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05
郭润萍
吉林大学 管理学院,长春 130022
手段导向、知识获取与新企业创业能力的实证研究
郭润萍
吉林大学 管理学院,长春 130022
创业能力对于新企业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受到创业领域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然而创业能力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创业者个体层面创业能力的前因和结果分析,组织层面的创业能力的实证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仍有待运用有效的理论揭示新企业如何构建组织层面创业能力的内在机理和路径。作为新兴的创业理论,手段导向理论有助于面临高不确定性的新企业在创业过程中持续进行迭代式学习,而组织学习理论认为,知识获取作为组织学习的核心环节有助于组织创业能力的构建。因此,手段导向可能通过知识获取提升新企业创业能力。然而,少有学者关注此方面研究。
运用手段导向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深入剖析手段导向各维度对创业能力的积极影响,检验知识获取在手段导向与创业能力关系间的中介作用。采取大样本问卷调查,收集215家中国新企业数据,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手段导向的4个维度均对创业能力具有积极影响,试验、可承受损失和先前承诺3个维度通过知识获取提升新企业创业能力,但是知识获取在柔性与新企业创业能力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研究结论对于丰富和拓展组织层面创业能力相关研究和推动手段导向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新企业如何在高不确定性和强资源约束下构建组织创业能力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
手段导向;新企业创业能力;知识获取;转型经济
转型经济情景下制度的快速变革以及市场化竞争的日益加剧创造了丰富的创业机会,同时也为新企业的价值创造和获取提出了严峻的考验[1-3]。中国新企业既要快速利用机会稳固竞争地位,也要洞察市场、技术和政策的变化以识别新机会而构建新的竞争优势[4]。可见,创业能力作为新企业识别和利用机会的能力成为其成败的关键因素[5-6]。然而,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新企业往往急于追求短期利润而忽视创业能力建设,导致创业活动呈现出较强的投机导向和后劲不足等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新企业的可持续成长[7]。因此,构建创业能力对于转型经济情景下新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尽管学者们普遍认同创业能力对新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作用[4],但对于如何构建新企业创业能力这一问题尚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转型经济下新企业往往缺乏足够的经验以识别和把握可行的机会[3,8],他们更需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逻辑构建创业能力以开发机会[9],这种逻辑与SARASVATHY[10]提出的手段导向一致。作为新兴的创业理论,手段导向理论认为手段导向作为一种学习型战略有助于新企业在创业行动中迭代学习,以利用高不确定性创造财富[11-12]。根据组织学习理论,知识获取作为组织学习的核心环节是构建组织能力的基础[13]。可见,手段导向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为解释转型经济下新企业创业能力构建机理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视角,本研究结合转型经济情景分析手段导向、知识获取与新企业创业能力的关系。
创业能力的研究一直是创业领域学者们关注的热点[6,14-15],国内外关于创业能力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创业者个体层面创业能力的前因和结果分析。张玉利等[16]论证先前经验对创业者创业能力的影响以及学习风格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谢雅萍等[17]分析社会网络对创业者创业能力的影响以及创业学习方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CHANDLER et al.[18]验证了创业者创业能力对新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从已有研究看,组织层面的创业能力的实证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19]。较多的学者从机会视角将组织层面创业能力定义为企业系统性地识别和利用未被发现或充分利用的机会的能力[6,20]。本研究借鉴上述观点认为新企业创业能力包含机会识别能力和机会利用能力。虽然一些学者开始探索新企业组织层面创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如董保宝[21]研究了新企业的风险承担对组织创业能力的影响,但对于新企业如何构建组织层面创业能力的内在机理和路径研究仍有待运用有效的理论进一步丰富完善。
手段导向理论最早由SARASVATHY[10]提出,作为新兴的创业理论,其旨在提供一种区别于目标导向的战略形成逻辑,即手段导向,这种逻辑强调在创业行动过程中形成新的战略目标。手段导向适用于难以利用历史数据进行预测的高不确定环境, 其强调新企业以创业行动为导向,基于已有资源选择或创造可行的机会[12]。根据手段导向理论,手段导向与学习型战略一致,其强调探索新可能性的反复迭代的试错过程,重视与利益相关者的密切互动和战略联盟,以利用环境不确定性创造价值,而这些过程均为新企业组织学习提供了丰富的机会[22-23]。由于新企业组织学习是提升其创业能力的重要途径[6],因此,手段导向是促使新企业持续开展学习以提升创业能力的关键因素。学者们普遍认为创业能力是新企业识别和利用机会的能力,其核心体现为机会的探索和利用的双元逻辑[5-6]。在转型经济下政治和经济的频繁变化,加之新企业普遍缺乏识别和把握环境变化的市场竞争和先进的研发经验[1,3],新企业尤其需要采取手段导向在创业实践中学习,以构建创业能力。有些学者认为手段导向包含试验、可承受损失、柔性和先前承诺4个维度,即新企业强调保持柔性,在可承受损失的原则下尽可能多地尝试新的商业模式,并通过获取先前承诺以降低不确定性[12,22]。综上,手段导向理论为解释新企业的创业能力构建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视角,手段导向的4个维度均对创业能力具有积极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采用试验、可承受损失、柔性和先前承诺这4个维度研究手段导向。
为了形成新的战略目标,手段导向促使新企业在创业行动中持续学习,以获取相应的知识,并逐步明确自身如何在市场竞争中获取成功。根据组织学习理论,知识的获取有助于新组织惯例的形成和已有惯例的改变,而组织惯例是组织能力构建的核心构件[13]。可见,知识获取是组织能力构建的重要基础。创业领域的学者们也认为知识获取与机会的开发密不可分,SHANE[24]认为先验知识的积累是新企业机会识别和利用的重要前提。可见,手段导向促使新企业从创业行动与外部环境互动中获取相应的知识,以识别和利用机会,并根据客户和市场反馈对多样化的创业知识进行选择和惯例化,从而构建创业能力[13,22]。本研究概念模型见图1,本研究探讨手段导向对创业能力的影响以及知识获取在手段导向与创业能力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图1 概念模型Figure 1 Conceptual Model
