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钱币学著作的出版与流传

潘胜强 （陕西西安理工大学）

“钱币学是从文化的意义上对钱币开展研究的一门学科”，其内容既“包括对钱币实物的研究，也包括对钱币实物内在所蕴藏的，或者说是钱币背后所蕴含的非物质文化的研究”[1]。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早在南朝萧梁时期，我国就已经有人开始搜集和研究钱币，并著有专门的钱谱。此后，唐、宋、元、明诸朝之继起者不绝如缕，钱币学著作也代有所出。及至清代（特别是清代中后期）、民国时期，钱币学研究更是臻于极盛，各种著作也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

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钱币学著作的出版和流传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清代以前，由于钱币学研究的总体规模极为有限，钱币学著作的数量也是寥寥可数，加之年代久远，这些著作在辗转流传的过程中大都亡佚了，其出版情况也已经很难理清了，以至于乾隆年间的梁诗正等人在编纂《钦定钱录》时就认为：“今单行于世，号为完书者，惟南宋洪遵《泉志》一编而已。”[2]但随着清代钱币学研究的日渐繁盛，相关著作大量涌现，其出版状况也大为改观：“在清代二百六十年中，刻印、排印和影印前代和清人的钱币学方面专著近六十种，这还不包括一些书的重刊本数，也不包括清人著录而到了民国以后才有印本的。至于清人原稿本、传钞本和原拓本等，也不在少数，难以作较精确统计。”[3]民国年间，钱币学研究持续高涨，相关著作接踵而出，当时“以出书多、影响大来说，要推丁福保先生。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零年，他先后影印和编纂出版了十四种谱录”[4]，由此即可想见民国钱币学著作出版的盛况。基于上述原因，所以目前存世的绝大多数钱币学著作都是清代、民国学者的作品。

关于中国历代钱币学著作的出版与流传问题[5]，前代学者虽然已有一定的介绍和论述，但这些内容基本上都是针对个别著作所进行的零星探讨，其中尚无对中国历代钱币学著作之出版与流传问题的宏观考察。在此笔者不揣浅陋，将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梳理与研究，还请各方专家予以指正。

一 钱币学著作的版本类型及其主要特征

由于中国历代的钱币学著作大都是图文兼备之作，所以其刊行的难度本身就比普通典籍要更大一些，再加上这些著作的出版大都是在清代中后期和民国时期，而这一阶段又是中国的印刷工艺从传统方式向近代方式转变的重要时期。另外，由于不少钱币学著作还被收进了各种丛书之中，因此，这就使得此类著作的版本问题变得颇为复杂。为了便于从总体上了解和把握中国历代钱币学著作的版本情况，笔者将选取6部收录钱币学著作数量较多、版本信息亦较为丰富的民国时期的文献书目，并将其中所载历代钱币学著作的版本信息统计如下[6]：

从上表所列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历代钱币学著作的版本类型是比较多样的，其中既有拓本、稿本、钞本和刻本等传统的版本形式，又有影印本、石印本和铅印本等新的版本形式。在这些不同类型的版本当中，拓本、稿本和钞本所占的比例之和约为22．8%，这几种类型虽然不是钱币学著作的主要版本形式，但它们在此类著作的流传过程中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有不少钱币学著作是完全依赖或主要依靠这几种版本形式而流传下来的。刻本所占的比例最高，并超过了其他版本形式的总和，约为52．7%，表明传统的版刻方式是历代钱币学著作进行复制和传播的最主要方式。刻本之外，影印本、石印本和铅印本所占的比例之和约为24．4%，这反映出从清代末期至民国年间，随着西方先进的印刷工艺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许多钱币学著作的出版已经采用了新的技术和方式。另外，中国“刊刻丛书之风，自清乾隆以后而极盛”[7]，当时的不少钱币学著作也都被收入其中，上表所列丛书本钱币学著作约占其总量的17．8%，就是对这种情况的一个很好说明。

