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网络对职业获取的作用及其影响分析

陈晓菲

摘 要：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是以“关系”和“人情”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这种关系和人情，不仅体现在日常交往上，而且对个人职业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对以往网络研究的回顾，详细分析关系网络在求职过程中的作用和关系使用者的特征，并就网络对职业配置的影响进行一定的探讨。

关键词：社会网络；强关系；弱关系；职业配置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2-0133-03

引言

“关系”是一个在中国社会老生常谈的词汇。通过托关系获得工作，找关系让名医看病，找关系上名校，中国人尽可能地利用“关系”“交情”为自己创造便利。大众和社会舆论虽然不齿“找关系”“走后门”这种行径，然而，这样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却随时随地地发生着，甚至有些学者已经接受了这种现象：“关系”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涉及关系对职业影响的文献的梳理与整合，目的是通过此类方法揭示关系问题的研究方向，对其研究成果深度剖析，与此同时也对已有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反思，探索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可以完成更加全面、深刻的相关研究。

一、关系的特征

谈及到中国人的关系特征，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一说[1]。在他看来，中国社会以血缘为中心的关系网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自我主义；二是公私、群己的相对性；三是特殊主义伦理；四是人治社会；五是长老统治。可以说，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制度与权力的体现，都是以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模式为基础的。

基本上，“差序格局”的说法基本包含了中国社会的关系结构特征，但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传统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一些学者也对关系的含义进行了新的阐释。黄光国认为，关系是存在于两人之间的互惠的人情交换关系，关系的双方遵循以人情为基础进行交换，这种以人情为基础的交换既有工具性成分，又有感情性成分[2]。而有些学者强调关系中交换的过程，认为关系指通过以互惠为原则的人情和责任的交换而建立起来的特殊的两人关系。总之，“关系”一词极为广泛地为中国人所使用，关系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比西方更为重要和特殊的意义。

二、网络研究的理论视角

（一）社会资源论

支持社会资源论的学者认为，个人并不直接占有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源，这种资源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得到的。一个人的关系资源越丰富，越有利于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社会资源论、结构洞理论等也经常为研究者们所引用。他们的相同之处就是将关系看作是一种先天或通过人情交换而获得的、为人们所利用的资源，通过关系而得到的组织内外的资源越多，人们就越容易在职业发展上获得成功。

（二）社会交换论

支持社会交换理论的学者认为，社会交换只有当对方做出汇报性反应才会发生、没有回报就会停止的交换活动[3]。根据回报的内容，社会交换论将报酬分为内在性报酬和外在性报酬两种，进而将社会交换分为三类：（1）内在性报酬的社会交换，以交往本身为目的；（2）外在性报酬的社会交换，为达到某种结果而进行的有目的的交换；（3）混合性的社会交换，将内在报酬与外在报酬相结合[4]。不同于西方社会，在中国，社会资源的交换很多时候是通过人情关系来实现的，这种人情关系既包含情感的因素又包括一些工具性的目的。人们在这种交换过程中，既能得到一些以情感为纽带、对职业支持有帮助的内在性报酬，又能得到对个人发展有直接和实质性帮助的外在报酬。

三、关系（社会网络）在求职中的作用

（一）提供丰富的就业信息，弥补市场经济中信息不对称的缺陷

在劳动力市场中，经常会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用人单位拥有丰富的用人信息，但无法找到合适的求职者；而另一边，求职者无法通过有效途径获取到有关职业的可靠信息，也无法将个人信息告知给有招聘意向的用人单位。有没有一种机制可以弥补这种不足呢？ 格兰诺维特在他的代表性研究中，通过对波士顿地区的白领求职者调查发现，在这些求职者中，有 57 %是通过关系网络获取到了相关的工作信息并找到合适的工作[4]。而且，那些通过弱关系找到工作的人更希望通过向上流动到一个拥有较高地位和收入的职位，而通过亲戚朋友找到工作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则要低得多。也就是说，弱关系比强关系在求职中的作用更大。