手段导向是新企业持续进行商业模式试验的过程,当环境变化超出企业可控范围,创业者将探索新的路径以开发新的商业模式[12,25]。手段导向理论认为试验是新企业界定可行的竞争战略的一部分,其本质是一个迭代的战略变化过程,因此也被看作为战略试验,包含探索环境与组织之间关系的小幅试错过程[26-27]。试验是构建创业能力的重要途径,在沿着战略维度变化的一系列试错学习过程中,新企业可以有目的地增进对商业模式变化与创业成败因果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并在探索和开发新的、可行的商业模式的“干中学”过程中形成识别和利用机会的能力,即创业能力。一方面,商业模式试验促使新企业从与外部环境的频繁互动中获取市场或客户的反馈,以增强其对环境变化的识别和理解,从而提升机会识别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尝试整合已有资源以开发多样化商业模式的过程中[27],新企业持续学习如何管理和配置关键资源,以改善机会利用效率的方式,这促进了机会利用能力的构建。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a试验对新企业创业能力具有积极影响。
可承受损失是创业决策的重要准则,当新机会利用可能造成的资源损失超出新企业愿意承受的范围,新企业会放弃这个机会而转向新机会的开发[12,28]。在高环境不确定性下,新企业很难在创业行动之前对利用新机会所产生的资源损失做出准确预测。因此,可承受损失原则促使新企业通过渐进式的资源投入学习如何评估机会的风险和整合内外部可控资源,以提升自身的创业能力。一方面,遵循可承受损失原则的新企业会根据上一步资源投入和反馈结果学习如何评估下一步机会利用的风险[29],通过反复迭代学习提升机会识别的能力;另一方面,可承受损失原则促使新企业在逐步投入和整合资源的过程中确保资源从不可行的商业模式中及时撤出[28],从而将最优的资源组合运用于最有潜力的机会开发中,以提升机会利用的能力。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b可承受损失对新企业创业能力具有积极影响。
相比成熟企业,新企业凭借相对简单的组织结构和非正式制度在保持柔性方面更具有优势[12,25]。保持柔性的新企业愿意改变自身的结构和内部流程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或预先采取行动以利用变化[28]。柔性促使新企业积极进行外部学习,以保持自身行为与环境变化的一致性,从而不断提升创业能力[30-31]。因此,具有柔性的新企业更能够搜索和识别新的机会,并挖掘新的资源整合和利用方式,从而有效利用这些机会。一方面,保持柔性的新企业能够从自身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如客户、供应商、投资者等)的互动中学习,从而构建感知和识别环境变化的能力;另一方面,柔性也促使新企业通过外部学习引入核心技术和人才等战略性资源,并以较低的成本改变自身的运作流程,实现内外部资源的快速整合,这有助于构建战略多样性[32],从而提升将新机会转化为新产品/服务的能力,即机会利用能力。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c柔性对新企业创业能力具有积极影响。
先前承诺是指新企业通过与投资者、供应商、客户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合作关系从而预先获取资源支持,这为新企业识别新机会和资源整合创造了机会和条件[12]。获取先前承诺的新企业能够在与合作伙伴密切互动中不断提升创业能力和战略多样性,从而应对资源约束和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33-34]。一方面,先前承诺的建立促使新企业不断引入外部战略合作者参与到新企业的创建中,构成的战略创业网络为新企业把握外部环境变化的趋势以及改善内部运营提供了外部学习渠道[12,35]。通过与这些战略合作者的沟通和互动,新企业能够更快速地学习,从而提升识别新机会的能力。另一方面,先前承诺促使新企业与资源供给者(如上下游企业)建立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关系,有助于降低新企业资源获取的难度,并拓展资源整合的范围,从而有效缓解由于新生劣势造成的资源约束和运营风险[22,36]。因此,获取先前承诺的新企业在利用新机会时往往具备相对充裕的资源基础,他们更能高效地利用机会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服务。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d先前承诺对新企业创业能力具有积极影响。
试验促使新企业持续从试错学习过程中获取与新商业模式相关的知识,为了验证哪些商业模式是可行的,新企业与客户和供应商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密切互动,以收集市场、技术、政策等知识,并从创业实践中获取与机会识别相关的隐性经验知识[12,23]。上述知识的获取有助于新企业在高不确定环境下系统地构建识别机会的组织惯例,即机会识别能力。此外,试验是发现可行的资源组合的方式[27],其促使新企业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中获取与资源整合相关的隐性经验知识,新企业可以在试错过程中获取这些经验知识,从而在组织范围内形成指导新企业利用机会的组织惯例,即机会利用能力。综上,试验促进新企业获取识别和利用可行的商业模式相关的知识,这些经验知识的获取是创业能力构建的基础。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a知识获取在试验与新企业创业能力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为了识别值得投入已有资源的机会,遵循可承受损失原则的新企业常常会对创业决策所需要的信息产生怀疑,充分的知识是有效决策的基础[28]。因此,可承受损失促进新企业从逐步的资源投入与产出间关系中获取实时信息,以评估新机会可能造成的资源损失,这些知识的获取有助于新企业提升识别风险可控的机会的能力。此外,可承受损失促使新企业注重充分整合已有资源而不是过分投入控制之外的资源,这将促进新企业重视积累和有效整合已有关键资源(人才、资金、技术等)的隐性经验知识,上述知识的获取有助于新企业充分配置资源,以提供新产品或服务,从而构建机会利用能力[37]。可见,可承受损失原则促进新企业注重获取评估机会风险和提升已有资源整合效率所需的知识,从而构建创业能力。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b知识获取在可承受损失与新企业创业能力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为了适应快速的外部变化,具有柔性的新企业往往需要探索和吸收尽可能多的新知识,以创造战略的多样性[30,32]。新企业通过保持柔性可以迅速改变自身的结构和制度,以搜索和识别具有创新性的知识,新知识的获取有助于新企业形成识别持续涌现的新机会的警觉性和能力[24]。此外,柔性促使新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获取相应的知识,以形成整合已有和外部可获取的有形资源,并开发新产品或服务的机会利用能力。保持柔性的新企业往往不局限于已有知识的完善和提炼,更善于获取已有知识以外的新知识,以建立和更新识别和利用新机会的创业能力,避免陷入“能力的陷阱”[38]。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c知识获取在柔性与新企业创业能力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先前承诺的获取促进新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密切互动,从而建立相对紧密的学习网络,向具有专长的战略合作者学习以获取自身所缺乏的专业化知识,从而有效弥补自身的知识缺陷[23,35]。一方面,先前承诺促使新企业在与战略合作伙伴进行资源交换中获取最新的市场、技术和政策知识,从而提升发现和创造机会的能力[39];另一方面,先前承诺为新企业向高绩效的合作伙伴(如成功的大型企业)学习、吸收、整合和利用资源的成功经验提供了大量的机会,这些经验知识的获取有助于提升自身的机会利用能力。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新企业很难仅依靠自身的经验知识把握新机会,还需要整合外部新知识构建和更新自身的创业能力。