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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南北方主要窑口出土陶瓷枕浅析

时间:2024-06-05

文/史明立

图一唐 黄 冶窑三彩釉绞胎银锭形陶枕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图二唐 黄 冶窑黄釉绞胎印花如意形枕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陶瓷枕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隋开皇十五年(595)张盛墓,枕的尺寸非常小,仅“高0.024,长 0.039,宽 0.023 米”[1],应是日用枕模型。由于考古资料缺乏,隋代陶瓷枕的具体情况尚不清晰。但至唐代,以河南巩县窑、安徽寿州窑、陕西黄堡窑、湖南长沙窑为代表的窑口烧造出大量造型多样、釉色丰富的陶瓷枕。本文主要以上述窑口出土的陶瓷枕为基础,结合考古出土资料,总结它们的主要特点,尤其是对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藏的陶瓷枕进行分析,以期丰富对唐代陶瓷枕的认识。

一 唐代陶瓷枕兴起的时代背景

唐代陶瓷枕的兴起与时人对陶瓷枕的大量需求相关。从考古出土情况来看,除窑址外,唐代陶瓷枕主要出土于墓葬中,加之这一时期陶瓷枕的体量较之后代为小,因此有学者认为其“不适合枕睡,其作用主要是用于陪葬,后期开始成为实用器”[2]。不可否认的是,部分陶瓷枕尤其是三彩枕、绞胎枕迎合了厚葬的需求,应主要用于随葬。但从有的陶瓷枕造型精美,且有使用痕迹,再结合唐代《枕中记》中“其枕青瓷”,《新唐书 ·五行志》中“韦后妹尝为豹头枕以辟邪,白泽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亦服妖也”等记载来看,唐代陶瓷枕应有一部分是实用品,另外肖形枕应具有辟邪、除魅、宜男等内涵,而这些均迎合了人们的需求,推动了南北窑场对这类器物的生产。

二 唐代烧造陶瓷枕的窑场

唐代生产陶瓷枕的窑场很多,但大宗生产者主要是属于北方窑系的河南巩县窑、陕西黄堡窑和南方窑系的安徽寿州窑、湖南长沙窑等,少量陶瓷枕也发现于河北邢窑和河南鲁山窑、密县西关窑等处。以下将对唐代主要窑口烧造陶瓷枕的情况作一综述。

(一)河南巩县黄冶窑

巩县窑是对河南省巩义市东部伊洛河的支流——白河两岸的水地河村、白河村、铁匠炉村、大黄冶村、小黄冶村等一系列陶瓷窑址的统称[3]。这一区域的不同地段烧造不同釉色和种类的陶瓷器,其中位于白河下游大黄冶村、小黄冶村的黄冶窑场主要烧造唐三彩与绞胎陶瓷枕,是唐代三彩枕与绞胎枕的主要产地之一。

1.绞胎枕

绞胎是黄冶窑在唐代早期开始出现的一种新型装饰工艺,分为全绞胎和半绞胎两种。全绞胎是把不同颜色的泥料叠合在一起,切割成泥条或泥片,拼接或拉坯成型;半绞胎是在制作好的泥胎表面粘贴绞合好的绞胎泥片[4]。绞胎枕是黄冶窑唐代早中期的主要产品,其胎体上常施一层黄、绿、酱黄或酱色透明釉,个别枕也会黄、酱和绿三种釉色并用,枕面图案以团花纹、菱形纹、木理纹为主。由于绞胎器制作工艺复杂且成本高,自唐代晚期始,半绞胎枕成为主流,全绞胎枕则大为减少[5]。目前考古出土和公私收藏的绞胎枕多是黄冶窑的产品,如1983年河南省临汝县唐墓出土的一件三彩绞釉枕[6],从与之同出的三彩马、骆驼、天王俑等器物来看,这件三彩绞釉枕可能与其他三彩器一样是用作随葬的。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藏的三彩釉绞胎银锭形陶枕(图一)是一件全绞胎枕,表面施黄、绿、酱三种釉,可能是黄冶窑早中期的作品。另外一件黄釉绞胎印花如意形枕(图二)[7]为半绞胎枕,灰黄色的陶胎上贴两个圆形绞胎花纹,并以两朵灵芝纹间隔,周边及枕侧印小花地纹,底部钤印“裴家花枕”四字,应是唐代晚期的产品。由“裴家花枕”印文来看,这一时期绞胎枕的制作已具规模,且出现商业化趋势,体现出唐代市民经济的繁荣。

