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碑学巨擘邓石如其人其书

李艳红

一、出生寒门，家贫志坚

沙孟海先生曾说：“清代书人，公推为卓然大家的，不是东阁学士刘墉，也不是内阁学士翁方纲，偏偏是那位藤杖芒鞋的邓石如。”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安徽怀宁人，是清代中后期一位划时代的、具有开创性的书法篆刻大家（图一）。他54岁时清仁宗顒琰即位，为避其名讳，遂以字行，更字顽伯。因居皖公山下又性喜云游，又号完白山人、芨游道人等。

邓石如也算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邓士源，字飞万，号澹园，精书史，博学多才，书风浑茂。父亲邓一枝，号木斋，博学多通，兼工四体书，善摹印。自幼耳濡目染，邓石如很早就表露出在书法篆刻上的天赋，“少产僻乡，眇所闻见顾，独好刻石，仿汉人印篆甚工。”但因为家道中落，生活贫困，其父科举落第后只得教书度日，“终老穷庐，尝自悲之”。从幼年时起，邓石如就处于“家贫甚，酸甜苦辣无不备尝”的窘境，9岁时勉强从父亲读书，白日依然被迫“采樵、贩饼饵，日以其赢以自给”。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邓石如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更加用功勤学，“暇即从诸长老问经书句读”，终于在书法篆刻上小有名气。及年稍长，邓石如便藤杖芒鞋，周游四方，结识同好，畅论书艺。壮岁的游历和交谊，开阔了邓石如的视野，为其书法艺术注入了丰富的自然元素。同时，游历生涯也劳其筋骨，苦其心智，磨炼出邓石如坚强的意志和不畏苦难的品格，在以后追求艺术的道路中遇到挫折时能骨气铮铮、百折不挠。

二、筚路蓝缕，以兴碑学

清代中叶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变革期，代表文人士大夫書法审美形态的帖学走向衰落，而碑学则在金石学与考据学影响下逐渐盛行。“科举取仕”的书写要求导致了“馆阁体”的盛行，方整、浓黑、光洁的“馆阁体”，千篇一律，毫无生气，严重阻碍了书法艺术的发展。碑学的兴起冲击了帖学一统天下的颓弱之势，书坛呈现出奇姿异态的繁荣景象。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布衣邓石如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力戒帖学只宗一家或名家之弊，取法于三代钟鼎、秦汉瓦当碑额及六朝金石碑版，融会贯通而成“邓氏”篆隶，并以篆隶之法，写楷写行写草，开创了一种清新质朴、雄奇瑰伟的书风。

乾隆五十五年（1790）秋，邓石如在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曹文植的力邀下入京。此前，他在江宁举人梅锣家经过8年的临碑苦习，又在游历生涯中结识了梁巘、程瑶田、张惠言、金榜等诸多良师益友，共探书艺，书法日益精进，已是小有名气。入京后邓石如便得到书法名家刘墉和陆锡熊等的赞赏举荐，一时间名声大振，求书者络绎不绝，并将邓石如及其书法传得神乎其神。这引起了京城中也夙以擅篆书自居的内阁学士翁方纲的嫉恨，对邓石如极力打压，讽刺斥责其书“不合六书之旨”“破坏古法”等。当时邓石如在京的处境可谓举步维艰，曹文埴、刘墉、陆锡熊等虽盛赞邓石如的书法，那也仅是对邓石如独特书貌的赞叹，并无意欲以理论宣扬。时亦有人规劝邓石如拜在翁氏门下，放弃对碑学书法的追求，不仅能改变目前的窘境，甚至进入朝堂也非难事。但邓石如对此很不屑一顾，怒斥“京城贵人多俗学！”，最终愤而离京，继续游历四方，探寻古碑名刻，在困境中践行碑学书法。

三、四体兼擅，篆隶尤精

曹文植曾对人言：“此江南高士邓先生也，其四体书皆为国朝第一。”邓石如之所以能以布衣身份在书史留“国朝第一”之名，其弟子包世臣功不可没。包世臣，字慎伯，号倦翁、小倦游阁外史等，清代著名书法家、书学理论家。他与邓石如是忘年交，二人相见恨晚，彻夜长谈之后如获知音。邓石如将自己毕生书艺倾囊相赠，故包世臣尽得其真传，“真知山人书”也。在一部关于当朝书家品第的著作《国朝书品》中，包世臣列“神品一人，邓石如隶及篆书；妙品上一人，邓石如分及真书。”邓石如书法四体皆能，其中又以篆书和隶书最为出类拔萃，对后世影响也最为深远。

邓石如的篆书初学李斯、李阳冰，后转益多师，兼学《禅国山碑》、《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石鼓文》以及彝器款识、秦汉碑额等，融会贯通，纵横捭阖。他从汉瓦当和碑额中得到灵感，突破了千年来“玉著篆”的樊篱，创造性地将隶书笔法糅合于篆书中，把方笔、圆笔结合，提按起伏皆富于变化，具有一种富有张力的流体之美。

由于幼承家学和勤奋苦练，邓石如早年已掌握了较为熟练的篆书书写技能，运笔结字及通篇构成独具特色。《赠俪笙四体书屏》（图二）、《都门寓庐书以自戏四体书屏》皆作于乾隆庚戌年（1790），时邓石如48岁，为其在京都所作。其中之篆书字形较圆转，线条略细，中锋用笔，逆入驻收，轻松流畅。《赠华南篆书七言联》（图三）文曰：彩毫闲试金壶墨，青案时看玉字书，款属“顽伯邓石如”，钤“邓石如”“顽伯”白文方印两枚，应为山人54岁之后的作品。风格渐趋奔放，方圆兼备，线条浑厚凝练，古意盎然。

