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变迁视角下明代货币白银化的体制促因

邱永志 （江西财经大学）

相对而言，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古代货币史的研究实较为薄弱，不仅不少领域无人问津，而且跨越朝代并有深度的论著十分稀缺[1]。实际上，中国货币史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既存在着如货币史学者彭信威所论的较为稳定的一面，即小额铜钱作为中国货币史的底色，重量、形制不仅长期较为稳定，流通时间长达两千年以上[2]；也存在着不为人所熟知的富有变化的一面，即大额交易手段经历四次明显的更迭：从发轫于战国、贯穿秦汉的“黄金时代”，过渡到秦汉至隋唐时期的“布帛时代”，继而转变为宋代至明前期的“纸钞时代”，最后以明中叶以降、流通近五个世纪的“白银时代”为收尾[3]。每一次大额货币时代交替的背后，俱与当时的市场经济发展、货币财政制度变迁、政治局势变动等因素密切相关。某些转变，甚至是“惊心动魄”的，有着深刻的时代变迁背景。学界关注的货币白银化问题即是此种典型。

作为国际重要学术问题的明代货币白银化问题，一直引起学界持续的关注[4]。笔者曾专论明代货币白银化的源起和过程问题，对于学界围绕明代白银产生的诸多争议、不同观点进行了详细梳理，在此基础上试图从内在理路的角度对明代货币白银化以及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探索，着重提出之前我们对于明初货币体制的一些误解和对相关问题的忽视，并采用国家政府—民间市场两层分析法对各自领域的货币白银化过程进行了考察。笔者认为，明代货币白银化的源头不能不追溯至明初国家最终奠定的货币体制，货币体制的背后是广阔的“洪武型”社会经济体制，其形成又需放入元明变迁的历史纵深中来观察，所以说明代货币白银化的源起问题实际甚为复杂[5]。

一 “白银时代”形成于明代前中期的诸种解读

明代货币白银化的最终结果是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白银时代”[6]。“白银时代”的来临不仅显著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互动[7]，更重要的是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特点[8]、财政运作方式[9]和货币流通制度[10]。然而有一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即“白银时代”为何会最终奠定于明代前中期，内在的促动机制到底为何？这一直以来就是个万众瞩目的焦点问题，不仅国内外学者对其有相当争议性的研究和解读[11]，某些网络论坛的争议也是非常热闹。总结来说，学界对此问题的解答不外乎以下六个方面：

1.主流说：生产力的恢复发展、商品经济的复兴是“白银时代”形成的主因，尤其是恢复繁荣的江南、东南等地区产出的手工制品的大量出口导致中国的外贸出现大量顺差，加速了这一过程[12]。

2.贡赋体制说：明初赋役体制所具有的根本缺陷不仅要求其在制度层面需要进行不断的调试和改革，且财政货币化的改革趋势越发明显，因缘际会的白银内流提供了重要契机。变动中的贡赋体制对于白银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强，使得这个体制日益嵌入白银的运作，规模越趋庞大，形成了颇具特点的贡赋纳银体制[13]。

3.货币制度缺陷说：明初政府发行的宝钞由于是不兑换纸币，发行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导致其贬值急速，迅速走向崩解；铜钱铸量稀少，时铸时开，时禁时弛，故白银逐渐替代它们，不难理解[14]。

4.白银货币化延续说：宋代以来就存在白银货币化的强劲趋势，历经金、元时期的发展，至明代是这种趋势的确立阶段，其背后是市场格局演变的产物[15]。

5.需求稳定通货说：正统至嘉靖晚期前的民间市场十分零碎，私钱过度泛滥，导致民间市场自发产生需求稳定通货称量银的内在机制，从而出现“银进钱退”现象[16]。

6.海外白银内流说：不少人认为海外白银大量内流才是中国形成“白银时代”的主因，等等[17]。

当然，学者们秉持的答案多是几个因素混合交织在一起[18]。在承认这些答案中存在的不少合理部分外，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以上诸种说法，但不少解释实际上似是而非，没有切中要害。在切入核心问题前，我们需要明晰以下三个基本事实：