之后，在格兰诺维特“弱关系”假设的基础上，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源论的观点（Lin，1982）。社会资源论认为，在一个分层的体系中，同一阶层的人在财富、声望和权力等方面的资源相似性很高，这些人之间往往都是强关系；而处在不同阶层的人，他们的资源相似性很低，通常都是弱关系。当人们以工具性目标为目的时，阶层地位较低的人通过弱关系获取到能连接更高地位人的渠道和途径，从而获得好的资源[5]。格拉诺维特和林南两人都认为强关系在求职过程中不如弱关系有效，因为弱关系可以将不同阶层、不同圈子的人连接起来，他们的理论也被后来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明，即弱关系在职业配置中发挥着更加突出的作用。

（二）人情的照顾

虽然西方已有研究证实了弱关系在求职过程中的作用，但中国学者却在对本土文化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人情的社会，讲究“人情法则”的社会，必然是个关系取向的社会。边燕杰在1988年通过对天津地区求职的调查研究发现，在再分配的经济体制下，人们在求职过成功利用关系网络不仅仅是为了收集和获取一些相关职业信息，这些求职者更希望通过人际关系获得主管部门和重要决策人的特殊照顾[6]。在中国，那些有真正实权的人物往往容易受到个人关系网络的影响，他们会把工作分配作为对关系人的一种人情回报，这种非正式的行为受到那些以情为基础的强关系影响。对此，边燕杰提出“强关系假设”，并通过天津和新加坡求职者的调查资料进行证明。

此外，边燕杰和张文宏两位学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研究了转型过程中社会网络的作用变化，他提出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求职者职业流动的四个理论假设：市场化假设、机制共存假设、体制洞假设和权力维系假设[7]。本文通过关系强度和类型、信息和人情、关系人及其特征几个指标，进一步分析了社会网络在三种经济体制下发挥作用的不同形式。调查结果表明，在这三种经济体制下使用关系网络的比率分别是58%、66%和85%。换言之，在求职过程中，关系网络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笔者在研究中还发现，这些通过关系网络实现职业流动的求职者主要是靠由亲属和朋友组成的两大强关系，社会关系网络通过人情发挥作用，这种现象在转型经济时代表现的尤为突出。

（三）信息和信誉保证

除了提供难以获取的就业信息和人情方面的照顾，社会网络是否还存在其他作用呢？最近几年来，有大量研究表明，农民工和下岗职工在求职过程中，关系网络的作用体现在提供就业信息和信誉担保等方面。李培林在对流动民工的研究中发现，农民工在背井离乡、进城就业的社会流动中，他们往往依靠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去获取求职信息、求职渠道、以及在城市中生存和行为的方式[8]。此外，孔建勋和张顺在对云南跨界民族农民工的实证研究中也证实，跨界民族非农劳动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其非农工作的选择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即社会资本越丰富的人越容易得到非农工作机会，从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9]。

四、关系对职业配置的影响

在查找文献综述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以往的网络研究很少涉及社会网络资源与劳动力配置的关系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教育的普及，职业的竞争也随之越来越激烈，通过关系、人情获取工作的这一行为也受到了大众的关注。很多教育等级不高、专业不对口的人通过关系获得了较好的工作。通过社会网络即人情关系，那些不符合资格的求职者占据了好的职位，使那些合适的求职者失去了就业机会，这些现象的大量出现严重影响到劳动力的合理配置。那么，这种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职业流动方式究竟是阻碍还是促进了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呢？

