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并收 独辟蹊径

王育茜

屯溪土墩墓位于新安江流域上游屯溪市西郊奕棋村，1959-1975年共发掘8座墓葬，出土大量精美且极具特点的青铜器100余件，包括鼎、簋、尊、卣、盘、盉、单柱器等。独特的埋葬习俗、明确的出土位置以及风格迥异的青铜器物，让屯溪土墩墓成为长江流域青铜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了解吴越民族的文明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屯溪墓的出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几十年间对于墓葬年代和族属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关于年代主要有三种观点，即西周早中期、西周中晚期、春秋晚至战国早期。关于族属亦有吴越之争，邹厚本、李学勤先生认为此为吴墓；刘建国、李国梁先生认为属于越族文化；刘玉堂先生认为属于干越。本文挑选九件别具特色的青铜器介绍给读者，来感悟吴越文化的独特韵味。

1.凤鸟纹方鼎（M3：9）（图一）

高22.8厘米，口径纵横26.8-28.5厘米，底径纵横21-25厘米。鼎体为长方体，扁方形立耳，口部为方唇，腹部自口沿至底部微斜向内收，低矮的半圆形环状足。腹部数条凸弦纹间，以两只相对的凤鸟构成主体纹饰，凤鸟长冠垂尾，简单立体的线条，如跃然鼎上，在其下端各饰有一只四足长尾大眼的怪兽，凤鸟之间以突出的凤形棱脊为隔断，腹部四角镶有云状扉棱，精巧细致。矮足部的兽面纹简单抽象，仅保留下眼部和嘴部等特征，突起而模糊化的形象，却不失憨态可掬之感。

方鼎作为鼎的特殊表现形式，出现并盛行于商代，西周早中期开始逐渐衰落。方鼎作为商王室的重器，是举行祭祀活动的重要祭器。使用者多是王室成员及高等级贵族，是商代统治者权力与地位的标示物。凤鸟纹方鼎与中原地区商周时期方鼎有着明显不同，鼎体较为低矮，器体较薄。方鼎腹部虽然饰以西周中期流行的凤鸟纹，但是凤鸟的勾勒以及鸟下部的怪兽都显示出不同于中原凤鸟的特色。云状扉棱的装饰更显示出与中原方鼎截然不同的风格。

2.编织纹簋（M3：04）（图二）

高18.8厘米，口径27.2厘米。口沿微外侈，束颈，扁鼓腹矮圈足，两侧各有一带垂珥的兽形耳。腹部满饰横竖平行几何线条构成的编织纹，其间部分辅以乳丁纹，在腹部的中上部饰有一抽象的变形兽面纹。颈部、足部和耳部均以阴刻纹饰为主，颈部及足部各饰一周勾连云纹。纹饰上的凹凸有致，使得整体装饰显得主次有序。

簋多与鼎相配使用，用于盛放黍稷食粮。《周礼·地官·合人》：“祭祀，共篮簋”；《说文解字》：“簋，黍稷方器也。”编织纹簋保留下了中原簋的大体风格，包括商代中晚期开始出现的双垂珥以及圈足等特征。然而扁鼓状的腹部又明显不同于中原商周时期簋的形制，不仅如此，腹部满饰的几何编织纹饰不见于中原商周青铜器上，这种源自江南地区几何印纹硬陶上的几何编织纹，展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3.云纹簋（M3：10）（图三）

高10.8厘米，口径7.4厘米。整体呈三层状，口微外侈，肩部下收，腹部鼓起。盖顶及腹部饰以斜角云纹，腹部辅以上下两条圈点纹，两侧置有扉棱状耳部。

云纹簋形制独特，造型小巧，仅在长江流域发现过该类型的器物。无论器形还是纹饰，都表现出与中原地区商周时期的簋截然不同的地方特色。最奇特之处在于其假盖式的设计，即肩部下收的部分，与腹部相连铸成一体，造成上似覆有一盖的视觉效果。

4.父乙尊（M1：90）（图四）

高29.7厘米，口径24厘米。侈口，长颈，腹部略鼓，圜底，高圈足，颈部和圈足各饰有两道凸弦纹，腹部兽面纹以云雷纹为地纹，兽面的眉、鼻、目、须及唇部均呈浮雕状突出于器表，并辅以阴刻线纹勾勒出细部结构。尊底内壁上有“父乙”二字铭文。

尊在弈棋土墩墓中共出土6件，出土数量仅次于鼎和簋，并且大多数墓葬都至少出土1件尊，如此高的出土频率，显示出尊在该墓葬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弈棋土墩墓的尊按照腹部纹饰大致有两类，一为棘刺纹尊，一为兽面纹尊，即父乙尊。父乙尊的形制、纹饰均为中原式样，李学勤先生曾认为山西长子西旺村出土的一件殷周之际的鼎上铸有与此相同的族徽。父乙尊的出土显示出中原文化对吴越民族的重要影响。

5.公卣（M3：07）（图五）

高23厘米，口径纵长10.2厘米，口径橫宽12.8厘米。卣体呈垂腹状。盖冠做圆足状捉手，两侧有犄角。提梁两端做象首。器身及附件满布纹饰，器身以云雷纹为地纹，盖及腹部均饰以垂冠交缠的凤鸟纹，凤鸟顾首而立，整体略凸出于器表，并用阴线刻画出细部纹饰。颈部饰以顾首龙纹，其间以兽面为隔断。提梁以蝉纹为主体装饰。盖及底部内壁上有“公作宝尊彝，其子孙永用”十字铭文。

