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及周边地区抗战货币与日伪货币的抗争—抗日战争时期青岛及周边地区的货币侵入与抗争（下）

孙守源 (山东青岛)

青岛及周边地区抗战货币与日伪货币的抗争—抗日战争时期青岛及周边地区的货币侵入与抗争（下）

孙守源 (山东青岛)

一 青岛周边国民党游击队印发流通券抵制日伪货币

（一）国民党抗日军兴

1937年12月，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放弃省城，擅自避战南撤，地方官员随之如鸟兽散。青岛市长沈鸿烈奉命焦土抗战，于12月18日炸毁水电设施和日本纱厂后，率领军政人员撤出青岛，山东全省随即沦陷。

青岛周边地区人民纷纷起义，组建了数十支抗日武装。1938年1月底，原平度县立中学校长张金铭在祝沟镇举起抗日旗帜，成立国民党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第十六支队，出任支队中将司令兼平度县长，将青岛周边抗日武装收编为14个纵队和8个直属支队，分驻平度、莱阳、即墨、掖县、昌邑、黄县、栖霞等县抗击日寇，守护家乡。1938年5月21日上海《大美晚报》刊载《华方游击队在胶东一带活跃》对其报道：“张金铭到胶东指挥军事，并奉山东省令兼理政治，各县闻风来归，顿时集有武装游击队××万人，经分别整顿编制就绪，遂挥师抗战，将沦陷各县依次收复。……”[1]该文报道张金铭率领游击队员夜袭平度城日军之外，还报道了张金铭所属苗占魁部攻克牟平县城，进袭烟台市日军；刘东阳部在莱阳截击青岛日军车队，收复招远县城；孙殿斌部、纪淑和部联合进攻日军占领的即墨县城；郑维屏部潜入威海市内痛击日军；王景宋部攻占黄县城，收复龙口等抗日斗争情况。

1938年1月，沈鸿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兼青岛特别市市长。他在莱阳县城设立省主席鲁东行辕（不久改称行署），领导山东半岛潍县以东15个县的抗日斗争。1938年11月，青岛伪山东省自治联军卫队师师长赵保原率部在平度境内抗日，改番号为国民党山东第八行政保安第三旅旅长。1939年春，赵保原被沈鸿烈任命为莱阳县长，他联合青岛周边国民党各支抗日武装与胶东八路军第五支队合作抗战，在莱阳组建鲁东抗日联军指挥部，被推为总指挥。此后，鲁东抗日联军频频出击，重创胶东地区侵华日军，收复了莱阳、掖县、黄县、平度等县城。

（二）国民党抗战货币

青岛周边国民党游击队，肩负着守护家园免遭日军蹂躏和维护法币禁止伪钞侵入的责任。但是他们抗战经费严重不足，原因是游击区的国税机关早已撤离，抗日军费无款可充；再是远离重庆陪都，政府划拨的军费因游击区无银行不能通汇，而且辗转困难。此时日伪向国统区加紧用伪钞套换法币，使国统区的法币日渐流失。为此，国民政府财政部限制法币从国统区流向沦陷区，并于1939年准许战区各省印发地方券代替法币流通，用地方券抵制伪钞，防止敌伪套换法币去赚取外汇。从1939年6月至1940年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先后核准沈鸿烈印发山东民生银行票“共计一千五百万元，并以情形特殊，准在鲁省境内印制”[2]。于是，沈鸿烈从济南、上海购买了印钞机，从重庆调回伍角、伍元、拾元三种民生银行票铜版，印制山东省民生银行票分送山东各地抗日部队。但是，杯水车薪，难以填补青岛周边国民党各部队近5万人[3]费用支出。于是，青岛周边国民党地方武装及政权为了筹措军政费用，各自在其掌控地域印发纸币流通：

孙殿斌（时任国民党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第十六支队第二纵队司令）1938年印发即墨经济建设流通券壹元券（图一）、伍圆券、拾圆券；

