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钱编年谱》评介

京以宬 （荷兰莱顿大学） 孟祥伟 译 （中国钱币博物馆）

布威纳先生（Werner Burger）所著《清钱编年谱》（Ch’ing Cash）已于2016年由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出版，书号978-988-19023-3-7。全书两卷，精装，黄褐色，书套封装。每卷33×38厘米。正文258页，配有大量彩色和黑白插图,另有92页可折叠黑白钱币拓片。

一 引言

为完成《清钱编年谱》，布威纳先生完成了如移山般的工作，这不只是一种比喻，事实也如此，因为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整理堆积如山、布满污渍的钱币。具体而言，他完成了总共70袋、每袋100公斤、将近7吨钱币的整理工作。如果按每枚钱币重3.7g估算，这70袋钱币加起来有近200万枚。布威纳的使命是将他1976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清钱编年谱至雍正末年》(Ch’ing Cash until 1735)[1]，扩展至涵盖从1616年到1911年的整个清朝。阅读他的新著《清钱编年谱》，你可以感受到其中巨大的工作量。清政府每年都会生产数以千万计的方孔圆钱，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布威纳有时会感到“沮丧”，但他仍然解决了许多“神秘且困扰钱币学界”的问题。他有很多令人钦佩的地方，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汲取了长达43,742页文言文的《内阁汉文题本·户科·货币类》的内容[2]。布威纳的付出终有回报，《清钱编年谱》一书研究清钱的数量之多、水平之高，较以往都有巨大的飞跃，值得我们给与充分关注。

《清钱编年谱》一书以货币实物为依据去证实或证伪文献，通常文献对记载事实的兴趣不大，甚至出于有利于清政府政治目的和观念的考虑，对其进行篡改。如果说有哪种藏品能够讲述真实的历史，肯定是布威纳的藏品。他收藏的清钱正如他自己所言：即使不是世界上包含信息最全面的，也必然是其中之一。《清钱编年谱》将他的藏品与大量出版和未出版的档案文献联系了起来，这种结合为布威纳研究清朝货币史、钱币学、财政和经济等诸方面的问题奠定了基础，也提高了未来钱币学项目研究的标准。

布威纳对清钱的兴趣其来有自，最早的文章是他在1964年发表的《中国钱币上的满文》[3]，作为一个满学研究者，我关注到了这篇在满学研究经历了十年沉寂后复苏期时的文章。布威纳观察到欧洲的出版物很少有关于带满文的中国钱币的可靠信息，因此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提供带注释的不同时期的满清铸钱局表,同时也包含不同钱局满文的识别，作者希望这个目录的确能够为收藏者提供一个可靠的指南，并且能对清代财政史的研究有所贡献。

从布威纳发表第一篇钱币学文章算起五十多年过去了，距离第一本博士专著《清钱编年谱至雍正末年》出版也已过去了四十多年，他成为第一个在中国钱币学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汉学家。（事实上，在这方面我只知道一位新同行：法国的何淑真女士）布威纳写过一篇关于契丹钱币的文章[4]，其余则都是关于清钱的。主要包括：《一枚满族压胜钱》[5],2005年发表的《乾隆时期的钱币铸造：钱币实物与钱局报告比较研究》[6]和《我的清代货币研究历程与成就》[7]，后边这两篇文章是布威纳将钱币实物与文献相结合进行研究的典型例证。布威纳的研究是全面彻底和深入的，从他为完成毕生著作《清钱编年谱》登录、描述、引用材料的绝对数量来看，四十年也并不长。

二 《清钱编年谱》：目标和内容

《清钱编年谱》涉及很多方面，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和清钱相关的各个方面。它的分析极其详尽，以钱币学与文献证据为基础，包括清朝几乎所有造币厂的日常行政文件。通过将货币实物与文献结合，布威纳的目标是能够以新的视角反映清朝的货币史、财政史和政治史。此外，作者还对造币厂的数据做了编年统计，包括特定年份、特定造币厂钱币生产的准确数量，希望藉此更好地理解清朝，特别是19世纪这段时间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危机。

