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目标的培育路径

杨修平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部，浙江 衢州324000)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这一论述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具体要求，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现实着力点，是社会主义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价值理念。上述24 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成三个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宏观层面的价值归宿，是国家的奋斗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中观层面的价值取向，是社会的属性目标;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微观层面的价值准则，是个体的道德目标(见图1)。

本文重点探讨个体道德目标的培育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体道德目标的培育属于德育范畴，这需要首先探讨道德的内涵、类别、层次与任务(见表1)，在此基础上，需要研究和借鉴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学校德育模式，即“认知道德发展模式”(The Cognitive Moral Development Model)和“体谅模式”(The Consideration Model)(见表2)的原理和方法，结合社会实际和工作实践，探索当代道德教育亟待解决的难题，即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里如何促进个体“道德判断力”和“道德敏感性”的发展。［2］

表1 德育的类别、层次与任务

表2 当代代表性德育模式

一、爱国主义的培育

1.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构层次。培育爱国主义首先要解析和透视爱国主义教育的独特结构特征:［3］(1)在层次结构上，爱国主义教育是爱故乡、爱亲人的教育，是爱集体、爱人民的教育，是爱民族、爱传统的教育，是爱祖国、爱制度的教育;(2)在内容结构上，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情感激励教育，是一项道德责任教育，是一项政治目标教育;(3)在过程结构上，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中介和核心，培养人们的爱国思想意识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中心环节，引导人们的爱国行动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目标和结果。

2.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选择。在纷繁复杂的全球化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在战略路径选择上应做到“四性”:［4］(1)立足民族性，即立足本民族的传统教育资源，不断挖掘其时代内涵，彰显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从而激发公民的民族自豪感。具体而言，爱国主义需要我国公民将自己国家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融入个人价值和生活目标，获取个体生命的厚度、宽度和深度:第一，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首个显著特征是拥有悠久的历史。将国家历史与个人价值相结合，个体短暂的生命即为民族长期发展衍生的成果，个体有限的生活时间将与无限的民族延续结合起来，个体的价值便取得一种民族历史锻造的厚度。第二，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拥有广阔的国土。虽然多数个体生活的实际范围有限，但国土的辽阔一方面扩展了想象的边界;另一方面为求学、就业、定居提供了广泛的选择。这些想象的空间和实际的选择让公民个体的价值获得一种领土面积拓展的宽度。第三，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拥有灿烂的文化。文化的薪火传承使得公民的思想感情获得一种格外的深度。(2)力求针对性，其一，力求理论教育与典型实例相结合，利用国民特别是青年对历史人物的仿效心里，设计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的典型范例，作为形象感染和理性折服的载体，使国民特别是青年有例可依，躬身垂范;其二，力求历史事件和重大活动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不断激发国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培养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其三，力求成才教育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是青年国民特别是在校青年学生，要善于引导他们把个人成才与祖国发展联系起来，把个人价值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价值体系。个人价值的内容不能仅限于物质享受和财富积累，甚至也不能只限于个人的精神愉悦和知识追求，而必须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联系起来。当国民将自己的人生意义与国家权益对接后，既不会因为个人命运的暂时挫折而黯然失望，也不会因为个人事业的阶段成功而骄傲放纵。(3)注重开放性，即主动、有效地吸收和借鉴他国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洋为中用、改良传统文化，古为今用、传承优秀文化，多管齐下、振兴民族国家。正如费孝通先生在论述如何对待世界各民族文化时所给出的最美答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公，天下大同。”(4)突出时代性。在国际社会层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既冲突迭起又和平共处。在民族国家内部，由于各自历史、文化的差异，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各不相同，各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展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在我国，爱国主义经历了从古代“爱国—忠君”到近代“爱国—救亡”的转变。时至今日，爱国与爱社会主义是统一的。此外，爱国主义教育的时代性还需要国家和相关机构在教育手段上与时俱进。比如，在当今网络化主导的信息时代，既要加强互联网安全意识教育和行为管理，又要将爱国主义要素充分渗透到互联网等新型媒体资源之中。

二、敬业精神的培育

2013年年底，盖洛普公司公布了其2011—2012年对全球雇员工作投入程度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的敬业比例只有6%，远低于13%的世界平均水平。［5］事实上，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敬业精神，比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焚膏继晷、奋发图强等。这种精神是维系和推动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力量。但是，这种曾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文化精神却因故步自封而在近代文明和市场经济的汹涌浪潮下逐渐消解。如今，中华民族面临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崛起和腾飞的“中国梦”这一伟大历史实践，我们必须培育一种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凝聚起来，共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的敬业精神。

1.积极开展敬业精神的理论研究。事实证明，仅仅局限于现象世界的观察而不进行事物本质的追溯，仅仅止步于道德是非的评说而不洞悉人体内在精神世界的变化，敬业问题就不会得到根本解决。［6］只有结合时代发展要求，从理论的高度剖析、透视、丰富和提升敬业精神，为敬业精神架构一座坚实的理论根基，敬业精神研究才会取得新的突破、新的发展、新的境界，才能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认识、探究并从根本上解决敬业问题。

2.切实转变敬业精神的实践方式。现代化在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深度变革。它不仅表现为经济和技术的加速发展，也表现为文化和文明形态的深刻转型，更表现为人的存在方式或行为模式的根本转变。该意义上的敬业精神，已不单单是道德范畴的问题，而是关于人的本质和生存方式的多领域议题，这是敬业精神发展的新趋势。［7］具体到操作层面，中国敬业精神的培育应以传统敬业文化为资源，从社会现实客观需要出发，选择性吸收西方社会优秀的敬业精神要素，如主体意识、个性独立、竞争创新等，努力推动敬业主体生存方式的现代性转换。换言之，就是用构筑现代工业文明两大精神支柱的科技理性和人本精神来改造中国从业者的传统行为方式。