王乐天（时任山东第八区游击队第三总队队长兼高密县长）1938年印发高密县田赋预借券壹角、叁角、伍角、壹元券（图二）；

张金铭（时任山东保安第十八旅长兼平度县长）1939年印发平度地方临时流通券壹角券、贰角券（图三）、伍角券；李德元继任平度县长后印发平度县地方经济建设流通券;

赵保原（时任山东抗日联军总指挥兼莱阳县长）1939年印发莱阳县地方临时流通券壹角券、贰角券、伍角券（图四）等；

蔡晋康（时任国民党山东省第九行政区专员兼栖霞县长）1938年印发栖邑唐家泊商会流通券壹分、贰分、叁分、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券，之后发行栖霞县金融救济委员会流通券；

图一 即墨经济建设流通券壹元券

图二 高密县田赋预借券壹元券

图三 平度地方临时流通券贰角券

图四 莱阳县地方临时流通券伍角券

郑维屏（时任国民党山东省第七行政区专员兼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署主任，国民党山东省第七区专员）1939年印发威海卫行政区流通券壹角、贰角、伍角、壹元券；

阎珂卿（时任国民党山东省第八行政区保安九团团长）1939年印发平度第五区临时流通券壹角券、贰角券等；

姜黎川：（时任国民党山东省保安第一旅旅长）1938年印发胶县辅币流通券壹角、贰角、伍角券，以后又发胶县经济建设流通券伍角、壹元、拾圆券等;

董希瞻（时任国民党鲁苏战区独立第二十九支队长）1940年印发昌邑十区产销联合社壹角、贰角、伍角券；

除此以外，青岛周边国民党地方流通券影响较大的还有：王兴仁（山东省第七区保安第二旅旅长兼荣成县长）印发的荣成辅币兑换券；陈昱（国民党福山县长兼保安团团长）印发福山县地方财政保管委员会流通券；秦玉堂（国民党山东保安二十六旅旅长）印发海阳县农村经济救济券；丛镜月（国民党文登县县长）印发文登信用流通券；尚志（国民党鲁苏战区第四纵队司令）印发胶东商业兑换券、平西商业兑换券。

上述国民党军政机关印发的纸币，“其名称有流通券、兑换券、救济券、乡票、钱票及角票等多种。”[4]这些纸币无论冠之何名，都有如下特征：一是声明本币临时流通，均与国币等值流通，十足兑换国币；二是纸质低劣，“其流通区域，均限于其县区、乡境界之内”[5]。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青岛周边国民党军政费用，减弱了法币被套换吸纳的危机，维护了法币，有效地抵制了日伪货币对青岛周边游击区的掠夺。

（三）反假“护法”

中国法币大多由英国德纳罗印钞公司和美国钞票公司承印。1941年德军潜艇在截获美国军舰中查获中国法币半成品十余亿元，被日本买去造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天津等城市的中国银行和英美等国的银行均遭日军洗劫，数十亿元的法币落入日寇之手。1942年日军攻占香港和缅甸时，发现数家印制中国法币的秘密工厂，掠走大量半成品及印钞机、法币编码和暗账底册，此后又在南海截获了20亿元中国银行小额纸币半成品。日军利用这些半成品和印钞设备伪造了中国农民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纸币15种之多[6]，数额达百亿元[7]（图五）。当时，日伪从青岛将大量法币假钞送至周边城镇，数额巨大。查1943年胶东《大众报》6月26日、8月13日披露：“本月四日，敌用汽车运至（掖县）沙河伪造中华书局我中央银行票一百五十万元，在西海区（掖县、平度、昌邑等县）倾销”; “本月十二日，敌由青岛运至平度城伪造中华书局版之中央银行票十六麻袋，计共三百二十万元”，两起假钞数额即达470万元之多。大量假钞涌入胶东乡村，广大民众对法币难辨真假，钱财被骗，拒用法币，市场混乱，人心惶恐。

