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形成承受和应对经济危机的制度化条件

孙立平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以经济危机方式呈现的挑战，还是第一次。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做出恰如其分地判断和评估是非常重要的。这当中尤其重要的是，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挑战，在短期的意义上和在长期的意义上可能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立足长远，面对眼前，才能对这场危初做出正确的应对。这里提出短期和长期问题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对于危机在短期意义上的严重性，以及在短期意义上应对的困难性，不能估计过分，尤其不能只顾眼前，而采取贻害长远的应对措施。为此，有三个问题是需要做出准确判断的。

第一，对危机本身的严重性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计。

这次的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无疑是显而易见的，有人说是百年一遇，有人说是30年代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一次，还有人说是目前所有活在地球上的人都没有见过的一次危机。这样的形容也许都是对的。但尽管如此，对这次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程度，还是要恰如其分地进行判断。这当中最重要的是危机的反向传导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会不会出现。我们知道，这次的金融危机在美国是沿着次贷危机-金融危机一实体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顺序传导的。在中国，则是直接发生在实体经济的层面，并引发包括失业在内的种种社会问题。这都是一种正向的传导过程。而且由于这次的金融危机有一种波浪式推进的特点，这种正向的传导过程可能会多次发生。但就中国来说，只要反向传导的过程不发生，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有限的。这里的反向传导，最主要是两个环节，一个是实体经济危机向金融危机的反向传导，即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导致银行大量坏账的出现，金融业不能正常运转(尤其是房地产业)。另外—个环节就是社会危机、社会问题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反向传导，主要是失业和社会预期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或金融体系的正常运作(这在历史上都是由先例的)。无论是从中国经济本身的情况来看，还是从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来看，上述的反向传导过程不太可能完整发生。

第二，对于失业问题有恰如其分的估计。

金融危机中的失业问题是发生在我国就业压力本来就很大的背景下。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之下，许多中小企业的破产倒闭，另外一些企业的裁员等，无疑会为这种状况雪上加霜。因此，在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将就业问题放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无疑是正确的。但尽管如此，对失业的问题还是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计。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失业问题主要是体现在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两个群体上。由此引起的问题无疑是值得关注的，也是需要采取措施解决的。但尽管如此，对问题的估计要恰如其分。不能简单地将失业问题的严重性简单地等同于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从而将农民工当作社会动荡的因素来加以提防，对农民工中正常的维权行为过于敏感化，甚至将农民工看作是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的对象。农民工是危机中受失业冲击最严重的群体，但其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可能没有一些人想象或描述的那么可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农民工还有承包的土地。有人说，许多新一代的农民工连地都没有种过。这是不错的。但同时也要看到，种地相对来说是好学的。大学毕业生失业者的情况与之相类似，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没有结婚，失业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成为新的啃老族而已，或者是延续啃老的时间而已。可能问题最突出的，是城市中已经有工作经历而且又是已经成家的失业者。对于他们来说，失业即意味着最基本生存条件的丧失。其中，有的还承担着房贷等沉重的债务负担。

第三，对于危机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计。

经济危机中社会矛盾的增加甚或激化，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此，在历史上发生历次经济危机中，总会伴随不同程度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甚至社会动荡。危机中社会矛盾的增加甚至激化，无疑是必须正视的问题。正因为如此，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内对群体性事件的警惕性明显增强，有人断言2009年将是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年，有人说是所谓敏感年，各地也在纷纷加强社会控制的措施。但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另一个相反的倾向也会产生，即对社会矛盾的严重性产生夸大性误判。在这种情况下，对由经济危机导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进行准确的把握，并理性地处理此类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危机的转化，特别是失业的大面积发生，社会矛盾和社会>中突增加的趋势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但同时要看到，就总体而言，这次经济危机引起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在国际上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值得警惕的倒是在有关调控措施开始发挥作用，经济出现复苏的时候，如果这时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的发生，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可能会更为明显。

