当二钱、小平钱二种。培按，此小钱径七分强，重五分至一钱一二分，有轮廓阔者，从有从者，通从辶者，通者，背或穿上一星，有通从隆从者，武字或无点有点在横画之下。有隆从通从辶者，背穿上一星。有从从辶，武作者，有当二钱，径八分，从从辶。武字点在横画下。隆武通宝，幕户，穿上。培按此钱径六分强，重一钱。从，通从从コ，宝字下二点稍长作人背户字稍匾。隆武通宝，幕工，穿上。培按，此钱径七分，重八分，隆从，通从ユ从。姜怡亭曰：近见隆武背上南字。以上《古泉汇考》。张端木《钱录》曰：唐王建号于闽，乙酉闰六月十五日改元隆武，铸小平钱当二钱。《三藩纪事本末》：唐王名聿键，端王硕熿孙。总兵郑鸿逵等奉至福州。乙酉闰六月，诸将立之。改福州为天兴府，以布政司署为行宫，改元隆武。铸隆武通宝钱，今隆武钱有大小二种，又有背上户字背上星者（《所见录》）[8]。

《古钱大辞典》辑录了诸多钱币学者对弘光通宝和隆武通宝的铸造历史及钱币版式，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外，今人赖立川所编纂的《古泉雅集丛书》中分别有《弘光通宝》分册和《隆武通宝》分册，分别记载了各种版式的弘光通宝64种和各种版式的隆武通宝109种[9]，对于两种钱币的版式研究也很细致入微，但是对于钱币铸地、铸行时间的考证还不够详细。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相关文献记载了云南出土大量明代崇祯通宝、南明弘光通宝和隆武通宝的事实，但是对于这些钱的性质及铸造者的身份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很多学者指出云南出土的“崇祯通宝”“弘光通宝”“隆武通宝”钱并不是其当朝铸造，而是永历皇帝在云南补铸的。

如：陈廷凡在《对几种方孔圆钱的鉴别》中指出：“永历帝到云南后也铸过三种钱，即崇祯、弘光、隆武。此三种钱背面穿上有一星点，昆明一些墓葬中常有发现，可能是同时同地铸造的”[10]。

汤国彦在《云南历史货币》中谈到大西军铸钱时也说：“公元1655年，李定国把永历帝朱由榔护送到昆明，……还补铸了崇祯、弘光、隆武等钱”，“滇铸南明制钱，以背‘星’为特征”[11]。

云南省钱币学会主编《云南货币简史》中在介绍南明时期的货币时，专门列一节论述“补铸崇祯通宝、弘光通宝、隆武通宝”的事情。书中指出：明代共有三次补铸钱币，第一次是嘉靖年间补铸洪武到正德九种年号钱；第二次补铸是天启年间补铸泰昌钱；第三次补铸就是永历政权在云南补铸崇祯通宝、弘光通宝、隆武通宝。书中指出：“至今没有任何史料提及弘光、隆武二朝曾在云南铸钱……但在云南却有大量的弘光通宝、隆武通宝出土或传世。出土时往往是崇祯通宝、弘光通宝、隆武通宝三种钱币混串穿在一起，除年号不同外，版式风格、钱币大小、铜质铜色完全一样，钱币背面穿孔上方有一个‘星’点，三种钱背完全一样……云南出土崇祯通宝、弘光通宝、隆武通宝背‘星’钱大多数没有经过流通，显然是同时同地铸造又同时入土的。……这几种‘星’背钱与其它版式的崇祯通宝、弘光通宝、隆武通宝钱风格不同，区别很大。”[12]但是同书中又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大凡补铸钱币，钱币名称（年号）表现的是从前的名称，版式风格表现的却是铸造时的风格，体现货币价值的货币金属，铜钱的成色与重量必须与铸造时的通行货币相符，这样补铸的货币才能流通无阻，才能保证货币购买力的稳定。永历政权在云南补铸的‘星’背崇祯通宝、弘光通宝、隆武通宝也遵循这一规律。补铸钱币每枚重4克，合明代衡制一钱一分，钱币直径26毫米。崇祯通宝有‘祯’和‘禎’两种版式。隆武通宝隆写作隆（正隆），武字的点在下，写作‘’。没有流通过的上述三种钱币出土时往往混串在一起，出土地点均在昆明，补铸地点显然在昆明，根据永历政权前期以平钱为主，后期以小样‘壹分’钱为主及这一时期钱币依次减重的史实考证，补铸时间应该是在永历政权入滇，定昆明为滇都之时（公元1654-1656年间）。补铸钱币流通于永历政权统治下的地区，以昆明为主。从传世和出土的情况看，上述三种钱币铸量很大，是永历政权中期的主要通货”[13]。

其实这样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的史料和确凿的物证证明永历朝在云南补铸了崇祯通宝、弘光通宝和隆武通宝三种年号钱。