图五 青岛周边区查获日军伪造的民国三十年中央银行拾元券假币

于是，青岛周边国民党军政人员开始反假“护法”：为防止假钞流入，各地对进出游击区的人员严加盘查，同时在乡村集市巡查假币；为维护法币信誉，国民党各级政权机关负责为民众识别法币真假，并在法币背面加盖图章或盖印“只保真假”“真”等文字，以证其真。如潍县国民党人员在真法币背面加盖“抗战建国利民兑换券”；国民党平度县政府人员在真钞背面盖印平度县政府图章，并注明“完粮纳税，一律通用”或“公私款项，一律通用”；平度各区公所人员在真钞背面盖印“平度第X区区公所”等。民众只要看到这些盖有文字或图章的法币（图六），都放心存储交易，使法币得以正常流通，减少了日军假钞的侵害。

图六 青岛周边民党县政府和区公所帮助民众识别的法币真钞

（四）流通券失控

青岛日伪军对周边地区不断扫荡围剿，国民党游击队英勇抵抗，浴血奋战。随着战事旷日持久，国民党游击队辖区不断缩小，加上日伪长期封锁即使加征赋税，其军政费用入不敷出，士兵吃糠咽菜，生活极为艰难。于是，青岛周边国民党从专员、县长、乡镇长，到各游击队司令、旅长、团营长，都印发纸币在自己统治区内流通，其名目多杂难以统计。如山东省第十三区专员（辖莱阳、平度、掖县、即墨等县）兼十三区保安司令赵保原，印发了山东第十三区经济合作社流通券（图七）和莱阳地方经济合作社流通券。其辖属各县也印发县流通券，如平度保安团长兼平度县长李德元，印发了平度县地方经济建设流通券。平度县共七个区，各区都发行了临时流通券，而每个区各辖十几个乡、镇公所竞相仿效，也都在自己乡镇印发流通券，平度全县印发的纸币达百种之多。对此，重庆国民政府也认识到：“山东币制紊乱，……地方土票，各专员区及各县府均有发行，各区乡公所亦多印发，……其流通数量颇多”[8]。

图七 山东第十三区经济合作社流通券壹百元券

图八 胶东商业银号壹仟元券和山东省第十七行政区经济建设流通券伍仟元券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外汇市场随即关停，法币失去了套汇功能。日本随即改变对华货币政策，由吸收法币变为排挤法币，将大量法币推向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国民政府也随之放弃了对沦陷区法币的维持，转为鼓励法币流向沦陷区、作战区，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致使法币贬值。青岛周边国民党游击区发行的各种流通券因为与法币等值流通，便随着法币贬值而大幅跌落。为了弥补贬值造成的经费缺失，青岛周边国民党政机关在准备金缺少甚至没有准备金的情况下，加大流通券的面额及其印发量。如鲁苏战区挺进第九纵队司令阎珂卿部印发的平度五区临时流通券，其面额从拾元加大到伍拾元，后来加大到伍百元；山东第十七区专员（辖昌邑、胶县、高密等县）兼鲁苏战区第四纵队司令王豫民印发胶东商业银号券、山东省第十七行政区经济建设流通券的面值都加大到壹仟元和伍仟元（图八）。第十三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赵保原，对其山东第十三区经济合作社流通券百圆券和莱阳地方经济合作社流通券拾圆票狂印滥发，“总计在二十亿以上”[9]。当时在莱阳、即墨、平度集市上，一头1000元法币的牲口，若用赵保原或其部属的流通券购买，其数量能装一麻袋，老百姓需借头毛驴驮着这些钱才能去交易；因嫌数钱费事费力，便用秤称。当地老百姓都把赵保原的纸币及其部属李德元印发的平度地方经济建设流通券作冥府票来用，死了人不用买烧纸，因为与买烧纸所用的流通券张数差不多。

抗战后期，青岛周边国民党流通券的印发量和面额越来越大，而其辖区却日渐缩小最后不足胶东地区的五分之一。这些流通券支持了抗日武装斗争，抵御了日伪货币侵入，可是其发行者印发无度，既不能维持币值，又不认真兑现，交纳赋税时，纸质低劣的流通券稍有破旧折损，即被拒收，民众叫苦不迭，称之为“害人券”。

