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遗珍 国之瑰宝

徐大珍

群舒为西周至春秋时期，江淮地区众多偃姓小国的总称。据《世本·姓氏篇》《左传·文公十二年》等史料记载：群舒，偃姓，皋陶后裔。皋陶是继太嗥、少嗥之后的东夷首领，始居地在今山东曲阜一带，其后裔偃姓部落中的一支舒人（居留地在今山东东阿一带），因屡遭周王室征伐，《诗·鲁颂·焛官》记载“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大约在西周初年，舒人南迁至安徽江淮之间，陆续建立了诸多小国，包括舒、舒庸、舒鸠、舒龙、舒龚、舒鲍、舒蓼等，其地望大约在淮水南、大江北、西至大别山、东至巢湖的广大区域。春秋时期，因群舒地处南北地理要冲，被徐、吴、楚等大国先后争夺，终被楚所灭。群舒是江淮古国中的荦荦大者，对江淮地区文明进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群舒的历史千百年来只在《左传》等史书中见其片段文字，久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直到上世纪50年代，在群舒故地舒城凤凰咀首次出土成组地域特征明显的青铜器，引起学界对群舒方国的关注和研究。以后又陆续在庐江、肥西、寿县、六安、怀宁出土了大量同类型青铜器，这类青铜器所属年代范围、所处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的群舒族群活动范围一致，而且主要特征又相异于吴越文化、楚文化，因此学界定义为“群舒青铜器”。

对于群舒青铜器的时空范畴，综合学界研究，大约是这样界定的：时间方面，学者多倾向于年代定在东周时期，上限在春秋早期，也有认为可在西周晚期，下限在春秋晚期。从空间范围来说，群舒青铜器主要存在于江淮之间群舒故地及周边同时期州来、桐等偃姓小国。近年来，在长江沿岸的芜湖、铜陵、青阳等地也出土了一批具有群舒风格的青铜器，推测为群舒族群南迁及文化传播的结果。在浙江绍兴、江苏邳州九女墩有明确纪年的徐人墓葬中也出土了群舒风格的青铜器，但与典型的群舒青铜器还是有一定差异，表明徐人与群舒之间的确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在湖北汉川、河南信阳、湖南衡南等地也出土了群舒风格的青铜器，应为群舒文化与周边文化交流的反映。

从文化特征来说，江淮地区自古以来为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区域，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形成群舒青铜器的文化特征。它既承袭中原文化及山东地区特征，也有吴越、楚文化的影响，但地域文化因素是群舒青铜器的主导因素。

本文以安徽博物院馆藏群舒青铜器为例，阐述其文化因素构成。根据已发表的资料统计，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江淮之间群舒故地及周边区域出土群舒青铜器109件。皖南地区出土群舒风格的青铜器计21件，其中安徽博物院藏40余件，占全省馆藏舒器之大宗，包括肥西小八里器组7件、舒城五里砖瓦厂器组5件、六安毛坦厂器组8件、庐江岳庙器组4件、庐江泥河器组2件、舒城凤凰咀器组5件以及一些零星出土。

一、地域文化因素在群舒青铜器

文化特征中占主导地位

从形制来说，最具群舒地域特征的代表性器物有兽首鼎、曲柄盉、折肩鬲、矩形钮盖鼎等。兽首鼎是群舒青铜器特有的器形，在群舒故地出土多件，馆藏2件。一为舒城五里砖瓦厂春秋墓出土（图一），二为庐江岳庙春秋墓出土，两件形制基本相同。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舒城居群舒方國中心地区。兽首鼎基本形态是圆腹，鼎体一侧作兽首状，兽首有犄角和凸起的双目，另一侧有扉棱作兽尾，附耳直折向上，有密合盖，盖上置环钮，三蹄足，两足在前，一足在后。兽首鼎的独特之处在于兽首与容器的连铸。根据出土资料，葬有牺首鼎的墓，墓主人的地位可能较高。这种独特造型，主要源于青铜匜、附耳鼎和觥三者部分因素的结合并有所改造形成。兽首鼎具有独特的设计构思、华丽的审美意趣，是祭祀的青铜礼器。我国已故著名的青铜器专家商承祚教授看到舒城凤凰咀出土的兽首鼎、铉鼎等，赞日“造型瑰玮，向未之见，信近代之奇珍，国家之宝藏”，并作诗一首：“莫道春秋舒国小，牛形盆口邈难追。横铉遗制真谁偶，拍案惊看振世奇。”