其一，我们来看“白银时代”的主角—贵金属称量银。明清时期广泛流通的主要货币白银是一种形制不一的称量货币，并非银铸币[19]。无论是就币制发展而言，还是就货币的职能发挥而言，称量货币实际落后于规制铸币。马德斌、管汉晖等指出，中国从宋元时代的纸币时代转变至明清时期的称量银时代实乃中国货币史上的一大退步[20]。此类说法虽稍显绝对，但其中蕴含的经济机理不言自明：首先，称量银在每次交易过程中需要辨认成色和重量，形态多元，故民间交易时需多自备秆秤，非常费事，极大提高了交易成本，不利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清小说中多有记载由于白银称量的不精确带给使用者的心理焦虑等情况[21]，可证此点。其次，称量银与作为普通商品银的界限没有脱离，所以在诸多场合中表现的很像实物，对更高层次货币信用的发展有迟滞作用。此外，称量银的数量供给缺乏很大的弹性，也不利一国货币供给的充分扩充，这一点远远逊色于纸币。而且，称量银还存在价值尺度功能容易失衡、混乱，导致价格表现失灵等特点[22]。综合言之，称量白银是一种颇具原始特征的实物货币，尽管它披着贵金属的鲜亮外衣。

其二，纵观中国货币思想史，我们会发现自下而上源于民间的称量银逐步崛起的现实，实际背离了中国货币思想史的主流。中国古代的货币思想虽源出两头、多元并存，但其主流主要是一种“货币国定论”（即先王造币说，学人多谓之名目主义）[23]，认为君主掌握了货币权柄之后不但昭示着国家的权威，且背后存在着重要的利权，即政府可以利用货币的发行数量和掌握的经济资源来调控经济、平抑物价，以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不仅如此，利权论还认识到了货币利权（铸币税）有时于财政带来的益处。但称量银主要自下而上崛起于民间，货币的主导权主要操纵在社会中间势力阶层手中，国家没有很大能力再干涉此种货币的运行。此次“货币非国家化”的局面完全有别于汉初政府主动放任铸币权所导致的“货币非国家化”情形，实乃政府货币政策深度挫败不得不接受现实的产物。这种状况曾在嘉万时期的政府上层引起过激烈的讨论，当时不少的官僚士大夫从货币利权、流通利弊、货币类型特点、地域社会民众赋役纳银承受能力等角度强烈争议着白银的使用和一条鞭法折银改革的全面推广[24]，堪称有明一代上层精英群体对于货币主导权意识激烈表达的集中反映，并一直持续至明清之际，甚至贯穿整个清代，值得深度重视[25]。

其三，不少研究揭示，称量银在明前期的先期崛起难以说是由于商业经济发展促动而成，主要是政府官员欲求的结果[26]。此点虽可以再讨论，但至少经济决定论的主流解释确存在不少问题。万志英指出，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1540年代日本银开始流入、1570年代美洲银汇合流入）前的一个多世纪，尤其是宣德正统前后的15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就存在着明显的白银时代转向[27]。据目前的史料反映来看，中国的白银时代主要开启于正统景泰之际，显著于成化弘治时期，最后奠定于嘉靖万历时期。那么白银时代形成之初是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吗？恰恰相反，此一时期是明代实物经济体制遭遇困境、商业经济处于低谷发展的阶段。刘光临在其最新的论著中罗陈物价、工资、长途贸易、水运体系等资料表明，直到16世纪明代依然是个实物经济色彩浓厚、市场零碎化严重、商业经济规模十分有限的社会经济体[28]。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竟稳步崛起了一种比铜钱更加贵重的称量贵金属，一者显得颇不寻常，二者对平民百姓而言显得过分贵重了，这个方面留有不少史料记载[29]，再从目前挖掘出的明代较为低廉的物价（米粮价、绢布价等）、工资情况也可获得相当的佐证[30]。

以上所论可见，一种堪称落后退步的称量形态银，自下而上逐步崛起，其主导权主要操纵在民间势力手中；一种背离了中国货币思想主流，甚至与政府的货币政策存在冲突，且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并非暗合的货币崛起，显得颇不寻常[31]。缘何明代会出现愈演愈烈货币白银化现象，且一发不可收拾呢？笔者认为，这个原因非常复杂，直接的促因可归结为明初奠定的货币经济体制，背后的原因需追溯至元明变迁的历史纵深中去。