二 青岛周边八路军建立北海银行与日伪货币斗争

（一）创建北海银行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青岛周边地区的共产党人领导民众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原中共青岛市委青年委员兼青岛“左联”党代表乔天华，走出国民党韩复榘监狱后，回到家乡平度大泽山区建立抗日武装“平（度）掖（县）人民抗日救国会”，联合中共掖县县委组建的“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于1938年3月8日举行武装起义，攻占掖县城，摧毁日伪政权，建立了山东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掖县抗日民主政府。联合攻城的两支武装整编为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很快发展到三千七、八百人，成为共产党在山东省最大的一支抗日武装，为了筹措军政费用，三支队成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

这时，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青岛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玉田，因拒绝日本人的合作要求而被侵略者所不容，便逃离青岛回到掖县老家，投宿在掖县抗日民主政府担任县政务大队政委兼副大队长的儿子张中厚家。事变前，张玉田曾是青岛市银行公会常务理事、青岛中鲁银行总经理。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队长郑耀南和政治部主任张加洛闻讯前去拜访听取他建立银行的建议，委任他为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银行经理，让他筹建掖县民主政府的北海银行。1938年8月，北海银行印发壹角券（图九）、贰角券、伍角券和壹元券投放市场，这是山东八路军最早的抗日货币。不久，共产党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北海专署）成立，辖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北海银行随之成为北海专署银行，张玉田为北海银行行长，黄县民主政府建设部长陈文其为北海银行副行长兼黄县分行行长。北海银行以掖县和黄县民主政府筹集的101,336.565元为准备金，印发了北海银行券（图十）95,000元[10]。1938年12月1日，北海银行在掖县民主政府大院举行开业典礼，宣布北海币是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根据地通用货币，与法币等价流通。北海银行的建立及北海币的印发，保障了共产党根据地政权建设和武装建设经费的供给，抵制了日伪货币的侵入，北海币以其稳定的币值和良好的信誉，赢得民众的信任。

北海银行的成立，引起青岛日军的注意。笔者多年前从日本购回原青岛陆军特务机关长河野悦次郎[11]的部分图片和文件，在他1938年9月23日呈报“绝密文件”《状况报告》所附的青岛及周边地区“治安状况要图”中，把掖县张玉田、郑耀南的名字用红线圈定为“抗日匪”。河野悦次郎派山东省自治军司令伊达顺之助（张宗援）[12]纠集刘桂棠、张步云等伪军围剿北海银行。1939 年1月16日，日伪军占领掖县城，张宗援将其司令部设在北海银行所在的掖城大十字口路西的四合院内，抓捕为北海银行办过业务的人及抗日军属40多人押在银行后院，审讯后全部杀死；还将承办印刷北海币的掖县同裕堂印刷局、重华印刷所查封，其职员董鸿翥、吕福梓被日军用刀劈死。2月12日，张宗援率领日伪军从掖县向东继续追堵北海银行职员。

图九 1938年掖县北海银行壹角券

图十 1938年北海专署北海银行伍角券

图十一 1941年胶东北海银行伍元券

北海银行职员大都是张玉田聘任的原青岛中鲁银行的职员，日军占领掖城时，行长张玉田正在40里外沙河镇办理银行业务，掖县北海银行经理邢松岩临危不惧，雇佣骡马大车装载银行贵重财物，带领银行职员匆忙撤离，向百里外的黄县转移。2005年，笔者前去祝贺邢老百岁寿辰时，他对我说：“北海银行没有任何武器和保卫人员，撤退的当天晚上，我去请求五支队领导高锦纯[13]派队伍保护，没有得到应允。后来北海银行被围追到蓬莱县境时，被迫解散。”

1939年8月，中共胶东区财委会在大泽山区张格庄（今莱西市境内）重建北海银行，继续印发北海币，此时北海币成为胶东抗日根据地货币（图十一）。（1940年8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把胶东北海银行提升为山东抗日根据地银行，北海币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货币。）