2.三彩枕

黄冶窑在唐代早期开始出现三彩陶制品,且以一次性烧成为主。至唐代中晚期,三彩陶制品数量增加,并采用二次烧成。三彩枕出现于盛唐时期,大多器形较小,胎体较薄,枕面施黄、绿、白釉,制作考究[8]。从当前发现的素烧枕来看,部分枕的枕面装饰有宝相花、天鹅和枝叶纹、梅花纹、如意等图案。至唐代晚期,三彩枕数量大为减少。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藏的三彩印花扁方形枕(图三)在灰黄色的陶胎上施以黄、绿、白三彩釉,枕的顶部和底面印花瓣纹,形制规整。另外一件三彩花卉纹长方形陶枕(图四),通体以三彩为装饰,枕面、枕底中心印宝相花,边缘以白色点彩装饰,枕侧点彩交融,是黄冶窑的典型产品。

唐初巩县属洛州,开元初年属河南府,距离唐东都洛阳很近,又地处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附近和伊洛河与黄河汇流处,交通便利。黄冶窑烧制的三彩釉陶枕、绞胎枕一方面经由河运满足了唐代洛阳上层社会的需要,同时还传入奈良时代的日本,如1996年日本奈良大安寺遗址曾发现的唐三彩及绞胎陶枕以及1994年日本群马县赤掘町多田山古墓群M12出土的唐三彩枕[9]。此外,在唐三彩的影响下,日本也烧制出具有本国特色的奈良三彩[10]。

图三 唐 黄冶窑三彩印花扁方形枕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图四 唐 黄冶窑三彩花卉纹长方形陶枕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二)陕西黄堡窑

黄堡窑位于陕西省铜川市和耀县交界的黄堡附近。唐末五代设立耀州,黄堡归耀州管辖,因此学界通常将宋代黄堡窑称为耀州窑。黄堡窑烧造瓷器时,最常使用馒头型半倒焰窑,因其既能烧还原焰,也能烧氧化焰,使产品釉色比较丰富。白釉瓷是黄堡窑的主要产品,但也有青釉、黑釉、黄釉、茶叶末釉和三彩等产品[11]。

黄堡窑陶瓷枕种类丰富,釉色多样,有三彩枕和赭黄釉、棕黄釉等彩绘枕以及青釉、白釉、黑釉、茶叶末釉枕等,多采用印花和划花的装饰手法,其中三彩器为二次烧成。在形制上,黄堡窑除箱形枕外,还大量烧造犀牛座、狮子座、力士座、车轮形座等肖形枕。其中狮子、犀牛等造型和西亚流行的卷草纹、多曲形垂帐纹等装饰元素,体现了黄堡窑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如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即收藏有一件褐釉如意形狮座枕(图五),底座上蹲一猛狮,狮头上扬,脊背顶部驮负枕面,造型精美。

图五唐 黄 堡窑褐釉如意形狮座枕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图六唐 寿 州窑褐釉剪纸花纹长方形枕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图七 唐 寿州窑黑釉长方形枕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图八唐 长 沙窑褐绿彩花卉纹长方形枕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图九 唐 邢窑三彩卧兔枕河北省安新县唐墓出土河北博物院藏

(三)安徽寿州窑

寿州窑的中心窑场位于安徽省淮南市上窑镇,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使得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的人口大量南迁。他们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寿州窑的制瓷水平。在烧造工艺上,寿州窑使用半倒焰马蹄窑(即馒头窑)和二次烧的方法,且普遍使用匣钵。

瓷枕是寿州窑瓷器中形制、釉色和装饰等变化最丰富的品种,且早期瓷枕发现的数量要少于中晚期瓷枕,体现出人们需求的增加。瓷枕釉色主要有黄釉、黑釉和酱红釉三种,其中黄釉器是寿州窑的主要产品,在陆羽的《茶经》中就有“寿州瓷黄,茶色紫”的记述。装饰纹样以剪纸贴花和剪纸漏花为主[12]。肖形枕有象形、兔形等,釉色多为黑釉、酱釉和茶叶末釉,器形相对较小,但制作精致[13]。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藏的褐釉剪纸花纹长方形枕(图六)在灰白色的瓷胎上施以酱黄釉和黄白釉,枕面饰剪纸酱地黄色牡丹花,底部有一月牙形透气孔,是典型的寿州窑剪纸贴花作品。另有一件黑釉长方形枕(图七)通体施黑釉,釉色明亮,很能体现寿州窑的烧造水平。

