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南军政委借钱票

洪荣昌

闽西南军政委借钱票

洪荣昌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北上抗日。留在南方的部分红军展开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

1935年11月初，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采取移民并村和赶群众出山的“封坑”手段，妄图将红军游击队困入无人无粮的空山中。国民党军队将赶出山的群众并于山边山外的大屋场居住，由保甲长严密监视，以断绝与红军游击队的联系。各山坑及要道经常由军队巡察埋伏，以使红军游击队无法出山。同时组织谍报队、守望队、观火队，寻找游击队的踪迹，企图用这种“封坑”手段把红军游击队冻死、饿死、困死在山上。

由于国民党军长期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给红军游击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那段极艰难困苦的日子里，红军游击队被围困在深山老林里，昼伏夜行，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生活极其困难。这样的环境下，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红色文物注定很难收藏到。

万幸的是，我在一位资深收藏家手里转让到一枚“闽西南军政委”借钱票（如图）。这枚借钱票框图形状蜡刻印刷，四角书“凭票壹元”，上方从右至左“闽西南军政委”6个字，编号为“910”号，中间竖式从右至左书“昨向陈锋交君借来大洋一元正，特给凭票为据，候后款到再行通知照票付还，此据（标点符号是作者加的）”。落款为：主席张鼎丞（章），副主席兼财委邓子恢（章），经手人邱春阑（签字并盖章），时间为1937年8月印。

拿到这张票后，我立刻去古田会议纪念馆进行核对和查阅相关资料。傅柒生馆长非常热情，很快找来馆藏文物进行对照，确认真品无疑。古田纪念馆馆藏这种“闽西南军政委”借钱票一共有三张，分别为“一元”、“五元”和“十元”三种。据傅馆长介绍，因为南方游击战争时期遗留的文物非常之少，这一套借钱票很早以前就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了。

史料记载：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部分遗留下来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在陈毅等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34年秋至1935年春，国民党军以20多个师共20余万人的兵力继续向中央苏区进攻，红军和游击队损失很大，苏区内的全部县城和大部分乡村都被敌人占领。5月，原中央苏区全部失陷。各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也先后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失掉联系，形成各游击区各自为战、独立坚持的局面。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在当地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利用各种有利地形，与国民党军和地方保安团队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就是这样一支游击队。为解决红军主力长征后，如何坚持斗争的大问题，张鼎丞于1935年3月，以福建省委代表的名义，主持召开了红8 、9团领导干部会议。在与中共中央及福建省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会议决定成立闽西军政委员会。会议选举张鼎丞任主席，统一领导闽西地区的党政军工作。4月中旬，陈潭秋以中央分局代表的名义，在赤寨的一个瓦窑里召开了主力红军长征后闽西南地区党政军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即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上，陈潭秋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2月13日的电报指示内容和中央分局对今后斗争的指示：“根据目前形势和党中央最近的电报指示，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游击队不再搞大兵团作战，应当就地分散坚持游击战争；要充分认识和相信苏区人民，他们经过长期的土地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是能够克服任何困难的；同时，张鼎丞、邓子恢等一批领导干部和群众有血肉的联系，各个红军游击队又有长期游击战争的经验，只要我们依靠群众，游击战争一定能胜利坚持下去。”接着，张鼎丞也在会上讲了话。他根据大部分苏区已经丧失的严重情况，强调留下来的红军游击队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继续牵制敌人、保卫苏区了，而是必须摆脱敌人的跟踪“围剿”，以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有生力量，相机逐步地打击和消灭敌人，坚持长期游击战争。到会的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一致赞成张鼎丞的意见。会议确定了“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在军事上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存有生力量锻炼现有部队；在政治上保持党的旗帜，保持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在组织上保持党的纯洁性、战斗性”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会上，根据陈潭秋的建议，决定把闽西军政委员会改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并一致推选张鼎丞为主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和游击战争方针、任务的确定，扭转了闽西南和红军游击队的危险局面，使各自为战互不联系的红军游击队有了统一领导和指挥机关。这对坚持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残酷“清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从“逼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为了适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需要，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出代表与国民党当局驻闽部队进行正式谈判，以建立抗日人民政府和人民抗日革命军。最终于7月29日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事实上，在此期间，国民党还继续推行“北和南剿”的方针，国民党军队还在继续“围剿”红军游击队，图谋消灭红军游击队。当时各游击区是处于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的复杂斗争状态。谭震林同志是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长，根据他的回忆：1937年8月以前，我们已经与福建省国民党政府谈判合作了，他们负责发给我们生活费用。在这期间，国民党想利用钱的问题压我们接受他们的指挥，停我们的生活费，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借钱票的。于是就有了借钱票的故事。

闽西南军政委借钱票 壹元券

（责任编辑 于 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