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大钊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三次论战

于春梅　孙庆梁

摘 要：李大钊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势力对其残酷扼杀。为铺平马克思主义传播道路，李大钊通过撰写文章、课堂传授、发表演讲等方式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论战，其中规模较大的三次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使大批青年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关键词：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论战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3-0196-02

五四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论战，分别是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李大钊积极参与大论战，发表了多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文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一、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一）“问题与主义”论战概述

五四运动期间，各种思潮在中国竞相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其中一股思潮在此期间得到广泛传播，并得到越来越多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的认可，但是引起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不滿与反对，胡适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为维护阶级利益，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每周评论》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提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等观点，认为社会问题只能靠点点滴滴的改良，反对用革命的方法根本解决社会问题。在当时情况下，胡适所谈论的“主义”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也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针对胡适的错误观点，李大钊发表了题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反驳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偏见，随后胡适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后来因北洋政府严令禁止《每周评论》杂志的刊发，论战之争得到平息。

（二）“问题与主义”争论的主要问题

1.中国社会问题解决途径之争。胡适主张走改良主义道路，注重社会问题一个一个、一点一点的解决，反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针对胡适的改良主义，李大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解决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途径是阶级斗争，只有阶级斗争才能使经济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李大钊说：“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决问题，都可以解决。”[1]

2.“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之争。李大钊指出胡适把“问题”和“主义”相互分割、相互对立是错误的，提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强调了“主义”解决具体问题的重要性，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共同趋向的“主义”，需要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但是若“主义”得不到广泛宣传，人们对“主义”得不到详细了解，人们便不愿加入，不论你去如何研究，社会问题也不会得到处理。

3.是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胡适认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会上演历史的悲剧，不能改变社会现状。针对胡适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李大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证了中国社会进行一场革命和改革的必要性，提出了中国土壤适合马克思主义的生存同时中国人民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出应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2]。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武器，尽管马克思主义从西方传入，依然可以治理中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密切联系，才能施展解决问题的指导作用。

（三）“问题与主义”争论的影响

这次论战并没有像资产阶级改良派预期的阻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反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李大钊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胡适等人的错误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也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使人民更加坚信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大批进步青年开始走上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一）社会主义论战概述

通过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宣传和实践活动，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成为关心祖国命运的中国人谈论的话题，这令反马克思主义者感到不满与恐慌，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相继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由内地旅游而得之又一教训》《现在与将来》《欧游心影录》等文章，认为中国首要发展资本主义，进而引发了中国适合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社会问题采取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手段的探究。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错误论调迅速引起强烈反响，李达、陈独秀、蔡和森、陈望道等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发表文章予以批判、驳斥，李大钊同样积极参与论战，发表了《社会主义下之实业》《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等文章进行批驳，一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大讨论就这样迅速展开。

（二）社会主义争论的核心问题：中国是否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

张东荪、梁启超等人认为中国贫困落后，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为本次论战的导火索。李大钊认为，对方以中国生产落后、经济贫困为理由，就认定中国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的看法是不科学的，李大钊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根据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发展的趋势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本质，指出：“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立在当今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但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3]他认为，应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救中国。

针对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坚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实业、增加富力”的论调，李大钊认为该论调“其谬已极”，并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力、资本等因素可以集中，苏维埃政府在修筑铁路等方面获得的成功便是很好的证明，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实业，阻碍实业发展的掠夺阶级、官僚势力才能得到清除，从而更好地发展实业[4]。

（三）社会主义论战的影响

此次论战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区分了真假社会主义，为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扫清了障碍，大力宣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明确了应该采取革命手段解决中国问题、中国适合走社会主义道路，李大钊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提高了理论水平，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实践中走向成熟。

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一）与无政府主义论战概述

辛亥革命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迅速流传开来，无政府主义信仰者创建多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创办大量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报刊、书籍，无政府主义宣称的“共产主义”吸引了众多青年知識分子。但随着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扩大，无政府主义者为了捍卫理论阵地，刘师复、黄凌霜、区声白等人不断发表文章，把进攻矛头对准马克思主义，引发了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李大钊在此期间发表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见解，针对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观点给予了严厉驳斥。

（二）与无政府主义论战的焦点问题

1.关于自由的问题。主张个人绝对自由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理论核心，他们宣扬个人万能论，反对一切约束。李大钊在《自由与秩序》一文中批评了绝对自由的错误思想，指出：“试想一个人自有生以来，即离开社会环境，完全自度一种孤单而岑寂的生活，那个人断没有一点的自由可以选择，只有孤立是他唯一的生活途径。”[5]认为绝对的自由将导致社会秩序的破坏，并且这种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

2.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双方论战的根本分歧问题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无政府主义认为没有必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一切强权和国家，李大钊论述了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强调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重要性，指出国家的产生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社会主义的实现要经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6]。

3.要不要“按劳分配”。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在产品分配上反对按劳分配，主张实施按需分配的错误观点，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这种观点不切合实际，是一种空想主义，而应从实际出发，“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三）与无政府主义论战的影响

此次论战，是五四运动期间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论战中影响力最大、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划清了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有力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种种谬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多的爱国知识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三次论战中，不仅李大钊的觉悟得到迅速提高，而且影响更多的有志青年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迅速发展，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