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70年的历程与展望

张典兵 张忠华

【摘 要】采用文献研究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进行回顾，其演进历程可以划分为思想孕育、初步探索、学科形成和反思深化四个阶段，每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主题嬗变和突出特征。展望未来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必须注意澄明成人教育内涵与定位，廓清成人教育学学科边界与范围，均衡建构成人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充分彰显成人教育学学科中国特色，切实转变成人教育学学科研究范式。

【关键词】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中国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9）07-0001-07

【收稿日期】2019-04-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学史”，课题编号为AOA180016

【作者简介】张典兵（1966—），男，山东郓城人，硕士，教授，硕士生导师，副院长，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张忠华（1963—），男，山东菏泽人，硕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虽然那时还没有出现成人教育的名称，但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成人教育以扫盲教育、工农教育、业余教育、函授教育等不同形态，融入到共和国教育大发展的历史洪流之中。伴随着成人教育实践的深化和丰富，成人教育学逐渐从教育学学科体系中脱颖而出，成人教育有了自己的“学”，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研究范式、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而成人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反过来又指导和促进成人教育实践功能的有效发挥，成为推动成人教育改革深化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根本保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梳理和反思，不仅能厘清成人教育学学科发展的脉络，明晰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取得的成就，也能在此基础上探寻成人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内在规律，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70年的历程

无论是从中国还是从外国来看，成人教育学都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无论是在中国古代“游学教育、养士教育、书院教育和社会教化教育”所蕴含的“丰富而朴实的成人教育经验”中，[1]还是在古希腊智者、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构筑的“理想的”、“美好的”包括成人教育在内的教育体系里，都已经出现了成人教育学的端倪。说它年轻，是因为真正意义上“成人教育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由德国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尤根·罗森斯托克·胡塞最早提出的。[2]我国成人教育学学科研究起步更晚，一般认为它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所经历的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思想孕育阶段（1949—1977年）

共和国成立伊始，成人教育就被纳入到“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战略框架中，成为提高人民群众政治意识和劳动技能、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成人教育的名称几经变换，先为社会教育，后改称为工农教育、干部教育、业余教育、扫盲教育和函授教育等。1950年10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成人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以法令的形式得以正式确立。1951年5月，党中央决定成立“扫盲工作委员会”和“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1955年7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全日制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函授、夜大学教育工作的通知》等，这成为成人教育由“业余”向“专业”过渡和转型的重要标志。1960年2月，《关于农村扫盲、业余教育和今后工作方针任务的报告》发布，重申了文化教育与技能教育同时开展的必要性及紧迫性，开启了成人教育由单一文化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战略转变。1964年4月，教育部组织召开了全国农村业余工作会议，特别指出“农村业余教育”要坚持“生产、教学、科研”紧密结合的崭新要求，我国城乡成人教育由此进入到同步发展的新阶段。

该阶段制定和出台的这些法规、政策与文件，对成人教育实践起到了明确方向、把握重点、规范引导和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成人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对这些政策、法规和文件的解读，在成人教育实践中所开展的各种探索，以及所进行的经验总结与升华等，也必然提升人们对成人教育这一特殊领域的理论认识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孕育了成人教育学学科产生的思想基础。

2.初步探索阶段（1978—1989年）

1978年是我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的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自此之后，我国经济社会进入到快速发展的时期，成人教育实践及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也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1984年6月，成人教育的全国性组织——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成立，挂靠在教育部，标志着我国有组织的群众性成人教育科学研究的开端。1985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次国际成人教育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我国派出了以高沂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会议，高沂、姚仲达、诸君汉、关世雄等参会者分别在大会和委员会上做了精彩的发言。1985年9月，我国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正式统一并使用“成人教育”这一概念。1986年12月，第一次全国性成人教育工作会议在山东烟台召开，会议制定并发布了《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详细阐明了当时及其后一段时期成人教育的发展目标及工作任务。这成为成人教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成人教育发展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历史起点。这一阶段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表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1）开始翻译和介绍西方成人教育著作和成人教育思想。主要有：美国学者达肯沃尔德与梅里安合作出版的《成人教育——实践的基础》（1986）和诺尔斯的《现代成人教育实践》（1989）、《非正规成人教育》（1989），以及加拿大成人教育學者罗比·基德的《成人怎样学习》（1989）等。这些著作对成人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成人教育学的基本原理、成人学习者的独特性及其对成人教育的制约等，展开了全面分析和深入探究，开阔了人们的研究视域，启发了人们的创新思维，为中国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2）在这一时期我国出版的成人教育方面的著作中，已经看到了成人教育学的身影。如熊华浩的《成人教育的理论与实践》（1987）、王文林等人的《成人教育概论》（1988）、王茂荣和朱仙顺的《成人教育学基础》（1988）、叶忠海和高本义的《成人高等教育学》（1989）、秦向阳的《成人教育学》（1989）等。这些成人教育著作，虽然研究的对象或范围比较广泛，但都已经或多或少地切入到成人教育学学科领域，使我们看到了“成人教育学”的雏形，标志着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已经进入到初步探索时期。