《清钱编年谱》卷1共257页，包括基本的背景知识，按照每个清代皇帝的年号和铸币厂进行分类，按年排列每一种钱币及铸造数据。读者可能会觉得页面篇幅较大，而实际上，如果按照正常尺寸编辑，这一卷可能将会达到500页；卷2为《清钱编年表》，将超过6000枚钱币的拓片印在53张大型折页上，使用精美的日本纸张,手工折叠和装订而成。

在致谢和前言部分，布威纳介绍了他的收藏史：最初如何从刘志文先生，这位从印度尼西亚进口废铜到香港的商人（清钱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才在印尼停止流通）手中得到的钱币，刘先生允许他可以免费拣选所需的钱币。布威纳还努力地去寻找他仍缺失的钱币：北京的胡同、上海、广州和台北，加德满都和加尔各答都留下他的足迹，其实布威纳搜集藏品的过程本身也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书。这部分涉及的内容很多，但缺乏一个明确的轮廓。

前面的分析章节，布威纳逐字逐句地向读者介绍清朝钱币的基本概念和俗语。这部分包括有皇帝列表、重要原始资料的缩写、钱币识别号码、在钱币的下面有关于钱币类型（比如母钱、宫钱）、钱币文字写法的术语（比如满文齐头宝、汉文三撇宝）、钱币珍稀度（介绍钱串的概念）、铸币厂（以及它不同的含义）、金属材质、重量、私铸和铸币厂账目等信息。这些基本参数设定后，作者介绍了“铸造”的过程。这部分文本配以丰富的插图，包括用于区分型制和钱币标记的清晰图表。

接下来的12章，每章按照时代顺序介绍一位皇帝的统治时期，这些章节的基本结构是一致的。以介绍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和帝位更替开始，接着详细分析每个皇帝在位时期各地方造币厂的货币生产情况以及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正如上文所说,《清钱编年谱》的目标是包罗和货币相关的所有方面，所以从钱币试样到成品各个阶段都有涉及。以乾隆皇帝时期这章为例，作者首先告诉读者在乾隆统治的前十四年由大臣指导皇帝行政，也就暗示了当时的许多货币政策并不是皇帝独立决定的。在接下来的段落中，布威纳阐述了京局钱币生产在整个帝国的影响。然后，他向读者介绍了从直隶到西藏20多家造币厂的情况。为便于叙述，有超过50张精美的图片，包括母钱、样钱、新疆红钱、西藏银币等，部分图片是黑白拓片，部分是彩图。每章都有一张标明这一时期造币厂位置的清晰地图，这些章节最后以全面展示各种压胜钱和当时的私铸钱结束。布威纳没有将起义政权的货币包含其中，比如吴三桂和太平天国的铸币。

介绍完最后一位皇帝的钱币后，《清钱编年谱》以档案文献为基础，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统计信息。首先，布威纳概述了1736年即乾隆继位之前的情况，字里行间他也向读者表达了应该如何阅读和理解接下来出现在各种表单中的数字。铸币量表是以皇帝名号和造币厂的形式展示造币厂的数据，包括能够搜集到的皇帝统治时间、炉数和铸造时间、报告的日期、其他的相关信息（比如销毁私铸或滇铜短缺）和造币总量。

统计表后是介绍银钱兑换率的章节，展示有收藏的银锭。关于银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钱的平行货币。以经济意义而言，固定单位重量的银可以交换的铜钱数量是变化的。接下来介绍的是一枚铜钱的实际价值，换言之即一枚铜钱可以买回什么东西。本卷最后是结论和参考文献。结论探讨了清代经济的兴衰，简言之可以归因于机制银元和铜元引入中国的时间过晚、产量有限。因经济困境而引发的诸如义和团运动等频繁的起义给了清朝最后的致命一击。

《清钱编年表》卷中53张大型折页上有超过6000枚钱币的拓片，每枚钱币按照造币厂和生产年份排列，包括珍罕指数和编码。

三 讨论

毫无疑问，《清钱编年表》卷包含的钱币藏品类型是空前的。每枚钱币都有它自己单独的参考编号。布威纳这样评定自己的工作：我列举了所有在官方文献中出现的钱币和我遇到的所有真实存在的钱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年表会逐渐被收藏者、研究者和拍卖商接受，布威纳精确详尽的编目分类工作值得成为新的标准，取代被广泛使用的哈蒂尔（David Hartill）识别编码[8]（以及费雷德里克（Frederik Schjöth）在《中国货币》中的编码[9]）。读者还获得了大量当时压胜钱和私铸钱的知识，我希望这些钱币在以后的版本中也能够有自己的编码。