相对于中国的其他地方而言，云南开局铸钱是很晚的事情。在明朝以前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云南地区的货币一直独立于中央王朝的货币政策之外，长期以海贝做为实物货币使用而杜绝铜钱的流通。自明代中后期以来，由于云南得天独厚的铜矿资源，它的铸钱能力已经被明政府所注意。云南是中国金属矿藏非常丰富的地方，铜的开采冶炼有二千年以上的历史。明初通行钞法，铸钱不多。后来钞法变坏，铜钱的需要量逐渐增大。弘治十六年（1503），京师和各省开始铸钱。嘉靖时期大量鼓铸，滇铜作为铸币材料开始受到重视。

嘉靖三十四年（1555）四月，兵科给事中殷正茂言：“两京所铸以铜价大高，得不偿费。可采云南铜，自四川运至湖广岳州……费工本银不过三十九万余两，可得钱六万五千万文，值银九十三万余两，工本外得利银五十三万有奇。足以少佐国家之急。”[15]户部覆言：“……云南地僻事简，即山鼓铸为便。敕云南抚臣，以本省盐课两万金，令藩臣一人督造”[16]。戊子，遣工部员外郎尚董往云南铸钱。从嘉靖朝开始，滇铜已经成为国家铸币材料，云南也第一次成为国家的钱币铸造发行地。但是由于云南当地不接受铜钱，而以海为货币，所以导致当地钱法壅滞，公私交病弊。嘉靖四十四年，云南停铸铜钱。

明代真正铸钱拟行于云南地区是万历四年。“万历四年命户工二部，准嘉靖钱式铸‘万历通宝’金背及火漆钱，一文重一钱二分五厘，又铸镟边钱，一文重一钱三分，颁行天下，俸粮皆银钱兼给”[17]。但万历八年，由于铜钱不被百姓接受，云南铸钱的活动又宣告停止。铸成的钱币不得不运往贵州充当兵饷[18]。天启五年五月，在云南巡抚闵洪学的建议下，明政府在云南开始了第三次货币铸造活动。天启五年（1625），云南重开钱局，次年夏铸成七十余万枚，在省城通用[19]。闵洪学的行钱举措是成功的，自天启六年七月开始，“天启通宝”铜钱成为云南的法定货币，一切公私交易、赋税、捐课均以钱为计算单位，云南货币统一于全国通行的币制下。至崇祯时期，云南俨然已成为铸钱大省。崇祯元年，各省铸“崇祯通宝”钱。《明史·食货志》：（崇祯）三年，御史饶京言：“铸钱开局，本通行天下，今乃苦于无息，旋开旋罢，自南北两局外，仅存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及宣、密二镇……”[20]说明云南在崇祯年间在部分钱局停产的情况下仍在铸钱，而且不断延续。云南地区铸行的崇祯通宝，是明代云南地区铸造量最大，版式最多的钱币，永历朝补铸“崇祯通宝”钱的可能性很小。

另一方面，在明朝灭亡（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后到孙可望入滇（顺治四年，1647）的四年里，仍然处于“明王朝”的政治版图下，虽然经历了“沙定洲之乱”，但实质上仍然是以奉南明朝廷为正统的地方管辖区的争夺。

云南在整个明朝统治时期，管理体制和内地各省有很大的区别。除了在云南设立了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后来又设立了巡抚以外，由于这一地区土司众多，自洪武年间起沐英（封西平侯，其次子晋爵为黔国公）世代镇守该地。沐氏家族不仅掌握了很大的兵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换句话说，云南在明代处于世袭勋臣和地方流官的双重管辖之下，两者既互相配合，又常出现纠葛。1644—1645年，中华大地风云陡变，特别是张献忠部入川建立大西政权以后，黔国公沐天波同巡抚吴兆元、巡按吴文瀛会商征调汉族和土司军队，以防止大西军入滇，并准备接受南明朝廷的调遣。乙酉年（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十二月初一，土司沙定洲以沐天波目无天子为由，发动叛乱，沐天波逃离昆明，逃往楚雄。丙戌年（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沙定洲逼迫吴兆元代为向隆武皇帝上本，纪沙定洲讨伐沐天波有功，不久就接到不知真假的圣旨封沙定洲为云南副总兵，沙定洲开始西进楚雄。僵持局面持续到了第二年，也就是丁亥年三月，孙可望进军云南。此时在东南前线，隆武政权已经灭亡，而在云南沙定洲仍假隆武皇帝之名与沐天波相攻伐。在云南当地存留的一些当时的碑刻上，仍以“隆武”纪年。

在历史文献中，虽然还没有见到云南在弘光朝时期铸钱的记载，但可以明确的是，弘光政权成立后，云南处于弘光政权的有效管辖中。《明末滇南纪略》中有：（甲申）是岁十月，喜诏到滇，江南马士英等已立弘光，改元大赦，滇南始知新主嗣位。十二月中，有原任按院陈盖奉新君敕命，授以调募滇兵，监军、监察御史到滇，一敕监军併印，一敕监察倂印，于是徵兵各土司，赏赉有差，或出二百名、一百名不等。至滇未及一载，共调募几二万人。钱粮不继，而布政唐勋揹饷不发，陈院亲至济用库取银一万二千两，收拾军装等项。开助饷例，勿论汉彝军民，有能捐助银一百两或二百两者，俱授职有差，滇民慕义者间应之。于是陈院整旅南下，意在匡复，一去声息茫然[21]。可以看出，弘光朝在南京建立后不久就与云南留守的前明地方官员取得联系，对云南进行政治管理，并在云南进行征兵活动，此时在云南铸造“弘光通宝”钱是极有可能的。