（3）成人教育学学科外在建制基本确立。一方面，《成人教育》、《北京成人教育》、《成人高等教育研究》等一批成人教育的专业杂志创办，为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和讨论平台。另一方面，成人教育研究机构相继设立，如1979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设立“成人教育研究中心”，其后许多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也纷纷效仿成立成人教育研究机构，同时包括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在内的各个层级的群众性成人教育学学术团体也在1981年之后相继成立。这些专业研究刊物和研究机构的出现，昭示着成人教育学学科外在建制的基本确立，为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学科形成阶段（1990—2007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成人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能够适应经济快速发展对劳动者素质提高的新要求，成人教育需要自身的不斷规范和完善。1992年，作为教育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成人教育学被纳入到《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其代码为880·57。此后，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高校开始招收成人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这为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提供了研究群体的支持与良好的契机。而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确立了构建“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的基本国策，成人教育成为国家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并因之得以全面快速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开始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成人教育学学科逐步走向形成和独立。这一阶段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表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成人教育学著作的问世。主要有陈明欣等人的《成人教育学》（1995）、张维的《成人教育学》（1995）、叶忠海等人的《成人教育学通论》（1997）、王北生等人的《成人教育概论》（1999）、黄富顺的《成人教育导论》（2000）和祝捷著的《成人教育概论》（2006）等。成人教育学是成人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基础和核心，是成人教育学学科独立的重要标志。这些成人教育学著作虽然逻辑起点和认识视角不同，但它们所建构的成人教育学的逻辑体系和内容结构，无疑促进了成人教育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

（2）成人教育学工具书的出版。主要有关世雄编纂的《成人教育辞典》（1990）、纪大海和赵家骥主编的《成人教育百科全书》（1992）和齐高岱和赵世平主编的《成人教育大辞典》（2000）。一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具有自身特色的专业术语和话语体系，而工具书的出版恰恰能够对之加以规范和统一，为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和成人教育实践提供良好基础。

（3）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论文的发表。高志敏（2001）从不同维度解读了成人教育科学的内涵，回顾了成人教育学学科的历史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展望;张夫伟（2003）对成人教育学学科的独立性、学科建设的价值及其目标定位等进行了探究和论述;韩钟文和杜以德等人（2005）明确了成人教育学科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并从“以经验性的‘成人教育问题的形态存在的成人教育学科的‘胚芽、介于问题与学科之间的成人教育研究的专题、成人教育基础性研究学科、成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成人教育学科群中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成人教育的跨学科或科际整合性的研究、元成人教育学的研究”等7个序列，[3]对成人教育学学科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和科学建构;黄瓅和霍玉文（2006）针对“元成人教育学”所关涉的几个基本问题展开了深度反思与澄清，等等。这些论文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针对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有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专题探究，拓展了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思维，丰富了人们对成人教育学学科的理解和认识，自此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走上了科学化和规范化之路。

（4）成人教育学硕士学位点逐步设立。1993年，华东师范大学获批我国第一个成人教育学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在我国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首次把成人教育学学科列为教育学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此后，曲阜师范大学（1998）、西南大学（2000）、北京师范大学（2000）、同济大学（2000）、四川师范大学（2000）等高校先后建立成人教育学学科硕士点。成人教育学硕士学位点的设立，意味着成人教育学学科专业人才和研究群体的形成，这对成人教育学学科形成和发展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基础性和内核性的意义，成为成人教育学学科独立和发展繁荣的关键。