除了清朝铜钱外，布威纳还给读者介绍了大量的机制币，比如机制方孔圆钱，尽管它们被排除在欧洲标准生产的机制银元和铜元之外。然而，读者也会发现有些小缺失，比如作者没有提供光绪时期收复新疆（1876-1878）时的五分小银币。

如果有人吹毛求疵，他会认为布威纳关于清朝纸币的介绍不够详细。关于纸币的所有讨论都集中在咸丰朝时期，包括官方和半官方的、以铜钱为准的钞票，如福建官票、云南官票、甘肃官票以及北京和私人钱庄发行的票据。布威纳只是列举了单面印刷，背面签注的传统票据。

上述内容使得《清钱编年谱》超出了“铸造”的范畴，同时也超出了“铜钱”的范畴。以更深入的视角看，布威纳的研究也超出了清朝的范畴。与我的研究相关的一个例子是布威纳将后金政权（1616-1636）的努尔哈赤（1559-1626）和他的儿子皇太极（1592-1643）作为清朝的第一代统治者，清朝前五帝中的第一位和第二位。的确，清朝入关后的皇帝为了追求政权的合法性，在思想上一直认同努尔哈赤是清朝第一位统治者。现在看来，努尔哈赤的想法比皇太极简单，并没有想要推翻明朝。虽然如此，仍有人将他纳入清朝统治者序列，但有必要说明的是皇太极最早是在1636年改国号为清，1644年只是清军攻占北京的时间。努尔哈赤（在位1616-1626）和皇太极（在位1627-1643）作为清朝统治者时代上的错误，影响了对他们在位期间铸币的讨论。

布威纳引用的是1852年出版的《制钱通考》[10]，据此书陈述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了政权并按照中国传统在同一年开始铸造了两种货币，一种满文一种汉文。满文钱上有努尔哈赤的年号“阿铺开、福灵阿、汗、几哈”（汉语为阿铺开、福灵阿汗之钱），汉文钱为天命通宝。

尽管前面的货币可能需要更多的研究，但我想强调的是，布威纳超越自我的能力使我们受益匪浅。由于他的突破，使我们现在有了关于钱币的大量新信息和拓片，我们应该像布威纳一样一丝不苟地正确认识《清钱编年谱》的重要性。

至于其他的主要目标，布威纳希望揭示“相关信息”。的确，布威纳在这方面非常干练，他将钱币实物视为主要原始资料，用此来驱散经常阻挡在深入分析中国历史问题时遇到的迷雾，换言之大多数书面描述的事实是在若干层次的政治考虑或政治意图引导下产生，并不是观察到的真实情况。按照同样的思路，布威纳的第三个目标是“分析与钱币相关的经济数据并得出结论”。在这两个方面，他都做得非常出色。

我不可能是唯一的评论家，不过有些新的“与钱币有关的经济数据”，对我非常有意义：①在叙述顺治朝钱币时添加了鄖襄铸币。②在乾隆时期的地图上标注了北京7个造币厂的位置，解决了7个造币厂只有6个地址的问题。③乾隆时期九个云南造币厂的建设并展示了发现的唯一与钱币相关的满文文献。④台湾寿星银饼和军用货币。⑤咸丰朝大钱的发展变化，官方和半官方纸币的故事和命运，包括一位英国外交官的目击报告。⑥解决了迄今未明确身份的咸丰钱问题，确认属于广西。⑦与光绪朝造币相关的有关北京、福建、广东造币厂的新信息。⑧最后也非常重要的是，1736年到1911年造币厂年产量表，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十八年中国钱币年产量是全国人均18枚，同治时期减至1枚到半枚，可见十九世纪后铸币面临的窘境。

