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礼乐思想对现代社会文艺精神的启示意义

杨 婧

（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贵阳 550004）

孔子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动荡混乱造成了礼崩乐坏的局面。面对社会文化的转型和冲突，孔子十分推崇西周的礼乐文化，极力主张恢复和重建礼乐秩序，用理性精神给礼乐思想注入新的文化内涵，提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建立以“礼”为规范的文化秩序。孔子提倡“乐由中出，礼自外作”[1]（《礼记·乐记》），十分注重文艺精神对重建文化秩序的作用，认为文艺创作应以“仁”的精神为思想核心，情感抒发保持“中和”状态，实现个体生命与社会秩序和谐有序的“乐”之人生境界。孔子倡导的礼乐文化对我国数千年的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而精神生活却出现了严重危机，礼崩乐坏的现实随处可见，如何在社会转型期重建新的文化秩序，恢复文艺精神应有的理性精神、文化深度模式，孔子的礼乐思想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一、以“仁”的精神为思想核心

孔子认为文艺精神应以“仁”的精神为思想核心。在《论语·学而》中，孔子提到“泛爱众，而亲仁”。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点，“仁”不仅是指一种道德情感，更是指一种博爱精神。孔子以“仁”的精神注入礼乐之中，使礼乐获得新的内涵，“‘仁’，为‘乐’增添了博爱的精神内容，使‘乐’的情感有了心灵的附着，变得更加宏大、充实；‘仁’，为‘礼’的实施，提出了为人处事、行为规范的要求，使‘人’不因等级、地位的差异而疏远、分离。”[2]孔子以“仁”的精神作为“礼”“乐”的内容核心。在《论语·八佾》中，孔子提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反对只关注文艺创作外在的感性形式，而不注重艺术创作内在的精神意义，学者修海林指出，“仁”的精神不仅是“礼”的道德基础，而且是“乐”的意义所在。从精神文化的角度，孔子认为文艺精神应以“仁”的精神为思想核心，追求文艺创作的内容善和形式美之和谐统一，以“善”的内容为主导前提以陶冶人的情操，并通过美的形式传递善的内容，使人获得精神的启迪。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随着科技与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提高，商品意识几乎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连精神文化也被贴上了商品的标签，文艺精神出现了商品化、功利化倾向。文艺创作以经济利益为核心价值，美和善的标准被功利所取代，丧失了应有的文艺精神。以音乐创作和表演为例，许多人重技轻艺，醉心于技的操作，将音乐当作炫人耳目的技艺，出现了许多徒有形式而内容空洞的音乐作品。比如，现在热播的选秀节目，许多所谓的演唱者在舞台上声嘶力吼，沉迷于支离破碎的音乐曲调，陶醉于音乐器具的摆弄，丝毫没有音乐的形式美感可言，也不具备感人心灵的精神意味。商人们用门票钱与喝彩声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质次价高的明星。或重艺轻道，利益熏心，将音乐作为谋求金钱暴利的手段，丧失了音乐应有的道德力量。比如，在联欢晚会上出现的假唱现象，许多明星如同走马灯一般，乱哄哄地你方唱罢我登场，趁未成为昨夜星辰的时候，拼命地火爆，拼命地抬高酬金。在商品意识的影响下，文艺创作沦为摆弄的器物和牟利的工具，丧失了“仁”的精神实质，而人性则被物质功利所蒙蔽。如何后恢复文艺精神的理性精神，给人以情操的陶冶和精神的启迪，孔子提出以“仁”的精神为思想核心，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二、以“和”为美的情感表现

“和”是孔子礼乐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孔子的“中庸”哲学观的体现。在《论语·学而》中，孔子说道：“礼之用，和为贵。”《礼记·仲尼燕居》记载：“子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在孔子看来，不论礼或乐都要适当地节制，以符合“中和”的要求。孔子强调文艺创作的情感表现要保持“中和”状态。孔子对诗乐作品《关雎》表示极大称赞，提出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感要求。《论语·八佾》记载“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指出《关雎》所描述的感情，使人感到快乐而不放荡，令人感到忧愁但不悲伤，即无过也无不及之处，情感表现中和适度。孔子肯定文艺创作对情感的感性抒发，体现对人性情感的肯定，但他主张不能放纵感情的宣泄，还要有理性的制约和调节，保持适度协调的状态，才能够促进人格修养和社会稳定，即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既通过感性，又超越感性，引导人们进入超感官的精神境界。正如李泽厚所说，这种“和”之美“舍弃了那种狂热、激昂、急烈、震荡的情感宣泄和感观痛快，着重强调‘和’‘平’‘节’‘度’，以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3]正因为文艺创作能够抒发人的内心情感，通过情感变化影响人的思想行为。