在上述几种不同的版本类型当中，拓本、稿本、钞本和影印本、石印本、铅印本的质量状况相对都比较简单。这是由于拓本、稿本和钞本通常是出自钱币学家本人或钱币爱好者之手，又或者是在他们的监督之下由专门的传拓者或抄书人来完成的，因此其中虽然有少数质量欠佳的版本，但总体而言问题并不是太大；影印本、石印本和铅印本则是因为采用了西方先进的工艺技术，所以只要其底本的内容较为可靠，再辅之以仔细的校勘，那么这些著作往往也不会有太大的版本质量问题。而相比之下，传统木刻本的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了。

就整体而言，中国历代（尤其是清代）许多钱币学著作的刻本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例如潘祖荫所刊《古泉丛话》“摹刻绝工”[8]；古香书屋所刊《吉金所见录》“摹刻亦工”[9]；而钱氏兰隐园本《货布文字考》同样是“摹刻甚精”[10]等等。此外，由观古阁所刊《大泉图录》一书，其“钱图摹刻至精，与精拓无二致”[11]。而杨惺吾（名守敬）、饶登秩“校勘而监刊”的《古今钱略》更堪称为“图谱中最精美之本”，“其图镌刻之工，不惟精美者纤毫不失真，即模糊天然处，亦神形毕肖”[12]，极为难得。这些著作的刻本质量之所以能够达到较高的水准，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些原因既包括出资者的不惜工本、力求精善，也包括刻书者的技术精良、认真负责等等。但除此之外，钱币学著作具体刊刻方式的改进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乾隆三十四年（1769），朱枫“以原钱墨拓摹本上版”，刊印了他所撰写的《古金待问录》一书，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此前那种直接将钱币图文摹绘上版而产生的失真走样、传写讹谬等缺陷，使“钱图原本面目始见于木刻本谱录中”，因此“对后世摹刊本钱谱传刻之影响甚大”，“其后百年中，摹图刊本钱谱相继不绝”[13]，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此类著作中钱图的质量。比如后来酌春堂所刻《钱志新编》一书，“谱中所图各种钱币，用本钱拓印上版者，十居八九”[14]，所以“其图尤精美，与本钱无累黍差”[15]。这种评价虽然不免有些夸张，但就钱币学著作的刊印方式而言，上述直接以原钱拓本来上版雕刻的方法可以说是达到了传统刻书技艺的最高层次。

钱币学著作的刻本质量虽然总体良好，但其中仍然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尤其是“古来各谱之钱图，大抵皆由木刻而成，其文字每多失真，往往有毫厘千里之谬。”[16]例如鲍康在重刻《嘉荫簃论泉绝句》时，尽管他是以初刻本的“原纸上版，取其字意古拙”，但由于“刻手卤莽，几至劣不成字”，故而令人“殊以为憾”[17]。而杨守敬所刻《古今钱略》虽然是“图谱中最精美之本”，但其中的“洋钱”一项，由于“雕版人不懂外文”，所以“几乎尽失原形，无法辨认”[18]。这些著作的刻本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问题，其原因除了刻手的疏漏与轻率之外，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传统刊刻方式本身所固有的局限：由于中国历代的钱币学著作大都是图文兼备之作，而钱币本身又是一种比较小巧精致的物品，直接摹绘上版雕刻很容易出现钱币图文失真的问题，即使采用以原钱拓本来上版雕刻的方式，也难以保证钱图与实物完全吻合，比如李佐贤与鲍康的《古泉汇》及《续泉汇》两书，“虽其图脱自真泉”，但“究出于锓木，多一钩刻手续”，因此其中的钱图也有一些“未免失真”的情况[19]。对于传统刊刻工艺的这种局限，清代学者鲍康在致其好友王懿荣的信中曾有详细的说明：