二 元明变迁背景下的明初国家与市场的重构

据近来研究揭示，12、13世纪金元的入侵严重冲击着宋代繁荣的商业经济，解构着宋代商业运转的内在机制，对中国近世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少的负面影响，尤以蒙元的入主中原为显著[32]。生态恶化，气候变迁，战乱频繁，尤其是蒙古的入侵不仅造成了北方人口的严重锐减，北方经济从而陷入长期的萧条，导致南北经济出现严重的失衡[33]。更重要的是明初政府对蒙元国家动员体制与诸多经济制度的承继、变革，进一步催生了“洪武型”经济体制的诞生。而明初“洪武型”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其崩塌方式，应该说是理解“白银时代”为何会最终形成于明代的关键钥匙。

蒙元国家的统治疆域极其广阔，奉行绝对的专制主义，其对商业、宗教采取包容政策，政府强力推行单一纸币制度，初期以银或绢为本确立信用，并建立较为完善的发行制度[34]，国家财政的货币化率相对而言较高。蒙古贵族拥有特许商人“斡脱”阶层为其聚敛金银财货，并跨洲际经营商业活动，为其搜罗珍奇宝物。从表面上看，蒙元帝国似乎确如杉山正明所论的那样，是个奉行重商主义空前活跃的海陆帝国[35]。但庞大帝国内部却存在着不少的矛盾：与广阔的统治疆域区域相伴的是一个及其缺乏整合的多元经济系统。在帝国内部，游牧经济、商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等多种方式并存，南北经济失衡的问题突出，水运交通系统大大萎缩，财政的征收越来越受不兑换纸币贬值的破坏，加之游牧民族独有的经济方式大量存在等问题暗示着蒙元帝国的经济基础不仅不够坚实，且存在很大的脆弱性[36]。不仅如此，具有中古制度特点或游牧征服国家特性的职业户计制和全民服役制、贵族分封与驱奴私属制、官营手工业制盛行、计丁征派的赋税劳役制、籍没官田制[37]、军卫屯田制[38]等元制或北制因素不仅广阔存在，且对明初社会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南北经济格局的失衡导致江南成为长期的重赋区，单一纸币走向不兑换、贬值加快使得国家财政日趋实物化，粗俗的统治管理方式使得元代国家治理能力后期不断下降[39]。这些政策不少是完全逆反了唐宋以来的变化趋势，属于蒙汉二元体制下互相冲突和互相影响的产物[40]。

元明之际崛起诞生的朱明王朝不可避免地深受蒙元制度的影响，然朱元璋一直锐意革新蒙元的许多做法，在这一正一反、一张一弛的举措之下，加上洪武、建文至永乐三朝政局发生数次演变，使得元明之际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历史承继和变革特点[41]。元明历史变迁的一大标志是明初立国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被不少学者归结为“洪武型”经济制度。

梁方仲最早提出“洪武型生产关系”的说法，并总结了明初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人户以户籍为断定，世袭其业，各类户籍的划分大致以满足当地最简单的经济生活需要为依据，造成了全国各地无数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单位；人民对赋役的负担采取连带责任，国家对百姓建立起一种直接的统治和隶属关系[42]。黄仁宇强调此种经济体制的特点是保守且难以适应经济的变化，组织技术不发达，赋役税收多元、混乱。统治者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农村[43]。刘光临直斥此种经济体制实质就是一种政府全面主导的指令性经济（command economy）。在其最新的论著中，刘氏全面分析了明初指令性经济体制的主要内涵：国家利用专制手段（如里甲户籍制度）严格管控土地和民众与社会秩序，防止社会流动，实施全面性的实物劳役型财政取代货币化税收，利用不兑换纸币管制价格，利用官田政策、强制迁移政策及重赋政策等打击富民商人阶层，严禁海上贸易，压制商业市场，使得社会全面倒退至实物化阶段，力图重塑一个平均主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图景[44]。万志英虽不同意此种较为激烈的定型，但也认为明初统治者十分反感商人、市场，其一系列政策导致市场发展陷入低谷[45]。刘志伟也指出，明初的经济统制带有“画地为牢”的色彩[46]。李新峰认为，“明朝建立后，推行全新的兴农抑商、兴官抑私的基本政策，对江南重心地区的工商业势力进行严酷的打击，从整体上重塑了中国经济的结构与面貌”，“元朝保障了工商业的持续繁荣，明朝则全面摧毁了宋元以来的工商业繁荣局面”[47]。

