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翻砂铸钱起源年代考—以钱币铸造痕迹为中心

杨 君 周卫荣 （中国钱币博物馆）

中国古代铸钱大致可以分为前期的“范铸法”和后期的“翻砂法”两种工艺。范铸工艺是干型硬范铸造，来源于商周青铜器的铸造技术，铸范按材质可分为陶范、石范、铜范和铁范等，其中模印陶范叠铸工艺是范铸法铸钱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翻砂工艺是湿型或软型铸造，是中国铸钱业在传统范铸工艺基础上的新发明[1]。学界已经普遍认同，中国在唐宋时期就已经采用了成熟的翻砂法来铸造钱币。

中国古代翻砂铸钱到底起源于何时一直成为学界特别关注而又十分棘手的钱币研究难点。

一 研究现状和方法论思考

目前，学界的探索已经把翻砂铸钱的起源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在2006年，中国钱币博物馆推出的“中国古代铸钱工艺展”中就已经明确指出：“翻砂铸钱工艺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至北朝”。周卫荣在《翻砂工艺—中国古代铸钱业的重大发明》一文中指出：“我国古代的翻砂工艺很可能是在政策宽松的北朝，由民间发明的。”“北魏永安五铢钱上已有明显的翻砂工艺特征”[2]。这些探索把中国古代翻砂铸钱的起源推前到北朝，甚至是北魏铸永安五铢时期。出土钱币和历史文献也支持这些观点。

根据出土实物，在北朝最后的北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翻砂铸钱工艺。1996年夏，陕西省户县古代铸钱遗址出土了一批北周“五行大布”钱树残枝（图1），就是确切的翻砂铸钱遗物。从该批“五行大布”钱树的直浇道和内浇道设置来看，直浇道采用了截面为半圆的长条模，该长条模与母钱同时放置在砂型中，压印出直浇道和钱币空腔，再用小工具拨开直浇道和钱币型腔之间的型砂，形成内浇道，构成完整的浇铸系统。这种在型砂上模印直浇道，再拨砂挑出内浇道的铸造遗痕，显示了和范铸法铸钱完全不同的细节特征。这批出土的“五行大布”钱树是明确的北周时期翻砂铸钱的直接证据。

根据历史文献，北魏大臣高恭之（字道穆）曾在上表中谈到当时铸钱成本，列举了铸钱工料：“论今据古，宜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铜价至贱五十有余，其中人功、食料、锡、炭、铅、沙，纵复私营，不能自润。直置无利，自应息心，况复严刑广设也。”[3]指出了铸钱成本除“人功”“食料”外，还有“铜”“锡”“铅”金属材料成本，以及熔铜的“炭”和做型范的“沙”等成本。其中，“沙”即是翻砂法中可反复使用的型砂，虽不易消耗，确需一次性大量购买使用，也占有一定的铸钱成本。北魏在这次铸币讨论之后，统治者“后遂用杨侃计，铸永安五铢钱”[4]。《魏书·食货志》亦载：“至永安二年（529年）秋，诏更改铸，文曰‘永安五铢’，官自立炉，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5]。高恭之的这段上表文字是目前所见典籍中最早谈到翻砂铸钱的史料。杨槐曾发文指出了这段文献的价值，并据此认为：“这就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至少在北魏时期的铸币场所已经采用了翻砂铸造永安五铢的工艺技术。”[6]

北魏铸造永安五铢钱之前，还先后铸造“太和五铢”和“永平五铢”钱，这两种钱币是否也采用了翻砂铸钱工艺？此外，与北朝并立的南朝，是否也开始了翻砂铸钱？如果有，又是从哪个朝代的哪个具体时间开始的？

目前所限，解答以上问题缺少考古和文献的支撑，须另觅新径。该问题的研究，唯一的线索就只剩下存世的太和五铢和永平五铢等相关钱币实物了，能不能依靠存世钱币携带的铸造痕迹信息来进行研究呢？我们知道，翻砂钱币与范铸钱币分属两种工艺，钱币的铸造痕迹留下各自工艺的特征，两者必然不同，找到翻砂钱币不同于范铸钱币的铸造痕迹特质，就可以据此在相关钱币中找到是否翻砂铸造的证据。