因此,先前承诺提供的外部知识源有助于新企业持续获取互补性的新知识,以构建创业能力。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d知识获取在先前承诺与新企业创业能力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根据学者们对新企业的界定,本研究将成立时间在8年以内的企业作为调研对象[35-36],采用大规模问卷调查收集数据,为了确保调研数据的有效性,调研人员均接受过相关培训,理解和掌握问卷内容和访谈技巧。由于本研究采用的量表多来自国外研究,为了确保问卷语言的准确性,采取回译的方式,即请第三方将中文问卷翻译成英文,再对照原始英文量表, 根据差异对中文问卷进行反复修正,直至中文问卷的英文翻译与原始英文量表不存在明显差异。此外,本研究还对9名新企业创业者或高管团队成员进行预调研和相关访谈,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正量表。中国作为最大的转型经济国家,新兴市场的涌现和制度的持续变革造成环境的高不确定性[1,3],这为验证手段导向的影响提供了较好的环境。为了保证效度,本研究将调研地点选择在北京和长春两个城市。因为这两个城市在创业活跃程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根据全球创业观察报告中国创业活动指数(CPEA)的测算,北京属于创业活跃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CPEA>10.430),吉林省属于创业不活跃地区(2.500 (1)因变量为创业能力,借鉴CHANDLER et al.[18]和张玉利等[40]的研究,用7个题项测量创业能力(EC),为了从单一因变量角度分析创业能力的构建机理,将机会识别和利用能力聚合为一个维度以全面反映创业能力。采用Likert 5点式量表,受访者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选择,1为非常不符合,2为不太符合,3为一般,4为比较符合,5为非常符合。 (2)自变量为手段导向,借鉴CHANDLER et al.[12]的量表,用3个题项测量试验维度(EX),用3个题项测量可承受损失维度(AF),用4个题项测量柔性维度(FL),用2个题项测量先前承诺(PC)。采用Likert 5点式量表,受访者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选择,1为非常不符合,2为不太符合,3为一般,4为比较符合,5为非常符合。 (3)中介变量为知识获取,借鉴朱秀梅等[41]和WIKLUND et al.[42]的研究,用5个题项测量知识获取(KA),采用Likert 5点式量表,受访者根据企业获取知识资源的多少进行打分,1为非常少,2为较少,3为一般,4为较多,5为非常多。 (4)考虑到企业年龄、规模、创业经验和企业所处区域对新企业绩效的影响,将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加以控制。企业年龄依据企业的创办时间按照年数计算;参考ZAHRA[43]的研究采用公司全职员工总数测量企业规模,根据员工人数多少分为5级,1为员工人数为20人以下,2为员工人数为21人~200人,3为员工人数为201人~500人,4为工人数为501人~1 000人,5为员工人数在1 000人以上;创业经验被设定为一个虚拟变量,若创业者创业前创建过其他公司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企业所处区域也被设定为一个虚拟变量,企业所处城市在北京市取值为1,在长春市取值为0。 表1给出手段导向、知识获取和新企业创业能力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在统计上常采用Cronbach′sα系数检验量表的信度。由表1可知,各变量的α系数均大于0.600,达到可接受的信度水平。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常用来检验效度水平,一般认为该指标大于40%表明具有较好的效度。表1中各变量的第一主成分方差贡献率均高于40%,并且大多数题项的因子载荷达到0.700以上。因此,本研究采用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此外,本研究采用哈门氏单因素检测法将所有研究变量的题项放在一起做探索性因子分析,第一主成分因子贡献仅为29.684%,不存在因子方差贡献率占40%以上的现象,说明问卷的同源偏差现象不严重。 表1 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Table 1 Results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表2给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相关系数矩阵。由表2可知,手段导向各个维度均与知识获取和创业能力呈正相关关系,并且知识获取与创业能力呈正相关关系,这与理论假设的逻辑一致。此外,企业规模与试验具有负相关关系,这与理论和实践一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新企业逐步形成正式的组织结构和惯例,这将降低新企业尝试新东西的意愿[25]。创业经验与知识获取具有正相关关系,这可以从吸收能力角度加以解释,创业经验作为新企业识别和理解新知识的基础有助于其获取外部知识[44-45]。企业所处的区域与创业能力具有正相关关系,这与实际相符,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处于创业活跃区域的北京市新企业具有更强的创业能力。综上,通过控制这些变量,有效地避免了其对因变量的直接和间接干扰。 表3给出手段导向、知识获取与创业能力间关系的5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所有回归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730,表明本研究避免了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模型0为基准模型,检验控制变量与因变量创业能力的关系,模型1检验自变量手段导向各维度和控制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由表3可知,手段导向各维度对创业能力具有积极影响,试验的β=0.233,p<0.001;可承受损失的β=0.162,p<0.050;柔性的β=0.398,p<0.001;先前承诺的β=0.127,p<0.050。H1a~H1d得到验证。 根据BARON et al.[46]提出的中介作用的条件,即①自变量对中介变量和因变量具有显著的影响;②中介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显著的影响;③加入中介变量后,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β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减弱或者完全不显著。模型2给出自变量手段导向各维度与知识获取的关系,手段导向各维度对中介变量知识获取具有积极影响,试验的β=0.176,p<0.010;可承受损失的β=0.146,p<0.050;柔性的β=0.249,p<0.010;先前承诺的β=0.165,p<0.050。模型1和模型2的检验结果表明,自变量对中介变量和因变量均具有显著的影响,检验结果满足BARON et al.[46]提出的条件①。模型3检验知识获取与创业能力的关系,知识获取对创业能力具有积极影响,β=0.628,p<0.001,检验结果满足BARON et al.[46]提出的条件②。模型4给出手段导向各维度、知识获取、创业能力的关系,在知识获取的中介作用下(β=0.321,p<0.001),试验与创业能力的回归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均有明显下降(β=0.175,p<0.010),可承受损失(β=0.113,p>0.050)和先前承诺(β=0.076,p>0.050)与创业能力的回归系数下降,并且两者关系变为不显著。因此,BARON et al.[46]提出的条件③得到满足。 由以上分析结果可知,检验结果满足BARON et al.