（二）“排法”反假

长期以来，法币是市场上流通的主要货币，在经济生活中早已深入人心。青岛周边沦陷后，法币仍在各地流通，币值比较稳定。北海银行发行纸币初期，借助法币信用，将掌握相当数量的法币作为发行保证金，与法币等价流通，以建立北海币的信用。中共胶东抗日根据地为了防止日伪收兑法币去套取外汇（当时法币依附于英镑、美元体系），对法币实行保护政策，限制法币出境，以北海币和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地方券作为法币的补充，维护和巩固法币的主币地位，有效地阻止了日伪货币侵入。据胶东抗日根据地北海区统计，1941年前后共产党民主政权的货币在本区各种货币总流通量中占20.96﹪，国民党流通券占9.2﹪，法币占32.88﹪，伪钞占36.08﹪[1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货币政策由吸收中国法币变为排挤法币。胶东抗日根据地物产比较丰富，法币币值较高，因而成为日伪倾销法币、掠夺物资的首选地。胶东根据地陡然流入上亿元法币，大量原料和粮食被吸走，造成物价高涨。若以1937年物价指数为100，到1942年根据地以法币计算的物价指数为8595，上涨了85倍[15]。此时，国民政府放弃了对沦陷区法币的维持，致使法币迅速贬值，与法币等值流通的北海币币值随之跌落。物资流失，通货膨胀，使胶东根据地人民陷入无力长期抗战的困难境地。

为了限制法币流入和物资流出，1942年9月19日胶东抗日根据地发出布告，在东海和北海行政区停止法币流通，在靠近青岛的西海、南海区对法币三折使用，即一元法币折价北海币三角，以使北海币脱离法币。从此，北海币与法币、伪钞呈三角斗争关系，胶东抗日根据地开展了排除法币、打击伪钞、建立独立的北海币市场的斗争。经过一年多的斗争，胶东根据地在全省最先取得“排法”胜利，第一个将北海币成为市场上唯一流通的货币，彻底粉碎了日伪向根据地倾销法币、抢夺物资的阴谋，使胶东人民避免了数亿元法币的经济损失。对此，日伪大肆伪造北海币，由青岛、天津、烟台等地运到靠近根据地的据点内，再利用特务、汉奸伪装成商人或我方工作人员，潜入根据地抛出；有时日军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时，付给被抓去做劳役的民工假北海币。胶东根据地处在对日斗争前沿，涌入的假北海币种类及数量最多，如胶东区委《大众报》1942年10月30日报道：“现在各地发现许多假北海币，（1）现在发现拾元的假北海币多是‘村’字的一种；（2）伪造伍元的北海票多为蓝色‘繁’字的一种；（3）单元假票多是以前北海银行所印‘掖县县政府’那种花纹和‘南海’字的。”1943年7月21日《大众日报》报道：“现在在各地已经发现的有下列三种：（1）带有‘胶东区地方本位币’的红色拾元假票（火车头图）（图十二）；（2）带有‘发展’‘农村’‘经济’字的红色拾元假票（天坛图）；（3）带有‘胶东’字的红色拾元假票。”“现在市面发现胶东北海银行发行票面额壹百元的本票改为壹仟元。”[16]当时发现假币的报道很多，北海银行每发行一版北海币，随即就会出现该版假币，破坏了北海币在民众中的信用，扰乱了根据地的金融市场，这是敌我政治、军事斗争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和延续，关系到民主政权存亡和抗日斗争的胜败。于是，胶东根据地开展群众性反假币斗争：一是每逢集期，便将假票粘在一块大布上，到市集上挂起来，向群众指出假票特点，帮助人民识别假票；图十三就是当年向群众宣传的北海币假币实物，这是从莱西县孙受集市上查获的一些北海币伍拾元券假币中的一张，票面上有银行工作人员注明假币的识别要点；二是组织人员查缉，特别注意粮食市、布市、汇票市；三是利用各村的识字牌，把假票的特点写在识字牌上，并与学校教员联系，由教员教会小学生，小学生再去教会家长识别假票；四是银行营业员定时到乡村夜校、冬学进行宣传，帮助民众识别假票。