图1 五行大布钱树，西安钱币学会藏（钱币直径约28mm）

二 翻砂铸钱与范铸钱币铸造痕迹的区别

整体而言，翻砂法铸造的钱币比范铸法铸造的钱币更显粗糙，尤其是钱币的地章。翻砂铸钱中，砂型表面是散砂模压，反映在铸币上，就是钱币表面呈现出粗糙的颗粒砂面；而范铸法铸钱，无论石范、铜范、铁范还是陶范，表面都硬实致密，所铸造钱币的表面也相对平整光洁。中国古代范铸钱币从来不需要“磨面”，而翻砂铸钱在后期加工中一般都增加“磨面”环节，借以打磨掉字面和外缘粗糙的砂面，只有难以打磨的地章还保留着翻砂铸造的砂面痕迹。能不能以钱币地章的粗糙程度来分辨翻砂铸钱和范铸钱币呢？理论上可行，实践中操作难度很大！因为古代范铸钱币和翻砂铸钱各自都经历了数百上千年的发展，自身的铸范、型砂等材料都有相当的变化，很难在钱币表面粗糙度上找到借以区分两种工艺的准确分界。

铸币正常的表面粗糙度难以准确区分两种工艺，还有没有其他铸造痕迹特征能显示出两种工艺的区别呢？钱币界早已关注翻砂铸钱的铸造缺陷在钱币上的状态，其中以铸造缺陷中的“叠纹”和“不规则月纹”为主要关注对象。

图2 大泉五十背叠纹（直径26.5mm）

图3 东汉五铢“五”字叠纹（直径25mm）

图4 叠铸范包“十”字叠纹（钱腔直径约27mm）

所谓“叠纹”缺陷，就是钱币表面显示出图案的重复错叠，在翻砂铸钱中多由母钱移动、翻落时，重复压印所致。钱币界一般都认为叠纹是翻砂法铸钱特有的铸造缺陷。其实，范铸钱币中也偶有具备叠纹特征的铸币，如大泉五十（图2，背部内郭和外缘叠纹），东汉五铢（图3，“五”字叠纹）等。这种范铸钱币的叠纹现象，主要出现在叠范铸钱的模印环节，存世新莽“大泉五十”叠铸范包中就有叠纹现象的陶范片（图4，左上钱腔“十”字叠纹），应是泥片放置在铜范母中模压失误所致。中国钱币博物馆进行的叠范铸钱实验中，也模拟出了这种叠纹现象的模印范片（图5）。虽然，叠纹现象在范铸钱币中出现很少，但该铸造痕迹不是区别翻砂铸钱和范铸钱币工艺的明确特征。

所谓“月纹”缺陷，就是指排除以“月纹”作为固定版式（图6，背上仰月纹）的情况，而由铸造失误所致的偶然月纹。对于这种不固定位置出现的月纹，一般认为是在翻砂铸钱中，母钱掉落在砂型上，母钱的弧形边缘压印出了月牙形痕迹所致，如北周一枚布泉（图7），“泉”字上有一长弧形的月纹，破坏了文字的结构，是意外失误所致。这种由于母钱掉落压印的长弧形月纹在范铸法铸钱中是不会出现的，应是区别翻砂铸钱和范铸钱币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当然，这里要排除范铸钱币中，由于范体出现裂隙等问题所造成的铸币表面出现脉纹缺陷等情况）。可惜，由于北魏太和五铢和永平五铢钱存世较少，笔者所见还没有发现这种明确的月纹痕迹。

图5 叠范实验重影（钱腔直径27mm）

图6 唐代开元通宝钱的固定月纹版式（直径25mm）

图7 北周布泉翻砂缺陷所致月纹（直径26mm）

图8 翻砂实验拨砂完成后的砂型（钱腔直径25mm）

以上，铸币表面粗糙度、叠纹、月纹等痕迹特征都解决不了当前的问题。

在中国钱币博物馆以前进行的翻砂法铸钱实验中，笔者对拨砂挑出内浇道的工序印象深刻。砂型在取出母钱和直浇道模后，还需要将直浇道和母钱型腔之间的型砂拨开以形成内浇道（图8），因为需手工一一拨除，如果拨砂过度，容易挖深钱币型腔。过多拨除的空间在铸造中被铜水充填，呈现出过深拨砂造成的铸造缺陷（图9，钱币左上角拨砂痕迹）。

这种拨砂过深造成的拨砂缺陷痕迹，出现的位置相对固定，形状较为标准。拨砂缺陷只出现在钱币的外缘和与外缘相邻的地章上；拨砂痕迹多呈现均匀坡度的一侧沙堆形状，正是拨砂动作斜下运动的反映。拨砂铸造痕迹是翻砂铸钱特有的现象，范铸钱币中不可能存在的，陶范铸钱中偶然出现的陶范粘沙缺陷与此不同，陶范粘沙是范母与范片在模印分离时出现局部的粘连所致，形状是不规则的，出现位置是随机的。因此，过深拨砂造成的铸造痕迹特征完全可以作为区别翻砂铸钱和范铸钱币两种工艺的标准。