以上说法虽值得进一步细化论证、详细探明，但其中的共见不言而喻，即明初国家不仅制定了一系列抑制商业市场、摒弃货币运作的经济措施和制度实践，且其深度、力度和广度无以复加，堪称晚近以来中国史中最重要的一变。明初社会经济体制的成型对于中国货币制度、货币体系的变动产生了直接而又深刻的影响，其机理在于影响货币体系演进的两大因素（政府与市场）俱被重新塑造。货币的有效供给在制度上层出现了严重的失范，继而货币运转出现了严重的失序状况；影响乃至决定货币需求的交易市场也遭受深度的冲击与打击，走向萎靡和零碎化；货币转型势难避免。

三 明初“货币秩序”与货币白银化的历史走向

“洪武型”经济体制几乎没有给商业市场以正常发展的空间，换言之，也就很难有机会和条件形成良性货币体制的可能。故洪武一朝的货币政策屡经更迭，大体而言，经历三次显著的变化：首先，洪武初期极力重视铸钱的制度；其次，洪武八年后转而发行宝钞，虽令钱钞兼行，但重钞轻钱；最后，洪武二十七年停罢铸局，禁钱流通，施行彻底的单一纸币体制。可谓最终抛弃了建立稳定而又良性的货币制度、货币体系的可能[48]。

洪武时期强力推行的宝钞制度，不仅一开始就没有准备金制度，且几乎没有任何信用意义上的支撑，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货币史上全新的纸币类型[49]。檀上宽认为宝钞是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经济措施，意在将南人型政权快速推广至全国，压制江南地域的银货经济[50]。笔者曾列举四点理由旨在说明明初纸钞并不具有多少的货币含义，政治属性明显[51]。然而，宝钞体制本身在政府的力推下经历了一次内部的信用转型过程，故纸钞自洪武中后期开始急速贬值但终能苟延残喘至景泰以降，维持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以上，与国家体制的勉力维持有很大关联。不过，我需要正视的是明初奠基的货币体制呈现出的更像是一种强力的货币秩序，而非制度，表现在：

第一，强力执行单一的不兑换纸币制度，几乎只执行财政上的支付功能，甚少回流渠道，与社会经济发展脱节。

第二，明初宝钞制度几乎完全抛弃了宋元时期纸钞运转的各种经验和配套措施，沦为一种法令符号。

第三，先后禁止民间金银、铜钱的流通长达半个世纪以上[52]，力图压制地域的流动性。

第四，官方利用宝钞和实物劳役型财政运作模式管控价格[53]。

明初政府奠基的货币秩序与一系列抑制商业市场的经济制度一道严重挤压了商业市场的成长空间，冲击着货币的信用体系。若非国家财政建立在全面性的实物劳役基础上、货币流动性被极大压制，滥发宝钞制度将很快陷国民经济于崩溃的危机之中。尽管如此，洪武的经济货币体制造成了长期的影响：一是商业市场历经打击，极度萎缩，恢复进程十分缓慢；二是中国历代运转较为良好的两种国家货币—铜钱（制钱）、纸钞俱遭到了颠覆性的打击，明代长期显现有效货币不足、通货严重紧缩的情形，根源于此。

货币转型势必要发生，否则只会在紧缩与危机中循环。原因在于：其一，实物劳役型财政建立在高额的成本代价之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会走向崩解，代之以货币化的方式；其二，洪武型经济体制建立在国家强有力的控制和高强度的动员之上，后世政府难有此能力，故控制的松弛会带来商业经济的生存空间。

但为何最终会是白银崛起呢？实则这是政府与民间经过曲折选择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最后成了唯一的选择。