4.反思深化阶段（2008年至今）

2008年是我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第30个年头，各行各业、各个层面都进行了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与反思，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也是如此。从2008年到2010年，成人教育研究者立足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经济社会发展，为了成人教育学学科在未来能够不断走向成熟，对改革开放30年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开展了梳理、回顾、反思与展望。①从学理上来分析，当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停下脚步，静下心来，回顾前一阶段取得的成果，反思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展望未来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和对策，对于该学科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时代的到来，传统以“学历教育”为主导的成人教育，其局限性愈益显现，成人教育的转型发展已势在必行。“据统计，2014年至2016年连续三年的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相关年会主题均以‘转型为研讨重点，探究终身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转型问题。这种转型既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成人教育自身的一种创新和调整，势必涉及作为成人教育基础性工作的学科体系建设优化”。[4]要想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实现转型和发展成功，成人教育就必须加强自身学科建设，更新学科建设理念，优化学科结构，塑造学科品牌，搭建学科平台。这必然会激发专家学者的研究热情和研究动力，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开始由“自在”走向“自为”，由“学科独立”走向“学科深化”和“学科成熟”。这一阶段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表现为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1）成人教育学的结构体系日趋成熟。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成人教育学著作，一是叶忠海教授编写的《现代成人教育学原理》（2015），它对成人教育学的框架结构和基本内容进行了大胆的变革创新，秉持“以成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充分彰显“促进成人终生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沿着“成人的成长和发展”的主线，从成人教育学的发展历程和展望、成人教育的理论基础、成年期诸阶段的教育原理和设计、各类形态的成人教育等四个方面，构筑起现代成人教育学崭新的理论体系。二是高志敏教授编写的《成人教育学科体系论》（2017），它对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探索，从伦理与纲领、性质与目标、意义与作用、源点与路向、内容与边界、空间与方法等角度，以批判的眼光对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及其未来发展进行了思考与展望。

（2）成人教育学学科“中国化”探索。从世界范围的成人教育学学科发展历史来看，成人教育学学科最早产生于西方，我国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是在吸收和借鉴西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正因为如此，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成人教育学学科是一个“舶来品”，不具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和精神品格，更不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象”。因此，在改革开放40年和建国70年的今天，很多学者提出了成人教育学学科的“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②认为它要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要想超越传统成人教育学学科体系的“窠臼”，要想发挥自身对成人教育实践独特的价值引领作用，就必须进行“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改造，形成中国特色的成人教育学学科体系。

（3）研究方法上进行大胆尝试。传统成人教育学学科研究更多的是采用“经验导向研究范式”和“理论导向研究范式”，这些范式在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初期往往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网络时代，紧跟‘互联网+的国家战略，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重铸一个各种成人教育思想在此交汇、各样成人教育观念在此交锋、各类成人教育研究流派在此成长的新型研究范式，无疑是成人教育研究范式变革的主干走向”。[5]

（4）《中国成人教育》成为重要平台。从2014年开始，《中国成人教育》杂志就开辟了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专栏，几乎每期都有相关的论文，研究内容涉及成人教育学学科的公共价值、成人教育学学科的定位与边界、成人教育学学科的基础与邏辑起点、成人教育学学科的结构与体系、成人教育学学科的研究视阈与范式等。这种依托学术杂志平台开展的学科建设的探索与研究，对成人教育学学科的深化发展和走向成熟，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

二、我国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未来展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成人教育学学科已经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初创到成熟、从成人教育学到成人教育学学科群的历史跨越。但是，站在今天这个崭新的时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引发的时代变革、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理念的逐步确立、成人学习心理学的日益深化、成人教育实践的不断推进，对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只有在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才能推动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达到一个新高度。

1.澄明成人教育的内涵与定位

成人教育学研究的是成人教育现象领域的特有矛盾性，目的在于揭示成人教育的本质和规律性，这一点是学术界一致认同的。然而，从成人教育学学科研究历程来看，学者们对成人教育内涵的争论却一直未曾停止过，形成了“对象说”、“内容说”、“目的说”、“行为说”、“综合说”等不同观点。成人教育学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成人教育概念的澄明，惟其如此才能揭示成人教育学学科及其学科体系构建的本质和规律。如果说人们对成人教育的内涵和定位仍存在争论，甚至连一些常识性的关系都不能加以厘定，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要想取得根本性突破是不可能的。其实，早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就已指出：“对今天世界上许许多多成人来说，成人教育是代替他们失去的基础教育。对于那些只受过很不完全教育的人们来说，成人教育是补充初等教育或职业教育。对于那些需要应付环境的新的要求的人们来说，成人教育是延长他们现有的教育。对于那些已经受过高级训练的人们来说，成人教育就给他们进一步的教育。”[6]我们认为，成人教育的核心意涵是指成人为满足自身工作、学习、生活及个性发展需要，所开展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实践活动，其对象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成人，其目的是促进成人的学习和个性发展。