寿卿颇谓《续泉汇》刻手不佳，又谓何惜以原拓上版，此真局外之言。凡事言之易而行之难，各拓逐一付钩，大费厥事（且多并无原拓者）。石查诸君既不肯摹，厂肆中人工书通篆隶者少，屡易其人，不但旷时日，亦多费笔资，非得已也。缘原拓有绿、有墨痕，笔画又大率微茫，刻手不知书势，不能时时照刻，动辄舛误，穵改则版无完肤，不如摹本之易辨认，虽乏神致，尚存形似耳。圜泉数卷尤不緻，盖以楷摹出，更难得神。此编不过使后来知有是泉，与刻碑版钟鼎者异，且附在前编之后，俾成一律足矣[20]。

由此可见，为了更好地解决古钱图样的上版问题，前人虽然已经是费尽心机，但其最终的效果却还是不能尽如人意。

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的钱币学家索性直接将原钱拓本编订成书，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钱币图样上版失真的问题。比如吕佺孙的《毗陵出土孝建四铢拓本》，其中“所有诸泉原形，出于吕氏手拓，无丝毫之或爽”[21]，王锡棨《泉货汇考》中的钱图也是由作者“从刀布货泉上手自摹拓”，所以才能“较世传《泉汇》诸书之摹刻失形、传写讹谬者，殆相去以霄壤计”[22]。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方式虽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钱币图样的真实可信，但由于拓本的制作费时费力，再加上许多钱币学家也不愿因传拓过多而使原钱受损等因素，所以它也不可能成为钱币学著作出版的主要方式。

从清代晚期开始，随着西方先进的印刷工艺的传入，钱币学著作的刊行也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影印、石印和铅印等新的方式，这些新工艺对钱币学著作之刊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克服了传统的刊印方式难以准确地还原钱币图样的问题，可以使书中的钱图达到“真面宛然，见图如见拓片，又如见真钱”[23]的理想效果。比如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中的钱图就是选自作者所藏“各拓本中之精品”，并“用西法照相，制成铜版，印入书籍”，因此“与真拓本丝毫无异”[24]；而上述《泉货汇考》中的钱图也是由作者“手自摹拓”而成，该书在民国13年（1924）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其中的钱图十分逼真，为“《泉汇》、《续泉汇》假手于手民者莫能及焉”[25]。其次，从新的印刷技术在生产成本和效率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其所具备的优势也是此前的传统刊刻方式所无法企及的。比如清末学者高焕文曾编有钱币谱录十六卷，但因“梨枣费繁”，作者无力付梓，所以只能将其“置诸高阁”，后“闻外夷能以吃墨石印照书籍，价廉而技精，可使篆籀字文丝毫不爽，爰即寄印，以公同好”[26]。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所以在钱币学著作的出版过程中，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传统的印行方式也就逐渐被西方更为先进的印刷工艺所取代了。

二 钱币学著作的流传与散佚

钱币学著作的出版是为了更好地流传，那么，上述几种版本类型在这些著作的流传过程中分别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中国历代钱币学著作的流传与散佚情况究竟如何？其中的原因又有哪些呢？

在上述钱币学著作的几种版本类型当中，拓本、稿本和钞本之所以占有不小的比例，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许多著作在问世之后长期未能付梓，甚至始终不得刊行[27]，故而只能依靠这些版本形式来流传所造成的。前者最典型的当属洪遵的《泉志》一书，该书自南宋初期撰成之后，四五百年间一直以钞本流传，直至明末万历年间才有刻本刊成。另外，张端木的《钱录》一书大约撰成于乾隆年间，“此书初无刊本，以传钞本传世，见者甚稀……迨至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始由谢文进据张絅伯移录陶心如藏本整理，在新加坡排印出版”[28]。再比如《晴韵馆收藏古钱述记》一书，作者金锡鬯在撰成该书之后，原拟交由弟子刘喜海付梓刊行，但却始终因循未果，直到百余年之后的民国19年（1930），此书原稿才由中国书店影印出版[29]。与上述情况相类似的著作还包括倪模的《古今钱略》、吾进的《四朝宝钞》、夏荃的《退庵钱谱》和王锡棨的《泉货汇考》等等。以上这些钱币学著作的刊印虽然历时较长，且又多遇坎坷，但最终总算得到了正式的出版。而相比之下，那些始终未能出版的钱币学著作，其遭际就更为不幸了。比如益斋主人的《货泉备考》就一直未曾刊行，仅有钞本传世；陈莱孝的《历代钟官图经》也没有刊本，始终以钞本传世；此外，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吴钧的《选钱斋笔记》、刘喜海的《古泉苑》、李宝台与杨守敬的《古泉薮》、宣哲的《百平安馆论泉绝句》，以及方尔谦的《方地山泉简》等书同样一直未曾刊行，故而只能以拓本、稿本或钞本的形式流传于世。