从政府角度看，政府初期还是着力坚持挽救宝钞，永乐至宣德时期开展了好几次规模浩大的救钞运动，但因宝钞的受领性极低、贬值迅速而逐步归于失败。其后，政府底层官员由于切身利益的损失悄然进行着差役折银的手法，自身不仅寻求利益的甜头，且越来越成为默认的做法。后来，在更大范围内，政府的中上层也开始认识到赋役变通折银的做法不仅更为有效，且更容易缓和因明初实物劳役型体制高额成本带来的紧张感。这背后折射出明初经济体制的长远问题，以及无效纸钞嵌入财政领域必然会出现的某种结果，也彰显了明初国家未能提供有效货币的极大缺陷。政府财政领域折银改革的过程繁杂、漫长，其过程逐步体现了明初体制的缓慢崩塌、变异，其结果是伴随着赋役体制的变迁，其对白银的依赖也日益被得到强化。

民间基层市场的选择更为曲折。商贸地带的基层社会先是在铜钱禁令中恢复行用铜钱，结果迫使政府放开钱禁。然明政府在第一个世纪里（从洪武末开始计算），有半个世纪禁止铜钱交易，另半个世纪没有铸造1枚铜钱投放国内市场。使得主要依赖唐宋旧钱和实物货币的民间市场（主要是指两京—大运河一线沿岸地带和东南沿海地带，这些地区的商业率先发展起来）交易很快出现货币不足的问题。民间只好自发通过私铸、析分好钱来弥补货币的不足，导致私铸之风交错而起，最后私铸泛滥成灾，无法收拾。私钱在弘治后期至嘉靖前期全面占据国内市场，且私钱的价值最低竟跌至6000文值银1两之水准。良劣币竞择的游戏，其最后结果是当劣币驱逐良币（私钱驱逐好钱）达到一定临界点，结果可能是另一种良币开始驱逐劣币（白银替代铜钱），民间称量银成为最后也是最佳的选择[54]。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与市场几乎先后产生了对于称量银的强烈需求机制，这个需求机制早在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之前便已形成，实构成海外白银大规模流入中国的根本原因。

梁方仲也曾指出，明代的货币制度和流通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用钞时期、用钱时期、用银时期。钞法大体从洪武至弘治初已经濒临绝境；明前期国家禁钱行为最为打击铜钱的信用基础，但明中后期的政府如果下决心去维持铜钱制度，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但政府并无决心，它的一切打算在于抽取财政利益的短期考虑，而非维持币值稳定的长期利益考量，最后的结果是导致国家上下只有用银一条路可走[55]。

四 余论

在中国历史上，“纸币时代”牵系着“白银时代”，“白银时代”也接续着“纸币时代”，这给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因果联系印象。实际上，纸币与白银的关系有着说不清道难明的复杂情形。贵金属白银作为一种货币的运用，崛起于晚唐，显著于两宋，造极于金元，落地于明前中前。若将此演进过程理解为线性式的发展结果，会有不少的误解。因为每个阶段白银所呈现的特点未必会导致下一个阶段的局面和结果。

宋代及之前时期，白银还谈不上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很多时候是充当替代主体货币铜钱的角色而存在，流通流域、范围狭窄，货币职能甚不明显[56]。即便到了金代，由于铜钱的不足，白银也是和纸币等多种通货一道构成的复合货币体系承担着货币的各项职能[57]。南宋后期以及金后期发展而起的“银钞相权”法意外地为蒙元统治者所继承，使得金元之际纸币时代的背后闪烁着白银的浓厚身影[58]。蒙元时代确实是白银货币职能飞速发展的时代，以致日本学者黑田明伸、上田信等不断论证此一阶段堪称是中国史上的第一个“白银时代”[59]。然而，即便他们也承认，在当时白银主要是流通于跨洲际的国际贸易与蒙古贵族阶层的府库之中，社会底层还是多流通纸币、铜钱和其他实物货币。蒙元时代，白银最重要的发展恐怕还在于其价值尺度功能得到不断的强化，称量货币单位在各个阶层留下甚为深刻的印记[60]。此一时期不仅离15—16世纪中国社会真正成型的“白银时代”相去甚远，而且两者的前导原因实则截然不同。换言之，真正的“白银时代”之所以最终来临，且持续时间达5个世纪之久，影响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背后不仅有货币体制上的原因，更有时代变迁的社会大背景。