(四)湖南长沙窑

长沙窑[14]位于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附近石渚的瓦渣坪一带,是兴盛于中晚唐的商业性、外销性瓷窑。安史之乱促使北方大批窑工南迁,使得长沙窑融合南北瓷艺,创造出别具一格的饰瓷风格。它采用龙窑烧造出高温釉上彩绘瓷,在装饰方面既有单彩又有多彩,既有一窑多彩,又有一器两彩或多彩,既有点彩、涂彩,又有彩绘、彩书。瓷枕在长沙窑中发现数量也较多,既有绿釉、白釉、青釉等单色釉瓷枕,也有青釉褐彩、白釉绿彩装饰写意纹、凤鸟纹、双燕纹的彩绘瓷枕。如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藏的褐绿彩花卉纹长方形枕(图八),在灰白色瓷胎上施黄釉,彩绘褐绿彩的四瓣花纹,枕侧绘简化的花卉纹。肖形枕则有青釉褐绿彩狮座枕、虎座枕、象座枕,青釉胡人牵象枕等。另外,有的枕上还装饰有诗文或阿拉伯文。长沙窑是完全应国内外市场需求而兴起的瓷窑,畅达的交通、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为长沙窑产品的外销提供了充分的便利,也使其带有更多的异域元素。

三 结语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东方帝国,对外交通、贸易、人员、物产的交流空前繁盛,加之商品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厚葬之风,大大刺激了唐代陶瓷器的生产。在这一时期,中国瓷器总体上呈现出“南青北白”的格局:北方以邢窑为代表的瓷窑烧造白瓷,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烧造青瓷。但陶瓷枕的情况略有不同:

第一,北方窑口大量烧造三彩枕与绞胎枕。唐代经济的繁荣与厚葬风气的盛行,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以随葬为主要功能的三彩枕、绞胎枕的需要。北方窑口的三彩器与绞胎器甚为流行,白瓷枕则不多见,即使像邢窑这样以白瓷为主的窑口,亦生产三彩器,如1972年河北省安新县唐墓出土的三彩卧兔枕[15](图九),兔背承椭圆形枕面,上刻莲花,施蓝、绿、褐三色釉。虽然各窑口生产的三彩枕在釉质、釉色、胎色等方面均有差别[16],但北方各窑口大多或多或少地生产三彩枕或绞胎枕这一现象,体现出当时的社会风尚对陶瓷枕生产的影响。

第二,南方窑口仍旧主要生产青瓷枕,但在此基础上烧造出了更为流行的寿州窑黄釉枕;长沙窑融合南北,烧造出高温釉上多彩枕。需要指出的是,从长沙窑瓷枕上的诗文“更向妆台重注口,无那萧郎悭煞人”,“萧郎急卧衣裳乱,往往天明在花前”等来看,这些瓷枕主要是少女寄情的载体,是具有实际功能的闺中用品。

第三,肖形枕在南北窑口中均有出土。各窑口的肖形枕均采用动物或人物造型的底座上顶枕面的样式,但不同窑口也生产具有自身特色的肖形枕,如犀牛、车轮形、跪地力士等多见于黄堡窑,胡人牵象见于长沙窑,兽状枕则见于寿州窑的黑釉枕。黄冶窑肖形枕极少,仅见唐代末期的三彩虎头枕。

陶瓷枕的兴起反映了唐朝的社会风尚,如三彩枕、绞胎枕是唐代厚葬之风的产物,肖形枕包含着时人对辟邪除魅的关切,象、犀牛、胡人等底座的瓷枕则反映出唐朝与域外的交流。各窑场陶瓷枕的烧造技术、所用泥料、所施釉色多有不同,但其造型不外乎箱形枕和肖形枕两类,且很多器物形制类似。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给陶瓷枕窑口的判定带来了困难,不过,它们在唐代社会的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特定社会阶层所共有的精神和物质追求。

[1]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0期。

[2]林保照、孔超:《枕林寻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192页。

[3]廖永民、梅则文:《问瓷录:巩县窑》,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4]王浩:《浅谈古代绞胎瓷与“绞釉”瓷》,《中国陶瓷工业》2007年第2期。

[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编著:《巩义黄冶窑》,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03页。

[6]临汝县博物馆:《河南临汝县发现一座唐墓》,《考古》1988年第1期。

[7]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编:《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41页。

[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编著:《巩义黄冶窑》,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10页。

[9]廖永民、梅则文:《问瓷录:巩县窑》,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0-52页。

[10]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文物》1981年第6期。

[1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黄堡窑址》,文物出版社,1992年。

[12]剪纸贴花是将图案贴于釉面烧成,剪纸漏花是贴于化妆土上,施釉后再揭去,露出未施釉的化妆土,再入窑焙烧。图案形式有蝴蝶纹、菊花纹、团花纹、葡萄纹、松叶纹等。

[13]淮南市博物馆:《寿州窑》,文物出版社,2014年。

[14]长沙窑编辑委员会:《长沙窑》,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

[15]千年邢窑编辑委员会编,赵庆钢、张志忠主编:《千年邢窑》,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21页。

[1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编著:《巩义黄冶窑》,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09-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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