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瓷枕—— 兼谈高丽与唐宋制瓷业的交流

文／李京花

图一 青瓷透雕牡丹唐草纹枕

图二∶2 韩国湖岩美术馆藏青瓷狮型枕

图二∶1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青瓷狮型枕

高丽青瓷是朝鲜高丽时期（918-1392）生产的一种经典青瓷，其造型典雅稳重、优美精致，是高丽时代文化的精髓。9-10世纪初期，高丽完成了从陶器工艺向瓷器工艺的转换，同时也是高丽青瓷的产生与发展时期。到12世纪初期，高丽青瓷的烧制技术逐渐走向成熟，镶嵌青瓷、翠色青瓷处于完成阶段。造型上以曲线为主，形态优雅，其釉色呈半透明状，翠色秀美，润泽晶莹，釉层剔透，亮如宝石。在短短两百年间，高丽青瓷通过与北宋和辽的交流，在接受和模仿的过程中飞速发展，开创了高丽青瓷独特的造型世界，成为高丽时代艺术的代表。对于高丽青瓷，南宋太平老人在《袖中锦》中将端砚、蜀锦、定瓷、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列为“天下第一”[1]，宋人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器皿”中言：“陶器之色青者，丽人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2]，给出高度评价，从中可窥见高丽青瓷的历史地位。

高丽青瓷在装饰工艺上从早期的划花、刻花、印花逐步发展出镶嵌、铜红彩、铁绘、镂空等代表性技法，纹样上也以蒲柳水禽、云鹤纹以及圆形开光构成的装饰等逐渐形成自身特色纹饰。高丽青瓷的器形有长颈瓶、梅瓶、托盏、香炉、水注、砚滴、笔架、碗盘、枕等，其中高丽瓷枕是较为罕见的器形。从考古发现、国内外各大博物馆馆藏情况来看，大多数藏品集中于韩国境内，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有十余件青瓷枕，湖岩美术馆藏有一件青瓷狮型枕。此外，在中国辽阳博物馆、太原市考古研究所以及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也各藏有一件高丽青瓷枕。

图三∶1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青瓷镶嵌牡丹云鹤纹枕

图三∶2 新安沉船打捞束腰形瓷枕

图三∶3 韩国国立光州博物馆藏青瓷阴刻荔枝莲纹枕

图四 中国吉林省辽源市兰家乡石灰窑村出土高丽青瓷镶嵌菊花纹枕

以笔者收集整理的文献资料来看，高丽瓷枕的造型可分为腰圆形、动物造型、束腰形等三种。

腰圆形瓷枕有青瓷透雕牡丹唐草纹枕（图一），现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年代为12世纪，高11.3厘米，枕面饰有牡丹唐草纹，枕墙一周透雕莲花纹样，反映出高丽青瓷的透雕工艺。12世纪，高丽青瓷开始广泛运用青瓷堆花、青瓷透雕等高难度工艺。枕面上阳刻的牡丹唐草纹纹样和技法具有典型的耀州窑特征，以阳刻技法呈现出当时国内非常流行的唐草纹围绕盛开花朵的纹饰，完美的高丽翡色是其显著特色。

动物造型瓷枕有青瓷狮型枕[3]（图二），现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韩国湖岩美术馆各藏一件，年代均为12世纪，枕面呈椭圆形，下有两只狮子背靠背蹲坐。

高丽青瓷枕中束腰形瓷枕占比最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青瓷镶嵌牡丹云鹤纹枕（图三∶1），现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年代为12世纪。对称纹饰，如意形开窗内镶嵌两朵牡丹花，圆形开窗内镶嵌云和鹤，框外饰有唐草纹，集中反映出高丽青瓷的镶嵌工艺技术。该馆还藏有新安沉船中打捞的（图三∶2）、京畿道等地区出土的和部分征集的束腰形瓷枕数件，在韩国国立光州博物馆也藏有12-13世纪的青瓷阴刻荔枝莲纹枕（图三∶3）。此外，在我国辽源县兰家乡石灰窑村也出土了一件高丽青瓷镶嵌菊花纹枕[4]（图四），现藏于辽阳博物馆。