蒙元入主中原及其统治方式堪称中国社会经济的另一道分水岭，其对明初社会经济制度形成的影响虽至今尚处于讨论之中，但明初国家对于蒙元制度的承继和变革，确为不少学人所承认。“洪武型”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对于货币化运转、商业市场的排斥确实呈现了一种不同于唐宋以来的历史发展趋势。更为重要的是，明初演化形成的货币秩序，不仅在制度层面颠覆了宋元以来纸钞运行体制，造成了“纸币时代”难以挽回地走向消亡，也酿成了明政府在钱法层面显现“先天不足”的特点。长时间的禁钱政策与抑商理念的制度实施，使得明中叶的明政府在面对市场力量自发崛起时，显得过分滞后和无能为力。货币政策在制度层面的失范与失败，酿成了市场流通长久的失序[61]。货币市场的急速演化、货币间的竞择流通以及货币主导权无可挽回地走向下移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注释：

[1] 除了不少货币通史著作外，学者们的主要关注点在断代领域，诸如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跨越宋元明清、陈彦良横跨秦汉魏晋南北朝且有成体系观点的成果极少。而且，研究古代货币史的人数也较少。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陈彦良：《通货紧缩与膨胀的双重肆虐——魏晋南北朝货币史论》，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

[2]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页。

[3]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关于大额货币时代的概括并不十分准确、贴切，如宋代的大额交易不少是用铜钱的，且货币区域化、分割化情形亦是常态。此处论述主要是为了让学人有个整体鸟瞰式的宏观视野。

[4] 2017年4月，国内外多位货币史学者齐聚澳门召开“‘中国历史上的白银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门围绕中国史上的白银召开国际研讨会，凸显了该问题的重要性，且不少学者的观点存在较大的差异。参见万明：《“中国历史上的白银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总结》，《中国钱币》2017年第3期。

[5] 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由于该问题所具有的复杂性，故笔者今年以“元明变革视野下的明代货币转型研究”为题立项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试图在未来数年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6] 学界有“白银时代”“白银世纪”“白银财政”等提法，实际都是强调白银相较于其他货币而言的核心或主导作用。

1.2.4 基因型分析 研究对象均在空腹状态下抽取静脉血，放置抗凝管抗凝，分离血液的白细胞层。用试剂盒提取血白细胞的DNA（试剂盒购自美国NEB公司），DNA提取后置低温冰箱（-80℃）保存备用。全部标本收齐后用PCR-LDR方法进行ALDH2 Glu487Lys基因多态分析，基因型分为野生型纯合子（G/G）、变异型纯合子（A/A）及杂合子基因型（G/A）。采用专门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7] 关于此点，万明和李伯重近来的研究有较好的论述。参见万明：《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见《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北京：商务出版社，2005年；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

[8] 此处所谓的市场经济特点不仅在于各级市场的发展程度和相互联结状况，更主要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被重新塑造。正如刘光临指出那样，明初指令型经济体制崩溃的同时也终结了政府有效干预民间经济的时代，使得16世纪的经济繁荣对于政府财税增加而言没有多大意义。参见William Guanglin Liu,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 p.64。

[9] 刘志伟等从国家与编户齐民关系变换的角度，认为具备稳定价值尺度功能的白银的持续介入，有力地推进明代赋役制度的变革，即由强制科派未定数额的赋、役向定额比例的现代财产税方向演进，这改变了国家财政的实现和运作形式。刘志伟：《从“纳粮当差”到“完纳钱粮”——明清王朝国家转型之一大关键》，《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

[10] 以货币白银化为主体的明代货币转型堪称中国晚近以来货币体系、货币制度、货币形态、货币流通多位一体的综合转型，是中国货币史上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11] 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学术史回顾”，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12] 典型如持“资本主义萌芽”观点的研究成果。参见张显清主编：《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唐文基主编：《16—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等。

[13] 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等。

[14] 这个说法向来是其他观点的辅助性论据。

[15] 王文成《：从“钱楮并用”到“银钞相权”——宋金元时期传统中国的市场结构与货币流通》《，思想战线》2014年第6期，等。

[16] 这个说法脱胎于万志英的阐述，详细见刘光临：《银进钱出与明代货币流通体制》，《河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张瑞威：《一条鞭法的开端——论宪宗一朝的货币政策》，见陈春声、刘志伟编：《遗大投艰集：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一百周年》，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34—548页。