而文献中，对于隆武时期云南地区铸造“隆武通宝”钱的情况却是有明确记录的。同在《明末滇南纪略》中有：浪传弘光帝已崩，又云另立隆武……乙酉之六月，始接隆武之诏，改铸隆武钱。突于七月，隆武帝遣翰林一、户部主事一来滇开科，取解元任熙等三十八名赴命[22]。这段文字明确地指出了顺治二年（乙酉，1645）后，云南进入了隆武政权时代，并铸“隆武通宝”钱。云南的隆武时代从1645年六月一直持续到丁亥年（1647）四月间，在孙可望入滇后终结。因此，云南地区在“隆武”时期铸行“隆武通宝”是确实可靠的，不存在补铸之说。而这段文字中有“改铸隆武通宝”一句，说明在铸造隆武通宝钱之前，云南正在铸钱，那么改铸之前铸造的货币极有可能是当朝的“弘光通宝”钱了。

另外从永历朝廷在云南的境况看，永历皇帝补铸三朝年号钱是不可能的。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十一月十八日，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戴明神宗之孙，桂恭王朱常瀛少子桂王朱由榔于肇庆称帝，以次年（顺治四年，1647）为永历元年。永历帝即位之初，收复了南方多省，但由于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在永历三、四年后很多收复的失地又重新丢掉。

此时的云南却已被以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余部控制。孙可望进入云南后，虽然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控了云南全境的军政，先后铸行了“大顺通宝”和“兴朝通宝”钱。但是他并不能再以大西军的身份经营云南，他迫切地需要一个“正统”名分来号令云贵。他开始与南明永历朝廷进行接触，在与永历朝廷进行多次交涉后，孙可望终于被封为“秦王”赐名朝宗，在永历政权中有了合法的身份。这时他开始铸造“永历通宝”铜钱[23]。（1651，顺治八年）辛卯春，杨道来自粤西，出永历帝玺书，贼亦知掩泣，传示滇南文武官，改年号，遵正朔，新铸永历钱，奉如宝，至是贼亦知有君也[24]。这说明，在顺治八年，孙可望才在云南启用永历年号，开始铸行永历通宝钱。

大顺通宝背下工字钱

兴朝通宝背五厘

兴朝通宝背下工字钱

兴朝通宝背壹分

永历通宝背下工字钱

永历通宝背五厘

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初，孙可望等将永历帝迎至贵州安隆，但永历皇帝已经成为了一个傀儡，丧失了一切的政治和经济权利，永历朝廷的日常开销均由孙可望提供，时“岁至银八千两，米百担上用，随行文武官吏俸赏，全向秦王报销”[25]。而当时的永历政权“自扈从以外，

无一卒一民为朝廷有矣”[26]。残明基础已完全丧失，永历政权已失去体制上的意义。与此同时，大西军内部也矛盾重重，孙可望与另一位将领李定国发生内讧。1656年李定国拥永历帝回师云南。次年孙可望率军征讨李定国，大西军内部同室操戈。公元1658年，孙可望部降清，贵州、广西均为清军进占。公元1659年，清兵三路追逼，朱由榔无奈，于12月逃入缅甸境内。公元1662年吴三桂兵入缅甸，擒永历帝。永历帝进入云南后始终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无暇自顾，基本上没有可能补铸前朝的货币了。

因此，可以看出，云南存世的大量崇祯通宝、弘光通宝和隆武通宝分别是明代崇祯朝（1627年-1644年）和明朝灭亡后云南地方留守政府奉“弘光”（1644年10月-1645年6月）、“隆武”（1645年6月-1647年3月）两朝年号铸造的货币，并不是永历帝在1655年后在昆明补铸的钱币。

永历通宝背壹分

（本文由故宫博物院2013年度科研课题“清代三藩铸钱研究”和中国钱币学会2017年度科研课题重点项目“十七世纪云南货币铸造史”资助）

注释：

[1] （清）嵇璜等：《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见于《钦定四库全书》史部三八四，第626-62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2][3][4][19]《明史·食货志》，《明史》卷八一，志五七。参见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第222页，中华书局，1982年。

[5] （清）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页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6] （清）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页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7] 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册，中华书局，第二二〇页，1982年。

[8] 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册，第四〇五页，中华书局，1982年。

[9] 赖立川：《古泉雅集丛书》之《弘光通宝》分册、《隆武通宝》分册。

[10] 陈廷凡：《对几种方孔圆钱的鉴别》，《云南文物》1986年6月，第十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