成人教育的准确定位，需要辨清其与函授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等的关系。在我国，成人教育是由函授教育发展而来的，20世纪90年代之前更多的是使用函授教育的概念。函授教育主要是一种运用通信方式所开展的远距离教育活动，其教学环节包括自学、面授、答疑、作业、考试、毕业设计（论文）等。函授教育属于成人教育的一个下位概念，是成人教育的一种特殊教学形式。继续教育概念的使用始于教育部2012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继续教育的若干意见》，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既是由成人教育向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职业教育重在提高劳动者的职业素质和能力，它与成人教育在教育的目的、要求、对象、内容、形式等方面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交叉，也分别有着各自的独特个性，二者“呈现出和谐共促的发展态势，将长期处于交叉发展状态，共同为终身教育发展铺平道路，融合发展可能是二者末来发展的主流趋势”。[7]终身教育是指个体从出生到死亡的人生全程的教育，它更多表现为一种教育思想或教育理念，因而是成人教育的上位概念，对成人教育发挥着理论引领作用，二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综上所述，在倡导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当下，必须坚持以成人及其学习为对象，以继续教育为主导，以职业教育为主要内容，以函授教育特别是远程教育为发展方向，把成人教育定位于一种全民化教育。

2.廓清成人教育学学科边界与范围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学科独立一方面意味着某一特定研究领域走向了成熟，另一方面表明了该研究领域达到了较高的制度化。换言之，学科独立或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其自身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边界”的确立和清晰，由此该学科研究也就明确了自己的学术规范，“学科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它通过同一性的作用来设置其边界。而在这种同一性中，规则被永久地恢复了活动”。[8]学科边界的划定与廓清问题，既是成人教育学学科研究和理论体系建构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攸关成人教育学学科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正因为如此，我国学者一直关注该问题的分析和探究，并对成人教育学学科边界“模糊”现象进行了批判：“作为学科的成人教育学，由于在发展中始终未完成‘话语生产体系的建构任务，致使研究工作缺乏内部的同一性和学术规则，研究选题随心所欲、研究成果千姿百态，导致严重缺乏对话与交流的基本平台。”[9]仔细分析其中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成人教育学学科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它虽脱胎于教育学学科，但又与之存在巨大差异，一些相对成熟的问题研究领域便难以形成;另一方面是由于成人教育学学科研究缺乏与专业人员、研究群体以及鲜活实践的积极对话和有效沟通，致使其“自我封闭”或“自我欣赏”，失去促进自身发展的原生动力。

成人教育学学科边界问题的廓清，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用力：其一，进一步明确成人教育学学科研究对象，保证成人教育学学科的独立定位。法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一门科学只有在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个性并真正独立于其他学科时，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一门科学之所以能成为特别的学科，是因为它研究的现象是其他学科所不研究的。”[10]由此可见，成人教育学学科只有拥有自身独立的定位，厘清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才能在此基础上不断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学科繁荣。其二，聚焦成人及成人学习，充分彰显成人教育学学科特色。从成人教育学学科发展历程来看，虽然成人教育学仍属于一门“新兴”学科，但其以“‘成人性作为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角度为起点”的特色却是十分鲜明的，“成人教育这一研究对象比传统的学校正规教育领域更广泛、内容更丰富、现象更繁复”。[11]其三，坚持“学科互涉”的研究取向，在交流互鉴中促进成人教育学学科深化。“任何科学只有当其尝试用其自己的方式，并与其邻近科学一样有力地说明自己方向的时候，它们之间才能产生取长补短的交流”。[12]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也是如此，它不能存在于“真空”之中，孤立于其他学科之外，唯有与相关学科密切联系、取长补短、良性互动，才能真正走向成熟。

