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钱币书法演变源流探赜

赵生泉 (河北师范大学) 史瑞英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西夏钱币书法演变源流探赜

赵生泉 (河北师范大学) 史瑞英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宋景祐五年（1038），长期活跃于西北地区的党项族在其杰出领袖李元昊的带领下，正式建立了西夏王朝。西夏不仅创制了“番文”即西夏文，而且武力强盛，先与宋、辽鼎立，后与金、宋并峙，直到公元1227年方为蒙古所灭，享国190年。蒙古灭夏之战极其残酷，导致西夏的真实面貌长期湮没不彰。直到清末黑水城遗址及丰富的文物文献被发现以后，人们才突然意识到西夏的文化艺术原来相当繁盛，这里面自然也包括书法。遗憾的是，由于研究整理不足，西夏书法的整体时代谱系尚欠明晰。在这种情况下，西夏钱币铭文尽管算不上当时的书法最高水平，但它时代特征明确，同时流通、支付功能使它与民众关系密切，因而能够很好地体现西夏人对书法的基本理解和基本要求。这意味着，探究西夏书法的演变源流，钱币铭文堪称最佳切入点之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宁夏、内蒙古、陕西、甘肃出土大量西夏时期的钱币窖藏，但绝大多数为汉以后的中原王朝、特别是北宋钱[1]，可见西夏自铸钱的数量相对较少，致使西夏钱的经济价值大幅提升，再加上质量极精，所以伪品或值得探讨者颇多，如西夏文“奲都宝钱”[2]“正德宝钱”[3]，汉文“天授通宝”等[4]。有鉴于此，考古发现是考察西夏钱文书法演变的最佳材料。旧谱著录的“大德通宝”，清人多以为崇宗乾顺大德间（1135—1139）所铸，但争议颇大，又非考古发现，故不取焉。

考古所见西夏钱有铜、铁、银三类，铜质居多，铁、银次之。其中银质者为锭（铤），数量不多且存在国别争议[5]，故本文以铜钱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在必要时兼及铁钱。这些铜、铁币都是圆形方孔钱，出土或发现地点集中在宁夏、内蒙、山西、甘肃等西夏故地，其他地方如湖南、湖北、广西、新疆、山东、东北三省甚至朝鲜境内都有零星发现[6]。其文字有西夏文、汉文两种，具体包括5种西夏文钱、8种汉文钱，汉文钱又有3种是书体不同的对钱，加起来共计16种。与绝大多数宋钱一样，西夏钱币也是年号钱，涉及福圣（福圣承道，1053—1056）、大安（1075—1085）、贞观（1102—1113）、元德（1119—1127）、天盛（1149—1169）、乾祐（1170—1193）、天庆（1194—1206）、皇建（1210—1211）、光定（1211—1223）等，延续约170余年，略短于西夏政权存在的时间。就此而言，《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所谓绍兴二十八年（1158，当天盛十年）“始立通济监铸钱”，其实并不确切。

古代铸钱难以规范所有细节，即使同文钱币，也往往存在线条粗细、字形阔狭等细微差异[7]，于是就有了古钱学界非常重视的版别问题。西夏钱品种不多，版别却很复杂，仅“天盛元宝”就有数十种之多[8]。大体以贞观、元德为界，西夏钱的铸造工艺逐渐由粗糙走向精美，同时其书法亦由局促生硬趋向从容裕如。

因为政治地位高于汉文，西夏文钱的铸造无疑会受到更多的重视，也更能体现统治阶层的审美意识，所以笔者的考察由西夏文钱币开始。5种西夏文钱俱环读，表明如其形制一样，西夏钱一开始就自觉遵循中原确立的规范。首先是最早的“（福圣宝钱）”（图1），该钱发现较多，无论精、粗，都没有长线条、曲线条，凡折曲部位基本都被处理成两截短促的直线，即先“断”而后再“续”，足见“作者”对文字的把握尚欠精准。“（大安宝钱）”（图2）年代稍晚，笔画经营较好，不时有宽博闲畅之品，但转折处仍不免略嫌生涩滞拙。“（贞观宝钱）”（图3）的曲笔处理非常出色，相邻的雷同笔画如“（贞）”左侧的三撇，也能在相似中极尽生动之能事。“（乾祐宝钱）”（图4）铸造精工，而且较“贞观宝钱”更趋紧峭瘦硬，显示出工匠对各个环节的把握已近乎圆熟。“（天庆宝钱）”（图5）承此风尚，而再度趋向方整，惟一的遗憾是稍失于板滞。