[46]提出的检验中介作用的3个条件,H2a、H2b、H2d均得到验证,即知识获取在试验、可承受损失、先前承诺与创业能力间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而柔性与创业能力间的显著性没有发生变化,β=0.316,p<0.001,未满足BARON et al.[46]提出的条件③。因此,H2c未得到验证。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相关系数Table 2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注:样本数为215;**为p<0.010,***为p<0.001。下同。 表3 手段导向、知识获取与创业能力关系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Table 3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ffectuation,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注:*为p<0.050。 研究结果表明,手段导向各维度均对创业能力具有积极影响,知识获取在试验、可承受损失、先前承诺与创业能力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但是H2c未能通过检验,即知识获取在柔性与创业能力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这个结论可以在中国情景下得到解释。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市场格局的持续变革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创新造成机会窗口期急剧缩短[1,3],在此情景下,新企业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和整合有形资源,如外部融资以及购买新的厂房、设备、原材料等,以把握转瞬即逝的新兴机会[7]。保持柔性的新企业依靠权变的组织结构和市场响应机制,可以通过直接整合内外部有形资源快速形成开发这些新兴机会的能力[47],而新企业凭借保持柔性所获取的多样化知识往往具有较强的分散性和模糊性,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将其吸收并转化为创业能力。并且,新企业往往缺乏足够的经验吸收这些知识,这更延缓了从知识获取向创业能力转化的过程[34,44]。因此,中国情景下保持柔性的新企业会跳过知识获取环节选择直接整合内外部有形资源快速形成识别和利用新兴机会的创业能力。 本研究运用手段导向和组织学习理论深入分析转型经济背景下新企业创业能力的构建机理,在理论方面有一定贡献。①引入手段导向理论为分析转型经济背景下新企业组织层面的创业能力构建机理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视角。本研究就手段导向对创业能力的影响机理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为SARASVATHY et al.[48]提出的创业能力与手段导向可能存在相关性的观点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这有助于从手段导向的理论视角深化和拓展新企业组织层面的创业能力研究。②将手段导向理论与组织学习理论相联系,探索并检验手段导向对知识获取和创业能力的影响,有助于推动手段导向理论的发展。PERRY et al.[22]认为以手段导向对其他构念影响为主题的实证研究有助于推动手段导向理论从中间状态向前发展。已有实证研究较多地关注了手段导向对新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权变因素,如DEW et al.[28]验证了手段导向各维度(除可承受损失外)对新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张玉利等[49]验证了环境不确定性在手段导向与新企业成长绩效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验证了手段导向对新企业创业能力的影响以及知识获取在其中的中介作用,这对手段导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以转型经济情景为背景,运用手段导向和组织学习理论探索手段导向、知识获取和新企业创业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手段导向各维度对新企业创业能力具有积极影响;知识获取在试验、可承受损失、先前承诺与创业能力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而在柔性与创业能力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却并不明显。 本研究结果对于中国转型经济情景下新企业如何构建创业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独特的制度和市场环境造成创业环境的高不确定性和强资源约束并存[3,50],中国新企业的成功尤其需要运用手段导向持续提升创业能力。具体而言,转型经济情景下的新企业可以在可承受损失的原则下通过试验和获取战略合作伙伴的先前承诺获取相应的实时信息以及隐性的资源整合和利用经验,而这些知识的获取是新企业构建识别和利用机会的组织惯例的核心要素。然而,在高度动荡的市场和技术环境下,中国新企业为了快速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生存下来,往往更倾向于借助柔性直接整合有形资源,以快速提升把握新兴机会的创业能力,而不是依靠获取知识。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这为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方向。①对手段导向的度量存在不足,如CHANDLER et al.[12]认为应该增加测量先前承诺的题项,未来研究可以结合案例访谈提炼和完善手段导向的量表。②鉴于时间和精力的局限性,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仅来自长春和北京两个创业活跃程度差异较大的北方城市,为了提升样本数据的代表性,未来研究可收集来自南方城市(如广州或深圳等)以及创业活跃度处于中等水平的城市(如成都或大连等)的新企业数据加以实证分析。③本研究仅从截面数据分析手段导向、知识获取与创业能力的静态关系,难以捕捉随着生命周期的推移核心变量间关系的变化,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动态案例跟踪的方法探索新企业创业能力构建机制的动态规律。 [1]蔡莉,单标安.中国情境下的创业研究:回顾与展望.管理世界,2013(12):160-169. CAI Li,SHAN Biaoan.A study on a business start-up in the context of China:retrospect and prospect.ManagementWorld,2013(12):160-169.(in Chinese) [2]WEBB J W,IRELAND R D,KETCHEN D J,Jr.Toward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strategy in the informal economy.StrategicEntrepreneurshipJournal,2014,8(1):1-15. [3]LI Y,CHEN H,LIU Y,et al.Managerial ties,organizational learning,and opportunity capture: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AsiaPacificJournalofManagement,2014,31(1): 271-291. [4]TEECE D J.Dynamic capabilities:routines versus entrepreneurial action.JournalofManagementStudies,2012,49(8):1395-1401. [5]ABDELGAWAD S G,ZAHRA S A,SVEJENOVA S,et al.Strategic leadership and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for game change.JournalofLeadership&OrganizationalStudies,2013,20(4):394-407. [6]ZAHRA S A,ABDELGAWAD S G,TSANG E W K.Emerging multinationals venturing into developed economies:implications for learning,unlearning,and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JournalofManagementInquiry,2011,20(3):323-330. [7]尹苗苗,彭秀青,彭学兵.