3.均衡建构成人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

任何一門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学科体系基本结构的均衡构建往往发挥着基础和关键作用。均衡完善的学科体系既是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也是成人教育学学科不断发展并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学科体系基本架构是学科研究对象、范畴等的具体化展示，是学科‘有机体各部分相互连接、相互支撑的立体化组合，是学科体系理论建树、实践拓进的方向性指导”。[13]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有着根本性不同，教育学学科的基本原理及其规律并不能机械照搬到成人教育学学科之中。因此，成人教育学学科必须研究和构建具有自身话语体系和成人特色的理论体系。其实，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成人教育学、成人课程与教学论、成人德育论、成人教育管理、成人教育史、成人心理学、成人学习学、成人教育哲学、成人教育社会学等分支学科纷纷问世。它们或者用成人教育原理来研究某一领域的现象，或者是与其他学科交叉而产生的边缘学科，虽然稍显稚嫩，远未成熟，但却扩展了成人教育学学科研究的视阈，极大地丰富了成人教育学学科体系。

成人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均衡构建，是一项十分繁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坚定不移凸显“成人”价值取向和学科特色。契合成人身心发展的特点和实际需求，立足成人教育实践的现实需要，充分考虑成人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发展等的关系，聚焦成人教育学学科的独特性质和本质规律，精心设计成人教育学学科架构，科学搭建成人教育学学科体系。其二，积极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丰富营养。成人教育学学科需要敞开自己的胸怀，不断地从诸如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管理学等学科中汲取养分，才能建构出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学科体系。其三，坚持系统整体的学科建设原则。成人教育学学科体系结构复杂，分支众多，影响因素多样，应形成一个彼此依存、相互支撑的“学科群”。为此，一方面要注意契合时代变化和成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把已经形成和完善的分支学科纳入到成人教育学学科体系中去;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分支学科，也要给予特别关注，积极创造条件促其尽快成为丰富成人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新的分支学科。

4.充分彰显成人教育学学科中国特色

中国成人教育学是在借鉴甚至是移植西方成人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单纯模仿和机械照搬的弊端在于：推崇西方文化现象，缺失中国文化个性;推崇西方成人教育的成功经验，消解中国成人教育的实践个性;“推崇西方成人教育学的语言魅力，忽视中国成人教育学的语言个性”;“如果这种移植化思想在中国成人教育学建设中成为主流思想，那么中国成人教育学建设将丧失自己的本土阵地和本土个性”。[14]正因为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本土化”和“中国化”一直是成人教育学学科研究者关注和孜孜以求的重要问题。中国成人教育学学科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经验与成果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要注意不能盲目照搬，更不能不加甄别地全盘接受，必须在充分考虑西方成人教育学学科形成的哲学观、价值观、文化观以及适用条件，并在密切联系自身实际的基础上，吸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成人教育学学科“本土化”和“中国化”要立足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提炼和形成中国成人教育学学科的核心意涵和精神品格，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一，要注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创造性转化，以使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具有文化之源与民族之根，从历史的维度深入挖掘和提炼成人教育学学科思想，厚植成人教育学学科发展和完善的“土壤”。其二，要重视中国传统“道统文化”与成人教育学学科相结合，把经典的儒家文化教育思想融入于成人教育各个分支学科内容体系之中，凝聚和模塑成人教育学学科浓墨重彩的“中国特质”。其三，要大力倡导成人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变革与创新。理论创新是学科发展的不竭动力，研究者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要将“现代”、“未来”和“中国特色”等作为成人教育学学科理论创新的核心内容和根本追求，以前瞻性和发展性的眼光，审视成人教育实践及其成人教育理论的进步，把握时代脉搏，体现当代精神，推动中国成人教育学学科的发展和进步。

5.切实转变成人教育学学科研究范式

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科学有效的研究范式的支撑。正所谓“事必有法，然后可成”。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也离不开正确方法的支撑，只有精心设计和科學运用符合自身特点的独特的研究范式，才能推动成人教育学学科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然而，传统成人教育学学科在研究范式方面却不尽如人意，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制约和限制了其对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举凡成人教育研究所涉及的矛盾或问题，或近或远，无不与研究范式的缺陷关联。比照其他教育的学术研究，研究范式的滥化、僵化和虚化对成人教育学科建设和研究范式变革所产生的阻碍则更为纠结”。[15]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研究范式的革新与转变，不仅是关乎当下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而且是攸关成人教育学学科未来发展的核心课题。

