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实践要求和时代意义

摘要：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不断演进与发展，治理成为当代政党和政府获取、巩固与维护政权需要回答的关键议题，是各国思考、规划和建设本国发展道路需要研究的重大议题，也是当代世界反思、总结和探索人类整体命运需要回答的基本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和方法。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我国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理论。

关键词：治理现代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01-0015-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发展研究”（19JJD710005）。

作者简介：张翠吉，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实践路径和时代意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的深入认识，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路径连续性的整体思考，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时代把握。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我国的治理现代化是在吸收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本民族发展历史，借鉴各国治理经验，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探索而来，既具备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科学性，又具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民族性，还具备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示范性。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能政府集中管理体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改变了国家工业空白的状况，逐步解决人民基本的温饱问题，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是，国家社会各方面的管理以行政命令为主，管理方式相对单一，形成了权力相对集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调控体制，具有显著的全能性特征。

必须辩证地看待全能型政府集中管理体制的优势和缺点。选择集中管理的方式和体制取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符合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客观要求和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极大发挥了国家和政府的管理职能。当然，全能型政府集中管理模式也有其弊端：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制度建设和方法途径具有路径依赖性，发展方式出现了“唯数量”的问题。

2.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公共管理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家治理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进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公共管理機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吸收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治理经验进行创造性、本土化的吸收和利用，我国创造出后发国家进行现代化发展的新模式，建立和不断完善以服务型政府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公共管理机制，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我国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公共管理机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有力地平衡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我国经济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发育打破了治理领域国家单一的主体性。后发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前提是国内环境稳定，即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国经济系统的进步与成就举世瞩目，社会、文化与生态等系统也不断完善。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在改革开放社会各因素十分活跃的时期，不断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我国社会主义公共管理机制得以建立和完善。

3.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

治理是弥合社会问题和整合社会系统的关键。马克思认为，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它调和社会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缓和对立阶级的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1]。国家治理是治理的核心议题，其中“治理研究主要涉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两对关系成为中国治理理论的重点研究领域”[2]。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理论体系日趋成熟。同时，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社会整体的制度安排和运行机制的复杂性增加，多元主体对应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机制和表达机制。因此，治理的主客体已经到位，具备充分的条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4年2月，***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制度创新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充分肯定“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布局谋篇。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要求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为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动力机制，形成治理现代化新常态。

1.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统一

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要求。纵观古今中外，每个民族都留有起源的痕迹，兴起时期的有助于民族发展的环境影响着以后的一切[3]，使得每个国家保持了自身发展的特殊性。***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根据本国国情探索出来的。同时，在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改革开放，并加大改革开放力度。

我国在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注意到国别性和制度差异性，对治理进行适应性改造和本土化创新。我国国家治理高度强调国家责任，避免西方治理范式的理想化色彩。“中国的社会治理更加依附于国家治理，而西方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作用下，社会治理则居于主导地位。”[5]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分警惕西方自由主义与消费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资本支配陷阱，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的霸权倾向。以自由之名为资本辩护，只会束缚人的发展，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会真正被解放，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以单一价值观极端排斥其他社会形态，只会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封闭的系统。相反，中国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奠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世界谋大同，为人民谋幸福。

2.坚持具体分析与整体思维相统一

我国在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坚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社会主义政权一经建立，需要面对的社会问题和制度设计是十分复杂而具体的。进入新时代，治理现代化主客体具有特殊性。首先，越来越扁平化的信息流动结构。互联网公共建设的新形势下，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直接对接沟通，要求更加灵活的反馈沟通渠道，必须充分发挥智库的作用，以更广泛的群众路线深入治理现实。其次，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群体需求。逐渐成熟的分工造就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和自治团体，出现了更加多元的物质文化需求。最后，善治是当前衡量政府治理水平和能力的重要标准。

我国在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还坚持整体思维。迈入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时期，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事实决定必须全局性、系统化地思考解决方案。社会发展遵循量变与质变关系的客观规律。我国社会各地区、各行业的发展不同步，不仅需要解决单一问题，还需要从根本上思考，否则长期积累的问题会带来复杂化的影响、矛盾甚至社会冲突。治理是社会快速发展中处理好发展与稳定关系的重要方式，是解决社会积弊和预防社会问题的关键举措。因此，必须协调各方要素整体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建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基础上，我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成为引导全球治理的重要旗帜。这也遵循整体性思维，有利于内外联动，共同推进我国的治理现代化进程。