拓本、稿本和钞本虽然在钱币学著作的流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就总体而言，此类著作的流传主要还是依赖于那些正式刊行的版本，其中又以传统刻本的贡献为最大。这些传统刻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其每次出版时的印行数量通常都十分有限，有的甚至极为稀少。比如盛大士的《泉史》一书“仅有道光刻本，当时刷印无多”，故“传本独少”[30]；而朱枫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刊行的写刻本《古金待问续录》，由于其“原刊本罕见”，因此民国学者宗惟恭为了收集此书，不得不“据原刻本影钞一本珍藏”[31]。钱币学著作的刻本不仅印行数量有限，而且其书版的损毁往往也较为严重。比如清代马昂的《货布文字考》一书，最初是由钱氏兰隐园所刻，而“钱氏所刊诸书，版本俱毁于兵，故流传至少”[32]。刘喜海的《嘉荫簃论泉绝句》同样是“版已久毁”，其原刊本又难得一见，故而令鲍康颇以不能重雕为憾[33]。除了传统的刻本之外，以其他版本形式来流传的钱币学著作，其单次印本的数量往往也都比较有限。比如方若的《方家长物》是由作者将原钱拓本编订而成，当时只拓印了20部[34]；其《药雨古化杂咏》一书，书中的钱图为作者手拓，文字内容则是以铅字排印而成，同样仅成书20部[35]；而罗福葆在民国年间影印马昂的《货布文字考》一书，当时也仅“精印一百部”而已[36]。总之，无论是传统的刻本还是其他的版本形式，钱币学著作的印本数量都是非常有限的，其最终的结果是不利于此类著作的流布与传播，也难以满足读者的需求，而这种情况又为拓本、稿本和钞本的流传创造了一定的空间，这也是后者能够长期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

拓本、稿本和钞本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钱币学著作印本不足的缺陷，但其作用必竟十分有限，而真正能对解决这一问题产生决定性作用的，则是提高此类著作的版行频率。在中国历代的钱币学著作中，许多作品都曾被出版过两次、三次，甚至更多。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洪遵的《泉志》和梁诗正等人奉敕编纂的《钦定钱录》二书，前者的版本包括《秘册汇函》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隶释斋本、博古斋本以及《丛书集成初编》本等十余种，后者的版本也有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以及《丛书集成初编》本等十种左右。其他著作如《古金待问录》和《古金待问续录》两书，除了作者的自刻本以外，又有光绪十六年（1890）的《后知不足斋丛书》本；而《虞夏赎金释文》除了刘师陆的自刻本之外，又有《观古阁丛刻》本，以及海天旭日砚斋分别在光绪十三年（1887）和二十五年（1899）的两种刊本等等。另外，随着西方的影印、石印和铅印等印刷工艺的传入，钱币学著作的出版难度大为降低，这种技术上的进步也大大推动了此类著作的流布与传播。比如上述马昂的《货布文字考》除了道光年间的钱氏兰隐园刻本之外，又有罗福葆在民国年间重新出版的影印本；而戴熙的《古泉丛话》除了同治和光绪年间滂喜斋的两种刻本之外，后来又有苏州振新书社缩印滂喜斋本、中华书局影印原稿本以及上海医学书局的影印本等多种版本。总之，无论是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再版，其对钱币学著作的流传都是具有积极作用的，而这种情况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上述钱币学著作单次印数不足的问题。