卣是商周时期流行的酒器，用于盛装鬯酒。公卣的形制是典型西周时期中原式样，常见于西周中期。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西周穆王时期的丰卣与其形制基本相同，并且腹部均饰凤鸟纹。西周中期流行于在器表满饰兽鸟作为装饰，这种回顾式的凤鸟纹饰在西周时期极为常见，但是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是，公卣上所饰凤鸟纹冠羽呈交缠状，整体纹饰显得更加复杂交错。这种交缠的凤鸟在屯溪土墩墓出土铜器上十分多见。这种纹饰的出现应该是吴越民族在中原文化影响下所做的创新和探索。

6.棘刺纹卣（M1：94）（图六）

高34厘米，口径纵长12.5厘米，横宽15.6厘米。卣体呈扁圆状。盖缘折边罩于器口，盖纽为花苞状圆纽。提梁两侧为兽首形。盖及腹部均饰以棘刺纹，腹部两条棘刺纹带分别被三条细绳纹及圆点纹组成的纹饰带隔开，纹饰杂而不乱，井然有序。圈足处饰交连纹。

兽首状提梁、扁圆状腹的卣，是中原地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流行的式样。与中原地区卣仅在盖、肩、足饰以简单纹饰不同，该卣满布棘刺纹。棘刺纹是在器物表面装饰有凸出的芒刺状的密集纹饰，经常与细绳纹相配，饰于尊、卣的腹部以及鸠杖上，屯溪土墩墓出土的尊和卣上都饰有该纹饰。这种吴越地区特有的纹饰与中原地区的蟠虺纹、蟠螭纹等有着明显的区别，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一面。

7.鬲形盉（M3：6）（图七）

高13.6厘米，口径17.7厘米。盉体为分裆鬲形，拱形盖上施以蟠龙纽，上有一钩链结颈部，敞口，束颈，柱状足，龙形錾。腹部饰以一周龙纹，龍首相对而视。盖面满布纹饰，以两周盘龙状勾连纹为主体，中以两周绳纹为界，龙首曲颈向前，跃然而出，目及角部刻画细致入微，与阴刻龙形錾相呼应，浑然天成。

盉作为盥洗用的水器，多与盘相配使用，多见于西周中晚期。鬲形盉自西周早期开始出现，腹部作分裆鬲状，屯溪土墩墓出土的这件鬲形盉与扶风法门乡庄白墓出土的翻父盉形制非常相似，是典型的中原样式。

8.镂空云纹盘（M3：43）（图八）

高9.5厘米，口径32厘米。盘体为圆形，浅腹，圈足，附耳。腹壁饰镂空云纹和兽面纹，并辅以阴线刻划，与扉棱及耳部装饰相呼应，简约而华美。底部饰蟠龙纹，用阴刻勾连云纹及鳞纹勾勒出龙身，盘旋至龙颈处渐呈凸于器表，龙首采用浮雕的手法跃于器底正中，栩栩如生。龙首上方有一小兽。

盘是商周时期重要的水器，先后与盂、匜相配使用。镂空云纹盘耳部接于腹部下壁，形制与中原地区西周中期的盘相似，但腹部显得较浅。蟠龙纹出现很早，在商代中期春秋时期的铜盘上就有较多发现，镂空云纹盘底部所饰龙纹，明显脱胎于中原地区商周时期蟠龙纹饰并稍加变化，龙身线刻的鳞纹、勾连云纹等与中原地区有明显不同。盘壁的镂空云纹更是中原地区所不见，为吴越地区的特色装饰。

9.单柱器（M3：13）（图九）

高14厘米。座为平顶，顶至底部线条呈弧形，上小下大，座内空。座四面正中饰以对鸟纹，对鸟间隙及周围辅以绳纹，图案层次分明，简洁大方。柱上有突出的箍环，饰以云纹，其下有三角纹。

单柱器仅在弈棋土墩墓M3发现了两件，形制相同，均为顶上圆柱、柱下为方座的结构。方座器主要见于春秋中晚期以后的楚墓，该种形制的单柱器在淅川和尚岭M2亦有发现。有学者曾经认为是镇墓之用。

屯溪弈棋土墩墓中出土的青铜器组合基本与中原地区相似，鼎、簋、尊、卣、盘等都是中原商周时期常见的青铜器。综合器形、纹饰等特点，该墓葬出土青铜器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中原器，即与西周中期前后中原器物风格基本相同；二类是仿中原器，是中原与吴越文化因素的交糅；三类是吴越器，是与中原商周青铜器完全不同的艺术表现，其中仿中原器所占的比例最大。例如“父乙”尊，公卣、鬲形盉等与中原器形和纹饰基本相同；编织纹簋在保留了中原簋具垂珥特点的基础上，辅以吴越的几何编织纹饰，而云纹盘则部分吸纳了中原盘的器形和纹饰，并进行改造；独创了云纹簋、单柱器等独特的形制。

西周以降，皖南地区先后为吴、越、楚之地。屯溪弈棋土墩墓虽然属于吴越民族，但是出土的这批青铜器是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甚至与楚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产物，是吴越民族在吸纳了中原文化因素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与实践。并且这种吸纳是有选择性的，尤其选择了中原地区西周早中期，甚至是商代具有特点的器形或者纹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器形上的改造，增加棘刺纹、圈点纹、绳纹、编织纹等具有吴越特色的纹饰，最终创造出有别于中原地区，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