这样浩繁的著作完成之后必然会希望有一些改进的建议。我希望很快能够看到《清钱编年谱》的第二版（相对价廉、轻便）和第一个中文版。为了更加便利读者使用，作者可以考虑以下这些建议：（a）应该在文本和图像之间建立更好的关联，特别是第一卷和第二卷之间。（b）本书中缺乏清晰的轮廓。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好地融入书中，章节的开头、中间和结尾应该有更好的承前启后段落。以嘉庆朝章节的结尾为例，介绍西藏银币的引用段落结尾就非常突兀。（c）在介绍相关文献时，读者可能需要更多的指导，对于不熟悉清朝文献历史的读者，很难评估诸如《清实录》等这些资料。按照这个思路，参考文献也可以给予额外的补充。《清钱编年谱》的信息密集度惊人，作为一个读者我有心去追寻书中所提供信息的来源。比如，布威纳提到他将光绪朝的机制银元和铜元排除在外，因为它们按照欧洲的标准生产并且有很多很好的书进行了介绍。我希望能够得到这些书的信息，遗憾的是在注释中并没有给出。

这些建议本质上是结构性的，很容易在新的版本中修订。还有一些类似“临清”的lin错写为min的小问题更是非常容易改正。

四 结论：数量和质量的飞跃

《清钱编年谱》是布威纳完成了如移山般工作的成果：堆积如山的钱币和档案文献的整理，海量的数据统计，这是毕生的收集和研究，这一成果意味着在所有有关清朝货币和经济研究领域一个数量和质量上的飞跃。以前从没有哪个学者或团队在清朝货币领域积累过如此丰富的材料。而且，从钱币与文献相结合的角度分析的数量是空前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如此。布威纳通过他1976年出版的博士专著《清钱编年谱至雍正末年》已经证明了他是一位伟大的钱币收藏者和钱币学家。三十年后，正如布威纳在本书的前言中提到，他1996年的北京之行意味着他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飞跃。他获得了从乾隆朝直到清朝灭亡的造币厂资料。他花费了多年时间去消化全部60卷的资料，尽管布威纳发现它们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沮丧的模糊”，但他仍然坚持发掘。他的坚持不懈引导了对清朝财政状况的统计分类，使其能够基于每个皇帝在位时期的铸币量解释中国19世纪社会历史状况和经济萧条的困境。

作者撰写这部鸿篇巨制《清钱编年谱》的信念和决心在《清钱编年谱至雍正末年》一书的前言中已经清晰地表达了：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完成第二部分，编写从乾隆（1736）到宣统（1911）的清钱年谱。尽管我已经准备好了大部分材料，但是如果没有经济上的资助，它将会花费很多年的时间。最终，布威纳得以完成他的目标，是通过作为主要研究者参与大型课题组“中国及东亚地区的货币、市场和财政（1600年—1900年）” 的两个后续核心项目并得到资助。布威纳不仅完成了他的第二部分内容，而且也完善了他博士期间的工作，使他的研究受众更为广泛。任何对钱币、艺术和清史感兴趣的人都应该看到这项成果。

（致谢：本文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布威纳先生与周卫荣研究员的悉心指导，使本文避免了诸多错误的出现，在此对两位先生的帮助表示感谢。）

注释：

[1] 布威纳：《清钱编年谱至雍正末年》，台北，美亚出版社，1976。

[2] 《内阁汉文题本，户科，货币类》，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微缩胶片。

[3]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Museum Notes XI (1964), pp. 313-318, plate L-LV, chart.

[4] 布威纳：《契丹小字民俗钱》，《中国钱币》2010年第1期，64页。

[5] In: Boletim do InstitutoLuís de Camões, Vol. III, № 1, Macau, 1969, pp. 29-35.

[6] In: Chinese Handicraft Regulations in the Qing Dynasty, Munich, 2005, pp. 373-394.

[7] 布威纳：《我的清代货币研究历程与成就》，秦慧颖译，《中国钱币》，2005年第1期，12-18页。

[8] David Hartill: Qing Cash, London, 2003.

[9] Frederik Schjöth: Chinese Currency, Oslo, 1929 (Taipei, 1967).

[10] 唐与昆：《制钱通考》，18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