[17] 这个说法很显然存在很大问题，常见于一些不明就里的人的论著中，需要得到一定的澄清。

[18] 如对该问题长期研究的万明先生，她秉持的“白银货币化理论”是一种“国计民生合流说”，既关注到了明代货币制度的问题，也强调赋役制度折银化的改革，但核心还是强调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2003年第1期《；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上、下），《学术月刊》2007年第5、6期《；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等。

[19] 明清时期政府为何不铸造银币，而是放任民间多元形态的称量银自由流通，是引起学者疑惑的“白银之谜”。参见Kent G Deng,“ Miracle or mirage? Foreign silver, China's economy and globalization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ies”, Paci fi c Economic Review, volume 13, pp. 320-357, 2008.

[20] 马德斌《：货币与信用：一个中国的故事》（未刊）分析了宋元政府纸币转为民间称量银带来币制上的退步；管汉晖：《宋元纸币流通及其在世界货币史上的地位：兼论中西方货币史演变路径的差异》，《经济资料译丛》2016年第3期。

[21] 刘晓艺：《醒世姻缘传》及其他明清小说中的白银与制钱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22] 戴建兵：《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1890—193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1页。

[23] 尽管中国货币思想史上不乏金属主义等说法，但从货币史的现实来看，货币国定论式的名目主义依然占据主流。参见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想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关于货币国定论的深入阐释见李黎力、贾根良：《货币国定论：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新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8期。

[24] 这个思潮不仅有着相当程度的现实基础，且一直延续至明末清初时期（甚至清代中后期），除了明后期的葛守礼、谭纶、靳学颜等人外，明末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李学派、唐甄、任源祥等为代表。

[25] 邱永志：《明中叶的银钱替代与银钱争议——重视“反银论”思潮》（未刊）。

[26] 岩见宏：《明代徭役制度の研究》后编《银差の成立をめぐって―明代徭役の银纳化に关する一问题》，东京：同朋舍，1986年；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2 页；胡铁球：《明代官俸构成变动与均徭法的启动》，《史学月刊》2012 年第 11 期，等。

[27] 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Un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p.76,79；邱永志：《战争、市场与国家：正统景泰之际通货流通体制的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待刊）。

[28] William Guanglin Liu, 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5。必须承认，受制于资料情况，目前学界对于16世纪以前明代国内商业市场发展情况的认识和研究，实较为薄弱。故刘氏提供了一种暂时而不乏创见的看法。

[29] 对一条鞭法折银持批评态度的不少官员表达了此类看法，典型的是曾担任户部尚书等职的葛守礼。他于嘉隆之际指出，陕西、山西等地由于赋役征银，军卒百姓吃饭都成问题。参见葛守礼：《葛端肃公集》卷二《广铸制钱足用疏》、《宽农民以重根本》，国图藏嘉庆七年重刻本。

[30] 明代的物价、工资相较于宋、清，以银计值的话，显得过分低廉。参见全汉昇：《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William Guanglin Liu, 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

[31] 不少学人注意到了明代有钞法、钱法，并无银法，显得颇不寻常。实则明前期政府实行了较长时间的银禁政策，禁银堪称是祖制之一。参见邱永志：《论明前期白银的“双轨”流通及其内涵》，《思想战线》2017年第5期。

[32] 萧启庆：《中国近世前期南北发展的歧异与统合——以南宋金元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为中心》，《清华历史讲堂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33] 萧启庆：《中国近世前期南北发展的歧异与统合——以南宋金元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为中心》，《清华历史讲堂初编》，第221页。

[34] 关于元代纸币的制度变迁、发行经验和流通状况，学界有过很深入的考察，笔者对此做过梳理。参见邱永志：《元明交替视野下的货币体系演进》，见《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

[35] 杉山正明：《蒙古帝国的兴亡》，孙越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36] William Guanglin Liu, 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5, p.39-40,chapter 5。