12世纪中后期，镶嵌青瓷成为高丽青瓷的主流，主要纹饰有蒲柳水禽、莲池、梅竹、野菊、云鹤、儒士抚琴、侍女吹笛等。镶嵌青瓷，是在胎体上划花、戳印、剔花、刻花以后，在刻槽、印痕或减地部分填入白彩或黑彩，先素烧，再施淡青釉烧制而成，使青色与白色、黑色或黑白双色之间的对比强烈而又和谐，这种靓丽清新的镶嵌技法可谓是世界陶瓷艺术中一大贡献，工艺上与填彩工艺如出一辙。高丽镶嵌青瓷产生于12世纪前半叶至中叶，而在中国北方，早两个世纪前就已出现这一技法，宋末金初已达到极盛。高丽青瓷上以铁颜料绘画，施青釉烧成制品，被称作“绘高丽”，其器形和纹样明显模仿了磁州窑典型的白地黑花工艺，区别就是高丽青瓷采用青釉。随着装饰手法的多样化，特别是成功应用青瓷填彩、铁彩、堆花、填金等装饰方法，高丽青瓷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藏瓷枕中还有展示镶嵌雕刻工艺技术的青釉镂空镶嵌瓷枕（图五∶1），呈束腰形，出土于京畿道开成附近。此外，大英博物馆（图五∶2）[5]、中国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图五∶3）[6]也分别藏有一件同类镂空镶嵌枕。

朝鲜半岛的陶器制作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统一新罗时代（668-901）或更早时期，本土主要烧造陶制器物。《宋史·高丽传》中记载，“民家器皿悉铜为之”，说明平常百姓的生活用器仍以铜为主。直至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高丽青瓷通过引进越窑青瓷的烧制技术完成了向瓷器的转化[7]。通过黄海南道峰泉郡圆山里窑出土的“淳化三年”（992）高足盘、梨花女子大学博物馆藏“淳化四年”（993）大口罐等纪年器物的考证及窑址的调查，可知高丽青瓷产生于10世纪前后。韩国考古发现的青瓷窑址大多集中在朝鲜半岛西南海岸一带，最具代表性的有康津郡大口面、七良面三兴里窑址。康津郡窑址的龙窑形制是越窑系统中最为先进的窑业技术，从最具代表性的窑址和I式玉璧底青瓷碗（图六）、青瓷花口碗残器的造型、釉色及烧造工艺上，都可以看出高丽青瓷生产之初，从窑炉形态、装烧工艺、产品类别、造型艺术等方面基本上是模仿越窑，窑业体制上也继承了官政管理制度。在庆州、扶余、益山弥勒寺、雁鸭池宫殿等遗址中发现了唐代越窑青瓷等遗物[8]。经实验测试证明，早期高丽青瓷的胎釉化学组成与五代、北宋时期的越窑几乎相同[9]。高丽青瓷是随着浙东越窑青瓷产区的工匠赴全罗南道康津郡大口面桂栗里指导并参与砌造龙窑，向朝鲜半岛全盘移植制瓷技术的条件下出现并迅速发展起来的，因此高丽青瓷虽烧造时期较晚，但制瓷技术却已达到很高水平，由一个陶瓷输入国家，迅速发展成为“东亚贸易圈”中的陶瓷输出国。考古资料显示，唐代朝鲜半岛输入的越窑青瓷，始于张宝皋海运商团，但是作为贵重礼品赠送则在“早期越窑”阶段已开始。目前仅唐代明州（宁波）上林湖生产的玉璧底碗一项，在庆州拜里（815年左右）、扶余出土15件；古百济益山弥勒寺（858年左右）、雁鸭池（907年左右）等遗址都有出土[10]。宋时《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的“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皆窃做定器制度”等语，道出了中国北方瓷器与高丽青瓷之间的联系。器物的表面装饰上除了越窑的刻、划技艺之外，还融合了长沙窑的彩绘、铁彩画、题诗等艺术风格，耀州窑的印模、刻划、雕塑等工艺手法，汝窑风格的支钉工艺，还有仿制定窑白瓷的“尚药局”铭文造型的圆形盖盒等[11]。由此可以看出，高丽青瓷通过广泛吸收中国南、北方制瓷工艺，烧制出集多种元素为一体的翡色青瓷，以独特风格的镶嵌青瓷，逐渐形成了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青瓷文化体系。