张文宏学者通过对1999年天津求职者的就业情况调查，探讨了关系网络在求职过程中的具体作用[10]。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哪些人通过社会关系实现了职业流动。（2）信息和人情对流动结果的影响。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人力资源和政治资源相对贫乏、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更有可能通过关系网络实现职业流动。通过网络实现职业流动的求职者比那些不用者所花费的时间要长，求职效率较低，但薪资水平却高于后者。运用关系网络获取实现职业流动，对劳职配置的吻合程度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无可否认，人情关系确实对减少失业或待业有一定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除了关系使用者和非关系使用者之间存在差异外，关系使用者本身也可能是一个内部高度异质性的群体。也就是说，不同关系使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其社会网络资本也可能存在很大差别；他们使用关系的方式也可能不一样，对关系的依赖程度也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针对关系使用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吴愈晓在关于社会关系和职业流动的研究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11]。她将求职方式分成了三种类型：正式渠道、正式渠道与社会关系相结合的方式（“正式+ 关系”渠道）和完全关系渠道，研究发现：（1）使用不同方式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的群体特征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如果根据社会经济水平的高低将求职者分为高中低三个阶层，那么通过“正式+ 关系”实现职业劳动的求职者是处于上层的，他们拥有最高的的社会经济地位，其关系网络资源也更丰富；单纯通过关系实现职业流动的求职者处于最下层，他们的家庭地位较低，教育水平也较低，而且缺乏相应的关系网络资源；而通过正式渠道实现职业流动的人则位于中间阶层。（2）对于不同群体的劳动者来说，他们的职业流动模式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完全依靠关系网络实现职业流动的群体比其他两个群体的劳动者更可能换工作。（3）社会关系的使用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或惯性。（4）经济地位获得模式存在群体差异。对那些依靠“正式+ 关系”渠道获得职位的求职者来说，人力资源（教育和年资）会明显影响他们收入，而仅通过关系网络获得职位的求职者则刚好相反，对这些群体来说，人力资源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收入高低，但职业流动和关系资源都有助于他们收入水平的提升。这也证实，对不同的劳动者群体来说，他们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结构特征是存在明显差异的。

最新的一些研究中，学者们也从多个角度证实了关系网络对职业的重要影响，包括大学生就业、年轻人创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等等。阳杨就做过一篇关于代际资本、关系网络对创业者成功的影响研究[12]，他在文章中通过对创业者及其父辈的数据分析，发现关系网络直接影响到创业者的成功，而代际资本通过影响创业者关系网络间接影响到创业者的成功。也就是说，那些父辈拥有优势地位和资源的创业者，往往更容易获得成功，这种不同代际间的地位传递通过一种十分隐晦的方式得到传承。

上述的研究也证实了，在中国城市地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社会网络资本越好，反之亦然。一方面，地位较高的群体拥有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他们在求职过程中更可能运用到关系资源，但他们也更倾向与其他正式求职渠道一起使用；另一方面，那些地位较低、网络资源相对匮乏的群体，他们在求职过程中更倾向于依靠关系网络，而且对关系的依赖度更高，社会关系资源甚至可能是他们仅有的求职渠道。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分化相当明显，这也是当代中国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

五、未来展望

综上所述，社会网络研究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在中国这样以人情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个人职业获取和未来发展的正面作用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和证实。但是，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分析，笔者也意识到了还有很多问题仍然没有找到答案，在有些方面的研究依然相对薄弱。

第一，在已有的关系网络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比较强弱关系对求职的不同作用，或是关系对个人职业发展的影响。而随着市场化的发展，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关系对求职的重要性也产生了新的变化。对于求职者来说，关系虽然有利于个人的职业流动，但对于没有运用关系的其他人又是否会产生负面影响，关系的滥用是否阻碍了正常的向上流动，关系是否影响到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建设？笔者认为，这些都是值得深思和进一步研究的方面。

第二，虽然现有的关系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但是其深度还需要进一步挖掘。比如，在社会资源网络对于个人职业发展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倾向于在不同网络节点上对求职者个人特征进行研究，而忽视了网络本身的结构特点[13]。此外，也很少有学者探讨关系对职业发展不同阶段的作用区别，显而易见，在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关系网络的作用以及特点是不同的。笔者认为可以将职业发展进一步细分成具体的几个阶段，并分别研究其作用。比如在从业过程中，与上级、同事之间的关系是否影响到求职者的向上流动，在跳槽（职业流动）的时候，关系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等等。

第三，人情关系的出现和发展根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受到制度的影响。那么，随着体制的不断完善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人情关系对于求职者实现职业流动的影响会不会发生衰退呢？黄光国在他的研究中也提到，随着西方教育、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渗透，企业对于利润的重视，人情关系对于职业流动的作用也并不是绝对的 [2]。相反，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人情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消失，甚至这种关系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也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作用[14]。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情关系对于职业流动的影响会逐渐减弱吗？其作用又会在哪些方面发生变化？面对这种变化，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笔者认为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