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昭勇将军歹俊墓志略识—关于明代宣德通宝铜钱铸造的一则史料

邵 磊 （南京市博物馆） 义小明 （人行南京分行）

2010年夏，南京文物爱好者在南京南郊发现了一块明代墓志，墓志传主歹俊，史籍失载，为明代前期正三品的武官，生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五月十四日，卒于天顺元年（1457）六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三岁，卜以七月初九日奉柩葬公于应天府江宁县安德乡宋家山庚山申向之原。歹俊墓志篇幅不长，但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志文中述及有关明代宣德通宝铜钱铸造的内容，于史载多有补益。以此而言，歹俊作为与明代宣德通宝铜钱铸造密切相关的关键人物，其生平经历乃至家族史事，无形中也都构成了明代钱币铸造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兹标点志文并略作考察。

歹俊墓志志盖篆题“昭勇将军歹公墓志铭”3行9字；志文首题“明故昭勇将军歹公墓志铭”；继为题名3行，分别为“赐进士出身文林郎监察御史吉水龙晋撰”“昭勇将军南京金吾右卫指挥使临邑涐源书”“怀远将军南京留守左卫指挥同知袁佑篆”；墓志正文计31行，标点如下（“」”为志文换行标识）：

公讳俊，字崇杰，其先山东济南莱芜人。大父讳都，元顺宗朝仕至万户。父讳斌，归附，充济阳卫」左所小旗。洪武三十二年，奉」天征讨，栉风沐雨，战功居多。官五转，升本卫指挥使，奉」敕镇守泗州。永乐辛丑，」钦取回京，管卫事，后以疾卒于官。公绍之。公禀赋忠厚，议论英发。凡事上接下，必以诚信为主本。」其遇人也，见善良者，虽亵必礼貌之；刚介少巽者，必以直辞曲之，无所假借。所谓柔亦不茹，刚」亦不吐者。由是声誉日起，以直谅称。时襄城伯李公守备南京，为时儒将，明于知人，一见公，辄」深加器遇。宣德甲寅，」敕南京铸宣德通宝钱，以益国储，盖重务也。襄城李公特命公总之。其出纳之明，造作之精，大著」勤绩焉。正统改元，」钦调掌南京龙江右卫事。且一卫军士，皆海岛夷人，性习浇诈健讼。公既履任，威之以刑，感之以」恩，皆慑服，至今称为易治。正统己巳，北虏败盟，犯我边邑。时承平日久，武备少弛，器械欠利。」皇上敕南京守备大臣，取库藏所贮军器赴京为备。而兵杖既多，所载舟楫亦众，诸老集议，思得有」勇略者督之。公毅然曰：“食」君之禄，死君之事，又可吝于行乎？”遂请往，然调度之方，扞御之具，皆有条理，直抵北京，无根弦只矢」之遗。事竣，觐」上于奉天门，宴劳有加。当边未宁，下求贤之」诏，而漕运参将汤公杰首以公荐于」朝。允所举，俾听用于夏官。大司马于谦狠愎自任，恃才敖物，纳謟招权。公见之，知其必败，曰：“此又」可从而为政也？”因辞以疾回京，仍理卫事。居无何，遂引年致仕，援例令其子文代职。文昔为武」学生，读书明理，有幹局能于其官，且纯孝。方冀公优游荣养，以享寿考。未几，忽感寒遘疾，久而」弗□。一日，呼其子文，喻之曰：“尔父荷」国厚恩，享有官禄，而未有涓埃报之者。尔今世吾官，当心吾心力行吾之所未至，是吾死犹不死」也。”言讫而卒，乃天顺元年六月二十三日丑时也。公生于洪武乙亥五月十四日巳时，享年六」十有三。配王氏，封淑人。子男二人，长曰文，娶江西都司都指挥佥事养正长女。次武，未娶。女三」人，长适济川卫右所正千户文鉴；次适遂安伯叔陈瓛[1]；次在室。孙男四，曰琮、曰璘、曰璇、曰琦。孙」女四，俱在室。其孤文等卜以七月初九日奉柩葬公于应天府江宁县安德乡宋家山庚山申」向之原。文以墓石未有铭，来徵于余。予按，公之生荣死哀出处大节如此，是宜有铭。铭曰：」猗欤歹氏，莱芜臣族。从戎起家，登三品禄。惟君世之，正大无颇。为」国任事，勤政居多。解组辕门，优游晚岁。有子承宗，」勋名未坠。安德之原，水秀山明，我铭斯石，万世是徵」