中国情境下新企业投机导向对资源整合的影响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14,17(6):149-157. YIN Miaomiao,PENG Xiuqing,PENG Xuebing.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opportunistic orientation on resource combination under Chinese context.NankaiBusinessReview,2014,17(6):149-157.(in Chinese) [8]XU D,MEYER K E.Linking theory and context:“strategy research in emerging economies” after Wright et al.(2005).JournalofManagementStudies,2013,50(7):1322-1346. [9]张玉利,李静薇.基于实践的学术问题提炼与中国管理模式总结.管理学报,2012,9(2):179-183. ZHANG Yuli,LI Jingwei.Refining academic issues and summarizing Chinese management models based on China′s management practice.ChineseJournalofManagement,2012,9(2):179-183.(in Chinese) [10] SARASVATHY S D.Causation and effectuation:toward a theoretical shift from economic inevitability to entrepreneurial contingency.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2001,26(2):243-263. [11] WILTBANK R,DEW N,READ S,et al.What to do next?The case for non-predictive strategy.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2006,27(10):981-998. [12] CHANDLER G N,DETIENNE D R,MCKELVIE A,et al.Causation and effectuation processes:a validation study.JournalofBusinessVenturing,2011,26(3):375-390. [13] ZOLLO M,WINTER S G.Deliberate learn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dynamic capabilities.OrganizationScience,2002,13(3):339-351. [14] MAN T W Y,LAU T,CHAN K F.The competitiveness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a conceptualization with focus on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ies.JournalofBusinessVenturing,2002,17(2):123-142. [15] RASMUSSEN E,MOSEY S,WRIGHT M.The evolution of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ies:a longitudinal study of university spin-off venture emergence.JournalofManagementStudies,2011,48(6):1314-1345. [16] 张玉利,王晓文.先前经验、学习风格与创业能力的实证研究.管理科学,2011,24(3):1-12. ZHANG Yuli,WANG Xiaowen.Empirical study on prior experience,learning style and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e.JournalofManagementScience,2011,24(3):1-12.(in Chinese) [17] 谢雅萍,黄美娇.社会网络、创业学习与创业能力:基于小微企业创业者的实证研究.科学学研究,2014,32(3):400-409,453. XIE Yaping,HUANG Meijiao.Social network,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nd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e based on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entrepreneurs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StudiesinScienceofScience,2014,32(3):400-409,453.(in Chinese) [18] CHANDLER G N,JANSEN E.The founder′s self-assessed competence and venture performance.JournalofBusinessVenturing,1992,7(3):223-236. [19] IRELAND R D,COVIN J G,KURATKO D F.Conceptualizing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strategy.Entrepreneurship:TheoryandPractice,2009,33(1):19-46. [20] 尹苗苗,费宇鹏.创业能力实证研究现状评析与未来展望.外国经济与管理,2013,35(10):22-30. YIN Miaomiao,FEI Yupeng.A review of empirical literature of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ies and future prospects.ForeignEconomics&Management,2013,35(10):22-30.(in Chinese) [21] 董保宝.风险需要平衡吗:新企业风险承担与绩效倒U型关系及创业能力的中介作用.管理世界,2014(1):120-131. DONG Baobao.Is risk needed to be balanced?The inverted U-shap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sk-taking and the performance of new firms,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ManagementWorld,2014(1):120-131.