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生活过高”铜元初探

陈 桥 （四川自贡市农村商业银行）

在四川钱币学界和收藏界，“边铸”当一百文铜元，俗称“生活过高”铜币。它一直以来皆是众多藏家所追逐的、极具四川特色的重点铜元币品。然而遗憾的是，无论在四川的钱币学界还是金融史学界，有关该币铸造情况，包括铸造背景、铸行目的等问题，都没有确切说法。对此，笔者试着结合自己手中民国时期四川经济、金融、军事等史料，谈谈自己的看法。

2016年9月，承成都资深藏家割爱，我有幸获藏了一枚心仪已久的四川边铸“生活过高”铜币（图1）。该币黄铜质，币面、币背披挂满身老道包浆，精美迷人。正面上、下端分别楷书“中华民国十九年、每枚当一百文”；右左两边各镌“边、铸”二字；中心圆圈内镌刻有一“川”字。背面则是在两道圆环内铸有篆书“生活过高地方请求铸此平价”十二字铭文。经实测：该币直径28，厚1.7mm，重6.8g，相当于当时普通的四川100文铜元大小（图2）。

图1 “四川生活过高”铜元

图2 四川军政府100文铜元正、反面

一 铸造背景

已知的铜元普录和研究资料显示，四川“生活过高”铜币有两个大的版别：中华民国15年版和中华民国19年版。而正是这两个铸造年份，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了解其铸造背景的途径。

史料记载，从民国元年到民国15年以前，四川先后铸造有大汉方孔制钱、大汉纪元方孔制钱、军政府造四川铜币、嘉穗双旗二百文铜元、川铭嘉穗铜元，共六大品类的铜币。其中，“川铭嘉穗铜元”的铸造背景是一个难得的信息点，引起了笔者的高度注意。

辛亥革命后的1916年（民国5年），四川护国军兴，国民党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四川的控制。滇军入川，滇军将领罗佩金主持四川政务并作出规定，“除省军饷款由督署拨发外所有川东南北驻防各军饷款，准就近在驻防地方各公署征收机关如额拨领”。从此，四川“就地筹饷”之门大开。1918年（民国7年）靖国军攻占成都，其总司令熊克武“为了保持暂时的四川局势稳定，令各部队暂驻原地不动”，并在当年7月发布了《四川靖国各军卫戍及清乡剿匪区域表》，要求部队“各驻原地，分区卫戍”。且又于1919年（民国8年）明令发表“四川靖国各军驻防区域表”，使四川历史上罕有的军阀割据的“防区制”正式形成。军队驻防，自然要有军费支撑。为此，各路军阀依据“就地筹饷”这个尚方宝剑，一方面在自己的“防区”内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另一方面，“还纷纷自设造币机构，购置机具，回收制钱及小面额铜元改铸大面额铜元”。滥铸铜元之风在四川境内开始盛行，甚至是愈演愈烈。

1925年（民国14）12月，杨森发动以争夺自贡盐税为目的的“统一战”失败，保定系的四川军阀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路军队进驻成都，“邓锡侯部接收了成都造币厂，邓自兼厂长”。因当时“汉”版一百文及双旗二百文等大面额铜元充斥于市，铜元市价低落，身为四川省省长的邓锡侯深感如继续铸造上述铜元，就无利可图。于是，他利用《国币条例》中有关逐步推行铜辅币，固定比价的规定，向议会及商会提出，准备改铸一分、二分面额铜辅币，或者改变铜元版面大小式样。议会、商会认为固定比价，改为辅币，破坏了历史习惯，故未同意，但却默许了邓锡侯改变铜元式样及大小的意见。邓锡侯遂以此为依据，“减轻重量，缩小版面，开铸新款铜元，即川铭嘉穗铜元”。