图十二 1943年日伪伪造的北海币拾圆券假币

图十三 北海银行胶东分行向群众展示的北海币假票实物

胶东抗日根据地反假北海币斗争深入开展，1943年反假币斗争第一年，东海区文登县缉获假票犯3人，缉获剪毁假票12,000元；荣成县缉获假票犯1人，缉获剪毁假票4,250元；海阳县缉获假票犯3人，缉获剪毁假票4,350元；牟海县缉获剪毁假票2,576元；牟平县缉获剪毁假票1,079元[17]。反假币第二年，东海区全年剪毁的假票：文东县1,050元；文西县590元；荣成县571元，本票一张100元；牟海县1,532元，查获改本票百圆券为仟圆券的一张和改为伍百圆券的一张；海阳县8,032元，捉获假票犯l7名；牟平县213.5元；共计11,988.5元[18]。1945年1月，东海区海荣工商局查获假票犯一名，收缴由青岛带来的伪造北海银行新发行的A、B字票面伍拾圆券假北海币二万元[19]。东海区各县共查获假北海票22种955张，金额总计30,350元[20]。

青岛周边各县民主政府每当发现一种新北海币假票，即找出其特点，印发通知，发到各机关和各乡村。北海银行各分支机构一旦发现假币流入，立即公告停止使用被造假的北海币，并定期全部收回。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层层建立反假币组织，提高民众防范假币意识和识别真假北海币的能力，使假币（图十四）和罪犯寸步难行，挫败了日伪的假币攻势，维护了北海币的信誉，净化了根据地货币流通的环境，保证了青岛周边抗日根据地货币稳定和经济发展。

图十四 青岛周边地区反假币斗争中查获日伪仿造的假北海币

（三）比价之争

自1943年胶东抗日根据地建立独立的北海币市场之后，其货币斗争由三角斗争演变成北海币与日伪货币之间的斗争。胶东根据地与青岛日伪进行的货币斗争，焦点是比价之争，其实质是争夺物资，稳定物价。胶东北海银行与工商局相互配合，购买和掌握重要物资粮食、棉花、布匹、生油、食盐、金银等作为北海币的准备基金，利用这些重要物资来调剂北海币流通数量，以稳定币值和物价：当需要扩大发行量时，即增发北海币去购存物资；当需要收缩货币发行量时，便出售物资回笼北海币；当北海币币值跌落或物价高涨时，即出售物资，压低物价，提高币值；当北海币币值高涨或物价跌落时，便购存物资，压低币值，提高物价。

为掠夺物资，青岛日伪政权通常在秋收时节大量发行伪钞，发放巨额贷款，使城市物价高涨，商人竞相购存物资。此时青岛周边地区物价较低，于是大量物资流入市区，大量伪钞则从城市外流；待吸收物资达到目的后，日伪收回贷款，紧缩伪钞，这时市面银根奇紧，商人不得不将存货廉价售与日本银行或洋行。对此，胶东抗日根据地采取相应的对策：当日伪增发伪钞、抬高物价时，根据地便压低伪钞与北海币的比价，吸收敌人紧缺物资并将其价格适当提高，粉碎日伪抢夺物资的阴谋；当日伪紧缩伪钞、平抑物价时，根据地则乘机扩张北海币，并深入敌区去争夺物资。胶东抗日根据地利用对青岛敌区贸易大量出超的优势，随时压低北海币与联银券的比值；凡是向青岛输出的重要物资，即用北海币结算或以指定物资交换，利用青岛商人将北海币使用范围向敌占区扩张，夹击伪钞。

青岛周边抗日民主政府通过掌握物资来支持北海币与伪钞的货币斗争，又通过货币斗争夺取物资，促使北海币的流通范围不断向日占区渗透和扩大。抗战后期，日伪政权靠滥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导致联银券币值狂跌，物价猛涨；而胶东根据地始终跟随市场需要对北海币吞吐调节，始终用物资来保证北海币信用，保持北海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1943年春，联银券一元可兑换北海币七、八元；第二年1月比值变成1：0.85；第三年1月，比值降为1：0.14；到1945年8月宣布投降前夕，联银券与北海币的比值跌为1：0.02，联银券1元仅值北海币2分钱[21]。此时，伪钞摇摇欲坠，日军即将覆亡，这是胶东根据地军民抗击日伪货币侵入的胜利，也是青岛及周边地区人民为世界反法斯战争胜利做出的不朽贡献。