(in Chinese) [22] PERRY J T,CHANDLER G N,MARNOVA G.Entrepreneurial effectuation:a review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Entrepreneurship:TheoryandPractice,2012,36(4):837-861. [23] FISHER G.Effectuation,causation,and bricolage:a behavioral comparison of emerging theories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Entrepreneurship:TheoryandPractice,2012,36(5):1019-1051. [24] SHANE S.Prior knowledge and the discovery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OrganizationScience,2000,11(4):448-469. [25] ZAHRA S A,SAPIENZA H J,DAVIDSSON P.Entrepreneurship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a review,model and research agenda.JournalofManagementStudies,2006,43(4):917-955. [26] NICHOLLS-NIXON C L,COOPER A C,WOO C Y.Strategic experimentation:understanding change and performance in new ventures.JournalofBusinessVenturing,2000,15(5/6):493-521. [27] ANDRIES P,DEBACKERE K,VAN LOOY B.Simultaneous experimentation as a learning strategy:business model development under uncertainty.StrategicEntrepreneurshipJournal,2013,7(4):288-310. [28] DEW N,SARASATHY S,READ S,et al.Affordable loss:behavioral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plunge decision.StrategicEntrepreneurshipJournal,2009,3(2):105-126. [29] YANG Y,NARAYANAN V K,ZAHRA S.Developing the selection and valuation capabilities through learning:the case of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JournalofBusinessVenturing,2009,24(3):261-273. [30] BOCK A J,OPSAHL T,GEORGE G,et al.The effects of culture and structure on strategic flexibility during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JournalofManagementStudies,2012,49(2):279-305. [31] 蔡莉,郭润萍.转型经济情境下新企业知识整合模型构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55(3):59-67. CAI Li,GUO Runping.Knowledge integration model of new ventures in the context of transitional economies.JilinUniversityJournalSocialSciencesEdition,2015,55(3):59-67.(in Chinese) [33] STINCHCOMBE A L.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s∥BAUM J A C,DOBBIN F.AdvancesinStrategicManagement,2000,17:229-259. [35] 单标安,蔡莉,陈彪,等.中国情境下创业网络对创业学习的影响研究.科学学研究,2015,33(6):899-906,914. SHAN Biaoan,CAI Li,CHEN Biao,et al.The impacts of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on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in the Chinese context.StudiesinScienceofScience,2015,33(6):899-906,914.(in Chinese) [36] SU Z F,XIE E,WANG D.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managerial networking,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in China.JournalofSmallBusinessManagement,2015,53(1):228-248. [37] 蔡莉,汤淑琴,马艳丽,等.创业学习、创业能力与新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科学学研究,2014,32(8):1189-1197. CAI Li,TANG Shuqin,MA Yanli,et al.The effects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nd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on new venture performance.StudiesinScienceofScience,2014,32(8):1189-1197.(in Chinese) [38] LEVINTHAL D A,MARCH J G.The myopia of learning.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1993,14(S2):95-112. [39] HMIELESKI K M,CARR J C,BARON R A.Integrating discovery and creation perspective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on:the relative roles of founding CEO human capital,social capital,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 contexts of risk versus uncertainty.StrategicEntrepreneurshipJournal,2015,9(4):289-312. [40] 张玉利,李乾文.公司创业导向、双元能力与组织绩效.管理科学学报,2009,12(1):137-152. ZHANG Yuli,LI Qianwen.Corporat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ambidextrous competence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JournalofManagementSciencesinChina,2009,12(1):137-152.(in Chinese) [41] 朱秀梅,张妍,陈雪莹.组织学习与新企业竞争优势关系:以知识管理为路径的实证研究.科学学研究,2011,29(5):745-755. ZHU Xiumei,ZHANG Yan,CHEN Xueying.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 learning and new firm competitive advantage:knowledge management as its path.StudiesinScienceofScience,2011,29(5):745-755.