在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经济的飞速发展，刺激了物质欲望的膨胀，急遽扩张了人的负面因素，人的主体性被物欲所异化。受娱乐文化的影响，享乐主义盛行一时，许多人把美与享乐甚至纵欲相联系，将文艺精神与感官享受相联系，以欲望消解意义。文艺创作出现物欲化倾向而沦为娱乐享受的工具，追求感官欲望的满足。以音乐为例，为迎合大众的喜好和创造更多的经济收益，出现了许多内容低俗的流行歌曲，歌词内容直接表达赤裸裸的欲望，比如性爱、功利等等。例如，爱情是人类吟唱的主题，当下许多流行歌曲都是无病呻吟或声嘶力吼，演绎始乱终弃，夺人所爱和第三者插足等混乱的恋爱关系，丧失了爱情本有的隽永精神，文艺的理性精神荡然无存。在物欲刺激下，人们的灵魂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状态，社会的文化秩序出现了混乱局面，作为人类精神文化产物之一的文艺异化成物欲满足和情感发泄的手段。如何恢复文艺精神应有的理性精神，调节人的感性欲求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使二者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以维护社会文化秩序的和谐稳定，孔子提出“和”为美的情感表现要求飞，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三、追求和谐有序的“乐”之人生境界

孔子的礼乐思想旨在重建一种文化秩序，追求一种个体生命与社会秩序和谐有序的“乐”之人生境界。孔子把人生境界分为“知之”“好之”“乐之”，这三种境界是相互递进的。《论语·泰伯》记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把人格修养的完成放在“乐”，即“成于乐”的境界，通过文艺活动可以把道德情感引入“乐”的人生境界，实现“仁”的道德与感性欲望的圆满相融，“仁”的精神对于人类而言，不再是一种标准规范，而是一种情绪上的享受，从而获得心理的快乐，使“礼”的规范成为人们自觉的行为。在“乐”的人生境界中，人性本身、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都处于和谐一致的状态，实现人格精神与艺术境界的相互融合，使人性得到净化和提升，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在孔子看来，这是就是“乐”的人生境界，也就是徐复观所说的“人在这种艺术中，只是把生命在陶熔中向性德上升，即是向纯净而无丝毫人欲烦扰夹杂的人生境界上升起。”[4]

在现代社会，随着文化工业的兴起，大众文化逐渐占据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受大众文化的影响，提倡日常生活审美化，文艺精神出现了庸俗化倾向。大众文化以商业性为本质属性，庸俗化的文艺创作更为广大人群所接受和喜好，一方面能够扩大文艺的宣传面，另一方面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大众文化的特点是给人以感官享受，满足人们最低层的精神需求，使得文化深度模式逐渐瓦解。文艺精神的庸俗化倾向，侧重感性欲望的抒发，造成文艺创作的品味格调低下，文艺创作的理性精神丧失。商品经济大潮的扩张，使得人们越来越重视物质利益而轻视精神修养，精神文化的追求从精神的层次降到物质的层次，如何重建文艺精神的文化深度模式，孔子所追求的“乐”之人生境界，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孔子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着眼于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孔子试图复兴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建立以“礼”为规范的文化秩序。他强调文艺精神要以“仁”的精神为思想核心，以此陶冶人的情操，并通过美的形式传递善的内容，使人获得精神的愉悦。要求文艺创作的情感表现保持“中和”状态，实现理性与感性的和谐统一，并把“仁”的精神引入“乐”的境界，使“礼”的规范成为人们自觉的行为，维护人性本身、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和谐秩序。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而精神生活却出现了严重危机，礼崩乐坏的现实随处可见。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文艺精神出现功利化、商品化、庸俗化倾向，文艺异化为技艺的器物和牟利的工具，丧失了应有的理性精神，人性则被物质功利所蒙蔽。随着娱乐文化的盛行，享乐主义得到发展，文艺精神出现物欲化倾向，文艺沉沦为物欲满足和情感发泄的手段，丧失了应有的理性精神，人们的灵魂在物欲刺激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状态。受大众文化的影响出现庸俗化倾向，造成文艺作品的品位格调低下，使得文艺精神的文化深度模式逐渐瓦解，人们的文化追求由精神的层次降到物质的层次。如何在社会转型时期重建新的文化秩序，恢复文艺精神的理性精神和文化深度模式，使人性得到启迪和升华，让社会的各个方面和谐有序，孔子所倡导的礼乐文化对现代社会的精神文化发展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1]王云五，朱经农.礼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

[2]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美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3]李泽厚.华夏美学：插图本[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