图1 福圣宝钱

图2 大安宝钱

图3 贞观宝钱

图4 乾祐宝钱

图5 天庆宝钱

汉文钱中，天盛以前诸品均直读，其中大安、元德小平钱均作“通宝”，仅有的一种折二钱作“元德重宝”；天盛以后均作“元宝”，环读。“大安通宝”（图6）采用方整的隶体，“元德通宝”则有隶（图7）、楷（图8）二体，无论哪种，都比“大安通宝”精熟。而同是元德年间的“元德重宝”（图9）不仅尺寸稍大，字也比较大，所以更显从容。诸“元宝”以“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铜、铁兼备，不仅数量、版别最多，风格差异也最丰富。因为更容易锈蚀，铁钱（图11、13）的线条比铜钱硬朗，整体效果也更加斑驳一些。与元德、大安钱相比，“天盛元宝”（图10）诸字瘦健劲挺，颇存瘦金体风韵，“乾祐元宝”有楷（图12）、行（图14）二体，但无论哪一种，均笔画丰润，有“万毫齐力”之意。以“元”字为例，“天盛元宝”除个别末笔拉长外，多尚方廓，“乾祐元宝”则不仅楷体极力向右伸展，行书的抑左扬右之势也非常突出。承续此势而下的，是后来的“天庆元宝”（图15）、“皇建元宝”（图16）及楷体“光定元宝”（图17），它们在笔画厚重程度、体势倾侧方面较“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有所增强，所以显得比较厚重。换句话说，西夏汉文钱书法总体上经历过由方整而劲挺，再趋向丰润厚重的演进过程。至于时间节点，则第一次是在崇宗乾顺、仁宗仁孝更替之际，第二次在桓宗安全时期。

图6 大安通宝

图7 隶书元德通宝

图8 楷书元德通宝

图9 元德重宝

图10 天盛元宝

图11 天盛元宝·铁

图12 楷书乾祐元宝

图13 乾祐元宝·铁

图14 行书乾祐元宝

图15 天庆元宝

图16 皇建元宝

图17 楷书光定元宝

图18 背陕宣和通宝

与汉文钱相比，西夏文钱品类较少，体现整体流变的能力不免稍显逊色。但深入考察，西夏文钱的书法其实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变过程：首先，较早的“福圣宝钱”“大安宝钱”是方整的类型；其次，“贞观宝钱”“乾祐宝钱”逐渐定于劲挺；再次，“天庆宝钱”则趋于丰润。更有意味的是，其转换时间也与汉文钱大体一致。这充分说明，由方整而劲挺，再趋向丰润是西夏钱币书法演进的整体规律。

再进一步考察，不难发现这一演进并非孤立发生：

其一，从时间上看，以“贞观宝钱”“天盛元宝”“乾祐宝钱”为代表的书风转变出现在辽、金易代及金军大举南下之际，前当宋哲宗、宋徽宗“进筑”图夏诸役，后联宋、辽、金之间的频仍战争，是西夏由危亡到兴盛的关键时刻。在此期间，利用宋、金矛盾带来的有利局势，西夏先是一举摆脱了亡国之险，继而趁机扩大了领土，甚至还有一些北宋边将主动投效[9]。所有这些，肯定会吸引工匠、士兵、百姓等大量辽、宋“降户”到来。北宋曾在陕西延州（今陕西延安）、耀州（今属陕西铜川市）、秦州（今甘肃天水）等地设立铁钱监，又在京兆府等地设立铜钱监[10]，背有“陕”字的瘦金体“宣和通宝”小平钱（图18）[11]，就可能是陕西当地所铸[12]。对于这些钱监工匠，西夏想必会物尽其用，使之成为提高、改善己方西夏铸钱技术和钱文书法的外来助力。例如，“天盛元宝”线条的粗细、长短极其纷繁多样，固然可与地区、炉口的不同有关，但归根到底却然是工匠的差异。在自身人口较少的情况下[13]，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外来“工匠”到来，这种突然而至的“多样化”想必不会发生。至于“乾祐元宝”版别之复杂，则是外来技术传统已被广泛接受的体现。