与中国历代其他著作的流传情况相类似，钱币学著作在流传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不断散失和亡佚的问题。比如清以前的钱币学著作，《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共收录了43种，其中现存于世的有13种，亡佚30种，这一状况虽然还不至于像上述梁诗正所说的那样骇人听闻，但也已经非常严重了。清代、民国的钱币学著作，由于其产生的时代距今不远，且又数量繁多，再加上不少著作的存佚情况还无法最终判定，因此也难以对其具体数量做出精确的统计，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某些方面来进行一个粗略的估计：南宋洪遵的《泉志》对后世钱币学影响深远，清代、民国产生了很多针对该书的续补和纠谬之作，这些著作包括陆古愚的《续泉志》、宋振誉和宋庆凝父子的《续泉志》与《续泉志续补》、金忠淳的《古泉考》、张端木的《钱录》、胡履泰的《续泉志》、瞿中溶的《泉志补正》和《泉志续编》、金嘉采的《洪氏泉志校误》以及丁福保的《泉志菁华录》等。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其中陆古愚的《续泉志》、《钱录》、《洪氏泉志校误》和《泉志菁华录》四种著作可以确定仍然存世，其余宋氏、胡氏和瞿氏的著作均未见于上节所述民国六种书目及《中国古籍总目》等的著录，而金氏的《古泉考》（稿本）也仅见于容媛《金石书录目》的著录，因此笔者推测这些著作极有可能已经亡佚了。除了各种书目的著录之外，从一些相关的文字记载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清代、民国钱币学著作的亡佚是比较严重的。例如乾隆时期的著名钱币学家江德量撰有《钱谱》二十四卷，但该书既没有刊行，而且其原稿亦无下落。王锡棨所撰钱币学著作除了《泉货汇考》之外，尚有《泉苑萃珍》一部，“惜其书未经付刊，不获与是编共传也”[37]。而陈莱孝除了《历代钟官图经》以外，“别有《如服轩钱谱》十三卷、《古钱图谱》一卷、《历代古钱品》一卷、《古钱目录》一卷，惜皆未刊行……但传书目耳”[38]。根据以上情况，笔者推测清代、民国钱币学著作的亡佚数量至少应在三分之一以上。总而言之，中国历代所散佚的钱币学著作不仅在其总量中占有很高的比例，而且即便是那些“幸而未佚者”，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著作“亦在若存若亡之间”也[39]。

三 余论

总体来看，中国历代钱币学著作的出版和流传情况是比较复杂的，这些错综复杂的现象背后固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原因，但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特别值得重视：一是中国的钱币学研究虽然绵延久远，且在清代、民国时期还颇为繁盛，但这种学问毕竟只是极少数学者所研究的对象，其在中国历代的学术体系中也只是一个很小的门类，再加上钱币学的研究成果又很少能为现实生活提供直接的助益，所以此类著作的社会需求量也是极为有限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钱币学著作的印行数量和流通范围；其次，中国历代虽然有不少学者对钱币研究嗜之甚笃，但真正能够殚竭心力数十年而从事于此者毕竟只是极少数，就大多数学者而言，他们对钱币研究的爱好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聊以寄高闲、娱心志”[40]的方式而已，是“消耗雄心之一术也”[41]，因此他们对于钱币学著作的收集、保存与刊印等问题也未必都是以一种郑重其事的严肃态度来对待的。既然如此，那么中国历代的许多钱币学著作往往难以得到妥善保管和广泛流传，这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注释：

[1] 戴志强：《钱币学概述》，《中国钱币》，2010年第3期。

[2] （清）梁诗正等：《钦定钱录·序》，《中国古钱币图谱考释丛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965页。