[37] 李治安：《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和整合发展》，《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此外，李氏还指出，元朝的北制因素塑造乃至主导了明前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具体来说，朱元璋、朱棣父子对北制的个性化继承、明朝迁都北京导致的北方本位政策，造成明前期国家体制中继承元朝或北方的因素较多。如元朝与中唐两宋略有不同的职业户籍制、全民服役、分封制、官营手工业、儒士边缘化倾向、君臣主奴化等，对明前期的影响既深且重；明朝的军户制，“配户当差”的户役法，官府手工业和匠籍制，纸钞制，政治经济的南北反差，行省三司制，宗室分封，诛杀功臣士大夫等，都可以看到元制或北制的影子，都是被明朝统治者略加变通后沿袭下来的。参见李氏著：《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

[38] 关于明初军户卫所、州县民政二元管理体制承袭元制遗产的论述，参见赵世瑜：《卫所军户制度与明代中国社会——社会史的视角》，《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39] 李治安《：元至明前期的江南政策与社会发展》《，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1期；张帆：《元朝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学术思想评论》第1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William Guanglin Liu, 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李春圆：《元代的物价和财税制度》，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40] 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1期。

[41] 学界虽有元明存在不少制度承袭的论述，详见前述李治安的系统分析；但从另一层面来看，元明之际也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如地缘格局、政治体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最深刻的领域发生在两者对于商业和市场的态度决然不同。参见李新峰：《论元明之间的变革》，《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

[42] 梁方仲：《明代一条鞭法年表》，《明代赋役制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43]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44] William Guanglin Liu, 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5.

[45] Richard von Glah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versity Press, 2016.

[46]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47] 李新峰：《论元明之间的变革》，《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

[48] 关于其详情参见邱永志：《论明前期的禁钱政策及其影响》（待刊）。

[49] 笔者称之为第三种类型，参见邱永志：《战争、市场与国家：正统景泰之际通货体制及流通的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待刊）。

[50] 檀上宽：《明王朝初期的通货政策》，《东洋史研究》1980年第39卷第3期。

[51] 邱永志：《为什么说大明宝钞不是真正的纸币？》，腾讯文化·彰考局。

[52] 禁银和禁钱政策在时间上并不同步，禁银从洪武八年开始，禁钱从洪武二十七年开始，但从整个明前期着眼，禁银和禁钱都一起存在，且都有维持钞法、压制地域流动性的一面。参见邱永志：《论明前期白银的“双轨”流通及其内涵》，《思想战线》2017年第5期；《论明前期的禁钱政策及其影响》（待刊）。

[53] 此说法源自刘光临的论点，参见Liu william guanglin, 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

[54] 关于这个过程，详见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5章。值得指出的是，“银进钱退”的抉择机制并没有完全排挤铜钱出基层市场，许多地区是银钱兼用，尤其是嘉万之后随着国家大举重整钱法，铜钱的流通更加顽固存在并扩大，只是随着钱法的起伏“行钱之地”盈缩不定。

[55] 梁方仲：《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明代一条鞭法年表》，《明代赋役制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48-150、260页。

[56] 尽管学界有宋代白银货币化的说法，但主流还是认为宋代白银的货币职能限度明显。参见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第五编第2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高聪明：《宋代的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第2章第3节，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

[57] 高桥弘臣：《宋金元货币史研究——元朝货币政策之形成过程》，林松涛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58] 关于金元时期白银的发展情形，参见邱永志：《元代白银货币性的凸显》，《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王文成：《金朝时期的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思想战线》2016年第6期；《蒙古灭金前后的市场演变与白银使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中统行钞”与蒙元银、丝、钱、钞关系的演变》，《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59] Akinobu Kuroda,“ The Eurasian silver century, 1276-1359: commensurability and multiplicit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2009, vol.4, no.2, pp. 245-269；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高莹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3-46页。

[60] 故何平称此时期为白银与纸币的价值尺度转换时期。参见向氏著：《世界货币视野中明代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

[61] 文一认为，市场是个昂贵的公共产品，需要政府以及市场参与方付出巨大的协调努力和社会投资，尤其是政府需具备强大的组织管理能力，参见文氏著：《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从历史的经验看，确有不少道理。宋代的市场网络体系发达、健全，与宋朝国家强大的财政能力分不开；明清恢复的市场网络体系主要得益于民间势力的自组织而非国家组织力量而成，可称之为“失衡”的市场经济，难以导向真正的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