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时期金属铸币面文中地名的性质

亓民帅 （山东泰山学院）

东周时期金属铸币，如燕国、齐国的刀币，东周、郑国、卫国和晋国的空首布，赵、魏、韩三国的平首布，楚国的铜贝等，其币面常铸有文字，这些文字中有很多是地名。据黄锡全先生统计，先秦时期金属铸币上的地名不少于400个[1]。这些地名过去常被认为是货币铸造地。现在很多学者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思，认为这些货币上的地名并非全是铸造地[2]，但并未对这些地名的性质提出新的意见。本文以齐大刀和方足小布上的地名与铸造地的关系为例，分析不同地域的情况，进而对东周时期铸币地名的性质作出一个总体回答。

对于如何判断货币的铸造地，陈隆文先生认为从春秋战国货币铸造技术的角度来讲，币范对铸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有币范的地方才能视为铸币之地。因此，他把在考古发现中是否有币范作为判断铸币地点的唯一依据[3]。采用这种方法，需要注意东周时期存在货币仿铸的现象，比如郑韩故城、灵寿故城就出土过仿铸他国钱币的币范[4]，这固然可以得出郑韩故城、灵寿故城是货币铸造地的结论，但对于认识货币地名与铸造地的关系意义不大。只有充分考虑到以上因素，再结合地名和币范出土地点，才能将两者的关系理清。

一 齐大刀面文上的地名

齐大刀的面文主要有“齐之大刀”“即墨之大刀”“安阳之大刀”“莒大刀”“即墨大刀”“齐拓邦长大刀”“齐大刀”。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齐”既是国名又是地名。如《战国策·东周策》：“颜率至齐，谓齐王曰……”[5]。第二个“齐”自是国名，第一个“齐”当是齐王所在的齐国都城临淄。而且“之大刀”刀币面文中的“即墨”“安阳”“莒”明显是地名，以此类推，其面文中的“齐”当也是地名。因此齐大刀上的地名有齐、即墨、安阳、莒四个。

即墨、安阳等地尚出现在刀币面文上，作为齐国都城的临淄应当也会出现在刀币面文中，因此齐大刀面文中的“齐”当是指齐国国都临淄，其地在今山东临淄。安阳，其地不详，多以为即《后汉书·赵贤传》“莒有五阳之地”中的“安阳”，在今莒县与济南之间[6]。即墨，在今山东省平度县东南。莒，在今山东省莒县。战国时期临淄、莒、即墨都位列齐国的“五都”[7]，安阳虽不是五都之一，但也当是较大的城邑。齐国刀币面文上之所以铸有这四个地名，可能是因为他们经济较为发达，是地区商业中心的缘故。带有这四种地名的齐国刀币有多处出土，可见他们都是广为流通的货币。

目前发现的齐大刀刀范都是“齐大刀”刀币之范。齐国刀币中，“齐大刀”刀币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只发现其刀范并非偶然。“齐大刀”刀范的发现主要有：1958年在临淄齐国故城采集2件[8]；1965年山东益都张孟乡前范村出土3件[9]；1972、1982年两次在临淄齐故城小城南边遗址出土的8件[10]；2004年在青州西辛战国墓中发现若干[11]；另，临淄城西关郊外大佛寺遗址出土三枚，发现年代不详[12]。

根据以上发现可知，“齐大刀”刀范在临淄、青州都有出土。青州出土“齐大刀”币范的东高镇西辛村与临淄齐故城相距约10公里，地理位置十分接近。因此，据目前的资料来看，“齐大刀”刀币币范都出现在临淄故城及其周边，也就是说“齐大刀”刀币的铸造地点也当在临淄故城及其附近。据此可以认为，“齐大刀”刀币的地名“齐”是其铸造之地。如果以“齐大刀”刀币的情况来推测，齐大刀币文中的其他地名应该也是其铸造地。

二 方足小布面文上的地名

小方足布是战国中晚期赵、魏、韩、周、燕等国铸行的货币。根据黄锡全先生2003年的统计，赵、魏、韩、周、燕等国方足小布面文上的地名分别有47、25、25、8、10种左右，难以确定国别的还有30多种，总计约有150多种[13]。后来黄锡全、董瑞2012年编著的《先秦货币汇览》中对以往的意见进行了调整与修正，归纳小方足布为120余种[14]。即以120余种计算，若所有的地名都是铸造地的话，其数量似乎过多。铸造货币需要众多的条件，首先是原料，不仅需要铜，还需要铅、锡等；其次还需要工匠和相应管理机构。这些条件都具备的地区在每个国家不会很多。