3.双向探索敬业精神的培育路径。具体包括内外两个层面:一是从业者内在的敬业精神培育，即对从业者进行理想信念、价值观念、职业人格、道德塑造等方面的教育，逐步提高从业者的主体素质。在教育中，主流舆论要有明确的态度，对见利忘义、骄奢淫逸的现象要旗帜鲜明地加以抨击和批判，对勤勉敬业、努力奉献的典型要不遗余力地加以表彰和宣传，构筑从业者安心敬业的精神家园;二是外在体制机制的变革，逐步攻克体制弊病，即在引入人本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严格的行业管理制度、职业行为规范、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使敬业精神走出现象堆砌和抽象说教的狭隘天地，获得一种透明公开、客观公正的现实价值。最终建构一个以从业者能力为圆心、以贡献为半径的敬业价值导向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真正全面实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优劳优酬，效益优先、兼顾公平。

4.动态跟踪敬业精神的运行状态。我国正经历一场空前的社会变革，市场机制的引入从根本上触动了传统文化的根基，社会生产力极大解放，物质文明显著提升，但同时也引发了国民精神世界的剧烈震荡。这一问题在关乎人类生计和标志人们身份的职业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各个机构和团体在培育敬业精神时，都应密切关注敬业精神的实际运行状况，对出现的问题要及时教育和引导。而且，这种教育和引导不是阶段性任务，更无法短期速成，必须做好动态跟踪和长期教育的准备，并依据时代特征，不断调整培育的内容和方法。

三、诚信品质的培育

诚信品质的培育，不仅需要教育引导，更需要制度管束。制度的管束依据其性质和功能可分为两种手段:一是规章制度的预防管束，即通过制定针对不同机构和行业的规则和制度，构建全面的诚信保障体系，从而有效防御诚信缺失行为的出现;二是法律法规的强制执行，即通过一系列保护诚信的法律法规来强制惩处危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或社会公共安全的诚信缺失行为。

1.强化中国传统诚信教育。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自行解决的。诚信是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人内心价值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君子生活方式的显著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因此，对公民持续开展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蕴藏的诚信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优越感，是培育公民诚信品质的一条有效路径。

2.建立健全诚信管束制度。伴随着开放的市场经济取代封闭的小农经济，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心中，便会出现利益算计与道德压力的僵持。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时，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时，不能总是保证公民表现出诚信品质。为了维系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运作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制度和严格的诚信保障法律法规，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体系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让诚信缺失者付出高昂的代价。当个人充分意识和体验到违约的严重后果时，他就会改变自己的违约行为，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诚信管束和记录制度建立健全之后，诚信问题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四、友善态度的培育

在当前有待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对友善精神往往患有“三症”:［8］一是友善情感上的“冷漠症”，即公民在公共场所无需交往关系时往往表现为各行其道、互不相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二是友善行为上的“推卸症”，推卸友善行为的公民一般认为既然别人不做友善之事，自己也不应该来做或认为公共领域的事情，应由政府部门干涉和管理，无需也不应由大众费心;三是友善结果上的“恐惧症”，人们因为友善行为而反被诬陷的经历或传闻使得日后再也不敢做友善之事，唯恐友善行为在结果上没有好下场。我国公民在友善态度方面所患的“三症”，反映出人们对待友善的三种不同态度:冷漠者不承认友善，推卸者不需要友善，恐惧者不践行友善。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我国公民的扭曲心态和尴尬气度，需要从多个方面积极加以治疗。

1.加强友善激励教育，引导人心向善。培育友善价值观，教育是基础。友善教育应突出“三要”:［9］一要阐明友善的道德意蕴，友善是处理个人与他人、与集体、与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可持续行为准则，其本质要义是友好、善良;二要传播中外友善精华，既要重视中国传统友善观的普及，又要借鉴吸收国外的优秀思想;三要突出友善的内容要素，即平等待人、宽厚待人、推己及人和乐于助人。加强友善教育旨在限制个体私欲的无限膨胀，抗衡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让所有公民都能够主动承担和谐人际关系建设的责任和义务。

2.改善社会保障制度，构筑友善基石。这需要国家机构逐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要让公民基本具备待人友善、涌泉回报滴水之恩的物质基础，不要让公民个人承担无穷大的生计风险而在面对生活困顿的威胁时做出让人唏嘘的选择或龌龊不堪的举动。

3.建立健全社会法治，保障友善行为。首要的任务是建立正向的友善激励机制，弘扬助人为乐的典型人物和事迹。此外，要健全法制，明察秋毫，不能对社会生活中事关友善的案件做出无原则的裁决，不能冤枉任何一个好人，并严惩寻衅滋事和敲诈勒索行为，让公民怀德畏法，有心向善、务必向善。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体道德目标为我国公民的自我心灵磨砺和行为塑造指明了方向。当每位公民都带着爱国的责任与情怀、敬业的精神与追求、诚信的品质与坚守、友善的心态与气度，面对家庭、职业、社区以及其他公共生活时，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与法治便有了恒定持久的行动源泉，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便有了广泛坚实的公众基础;当每位公民都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化为各自的实际行动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越发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将越发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将越发优越。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

［2］袁振国．当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3］郑志发，黎辉．爱国主义教育结构探析［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137—142．

［4］林伯海．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2，(1):42—45．

［5］万蜜，邱慧君．全球雇员敬业度调查:中国员工最不敬业［N］．南方都市报，2013-11-08．

［6］［7］张萃萍．敬业精神:社会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J］．社会科学，2002，(6):58—61．

［8］黄显中．论友善［J］．伦理学研究，2004，(4):32—37．

［9］马书臣．培育大学生友善品质的着力点［N］．光明日报，2014-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