邓锡侯所铸的川铭嘉穗铜元计有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三种，俗称“川花50文”“川花100文”“川花200文”。因其版面较之前的汉版和双旗铜元都更小，重量也减轻，故民间称其为“小50文”“小100文”“小200文”。“川铭嘉穗铜元，尤其是小200文出笼后，社会各界对邓锡侯铸造小200文铜元颇多指责”。值得注意的是，之后刘湘在逐走黔军袁祖铭进驻重庆后，立刻委派王陵基为铜元局局长，亦大肆铸造小200文铜元，至此小200文铜元的流通范围遍及全川，“以至于在四川境内流通者皆小200文铜元，其他版式铜元多藏匿不见或流出省外”。由于铸造铜元有厚利可图，“除成都、重庆的造币厂外，四川境内的大小军阀、官吏、豪商、甚而小至县署乡镇皆私设造币机构，购买机具，收买清代铜元及民国早期铜元，大肆改铸小200文铜元”。更为恶劣的是“甚至直接就在旧版十文、二十文铜元上直接冲压成小100文、200文铜元.....”。如此地滥铸大面值减重、虚值铜元，其恶果就是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据史料记载，“民国14年，银元一元兑换铜元三千五至四千文；民国15年川铭嘉穗小200文铜元面世后，银元一元兑换铜元五六千文；至民国24年，银元一元兑换铜元则已高达二十五六千文”。铜元如此的贬值速度，必然导致老百姓“生活过高”的民怨之声。无疑民国15年版、19年版边铸“生活过高”铜元的铸行面世，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对有关当局的无声抗议！

图3 四川嘉穗双旗二百文铜元正、反面

图4 川铭嘉穗200文铜元正、反面

二 铸造发行人

四川“生活过高”铜元正面镌“边铸”二字，这表明其铸地是在曾于清末拟建西康省的“川边地区”。这里所指的“川边地区”主要是指“边地东自打箭炉起，西至丹达山顶止，计三千余里，南抵维西、中甸，北至甘肃、西宁，计四千余里”的地方。民国成立后，该地区划为川边特别区域，设置镇守使，仍受四川省管辖。其时，川边特别区域从地理上又分雅属、宁属、康属三部分。其中，雅属包括雅河以西，大渡河以北，计有雅安、荥经、汉源、天全、芦山、宝兴六个县。民国15年（1926）川边特别区域的行暑设置于雅安。一方面，由于只有雅安距离省会成都最近，雅安亦是川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工业生产水平等最发达之地，且发达程度都远远超过以上宁属、康属的任何一个地方。另一方面，我们再从“生活过高”铜元本身的制造情况看，无论是用料还是铸造精美的程度绝非一般造币厂所为。加之“刘文辉进驻雅安后，即在雅安设立造币厂铸造汗版半元银币及四川卢比银币，其充分具备生产铜元的条件”。所以，我们据此判定：四川“生活过高”铜元的铸主是刘文辉，铸造地在雅安。

三 铸造目的

那么，刘文辉铸造“生活过高”铜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是为了给老百姓呼吁、请愿“生活过高”和“铸此平价”吗？都不是。而实质是，刘文辉紧紧抓住四川疯狂滥铸小200文铜元，致使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这一社会乱象，借“地方”之口，把“生活过高”的社会矛盾以其独特的铸币方式公诸社会，矛头直指四川最高权力者，试图最终使其下台。笔者通过研究，提出这个新观点的理由有三：第一，刘文辉所铸造发行的“生活过高”铜元因铸量非常少，而且其大小、重量皆与通货膨胀时的小100文铜元相近，显然“铸此平价”只是“纸上谈兵”。第二，刘文辉作为当时四川的大军阀，亦是滥铸四川小200文铜币的获利者之一，他在当时的背景下不可能有“铸此平价”，为民众鸣不平的政治觉悟和行为。第三，笔者研究民国时期四川军阀割据的历史发现：由于当时各路军阀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争夺防区地盘、争夺造币厂、争夺自贡盐税等），军阀间，或一度互为携手，枪口对外，或反目为敌，兵戎相见，甚至更有刘文辉与其侄刘湘的“同室操戈”（史称“二刘争川”），因而才出现了当时各军阀出任四川省省长（省主席）的平均任职时间均不到1年这个“轮流坐庄”的奇异政治现象。当时的刘文辉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一问题，利用铸行“生活过高”铜元为自己进军四川政要宝座（四川省主席）打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