图五∶1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青釉镂空镶嵌瓷枕

图五∶2 大英博物馆藏青瓷镂空镶嵌枕

图五∶3 中国山西省太原市考古研究藏高丽青釉镂空镶嵌瓷枕

图六越 窑（左排）与康津窑（右排）窑址、窑具、玉璧底碗对照

图七汝 窑（上排）与高丽青瓷（下排）支钉烧对照

通过对早期窑场的调查可知，高丽青瓷在装烧技艺上也与越窑青瓷相类，泥点叠烧、M形匣体装烧、支钉垫烧等多种装烧并存[12]。但高丽青瓷器以细石英砂为支具的支烧方法（图七）更接近汝窑“芝麻挣钉”，应是学习与模仿裹釉支钉支烧技术的结果。

汝窑瓷器在烧制工艺上一般采用支钉支烧和垫饼垫烧两种方法。盘、碗、洗和平底瓶等器物均施釉“裹足”，采用支钉工具支烧，仅在器物底部留有似芝麻状的细小支烧痕。汝窑的裹釉支钉支烧技术模仿了越窑，并吸收北方窑场的支钉技术，但汝窑把这种支烧技术发展到了极致，支烧点逐渐向内移，使得器物在烧造时更加稳定。汝窑之所以能够在烧造工艺上采用细小的小支具，形成“芝麻钉”的特色，这与使用高铝质的硬质粘土为支钉原料是分不开的。以这种有较高的耐火度和高温机械强度的原料制作支具，大大提高了支钉的高温负重能力。

不仅如此，高丽青瓷的器形上也有汝窑的影子。汝窑的器形古朴典雅，有“钧汝不过尺，钧汝无大器”之说。汝窑有一款北宋时期的熏炉（图八∶1），腹部模印三层莲瓣纹，束腹凸出三个乳丁状纽，底座呈荷叶状向上翻卷。此熏炉为分模合制而成，工艺复杂，尚不见其他窑址出土，但高丽青瓷中却有与此款基本相同的青瓷阴刻莲花形香炉（图八∶2），莲瓣纹腹部凸出乳丁状纽，覆莲形底座，出土于京畿道开成，现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此外，在高丽青瓷的釉色中也能寻到有“雨过天青云破处”之美誉的汝窑天青釉色。通过汝窑尊和高丽镶嵌青瓷枕的对比发现，汝窑瓷器上边、棱和凸弦纹所在处因釉薄而产生的可透见灰褐胎的朦胧效果，在高丽镶嵌青瓷枕上也同样存在[13]。高丽青瓷一般烧两次。以掺入少量铁粉的白土做坯，充分晾干后，第一次在700-800℃温度中烧制，然后在其表面涂以含有1%-3%铁粉的石灰质釉，再用还原焰在1250-1300℃的高温下烧至瓷化，此时胎土呈暗灰色，釉面则是几乎透明的翡翠色，呈现“丽人之翡色”。