图9 唐代开元通宝钱拨砂缺陷（直径25mm）

图10 王荫嘉点评永平五铢（直径23.5mm）

三 拨砂痕迹与南北朝铸币

北魏铸永安五铢时已经采用了翻砂法铸造钱币，北魏大臣高恭之上表建言铸造钱币是在王朝正式铸永安五铢之前，暗示在永安五铢之前，当时的铸钱就采用了“沙”作为工料。在永安五铢之前，北魏铸造太和五铢和永平五铢时，可能已经采用了翻砂铸造技术。《魏书·食货志》记载：“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高祖始诏天下用钱焉。十九年（495年），冶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在所遣钱工备炉冶，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练，无所和杂。世宗永平三年（510年）冬，又铸五铢钱。”[7]试以拨砂痕迹为线索，揭示太和五铢和永平五铢是否采用了翻砂法工艺。

关于“永平五铢”。学界和收藏界对其认识一直淆乱不清。民国时期，王荫嘉就已经认识到哪种是“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的五铢钱（图10）[8]；建国初年，彭信威在其《中国货币史》中明确指出：“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另铸五铢，制作稍为规矩一些，但还是生硬，重约三公分四，它的特点是五字的交股作直笔，边缘比以前的五铢阔。”“图版三十八……2．永平年间的五铢（北魏五铢）”[9]所附钱币也是正确的永平五铢。这是王荫嘉和彭信威贯通钱币学和货币史而显示出的真知灼见！这两位钱币学大家的正确认识在改革开放后并没有被继承，直到1984年咸阳市西魏侯义墓出土了西魏大统六年五铢钱[10]，钱币界才在此启发下，结合存世所见相关钱币实物，重新探讨出真正的永平五铢的形制特征。林染《关于永平五铢》[11]和王泰初《永平五铢考辨》[12]是其中的代表作。

从存世永平五铢中，笔者发现一些具有拨砂过深铸造痕迹的实物。其一,直径24mm，重2．1g（图11），拨砂痕迹在钱币正面上缘处，通过外缘蔓延到地章；其二，直径23．5mm，重1．9g（图12），拨砂痕迹在钱币正面下缘处；其三，直径24mm，重1．8g（图13），拨砂痕迹在钱币正面左上缘处；其四，直径23．3，重1．65g（图14），拨砂痕迹在钱币正面右上缘处；其五，直径23．7mm，重1．3g（图15），拨砂痕迹在钱币正面左缘处；其六，直径21．7mm，重1．1g（图16），拨砂痕迹在钱币正面右缘处。从存世永平五铢看，普遍较为轻薄，可知其砂型钱腔较浅，拨砂时容易拨砂过深，拨破型腔，造成拨砂过深的铸造缺陷。从拨砂的位置看，都出现在外缘和紧邻外缘的地章上，该时期拨砂没有特别固定的方向，不似后来拨砂多出现在避开文字的钱币对角方向。从这些具有拨砂痕迹的永平五铢看，北魏永平三年（510）铸造永平五铢时，确切采用了翻砂工艺。

图11 北魏永平五铢拨砂铸痕1

图12 北魏永平五铢拨砂铸痕2

图13 北魏永平五铢拨砂铸痕3

图14 北魏永平五铢拨砂铸痕4

图15 北魏永平五铢拨砂铸痕5

图16 北魏永平五铢拨砂铸痕6

图17 北魏太和五铢拨砂铸痕1（直径约25mm）

图18 北魏太和五铢拨砂铸痕2（直径约25mm）

北魏最早的铸币太和五铢是否也有这种拨砂痕迹？笔者发现一枚背部拨砂痕迹的太和五铢（图17）[13]，拨砂痕迹在钱币背面右上角，堆积在外缘倾斜延伸到地章很远的地方，边界清晰，坡度均匀；还有一枚太和五铢（图18），拨砂痕迹在钱面右上角，拨砂铸痕主要集中在外缘上，呈小沙堆状。这两枚具有拨砂铸造痕迹的钱币，证明了北魏太和十九年（495）铸太和五铢时就采用了翻砂法。