[3][4]王贵忱：《古币著录和有关问题的探讨》，《中国钱币》，1984年第1期。

[5] 本文所论述的“历代钱币学著作”，主要是指1949年之前成书的著作，文中所论钱币学著作的版本，也主要是指其在1949年之前的版本。

[6] 说明：1.表中的数据是对各书目所收历代钱币学著作之版本信息的粗略统计。2.《历代钱谱目录》系金品元所撰，为丁福保《古钱学纲要》之一部分。3.对于表中所列“部数”与“种数”的统计方式，举例说明如下：《金石书录目》收有“古今钱谱一卷，清豫章朱多著，康熙六年刻本，道光六年重刻本”，这条信息在统计时将其视作“刻本，1部，2种”；“虞夏赎金释文一卷，清洪同刘师陆（青园）述，自刻本，同治十二年观古阁丛刻本”，在统计时视作“刻本，1部，2种”及“丛书本，1部，1种”。有些钱币学著作拥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性质的版本，如“泉币图说六卷，清泾县吴文炳（柳门）、吴鸾（凤白）纂辑，嘉庆五年香雪山庄自刻本，民国十六年来青阁石印本”，在统计时视作“刻本，1部，1种”及“石印本，1部，1种”，这样以来，此类著作在统计“部数”时就被重复计算了，因此需要在最后“总计”的“部数”中减去被重复统计的著作数量。

[7] 谢国桢：《江浙访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16页。

[8] （清）鲍康：《观古阁泉说》，《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1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8页。

[9] （清）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103页。

[10] 罗振玉：《俑庐日札》，《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1页。

[11] 王贵忱：《〈观古阁丛刻九种〉题记》，《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1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页。

[12] （清）饶登秩：《谱录》，《古泉学》第一期，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53页。

[13] 王贵忱：《〈古金待问录〉题记》，《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页。

[14] （清）张崇懿：《钱志新编·凡例》，道光十年（1830年）古娄尹氏酌春堂刊本，第1页。

[15] （清）尹伊甫：《〈钱志新编〉跋》，道光十年（1830年）古娄尹氏酌春堂刊本，第6页。

[16][23]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序》，齐鲁书社，2006年，第1页。

[17] （清）鲍康：《〈嘉荫簃论泉绝句〉跋》，《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1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91页。

[18]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00页。

[19]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21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742页。

[20] 杨恺龄：《鲍子年先生遗札跋》，《古泉学》第二期，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1页。

[21]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2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456页。

[22] （清）王锡棨：《泉货汇考》，《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十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997页。按：《泉汇》应指李佐贤的《古泉汇》。

[24] 丁福保：《古钱大辞典·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第3页。

[25]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2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66页。

[26] （清）高焕文：《癖泉臆说》，《古玩文化丛书·说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48页。

[27] 此处所谓“始终不得刊行”，是指钱币学著作从成书之后到1949年之前一直未曾正式出版。

[28] 王贵忱：《〈钱录〉题记》，《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页。

[29] 宗惟恭：《〈晴韵馆收藏古钱述记〉跋》，《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63页。

[30] 王贵忱：《〈泉史〉题记》，《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页。

[31] 王贵忱：《〈古金待问续录〉题记》，《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7页。

[32] 罗振玉：《俑庐日札》，《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1页。

[33] （清）鲍康：《〈嘉荫簃论泉绝句〉序》，《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1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97页。

[34] 王贵忱：《〈方家长物〉跋》，方若原拓本。

[35] 《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中华书局，2007年，第168页。

[36] （清）马昂：《货布文字考》，民国13年（1924年）影印本。

[37]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2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66页。

[38] 王贵忱：《〈历代钟官图经〉题记》，《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8页。

[39] 丁福保：《古钱学纲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页。

[40] （清）赵允怀：《〈选青小笺〉序》，《中国古钱币图谱考释丛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83页。

[41] （清）陈莱孝：《历代钟官图经·自叙》，《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