从发展历程上看，成人教育学学科研究范式经历了由“唯方法论主义”向“问题与方法论相统一”的历史转变，它更为强调学科本身的实践价值取向，更加重视学科现实基本问题的解决，亦即学者普遍认同的“问题导向”。这一导向的实质在于回答人类生存实践活动中的矛盾与困境，即问题是什么？问题从哪里来？问题如何解决？问题最终将要到哪里去？“‘问题导向研究范式是一种理论预设，成人教育学科研究应强化问题意识，要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辨识能力”。[16]为此，首先，要注意厘清成人教育学学科研究的对象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便形成“政府主导、协会实施、学位点支持、社会参与”的四位一体、多方联动的社会支持体系。其次，要加强成人教育学学科研究方法的重整，实施以实证研究为核心的问题导向研究新模式，从而不断增强成人教育学学科研究的客观性，筑牢成人教育学学科理论的深厚根基。最后，要重视成人教育学学科话语体系的重塑，话语场域不仅要有大视野，也要有小情怀;话语要能客观真实地反映日新月异、丰富多彩的时代诉求;话语实践必须根植于真实的成人教育问题情境，由消极被动走向积极主动。

【注释】

①主要有：程艳峰.对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的当代反思[D].太原：山西大学，2007;孙龙存.中国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结构研究的进展与前瞻[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8（1）：32—35;李中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人教育学建设的成就、问题与对策[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9（1）：23—25;贾凡.我国成人教育学科建制的30年回顾与展望[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1）：106—110.

②主要有：林强.成人教育本土化及其理念探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3（22）：6—8;侯怀银，吕慧.20世纪我国成人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本土探索[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7）：13—16;桑宁霞，王晓丹.我国成人教育学本土化过程中的问题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6（1）：4—8;桑宁霞，刘丽.我国成人教育学“自在”走向“自为”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人教育学的“本土化”探索[J].中国成人教育，2016（5）：10—14;李中亮，焦峰.中国成人教育学本土化建设的省思[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6（3）：5—10;杨楚校.现代成人教育学的“本土化”建构[J].中国成人教育，2018（8）：4—8.

【参考文献】

[1]李中亮.中国成人教育学发展史纲要（上）[J].成人教育，2007（11）：16—17.

[2]D·萨维契维奇.世界成人教育的历史沿革[J].刘启娴，译.山东教育科研，1990（2）：71—75.

[3]陈乃林.成人教育学科研究的一项创新成果：《中国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结构及其分类研究》读后[J].中国成人教育，2007（4）：123—124.

[4]朱越来.转型视域下的成人教育学科体系优化探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8（7）：4—6.

[5]曾青云，闻天铭.成人教育研究范式的变革与走向[J].中国成人教育，2016（7）：4—8.

[6]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269.

[7]李金.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成人教育，2015（12）：26—29.

[8]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M].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5.

[9]高志敏，纪军.在“成人”与“教育”之间：成人教育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教育研究，2005（2）：32—36.

[10]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74.

[11]张维.世界成人教育概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46.

[12]孟翔君，黄静.成人教育学科建设大家谈：华东师大、浙江工大、南京师大访谈录[J].中国成人教育，2011（13）：16—19.

[13]朱涛.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建设刍论[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04（3）：5—9.

[14]李中亮，焦峰.中国成人教育学本土化建设的省思[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6（3）：5—10.

[15]曾青云，闻天铭.成人教育研究范式的变革与走向[J].中国成人教育，2016（7）：4—8.

[16]随国栋.成人教育学科新范式的构建理路：兼论问题导向研究范式[J].中国成人教育，2018（11）：4—9.

【Abstract】By means of documentary research and logical analysis， we review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urse of its evolu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ideological gestation，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discipline formation， and reflection. Each stage shows different theme transmutation and outstanding feature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of adult pedagog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clarifying the connotation and positioning of adult education， clarify the boundaries and scope of adult pedagogy discipline， build a balanced theoretical system of adult pedagogy discipline， fully demonstrate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adult pedagogy discipline， and effectively transform research paradigm of adult pedagogy discipline.

【Key words】andragogy; subject constructio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