与北朝对立的南朝是否也采用了翻砂铸造工艺？南朝宋和南朝梁钱币都是叠范铸造，而且萧梁叠范铸钱是薄薄的双面叠范，比新莽叠范铸造的繁荣期还有发展，一般认为萧梁叠铸是中国古代叠范铸钱的极致，是最后阶段[14]。萧梁之后，南朝陈铸币有“陈五铢”和“太货六铢”。《陈书·世祖纪》记载：“（天嘉三年闰二月）甲子，改铸五铢钱。”[15]《隋书·食货志》记载：“陈初，承梁丧乱之后，铁钱不行。始梁末又有两柱钱及鹅眼钱，于时人杂用，其价同，但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熔钱，又间以锡铁，兼以粟帛为货。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铸五铢。初出，一当鹅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579年），又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之十，与五铢并行。后还当一，人皆不便。乃相与讹言曰：‘六铢钱有不利县官之象。’未几而帝崩，遂废六铢而行五铢。竟至陈亡。”[16]《陈书》和《隋书》记载陈朝天嘉五铢的始铸年代有差别，一为“天嘉三年（562年）”，一为“天嘉五年（564年）”，因《陈书》是本纪记载，从《陈书》“天嘉三年（562年）”作为陈五铢的始铸时间。

图19 南朝陈五铢拨砂铸痕（直径24.8mm）

笔者在存世陈五铢中也找到了具有明确拨砂铸造痕迹的实物（图19），该枚陈五铢，直径24．8mm，重2．6g，钱面左下角有清晰的过度拨砂所致的铸造痕迹，铸痕从外缘向地章倾斜，似小沙堆。这样拨砂铸痕确切清晰的在存世实物中甚是少见，这种拨砂过深形成的铸造痕迹，证明了南朝陈铸造天嘉五铢时，就已经采用了翻砂铸钱工艺。南朝采用翻砂铸钱技术比北朝晚了六七十年。

北魏孝文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的多个方面，尤其是在太和十八年（494）正式宣布迁都洛阳后，继续进行制度变革。公元495年，即北魏建国一百余年后（386年建国），开始了北魏王朝的第一次铸币，铸行太和五铢钱。由于当时处于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距过去统一王朝的正式铸币历时久远，当时工匠很可能因陋就简，传承过去叠范法的遗义，发展出用料更省、效率更高的翻砂法来铸造钱币。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即铸造钱币，当时铸币机构很可能就在新都洛阳及附近地区。孝文帝改革的“汉化”倾向明显，翻砂法这种新工艺应是当时洛阳地区汉族铸造工匠的发明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讲，采用翻砂法铸造货币，是魏孝文帝全面变革在货币和铸造技术领域的体现，是魏孝文帝改革的组成部分。

概言之，根据对南北朝考古、文献和存世钱币实物综合梳理辨析，并以存世钱币实物拨砂铸造痕迹为突破口，发现中国古代翻砂铸钱最晚起源于北魏铸造太和五铢的太和十九年，即公元495年；稍后北魏永平三年（510）铸造永平五铢，也采用了翻砂铸造工艺。南朝采用翻砂铸钱技术比北朝晚了六七十年，在陈文帝天嘉三年（562）铸陈五铢时，也采用了翻砂铸钱技术。北魏采用翻砂法铸造钱币发生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在中原洛阳地区实现的，是孝文帝改革大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注释：

[1][2]周卫荣:《翻砂工艺——中国古代铸钱业的重大发明》，《中国钱币》，2009年，第3期。

[3] 【北齐】魏收：《魏书·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卷七十七，第二八六三页。需要指出的是，中华书局点校本该段的句读出现了错误，误将“锡、炭、铅、沙”各自独自的铸钱材料，合成了“锡炭、铅沙”。本文引用时已经改正。

[4] 【北齐】魏收：《魏书·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卷七十七，第二八六三页。

[5] 【北齐】魏收：《魏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卷一百一十，第二八六五、二八六六页。

[6] 杨槐：《北魏永安五铢砂型铸造的一条历史记载》，《中国钱币》，2014年，第三期。杨槐引文中已经使用了正确的句读。

[7] 【北齐】魏收：《魏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卷一百一十，第二八六三页。

[8] 江苏省钱币学会等编，邹誌谅辑注，陈浩校，《王荫嘉品泉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二九页。

[9]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图版三十八。

[10] 咸阳市文管会、咸阳博物馆：《咸阳市胡家沟西魏侯义墓清理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11] 林染：《关于永平五铢》，《陕西金融》，1995年10月。

[12] 王泰初：《永平五铢考辨》，《陕西金融》，1998年9月。

[13] 图17、图18二图由天眷堂代为寻找提供。

[14] 周卫荣：《中国传统铸钱工艺初探》，中国钱币学会编《中国钱币学会论文集》（第四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第207-211页。

[15] 【唐】姚思廉：《陈书·本纪》，中华书局，1972年，卷三，第五五页。

[16] 【唐】魏征等：《隋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年，卷二十四，第六九〇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