考古发现的方足小布钱范的出土地信息能够提供极大的帮助。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平首小耸肩方足布范两件，发掘者认为“从铸腔上布币形制看，与燕国安阳布的形制完全相同，应是燕国安阳布的背面范”[15]。发掘者所谓“燕国安阳布”即燕国小方足布。目前所见燕国小方足布面文主要有的地名主要有“怳昌”“右明”“安阳”“韩刀”“纕坪”“宜平”等，除前二者之外皆可以确定为地名。一般认为燕国“安阳”在今河北完县附近[16]，“韩刀”即“寒号”，在今河北固安县西南[17]，“纕坪”即“襄平”，在今辽宁辽阳附近，“宜平”在今河北安平附近[18]，都与燕下都相距较远。燕下都出土的耸肩方足小布布范没有文字，为背面范，因此无法判断该范所铸方足小布的面文。若该范所铸方足小布的面文为地名，那么可以推知燕国的方足小布面文上的地名并非一定是铸造地。

1997年至1998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新郑市“郑韩故城”发现了一块方足小布正面残范，其面文为“平阳”。该钱范当是战国时期韩国铸钱所用。马俊才先生据此指出，当时本国货币不一定非在当地铸造[19]。韩国的“平阳”在今山西临汾西南，与郑韩故城相去甚远，可见马俊才先生的论断是极为正确的。

从铸造青铜货币所需的条件，以及燕国和韩国方足小布面文与钱范出土情况来看，东周时期方足小布面文中的地名不一定是其铸造地。

三 关于东周时期金属铸币面文中地名性质的一个推测

通过上文对齐大刀和方足小布面文地名的分析，可知当时不同地域的铸币地名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齐大刀上的地名即是其铸造地，而方足小布上的不都是铸造地。那么那些不是铸造地的地名何以出现在钱币上？这些铸造地名和非铸造地名有没有一种共同的性质呢？本文认为，这些地名可能有共同的性质，都是货币铸成之后最早使用的地方。下文试论之。

东周时期的铸币权是在国家手中的，国家根据国内的经济情况铸行货币，并有着具体的货币投放对象。这在东周时期的文献中有所反映。《管子·山国轨》中记载齐桓公向管仲询问国家如何获得收入，管仲说先要统计国内土地、人口、粮食等，在此基础上：

然后调立环乘之币。田轨之有余于其人食者，谨置公币焉。大家众，小家寡。山田、间田，曰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20]

“调”，《汉书·晁错传》：“上方与错调兵食。”颜师古注曰：“调，为计发之也。”[21]可知“调”有计算义。“立”为“人君铸钱立币”之立。所谓“环乘之币”，马非百解释说：

环者周也。“环乘”犹言“统筹”。“环乘之币”，谓统筹所得之货币数据，即《山至数》篇所谓“布币于国，币为一国陆地之数”之意。[22]

根据马非百先生的理解，“环乘之币”是统筹全国的情况而计算货币的流通量。因此“调立环乘之币”应理解成统筹国内情况并计算、铸行相应数量的货币。

轨，与“会”通[23]。“田轨”，即是统计田地之所出。“置”，郭沫若先生云：“预置之，亦犹寄也。”[24]“公币”，即国家、官府所有之钱币。“山田”“间田”，当是两种田地。《管子·乘马数》中言有“上臾之壤”“闲壤”“下壤”，刘绩云：“‘间’，上下之间，中算也。”[25]“间田”就是“间壤”，即中田。“山田”，按字义为山间之田，当属于中田或者下田。“山田”“间田”都是较为贫瘠的土地。

此段文字是说官府铸行钱币，然后将钱币预先给予不同之人：田地产出能够满足人的用度且有剩余的，要将官府的钱币预先借给他们，剩余多的多给，剩余少的少给；田地贫瘠而其产出不足以满足人的用度的，则借给他们钱币以满足其用度。前者应该是为了预先收购其剩余的粮食，后者则是为了维持其生存。

《管子·山国轨》是战国晚期的作品，应该反映了战国晚期及更早时候的情况。由引文可知，当时国家铸行货币，并非是随意而为的，而是根据国家经济状况铸行一定数量，然后把钱币借给不同的人。国家把货币半强制性地借贷给不同的人，在实际生活中是不会发生的，但这反映了当时国家所铸行的货币有具体的投放对象和用途。