三 结语

钱财和物资是近代战争赖以进行乃至胜利的支柱和保证。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禁止中国货币流通，强行投放军用手票和伪钞掠夺中国人民的钱财和物资，企图“造成法币的崩溃，取得中国在国外基金，由此在财政上使现政府自行消灭”，使中国“完全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22]。面对日伪货币的侵入，青岛及周边的国民党抗日军政人员和共产党抗日民主政府各自印发纸币与之抗争，粉碎其亡我之心，取得最后胜利。

长期以来，青岛周边国民党军政人员印发的地方券一直被人为地排斥在中国抗战货币之外甚至被视为“伪钞”。货币是一个国家主权的标志。在使用自己国家货币被视为犯罪的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凡是抵制侵略者货币并维护自己国家货币流通的地方流通券，都应该是爱国的抗日货币。

在这场没有战火硝烟的货币斗争中，日伪物资匮乏且滥发纸币，导致其金融崩溃，加速战争失败；青岛周边国民党发行的地方流通券，缺少物资保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随着法币贬值而急剧贬值，造成所辖地区通货膨胀，财政困难，使民众深受其害。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货币维系民心。地方流通券牵动着民众对发行者的信任，其币值能否稳定，决定发行者和使用者的经济利害关系。青岛周边的共产党抗日民主政权发行的北海币，在与日伪货币斗争的同时，努力维持币值，稳定物价，不让民众利益受损，因而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护；青岛周边的国民党抗日军政人员浴血奋战，功垂青史，却因滥发纸币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这人心的向背，昭示着抗战胜利后青岛及周边地区的未来走向。

（本文为青岛市2016年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得到柳宾、陈国庆先生指导帮助）

注释：

[1] 《大美晚报》是美国侨民在上海发行的一份著名中、英文日报，1929年在上海创刊。1930年8月英文报名改称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中文名称由《大晚报》改称《大美晚报》，由华侨电台与美商主管。

[2] 《财政部复军政部函——告知苏、鲁、冀、察、皖等省赶印省钞情况，民国二十九年十月三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料》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3] 李先良：《鲁青抗战纪实》，1992年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口述历史丛书，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

[4][5][8]《特种经济调查处电——报告山东地方钞券紊乱情况，民国二十九年十月九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料》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6] 1943年6月14日《群众报》。

[7] 日本冈田酉交次《日本战争内幕记》：至1941年，日本伪造中国法币“总额为25亿元”（吉林金融研究所编《三伪银行简史》1989年油印本）;日本登户研究所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伪造中国假钞“40亿元”（张振龙主编《中国军事经济史》，蓝天出版社，1990年）。

[9] 《国民党军队赵保原统治地区的经济实况》，载1945年1月15日《大众报》。

[10] 《北海银行在掖县的业务活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北海银行史料》第1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 河野悦次郎，日本陆军大学36期，曾任关东军参谋，1938年3月17日抵青任青岛特务机关长，后调任济南特务机关长、第12军参谋长兼山东特务机关长。日本陆军中将衔，昭和19年（1944）死。

[12] 伊达顺之助，日本人，中文名张宗援，日本山东省自治军总司令。1945年11月17日被国民党青岛市警察局逮捕，1948年9月9日，在上海提蓝桥监狱刑场被枪决。

[13] 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与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于1939年9月合并整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不久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简称五支队，司令员高锦纯。

[14] 《北海支行一九四二年一至九月份工作报告》，胶东分行档案第二卷。

[15][21]杨波：《抗战时期山东的货币斗争》，载《山东解放区的工商业》山东新华书店，1946年4月。

[16] 1944年4月19日《大众报》。

[17] 《东海支行一九四三年工作总结》，胶东分行档案第四卷。

[18] 《东海支行一九四四年工作总结》，胶东分行档案第八卷。

[19] 1945年1月29日《大众报》。

[20] 《东海支行一九四五年工作总结》，胶东分行档案第十五卷。

[22] 1938年7月12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责任编辑 于 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