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关系

（550025 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 贵阳）

摘 要：自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以来，与国际法研究的联结已有三次，均对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一战后国际法的繁荣与理想主义对其的重视紧密相关。而在冷战时期现实主义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主流的情势下，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研究一度疏远，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机制理论的兴起才重新拾起这种联结纽带，并为国际法晚近的发展构建了合理性基础。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兴起的建构主义实现了两个学科的第三次联结，并对国际关系理论及国际法法的理论与实践产生积极影响。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法学；学科关联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间关系紧密，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相互影响。究其原因，无论是国际法学者，还是国际关系学者，他们都具有相同的视野，即在传统上共同关注以国家为中心的和平与发展问题，晚近又同时面对国家与非国家主体，诸如全球化、“国际治理”等全新课题。而进行学科交叉研究，一方面是各个领域的学者对自己所研究的学科范围之外，但紧密相关的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必然反应；另一方面也是各个领域的学者保持自身领域研究的动态发展的需要。这些特性决定了两个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结，并对各自学科的发展大有裨益。

一、国际关系及国际法概述

国际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国际关系是指主权国家之间的一切互动关系既包括政治、外交、军事方面的关系，也包括文化、科技和法律方面的关系；既包括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民间的关系。而狭义国际关系仅指主权国家、政府间的官方政治外交关系，即国际政治关系。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国际关系日益呈现出地域上的全球性，内容上的经济政治文化互动性，层次上的复合性以及变迁的有序性等特征。国际法是国家进行国际交往的行为准则以及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所应遵循的各种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传统国际法仅认同对狭义国际关系的调整与规制，但在当今国际关系呈纵横扩展的情况下，国际法本身的发展已经突破了这一案臼，日益关注其他层面复杂的社会关系。国际关系属于国际社会事实层面的内容，具有先在性和客观性等属性；而国际法则属于其价值层面的内容，带有反映性和主观性。因此，它们之间既存在作用与反作用的关联，又含有现实矛盾，并不能预期二者达成完全和谐的关系状态。故此，承认关联并解析二者的矛盾才是推进其良性互动的根本。

二、国际关系同国际法三次联结

早期的国际关系著作充斥着对国际法研究成果与方法的运用，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从法学研究中脱胎而出。在理想主义理论中这一点尤为明显。一战把维也纳会议以来靠大国均势政策而維持的欧洲百年和平局面打得粉碎，为防止战争，维持和平，一些国际关系学者把目光转向当时已成为哲学世界主导思潮的乌托邦主义。无疑，自近代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国家之间始终遵循着权力与利益至上的法则，这决定了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理念注定要破产，但这个时期国际法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结（也是两个领域所实现的第一次联结），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对国际法与国际法学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冷战开始后，现实主义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主流，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研究突然变得疏远。至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界对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跨学科研究蔚然成风，成为这两个学科最新发展的闪亮之处。在国际关系学界，重新拾起国际法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联结纽带的正是国际机制理论。从国际机制的定义看，国际机制与国际法实际是相近的概念。虽然对于国际机制的定义，学者们尚有分歧。另一方面，从国际机制的特征与功能看，国际法具备国际机制学者所强调的国际机制所应具备的各种特征与功能。

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理论迅速崛起，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起了很大的挑战。该理论的主要特点是把国际关系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社会存在，社会存在的人构成整个世界，人和社会的相互构建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进程，这是建构主义理解问题的总体思路。

三、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

国际关系的发展促成了国际社会的产生，构筑了国际法赖以生存并勃兴的社会基础，使得国际法追求的公平、正义、秩序等价值得以在对国际关系的调整与规制中实现；国际社会的存在和国际关系的运行也需要有一个国际法律体系来进行有效协调。

国际关系催生了国际法。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各个共同体（主要是国家）及其成员间发生交互活动，形成交往关系，从而将原有的国内社会关系扩展至世界范围，形成了一个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性权威的社会系统，而一个稳定的国际社会内在的秩序要求与其行为主体对利益与权力的本能追逐之间的矛盾又催生了一系列国际性规则。因此，国际法不应被看成是一种脱离权力和社会过程的机械的法条和规则，而应被视为在一个考虑政治及其它变量（variables）的背景中试图解决实际问题的决策者所作能动反应的结果。

国际关系的发展丰富了国际法的内涵。国际关系的演进不断推动着国际法的擅变，这一积极效应在当代社会体现得尤为明显。二战后，国际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权国家数量迅速增加，非国家行为主体也日益活跃；国家间关系从“高级政治”领域逐步扩展到“低级政治”领域，扩展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全球市民社会的勃兴成为一股新的力量，不断挑战着国家权威体制下的世界秩序；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文化的共生、竞争逐渐摆脱“软要素”的地位，开始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遇到了有力挑战，和平与发展的呼声响彻全球……国际关系的多维化、多元化已经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国际法的完善推进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相对国内民主而言，国际关系的民主是一种更高级有序的民主。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不仅有权自主地决定本国事务，而且有权平等地参与决定国际事务，这些都是其题中应有之意。而贯穿其中的精神内核就是主权平等和权力制衡，不断完善的国际法充当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助推器。

参考文献：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

[2]〔美〕肯尼思·W.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M].耿协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

尉迟艳（1991～），黑龙江鸡西人，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