其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三载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金人指名索书籍甚多，又取苏、黄文墨迹及古文书籍”，甚至由此衍为“苏学行于北”的盛况[14]，苏轼书法亦因此而风行于北方，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金世碑帖专学大苏，盖赵闲闲、李屏山之学，慕尚东坡，故书法亦相仿效。”柯昌泗《语石异同评》也说：“宋南渡后，金风行米书，然碑版仍重唐人楷体。”所谓“唐人楷体”，主要指颜体楷书，苏书之丰润即出于此。北宋灭亡后，西夏东部与金接壤而与南宋隔绝，因而西夏钱文书法之由劲挺转向丰润，显示出的不仅是西夏人对颜、苏之体的追慕，而且相当深刻地表明西夏人对中原文化一以贯之的倾慕与模仿。

其三，由方整而劲挺的变化轨迹在辽钱中也能找到：辽景宗保宁年间（969—978）所铸“保宁通宝”（图19）[15]，号称影响有辽一代钱风之作，其书体兼八分，虽不妍美，却能在疏散中显现出浑厚朴拙的韵致。到辽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5）的“重熙通宝”（图20）[16]，四个隶书便已敛入规矩。辽钱的这种转变，与西夏钱相似而稍早，再加上辽、夏关系始终基本稳固[17]，我们自然有理由相信西夏之自铸钱币，与辽的示范有一定关联。

图19 保宁通宝

图20 重熙通宝

图21 篆书光定元宝

图22 篆书宣和元宝

图23 篆书泰和重宝

不能不提的，还有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种篆体西夏钱—篆体“光定元宝”（图21）。此钱古人未予著录，1984年宁夏滚钟口窖藏始发现一枚，后在陕西、内蒙又有所发现[18]。其书法婉媚圆劲，既有玉箸之风，又具方俨之态，极堪玩味。其篆法与宋钱中的篆品（图22）极其相似，特别是“元”字，更是几近雷同。另一方面，当时北方最著名的篆书家党怀英（1134—1211）据传曾书折十“泰和重宝”（图23）之字[19]。泰和（1201—1208）是金章宗的第三个年号，稍早于光定，其钱文作风对西夏有所影响并不意外。

总之，西夏钱币书法演变，既是西夏自己的问题，又受制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当西夏立国伊始，与周边政权，特别是中原政权的关系并不稳固时，其钱币书法不免粗疏；而在这种联系密切并稳定下来后，钱币铭文就会逐渐精细，书艺水平也相应提高。由此可见，西夏钱币书法的成熟，是离不开中原文化的滋养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西夏文的政治地位在西夏高于汉文，但汉文钱的书法水平却明显高于西夏文钱。认清这一点，对厘清西夏书法的整体演进脉络，无疑会大有裨益。

注释：

[1] 宁夏考古工作者对贺兰山大风沟、榆树台、滚钟口三处窖藏钱币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北宋钱分别占84.9%、87.2%、85.6%，西夏钱仅占1.4%、0.9%、1.5%，余为其他钱币。其他地区亦大体如是。牛达生：《西夏钱币的发现与研究》，《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第91页。

[2] 武裕民：《神秘的西夏文“奲都宝钱”》，《收藏界》2009年第3期，第51页；牛达生：《西夏钱币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4—106页。

[3] 1999年，宁夏灵武磁窑堡征集到一枚西夏文折二大钱“（正德宝钱）”，收藏家杨森先以为真，后认为是用北宋折二型篆书“熙宁重宝”改刻。杨森：《西夏钱币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页；杨森《：对西夏文折二“正德通宝”的再认识》，《宁夏钱币通讯》2012年第2期，转引自牛达生：《西夏钱币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6页。