从兽首鼎的出土区域，也反映出群舒兴衰历史。目前据已发表的考古资料统计，共出土兽首鼎9件，其中6件出土于江淮群舒故地（舒城3、庐江1、怀宁1、寿县1），基本属于春秋早中期，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反映群舒活动时空范围具有一致性，一定程度上说明群舒主要活动范围在江淮之间。1件出土于皖南芜湖地区，春秋中期偏晚，应有群舒受楚打压向南迁移的因素，或与群舒有文化交流的可能。2件出土于江苏邳州九女墩春秋墓和浙江绍兴306墓，这两座墓葬皆属于徐人墓葬，出土的兽首鼎主要特征与群舒器相似，与史料记载“徐人取舒”等信息相印证，说明徐与舒之间的紧密关系。

曲柄盉也是出土较多且极具群舒文化特色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基本形态是上部为盆或钵，下部为三袋足鬲形器，腹设一环一錾，流为短柱形；在两足之间，錾为卷曲型，有两种形式，一种为整体形态，上半为回首兽形，一种为两截组成，上半截作卷曲角状，或顶端作兽首，下半截为圆筒状，两截连接处的銎略有一对穿孔，以与它物连成整体。也有觑形盉、鬲形盉和流觑的不同名称。

馆藏曲柄盉6件，形制有一定差别。肥西小八里曲柄盉上部（图二）和舒城五里曲柄盉上半为钵形，一为敞口钵形，一为敛口钵形。六安毛坦厂出土两件曲柄盉，其中一件为弁口（图三），弧形覆盆状盖，两层钮，造型与其他盉有差别。庐江岳庙曲柄盉有平盖，其他三件上半为盆形、鬲形盉。

曲柄盉的形制复杂、造型奇特、地域特征明显，主要来自于西周至春秋早期江淮地区薛家岗、枞阳汤家墩、六安堰墩、霍邱堰墩、庐江大神墩、舒城大墩和南塘遗址中陶质曲柄盂。群舒青铜器的本土文化传承脉络清晰。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统计，江淮之间出土曲柄盉11件，包括群舒故地和周边偃姓国桐、州来等区域。皖南地区出土7件。其他区域出土6件，分别为河南信阳地区黄国黄君孟夫妇墓、樊夫人墓、江苏邳州和绍兴306号徐人墓、湖北汉川、湖南湘潭、衡南春秋墓出土。与兽首鼎出土区域分布一样，曲柄盉的出土区域分布同样也说明群舒方国的迁徙及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在长江以东、以南地区发现至春秋晚期的群舒青铜器，也说明史料上群舒即使被楚所灭，但其族群有可能向南向东迁徙。

而在皖南南陵千峰山土墩墓、宁镇地区西周时期如南京锁金村、安怀村、句容城头山等以及肥西老虎头遗址也曾出土觑加一个把手或角形把手加鬲的陶质器。说明曲柄盉的源头不是单一的，但最主要因素仍是源于本地早期。

折肩鬲，也有学者称为“淮式鬲”，也是群舒青铜器特色器形之一。主要特征是折肩、侈口、束颈、裆较高、尖锥状足。群舒故地舒城凤凰嘴（图四）和潜山黄岭春秋墓共出土7件折肩鬲，形制相同，均为尖锥状足折肩鬲。周边地区出土的折肩鬲多件，河南信阳地区出土最多，信阳平桥春秋墓、信阳明港春秋墓、信阳黄君孟夫妇墓，共出土8件。与江淮地区的共性是上部的折肩、束颈、侈口，但足部差异较大，多袋足或柱状足，有纹饰。湖北系山、随县桃花坡、周家岗、枣阳京山曾国墓、山东沂水、临沂、莒县也出土青铜折肩鬲多件，与群舒故地类似，但折肩不明显。

三尖锥状足的陶折肩鬲见于两淮地区周代遗址，如六安堰墩、霍邱堰台、庐江大神墩、枞阳汤家墩等处，并基本与陶曲柄盉相伴出土，铜陵地区师姑墩遗址也发现折肩陶鬲。

从时间看，江淮之间尖锥状足的折肩鬲要早于其他地区，应该为其他地区折肩鬲的母型。春秋中期以来，折肩鬲逐渐消失，春秋晚期至战国，折肩鬲被楚式鬲取代。

铜盒出土数量最少，肥西小八里出土1件（图五），寿县肖严湖出土1件，仅出土于江淮地区。小八里铜盒，方形，直口承盖、鼓腹、矮圈足、器四周各有一个鼻钮衔环，盖鼓起，四角凸起或四乳丁，盖器皆满饰龙纹，圈足饰燕尾纹。