据墓志，传主昭勇将军歹俊，字崇杰，世为山东济南莱芜人。歹俊的曾祖歹都，于前元顺帝时官至万户。至其父歹斌，遂归附明国，充济阳卫左所小旗。据《明太祖实录》卷六六，洪武四年（1371）六月置彭城、济川、济阳三卫于北平；《明史·兵志二》亦载：洪武八年（1375）改在京留守都尉为留守卫指挥使司，在外都卫为都指挥使司，凡十三，包括北京、山西、陕西、浙江、江西、山东、四川、福建、湖广、广东、广西、辽东、河南，济阳卫为北平都司属卫。结合志文所述，歹斌应系燕王朱棣在北平起事夺取九门之际便倒戈依附，继而在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中屡立战功，“官五转”而升至济阳卫指挥使[2]，奉敕镇守泗州，至永乐十九年（1421）被“钦取回京”后“以疾卒于官”。

歹斌死后，志文谓“公绍之”，亦即传主歹俊得以承袭父职。明朝的军卫指挥使是正三品的中高级武官，故歹俊荫袭父职之后，便一再得以与南京外守备、襄城伯李隆及指挥北京保卫战、抵御瓦剌进犯的兵部尚书于谦等朝廷重臣发生密切的交集。不过，这位世禄子弟直至“引年致仕”似乎也没有得到进一步迁擢的机会，没有能够光大家声。关于这一点，从歹俊临终之际晓喻其子歹文：“尔父荷国厚恩，享有官禄，而未有涓埃报之者。尔今世吾官，当心吾心力行吾之所未至，是吾死犹不死也。”其壮志难酬的寥落心境，庶几可见一斑。

话说回来，歹俊在仕途上也并非完全没有机遇，但他之所以没有乘势而上，志文声称乃是自己毅然放弃的缘故。不过哀诔文夙有隐恶扬善的弊病，所以其时真相究竟如何，殊难察知，惟其间所涉及的若干客观材料，仍然具有相当的价值。此事的源头，大致可追溯至正统元年（1436）歹俊钦调掌南京龙江右卫。

龙江右卫始设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3]，与留守左卫、镇南卫、骁骑右卫、龙虎卫、沈阳左卫、沈阳右卫、龙虎左卫、水军左卫、英武卫同为左军都督府直属在京卫所。其中，留守左卫、镇南卫、骁骑右卫、龙虎卫、沈阳左卫、沈阳右卫俱于永乐十八年（1620）调北京。龙虎左卫初为右军都督府所辖成都右护卫，宣德六年（1431）更名直属左军都督府的龙虎左卫，有明一朝世代总督漕运有功的平江伯陈瑄世家的始祖、陈瑄之父陈闻即曾官成都右护卫指挥之职。而一直驻南京的只有水军左卫、英武卫与龙江右卫。其中的水军右卫，顾名思义，是属水上战斗部队无疑，龙江右卫暨龙江左卫以南京江浒的“龙江”为名，显而易见，应与作为要津的龙江关乃至龙江船厂、龙江宝船厂等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龙江右卫暨龙江左卫应该也都是谙熟水上攻防的军事建制。譬如明初永宣之际，龙江左卫流官指挥佥事胡后、龙江左卫指挥使朱真等都曾多次率领士卒历经艰险，与水军左卫的诸多官兵一并参与到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这一中外交通史上的壮举中去。但可惜的是，史籍文献里关于龙江右卫的记载则甚为简略，而在传世由明朝兵部编纂的记录各地卫所上至指挥使、下至小旗等武职的世袭、升迁、调补、军功、褒奖、违制、处分、致仕、年老、亡故等内容的《武职选簿》里，关于龙江右卫的内容也尽数亡佚。而据墓志所述：“……（歹俊）钦调掌南京龙江右卫事。且一卫军士，皆海岛夷人，性习浇诈健讼。公既履任，威之以刑，感之以恩，皆慑服，至今称为易治。”据以可知，龙江右卫的军士可能都是从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招募来的岛民，这也可见龙江右卫的水军性质以及朝廷为建设水军而用人之长的苦心经营之道。

在明了这一前提后，对后续志文中的“正统己巳，北虏败盟，犯我边邑。时承平日久，武备少弛，器械欠利。皇上敕南京守备大臣，取库藏所贮军器赴京为备。而兵杖既多，所载舟楫亦众，诸老集议，思得有勇略者督之。公毅然曰：‘食君之禄，死君之事，又可吝于行乎？’遂请往，然调度之方，扞御之具，皆有条理，直抵北京，无根弦只矢之遗。事竣，觐上于奉天门，宴劳有加”云云，也就不难理解了。按，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御驾亲征的明英宗蒙尘被俘后，瓦剌也先挟持明英宗长驱直入，兵锋直逼北京，值此危难存亡之际，朝臣多有主张南迁避敌者，幸赖兵部尚书于谦力排众议，并亲督诸将列阵九门迎敌，终于力挽狂澜，使明廷转危为安。有关于谦指挥北京保卫战的史实，备见史载。然据志文可知，在北京保卫战前夕，朝廷还曾长途征调南京“库藏所贮军器赴京为备”，并由南京龙江右卫指挥使歹俊具体督办。这无疑是一条可能被史学界长期忽视的材料，对于全面深入地认识于谦等有识之士在北京保卫战过程中的运筹帷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志文中虽然不惜以“食君之禄，死君之事，又可吝于行乎”的语辞，来突出传主歹俊勇于担当的气度，但显而易见，正是由于歹俊执掌谙熟水上攻防的军事建制龙江右卫事，以舟楫行水路运送军器直抵北京的差事才会落到他的头上。