(in Chinese) [42] WIKLUND J,SHEPHERD D.Knowledge-based resources,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and the performanc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2003,24(13):1307-1314. [43] ZAHRA S A.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family firms:explor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ownership and cohesion.SmallBusinessEconomics,2012,38(1):51-65. [44] ZAHRA S A,GEORGE G.Absorptive capacity:a review,reconceptualization,and extension.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2002,27(2):185-203. [45] 于晓宇,陶向明.创业失败经验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倒U形关系:创业导向的多重中介作用.管理科学,2015,28(5):1-14. YU Xiaoyu,TAO Xiangming.An inverted U-Shap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experiences 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erformance:the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s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JournalofManagementScience,2015,28(5):1-14.(in Chinese) [46] BARON R M,KENNY D A.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conceptual,strategic,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986,51(6):1173-1182. [47] 李非,祝振铎.基于动态能力中介作用的创业拼凑及其功效实证.管理学报,2014,11(4):562-568. LI Fei,ZHU Zhenduo.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nd its functions:the mediating role of dynamic capabilities.ChineseJournalofManagement,2014,11(4):562-568.(in Chinese) [48] SARASVATHY S,KUMAR K,YORK J G,et al.An effectual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overlaps,challenges, and provocative possibilities.Entrepreneurship:TheoryandPractice,2014,38(1):71-93. [49] 张玉利,赵都敏.手段导向理性的创业行为与绩效关系.系统管理学报,2009,18(6):631-637. ZHANG Yuli,ZHAO Dumin.Empirical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effectual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a new firm′s performance.JournalofSystems&Management,2009,18(6):631-637.(in Chinese) [50] CAI Li,HUGHES M,YIN M.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ource acquisition method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ese new ventures:the intermediate effect of learning capability.JournalofSmallBusinessManagement,2014,52(3):365-389. [51] READ S,SONG M,SMIT W.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effectuation and venture performance.JournalofBusinessVenturing,2009,24(6):573-587. AnEmpiricalStudyonEffectuation,KnowledgeAcquisitionandEntrepreneurialCapabilityofNewVentures GUO Runp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2, China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is critical for new ventures to create and sus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which has drawn much research attention of scholars in entrepreneurship. Extant empirical research on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is mostly focused on the antecedents and effects of individual-level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However, empirical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level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development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Thus, effectiv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re greatly needed to provide deep insights into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path of how new ventures develop organizational-level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As an emerging theory in entrepreneurship, effectuation theory argues that effectuation consistent with learning strategy allows new ventures to take iterative learning during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ship under high uncertainty. According to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ory, knowledge acquisition as the key process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through building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Thus, effectuation