结合这段文献透露的信息，以及东周时期金属铸币面文上的地名与其铸造地不全相合的现象，可以得知当时国家是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情况而专门对某一地区发行货币的，货币在货币铸造地点铸成之后，被投送到相应的地区。这样自然就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国家在某地铸造的货币正好是准备在该地投放的，那么货币面文地名与铸造地一致；二是国家在某地铸造的货币是投放到外地的，那么货币面文地名与铸造地就不一致。以上两种情况中，货币面文中的地名都是国家要将其投放之地的名称。因此，可以将东周时期金属铸币面文上的地名理解为货币最早使用之地。

货币被投放到某地之后，由于其天然具有流通性，货币不会仅仅在当地使用，很快就会随着各种经济活动而流到外地，甚至会流通到其他国家。因此，今天考古工作中会在不同地区发现面文中地名相同的金属铸币，如面文为“晋昜（阳）”的赵国尖足布，在今天辽宁、内蒙古、河北、北京等地都有出土，这些地方在战国时期属于赵国、燕国。

当然这种对货币地名性质的认识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但此种推测相比将金属铸币上的地名看作铸造地的传统观点，更符合事实—至少方足小布上的地名更符合这种认识，也更具有解释力—它能够解释铸币范与对应货币面文地名不相符的现象。因此，除非货币上有较为明确的铸造地信息，如很多齐“明”刀背文为“莒冶”，可以判断其是在莒铸造的以外，把铸币面文上的地名理解成最早使用地的名称较为合适。

注释：

[1] 黄锡全：《先秦货币中的地名》，唐晓峰主编：《九州岛》第3辑《先秦历史地理专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98页。

[2] 陈隆文：《春秋战国货币地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47页；朱安祥：《先秦货币地理研究存在的三个问题》，《中原文物》2016年第4期。

[3] 陈隆文：《春秋战国货币地理研究》，第48页。

[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新郑发现的“枎戋当 ”陶范》，《中国钱币》1991年第2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郑新发现的战国钱范》，《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马俊才：《新郑“郑韩故城”新出土东周钱范》，中国钱币学会编：《中国钱币论文集》第4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第78-92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第83-84、115页。

[5] 刘向集录：《战国策》卷一《东周策》“秦兴师临周以求九鼎”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

[6] 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290页；吴良宝：《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7]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9-230页。

[8]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期。

[9] 孙敬明、王桂香、韩金城：《潍坊新出齐币与研究》，《中国钱币》1987年第3期。

[10] 张龙海、李剑、张继斌：《谈谈齐国故城内铸钱遗址出土的刀币范》，《中国钱币》1987年第4期。

[11] 庄明军、辛建立：《青州西辛古墓出土齐刀币范的认识》，《中国钱币》2010年第1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9期。

[12] 朱活：《古钱新典》上册，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71页。

[13] 黄锡全：《先秦货币中的地名》，唐晓峰主编：《九州岛》第3辑《先秦历史地理专号》，第196、198页。

[14] 黄锡全、朱安详：《近十余年先秦货币的重要发现与研究》，《中国钱币》2015年第4期。

[15] 石永士、石磊：《燕下都东周货币聚珍》，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06页。

[16] 裘锡圭：《战国货币考（十二篇）》，《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三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0页。

[17] 李家浩：《战国货币考（七篇）》，中国钱币学会编：《中国钱币学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第96-97页。

[18] 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第169页。

[19] 马俊才：《新郑“郑韩故城”新出土东周钱范》，中国钱币学会编：《中国钱币论文集》第4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第87-88页。

[20]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二十二《山国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84页。

[21] 班固撰，颜师古注，郭绳武、马长寿等点校：《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北京：中华书局，第2301页。

[22] 马非百撰：《管子轻重篇新诠》卷七《山国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962年，第273页。

[23] 马非百先生考察了《山国轨》篇中的三十个“轨”字，认为其所言皆属于会计之事，而且注意到“轨”在《山权数》中作“会”，如《山国轨》篇中的“请问管国轨”“谓之国轨”在《山至数》篇则谓之“请问国会”“谓之国会”。见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卷七《山国轨》，第265页。

[24] 郭沫若：《管子集注》，《郭沫若全集·历史篇》卷八《管子集注（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0页。

[25] 《管子》文与刘绩注俱见《管子校注》卷二十一《乘马数》，第1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