因此，对于危机引起的短期的问题，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计，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估计过分。而现在的一个倾向则是，对短期的问题估计得很严重，而对长远的问题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应当看到，中国尽管经历了30年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已经建立，但中国仍然是一个行政权力有着重要作用，政府掌握大量资源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在短时期内集中大量的资源，集中应对某些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对今年保8的目标都抱着一种乐观的预期。但同时必须看到，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挑战是在长期的意义上，而不是在短期的意义上。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正在经历的是一场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但又不同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温和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中国正在经历的，实质上并不是国际金融危机的—部分，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危机过程。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美国金融危机中最重要的那些因素在中国都不存在。比如，大面积的房贷断供，银行机构的倒闭等，中国的金融体系是相对健康的，而且如同前面所说的，如果不发生明显的从实体经济危机向金融危机反向传导的过程，中国短期内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中国发生的不是金融危机，而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没有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引发，中国的这种生产过剩危机迟早也会发生的。基本的原因是中国已经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而没有相关的制度安排和结构条件，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几乎可以说是耐用消费品时代必然的伴生现象。

意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

首先，生产过剩危机将可能周期性发作，生产过剩危机将会成为我们要不时应对的—个问题。现在有人抱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这场金融危机只是一个插曲，而插曲总会过去的，一旦插曲过去一切又可以回复往常。这种看法是过于简单化了。西方发达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用了差不多30年的时间才真正完成

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其间要解决消费信贷、城市化、中产阶层发育、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不时爆发就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我国来说，这场危机实际上标志着一个经济时代的结束，一个社会时代的结束。其实即使仅仅从外部环境来看。这次余融危机也会导致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对中国的发展方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从短期来看，西方发达国家进入经济衰退期，需求萎缩，对中国的进口减少，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驱动力之一：从中期来说，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将会是一个明显的趋势，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可能要比过去几年不利得多；从长远来说，全球化过程可能要进入一个新的探索期，中国发展外部环境中的变数会明显增加。因此不能把这场经济危机看作是一个插曲，从现在起，我们需要用一种平常心来看待这种今后可能会不时发生的经济危机。

其次，必须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在有关这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讨论中，人们经常说这样—句话，即这场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如何理解这个机遇?目前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趁机建立资源储备是—个机会；世界上其他地方出现空白，我们填补进去是一个机会。但我认为，最大的机遇，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下决心进行社会变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在于，转变发展方式要转变什么。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但我认为，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将发展转到内需的基础上来。内需问题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国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而扩大内需的核心是解决国民财富分配格局的问题，是调整社会中的利益关系与社会结构。因此，发展方式转变需要的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30年代大萧条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走出经济危机的重要出路，就是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这种社会变革从眼前来说是创造形成内需的社会条件，从而成功应对这场经济危机：从长远来说，则是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奠定新的基础。再次，形成承受和应对经济危机的制度化条件。为什么要提承受的问题?有两个原因。其一，前面已经指出，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可能是我们今后要不时面对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也需要一场经济危机，需要借助经济危机的压力和动力，把发展方式真正转变过来。其二，从这次金融危机的情况看，我们承受经济危机的制度化条件是很差的。为什么要保8％，为什么只有8‰这样高的增长速度才能使一些问题不止于恶化?好像没有8％日子就过不下去了。说明我们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应对经济危机的含义之一，是应当正视经济危机的某些破坏性后果，该破产的就应当破产，该倒闭的就应当倒闭。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中国也要习惯个位数的增长。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承受这种冲击和震荡。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相关的制度安排是很脆弱的，我们的思维也是很脆弱的。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个承受经济危机震荡的制度性条件，包括以社会保章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安全网。这恐怕是这场危们给我们提出来的—个真正的问题。概括地说就是，只有通过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才能从根本上形成应对和解决生产过剩型经济的制度和结构性条件。换句话来说，就是只有一个新的社会才能支撑一个新的经济时代。

责任编辑：赵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