may contribute to organizational-level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knowledge acquisition, however, whereas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in this regard. To sum up, based on theories of effectu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nceptual model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each dimension of effectu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all the dimensions of effectuation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organizational-level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and knowledge acquisition is the mediato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ffectu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 Transition economies characterized with high uncertainty provide ideal laboratories to examine the impacts of effectu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In an effort to examine the hypothesis, data is collected based on large-scale survey from 215 new ventures from China, which is the largest transition economy. And the data is analyzed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methods such as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d factor analysis. The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 that all dimensions of effectuation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of new ventures. Furthermore, dimensions of effectuation including experimentation, affordable loss and pre-commitments contribute to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knowledge acquisition in new ventures. However, knowledge acquisition does not play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lexibility and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of Chinese new ventures. The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by enriching and extending the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level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as well as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ffectu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lso have great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for new ventures to apply effectuation for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development under high uncertainty and strong resource constraints. effectuation;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knowledge acquisition;new ventures;transition economies Date:October 25th, 2015 DateApril 30th, 2016 FundedProject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71232011) and the Jilin University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Grant for Seed Project in Philosophy and Society(2016BS009) Biography:GUO Runping, doctor in management, is a lecturer in the School of Management at Jili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Her representative paper titled “Effectuation and causation in new internet venture growt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source bundling strategy” was published in theInternetResearch(Issue 2, 2016, SSCI). E-mail:rpguo@jlu.edu.cn F270 A 10.3969/j.issn.1672-0334.2016.03.002 1672-0334(2016)03-0013-11 2015-10-25修返日期2016-04-3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232011);吉林大学基金科研业务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种子基金(2016BS009) 郭润萍, 管理学博士,吉林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创新与创业管理,代表性学术成果为“Effectuation and causation in new internet venture growt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source bundling strategy”,发表在2016年第2期《Internet Research》(SSCI),E-mail:rpguo@jlu.edu.cn3.2 变量测度
3.3 信度检验和因子分析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4.2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及结果分析
5 讨论
6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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