群舒青铜器纹饰，本地特色纹饰也占主导地位，包括重环纹、简化夔纹、简化窃曲纹、地区性云雷纹、龙纹、戳印圆点纹与旋纹组合型纹饰。

二、山东文化因素是群舒青铜器的本源因素

顾颉刚先生《徐和淮夷的迁留》一文中考证认为，迄今山东澭水即古代的淮水，淮夷的最早根据地就在那里，淮夷的一部分由山东南迁到江苏、安徽和湖南，导致当地水名的更改。多数学者认为群舒、徐都是淮夷文化的一部分，群舒最早聚居地是在山东地区，从而群舒青铜器不可避免地带有山东地区青铜文化特色。

首先从群舒青铜器最有特色的兽首鼎的形成来看，兽首鼎虽然是群舒最具特色的青铜器，但这种器形在群舒所在的江淮地区早期文化中找不到，而在山东沂水李家坡春秋早期墓葬中出土一件带立环耳的青铜匜，临沂中洽沟出土一件带盖的青铜匝，均为三足，器身已经是青铜匜和鼎的结合体，据此可以推测，这种兽面匜状鼎是群舒兽首鼎的雏形，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从一个方面可以证实群舒与其祖地之间紧密的关系。

除此以外，肥西小八里的四足匜与曲阜鲁故城M48出土的匜形制相似。

从纹饰来看，群舒鼎腹流行的垂叶三角纹或垂叶三角变形蝉纹三角形、变体龙纹在中原地区少见，有可能也来自于山东地区，在沂源姑子坪M1出土的壘、沂水东河北出土的舟等春秋早期器上可见这几种纹饰。

凤凰嘴折肩鬲足端成尖锥状，与其他地区折肩鬲区别明显，这种尖锥状足在山东地區可见，如临沂中洽沟墓葬出土的鬲（M1：5）以及滕州石荆沟墓葬出土的鬲（M1：11）。

三、群舒青铜器的中原文化因素

群舒方国地处江淮区域，商周时期的江淮地区与中原有密切的联系。据史料记载，周王朝屡伐“淮夷”，获取皖南铜矿等资源是重要原因。远古时期，战争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根据考古发现，特别是2010-2011年进行的群舒中心区域舒城杭埠河中游区域系统调查，发现这一地区西周中期左右集中出现周文化因素的矮锥状鬲足，可见周文化的影响力。舒城也曾出土精美的商代青铜器“父辛”爵以及青铜面具、西周时期的觚，也是江淮地区与中原地区紧密联系的反映。因此，主要存在于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的群舒青铜器，理应承袭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因素。其中原文化因素既包括中原器物的直接输入，也包括本地工匠所铸并加入创造性因素的器物。

西周晚期、春秋早期，群舒青铜器中原文化因素明显，从馆藏肥西小八里出土的青铜器特征及组合可见，这组青铜器学界根据其特征定其为春秋早期，部分器物可至西周晚期。器类如盘、匜（图六），造型纹饰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其器物组合，除曲柄盉外，鼎、簋、盘、匝与中原青铜组合基本相同，说明群舒不仅仅学习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其文化、礼制也受到中原地区的深刻影响。

群舒青铜器中青铜鼎形制多样，包括地域特色显著的兽首鼎、带盖矩钮鼎、蝉纹鼎，其主要形制特征如附耳、垂腹、蹄足、腹部扉梭、盖周二矩钮等因素皆出于中原地区。比如，西周时期陕西法门寺白村西周墓出土的鼎盖出现矩钮，春秋早中期山西侯马上马墓地、河南辉县琉璃阁墓出土的鼎具有附耳、平盖、中央环钮要素特征。陕西扶风、岐山西周墓出土有垂腹鼎，扶风法门寺庄墓、西周墓出土的鼎具有了扉梭装饰形式。

群舒青铜器的主要纹饰虽有自己的特色，但其摹本皆来自于中原青铜器纹饰，如夔纹、龙纹、窃曲纹、蝉纹，其中夔纹在商代中晚期和西周早期就是青铜器物主体纹饰。

四、群舒青铜器的吴越文化、楚文化因素

同样是地域的原因，群舒是由众多小方国组成的，在徐、楚、吴等大国的夹缝中生存，但也不可避免地在文化上也与他们发生交融。群舒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也能看到吴越文化、楚文化的影子，如舒城河口出土的小口鼎，就在楚器中占重要位置。淅川下寺等楚墓中发现的多件小口鼎，自春秋中期流行至战国中晚期。

群舒青铜器耳部常见的戳印圆点纹与吴越地区墩墓原始瓷的纹饰应有关联。皖南屯溪奕棋土墩四号和五号墓出土的原始瓷尊肩部都饰有二圈戳点纹。

除了这三个文化因素外，已出土的群舒青铜器还具没有铭文、器物纹饰存在互不对称、布局凌乱等现象，显示其随意性和落后性，一定程度上是群舒国力弱小、在大国狭缝中生存的体现。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