此后，由于漕运参将汤杰的举荐，歹俊得以听用于兵部尚书于谦。但在歹俊的眼中，这位北京保卫战的主要决策者却是“狠愎自任，恃才敖物，纳滔招权”，因而“知其必败”，遂“辞以疾回（南）京”，仍理龙江右卫事。引年致仕后，援例以其长子、武庠出身的歹文代职。众所周知，于谦的赫赫功业与高洁品格一向为人敬仰，但他的悲剧命运也令人扼腕。于谦功高而被杀，固然有英宗复辟的政治因素，但也与其性格上的一些缺陷如恃才自用、矜己傲物不无关系。由于于谦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甚至如受其荐引、本应对其感恩戴德的兵部右侍郎王伟，眼见于谦树敌太多，也都生怕受其牵连，不仅刻意与其保持距离，甚至向景泰帝密奏于谦的过失[4]。是故歹俊对于谦发出的“此又可从而为政也”的感叹，并不是偶然的。

歹俊袭替济阳卫指挥使未久，“时襄城伯李公守备南京，为时儒将，明于知人，一见公，辄深加器遇”。“襄城伯李公”即李隆[5]。至宣德年间，为了“益国储”，朝廷“敕南京铸宣德通宝钱”，时歹俊奉李隆之命在南京铸造宣德通宝铜钱，“其出纳之明，造作之精，大著勤绩焉”。关于包括宣德通宝在内的明代铜钱的铸造，史载极为简略，故志文中的这一段文字虽然寥寥无几，但因为涉及到具体的人事，故史料价值甚高。

存世明宣德通宝铜钱的版式为小平钱，真书直读，光背无文，版别统一，几乎每一枚都是精工制作，几乎未见质量低劣者。其中，“德”字偶有省去一横的，称作“省一宣德”，颇为少见。彭信威所著《中国货币史》述及宣德通宝钱有云：“……宣德八年才恢复铸钱，铸造宣德通宝。分别由两京的工部和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四布政司鼓铸。宣德钱的数量和版别都比较多，但精整远不及永乐钱。我们想到宣德年间的精美的瓷器，再看看这些粗俗的铜钱，不免要大失所望”[6]。彭信威关于宣德通宝铜钱铸行问题的这一段叙述，系源出《明宣宗实录》卷一〇六：“（宣德八年冬十月乙亥）命工部及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四布政司铸宣德通宝钱十万贯”。但具体到南京铸造宣德通宝铜钱，明人顾起元撰《客座赘语》却又称系“宣德九年，令南京工部铸宣德通宝钱”，此一年之差，颇令人有莫衷一是之感[7]。通常认为，《明实录》所载的诏令等原始史料可能会较顾起元《客座赘语》这一类乡邦文献更为可信，然据歹俊墓志所述“宣德甲寅，敕南京铸宣德通宝钱，以益国储，盖重务也”云云，亦可谓时近迹真，庶可知宣德九年（1434）敕南京铸宣德通宝铜钱洵非孤例，《明宣宗实录》中的相关记载看来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明代宣德通宝铜钱在南北两京的铸造机构，史籍文献明确记载为工部，但歹俊身为济阳卫指挥使却得以奉命总其事，且“其出纳之明，造作之精，大著勤绩焉”，可见明代铜钱的铸造事务，在具体施作过程中，要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注释：

[1] 《明史·功臣世表二》，陈瓛应为第五任遂安伯陈韶叔，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164、3165页。

[2] 此所谓“官五转”而升至济阳卫指挥使，应是指歹斌以济阳卫左所小旗的身份追随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擢升至济阳卫指挥使前，尚需历升总旗、百户、副千户、千户、指挥佥事五级。

[3]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一，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丁丑。

[4] 《明史》卷一七〇《于谦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544页.

[5] 《明史》卷一〇六《功臣世表二》，第3128、3129页。

[6]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七章《明代的货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71页。

[7]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金陵古今铸钱》，南京出版社《南京稀见文献丛刊》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