[4] 清道光十午（1830）张崇懿辑《钱志新编》，据宋著《泉宝录》考定“天授通宝”为元昊铸，是西夏首枚汉文钱和最早的西夏钱币。李佐贤《古泉汇》录为“未见西夏钱”。卫聚贤、丁福保《古钱》定为西夏钱，丁福保后来在《古钱大辞典》下编四画118下—119上引旧谱谓“景宗铸”，上编四画202上图下谓“伪品此”。山西省博物馆收藏1枚铜质小平钱，直径23、孔径6.6mm，重3.8g，币文“天授通宝”直读，楷书，与丁氏所录之环读者有别。不过，《泉宝录》实为清人著作，而元昊时期是否曾铸钱，学界亦存争论，但主流意见是未铸钱。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中华书局，1982年，第1408—1409、733页；吴峰云：《梦想与辉煌：西夏钱币》，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27页；牛达生：《“福圣宝钱”改译“禀德宝钱”之我见》，《中国钱币》2010年第2期，第7—8页；牛达生：《西夏钱币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1页。

[5] 黎大祥：《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通用银锭》，《中国钱币》1991年第4期，第42—47页；白秦川：《武威出土银铤应为金代银铤》，《中国钱币》2005年第3期，第19—20页。

[6] 牛达生：《西夏钱币的发现及研究》，《西夏研究》2013年第4期，第103—104页。

[7]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编译整理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20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85—169页。

[8] 于光建：《略论西夏天盛元宝钱币版别及武威西夏钱币考古的重要价值》，《丝绸之路》2009年第22期，第19—20页。

[9]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靖康元年三月，夏人遂由金肃、河清渡河取天德、云内、武州、河东八馆之地。四月，陷震威城，兵马监押朱昭死之。继而金贵人兀室以数万骑阳为出猎，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夺有其地。夏人请和，金人执其使。”又记建炎“二年正月，以主客员外郎谢亮为陕西抚谕使兼宣谕使，从事郎何洋为太学博士，持诏书赐乾顺。亮西入关，……遂由环庆入西夏。庆历后，夏国主尝以宾礼见使者，亮至，乾顺乃倨然见之，留居几月，始与约和罢兵。亮归，而夏之兵已蹑其后，袭取定边军”，建炎四年(1130)“十月，环庆路统制慕洧叛，降于夏国”。

[10] 张勇：《宋代钱监研究》，郑州大学2009年度硕士学位论文，第26—27、19页。

[11] 彭金章、沙武田：《试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波斯银币和西夏钱币》，《文物》1998年第10期，第24—25页。

[12] 张更生：《西安出土宣和通宝铁钱》，《中国钱币》1984年第2期，第79页。

[13] 关于西夏的人口，学术界争议较大，最高估算是900万，最低为100余万，其余多在100—300万间浮动，亦有主400万者。杨蕤：《二十世纪西夏地理研究》，杜建录主编《二十世纪西夏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9—210页。

[14] 胡川志：《“苏学盛于北”的历史考察》，《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第54—60页。

[15] 辽宁省巴林左旗文化馆：《辽上京遗址》，《文物》1979年第5期，第81页。

[16] 王修治：《黑龙江省肇东县出土铜钱清理研究》，《北方文物》2005年第2期，第39页。

[17] 陈炳应：《辽夏关系及其相互政策》，《宁夏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第87—95页。

[18]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编译整理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20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68—169页；牛达生：《西夏钱币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8页。

[19]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金陵考古工作队：《北京房山区金陵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考古》2004年第2期，第39页。按，张可中（1900—1926）《清宁馆古泉丛话》说“泰和重宝篆文当十钱乃章宗所铸，字作玉筯体，为党怀英手笔，泉制精美，篆法凝重，藏泉家幸勿以其易得而遂轻视之也。”张晶明：《英年早逝的钱币收藏家张可中》，《陕西金融》1994年第10期，第72页。

（责任编辑 于 放）

马彦俊先生向中国钱币博物馆捐赠古钱币

近日，宁夏马彦俊先生向中国钱币博物馆无偿捐赠古钱币37枚，其中包括了天盛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等西夏钱币19枚，圣宋元宝、政和通宝等宋代铁钱18枚，丰富充实我馆馆藏，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