3.坚持党的领导与共建共享共治统一

党的领导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保障和方向指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建设和执行力的集中体现。党通过自我革新在保持自我生命力的同时也为国家治理提供动力。新形势下，党在治理现代化方面继续发挥领导作用，把握大政方针。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发生了主题的转化，即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探索改革，转为突出“顶层设计”的整体推进式改革，通过盘活各项制度，调动各方因素激发制度活力，培养制度的自我革新和完善能力，鼓励社会各界进行探索创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持之以恒的机制保障。

“共治”是我国国家治理特别是社会治理的核心实现理念。共治理念基于共识观念的达成。共治要求在开放的生态系统中各个治理主体与客体厘清权责关系，避免社会出现撕裂状态，在和谐的生态中协商解决发展的问题。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集中体现了以“共”为着力点的中国治理之道。这既与“天下为公”的中国文化传统理念有着深厚的渊源，也是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时代体现。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社会的自主性大幅度提高，大眾用以表达利益诉求和进行政治参与的手段日趋多元，科层化的理性管理取代了传统的经验管理。所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共建共享共治相统一，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政治系统承担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以治理为撬动点，盘活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关系，赋能给社会进行协调运转。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意义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探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意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思考与应用，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解构与追问，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关注与研讨。

1.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治理带来制度和行动上的变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方面是从根本理论上探讨摆脱从“西方的概念丛中寻找社会主义的治国理由”，回击“社会主义国家直至目前还没有走出缺失治理合理性的困境”的错误舆论；另一方面是从历史角度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政治观念。西方话语体系把国家治理理论降维为政府治理理论[6]。从这种理论层次出发，是无法理解、发展和完善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与实践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形势下增强我国社会“韧性稳定”的关键机制。唐皇凤认为，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形态是一种刚性稳定，其政治和社会结构缺乏必要的韧性和延展性[7]。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能够为我国政治系统和其他系统的链接提供自由灵活、动态开放和弹性有序的合作机制，赋予冲突以缓冲地带和协商空间。

探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时代成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科学指引，是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必然选择，是应对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和挑战的有效途径。要总结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经验成就和科学规律，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以迈过发展攻坚期和改革深水区，创造出更具创新和活力的制度体系。

2.坚持和推动科学社会主义

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为了更高质量、更加持续、更为长远的发展。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贯的主题，是人类历史进程的根本性、长期性问题。“如果人的发展不予同步，社会进步将成为一句空话。”[8]在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是当前我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不平衡、不充分依然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能够解决我国社会转型中现代化进程不均衡的问题，把矛盾纠纷解决或者稳定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极大提高社会稳定和安全指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期发展奠根基、谋未来。

实现人的现代化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之题。***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9]，人的现代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终极目标和主体力量。传统发展观偏重物质增长，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必须把人与自然、社会的平衡这一本质要求贯彻到人的现代化实践中，落实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部署，为实现人的现代化提供物质基础、社会环境、制度保障、文化支撑和可持续发展环境等条件。

3.丰富和拓展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缺陷的当代批判与现实创新。建立超越资本主义形态的更加公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制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实际上，社会生活中不正义、不公平等现象依然存在，只不过它们在全新的社会形态中出现方式、斗争方式和传播途径等方面披上了新“外套”。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差距日趋加大，再次印证资本主义现行的制度和理念无法带领人类建立更加公正、自由、平等的社会。

中国治理现代化为世界其他国家发展提供的理论启示和经验借鉴，是中国对人类社会整体治理发展的贡献。促进公平正义，是***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相对于农业社会，现代社会形态复杂、变动更快，需要国家作为后盾进行理性选择，维持社会秩序和引导社会发展。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理性指導、鼓励社会实践和公民积极参与的典范。此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外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治理现代化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前景的思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87.

[2]任勇.治理理论研究为治理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N].人民日报，2019-03-25（10）.

[3]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4.

[4]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N].人民日报，2014-10-14（1）.

[5]郑杭生，邵占鹏.治理理论的适用性、本土化与国际化[J].社会学评论，2015，3（2）.

[6]张文喜.政治哲学视阈中的国家治理之“道”[J].中国社会科学，2015（7）.

[7]黄卫平，汪永成，等.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第10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70.

[8]乔兆红.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验与现代化理论创新[N].光明日报，2019-01-09（11）.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94.

责任编辑：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