随着高丽青瓷逐渐向“高丽化”完善，在器形、纹样、烧制方法等方面也变得多种多样，逐渐形成外销局面。宋人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关于高丽青瓷有这样的记载：“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最精绝。”“狻猊出香”即指青瓷狮子香炉、青瓷麒麟香炉等。这也使得高丽青瓷在中国受到追捧，在宋代士大夫阶层中广受赞誉。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汝窑蟠龙形香炉、宝丰清凉寺汝窑址出土的青瓷狮子形香炉盖体中可以窥见“狻猊出香”的高丽青瓷的影子，应是汝窑反受高丽青瓷影响的器形。在太平老人的《袖中锦》中，将高丽青瓷与端砚、蜀锦等列为“天下第一”，可见流入中国的高丽青瓷已不在少数。考古发掘中年代较早的有内蒙古兴安岭辽圣宗永庆陵（1031）出土的青瓷阴刻唐草纹残片、杭州出土的高丽青瓷“贵妃”铭器盖，此外，曾是中国最早专事海外贸易的机构之一的明州港遗址中也出土了北宋高丽青瓷瓶残片等。

中国的外销瓷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唐与新罗频繁往来，有力地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也使得民间贸易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图九）。8-9世纪，在唐沿海地区甚至形成了以新罗商人为主的侨民聚居区——新罗坊[14]。除了制瓷技术，江南道种植和焙制茶叶的技术及茶文化，也在此时传到了朝鲜半岛。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造船与航海业的发展水平。自隋代起，经唐、五代、宋、元至明初，我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唐代广州、泉州、登州、明州是中国沿海四大港口，其中广州、泉州成为通往南洋的门户，明州即今宁波，是往来日本、朝鲜的枢纽[15]。来远亭市舶司（务）是明州“海上丝绸之路”出入舶货的历史见证，是中国最早专事海外贸易的机构之一。明州同时又是朝廷制定打造专供遣使出国的大海船的定点造船场，造船技术曾一度为全国之冠，安焘、陈睦两学士和徐兢出使高丽的“神舟”均造于此。

古代明州与高丽关系密切，北宋熙宁七年（1074），明州成为朝廷指定通往高丽的主要出入口岸。新罗青海镇港、日本值嘉岛港、博多港和长崎港都是东亚贸易圈中的主要港埠，从唐代开始就与明州港有着密切的联系。青海镇港位于全罗南道的南端，地理位置优越，自古以来就是中、朝、日三国交通之要冲，独占东南亚贸易圈中三国之海外贸易之鳌头。政和七年（1117），经宋徽宗批准，于明州月湖东岸择地建高丽使馆，又称高丽行使馆[16]，成为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也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保存的高丽使馆遗址。

通过宋元之际的海上“陶瓷之路”，在外销瓷器的同时，中国的制瓷技术和古代发明也传播到了海外，也促进了中外双方在科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全方位双向交流。高丽与唐宋制瓷业的交流就是两地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印证，同时也带动了东南亚乃至世界陶瓷艺术的发展。

图八∶1 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香炉

图八∶2 高丽青瓷香炉

图九 8-9世纪明州、新罗、日本交通航线图

[1]（宋）太平老人：《袖中锦·天下第一》，中华书局，1985年。

[2]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二·器皿三·陶尊》，中华书局，1985年。

[3] [韩]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天下第一翡色青磁》，2012年。

[4]丁丽：《辽阳出土的高丽青瓷》，《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

[5]陈馨：《大英博物馆藏陶瓷枕》，《收藏》2014年19期。

[6]任志录、刘婉香：《高丽镂空镶嵌青瓷枕》，《中国文物报》2002年1月9日第五版。

[7]马争鸣：《中国出土的高丽青瓷》，《东方文物》2009年4期。

[8]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89页。

[9]金英美：《越窑制瓷技术向高丽青瓷的传播与影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五辑，杭州出版社，2002年。

[10]史小华：《千年海外寻珍》，宁波市文化局编印，2003年。

[11]马争鸣：《中国出土的高丽青瓷》，《东方文物》2009年4期。

[12]沈琼华：《翡色出高丽：韩国康津高丽青瓷特展》，文物出版社，2012年。

[13]王光尧：《韩国访瓷札记》，《收藏家》2001年第11期。

[14]陈尚胜：《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5]林士民：《再现昔日的文明》，《浙江宁波和义路遗址发掘报告》，人民出版社，1965年。

[16]王力军：《宋代明州与高丽》，科学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