邓石如的隶书汲取了汉碑的营养菁华，结体严整，貌丰骨劲，大气磅礴，尽得汉隶古拙大方之气而又能自创新境。他对自己的隶书也是颇为得意，尝自谓：“吾篆未及阳冰，而分不减梁鹄。”近代名士康有为在评论清代书家时也说：“及隶书之成，邓完白也。”邓石如用篆笔作隶书，沉稳遒丽，一扫软滑媚俗之态，突兀地显现着汉魏的风骨，使清代隶书面貌为之一新。《至仁山铭轴》亦为邓石如48岁时所书，用笔娴熟自如，从容不迫。《访方子云案头牡丹长句诗》作于乾隆癸丑年（1793），时邓石如51岁。只因春雨兼旬，其偶于方子云案头获观牡丹花，即席而作。此乃完白山人兴至之笔，诗句清新，书尤神妙。

晚年时期，邓石如隶书技法更是臻入化境，甚至“变化不可方物”。《赠甸园隶书轴》、《颜氏家训轴》（图四）皆邓石如晚年而作，风雅尤甚。书写之前纸上已画好框框，颇有请君入瓮之意，不利于书家恣意发挥，而山人犹能进退自如，游刃有余。《世虑全消四屏》（图五）是邓石如书法艺术发展到高峰阶段的得意之作，文曰：世虑全消，见几点落花，听数声啼鸟；尘缘割断，推半窗明月，卧一榻清风。字形体方势圆，线条充满弹性又圆融沉稳，苍劲老辣。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山人不逐名利、两袖清风的人生情怀。《敖陶孙诗评十屏》（图六）则更臻于化境，令人叹为观止，包世臣见到此作，也不禁情动挥毫：“此是顽翁绝笔也，技至此，足以夺天时之舒惨，变人心之哀乐。造物能听其久住世间，以自失其权耶！”康有为亦于民国乙卯年（1915）二月在首幅题跋，认为完白先生分书得力于衡方碑，《敖陶孙诗评十屏》乃其晚年佳作。

清人杨翰在《息柯杂著》中谓：“完白真书深入六朝人，盖以篆隶之法行之。姿媚中别饶古泽，固非近今所有。”邓石如楷书在清代学唐碑和馆阁之风盛行时另辟蹊径，取法魏隋碑版，端庄自然，较之隶书显得清雅灵秀。《赠俪笙四体书屏》、《都门寓庐书以自戏四体书屏》之楷书中锋用笔，结体方正，笔画转折和收笔处蕴涵篆隶笔意，古茂浑朴中含清雅之风，有平和之境、书卷之气。

相比较篆隶来说，行、草书非邓石如所长，主要吸收晋唐草法，参入北碑意，苍劲朴厚，筋骨皆俱，风神开张。《赠俪笙四体书屏》、《都门寓庐书以自戏四体书屏》之行草书，以篆分之法入行草，笔笔尚力，一丝不懈，具有迟重、古拙之美。《和大观亭西泠女史题壁诗并序》（图七）横幅，其标题“和大观亭西泠女史题壁诗并序”用的是邓氏擅长的隶书，而正文则是行书中兼带草笔。此幅作品书于乾隆已酉年（1789），是年冬日邓石如来到省会安庆，在友人徐兰坡处读到了西泠女史小卿及其妹幼卿游览大观亭的题诗，酒酣之后，夜不成梦，于是挑灯录其诗并和诗两首，洋洋洒洒七百余字。笔法迟涩而飘逸，虽不直接映带却笔断意连，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邓石如的大字行草书和狂草作品，苍浑雄厚，气魄宏大，其去世前一年所作名联“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即是典型代表。

四、不貌常人，奇趣乃出

关于邓石如的书法思想，包世臣记载了这么一段话：“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在碑学思想的影响下，邓石如根据自己审美和艺术需求布局谋篇，追求强烈的视觉冲击，与传统文人书法所言的“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中和之美已大相径庭。

邓石如有方名印曰：“我书意造本无法”，其实这乃他作为传统文人的其自谦之语。而他的另外两印“写真不貌寻常人”“用我法”则是一语道破天机。邓石如并不是没有法度，只是没有死板的沿用古法，泥古不化。他根据自己的审美需求以及实践心得进行书法篆刻创作，破旧立新，在笔法、章法上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特有之法。

邓石如以秦篆为体而汉隶为用，打破篆隶之间的壁垒，并溢而為行草，笔势雄浑，气势开张。用笔上则持“唯笔软则奇怪生焉”的观点，打破玉筋篆裹锋截毫以求平整的传统，长锋羊毫，不加剪截，“悬腕双钩，管随指转”，轻重疾徐放笔直书，提按起伏间锋芒毕现。他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最终融会贯通集百家之长而自出机杼。

五、结语

邓石如为人性情耿介，人如顽石，“胸有方心身无媚骨”；自年轻时就绝意科举，而“肆力于学，乃精史籀遗法”，故能以一介布衣开宗立派并泽被后世。他一生云游四方，不溺尘世繁华，不慕功名富贵，其书也朴素无华，无丝毫造作之态，无一丝尘俗之气，读罢让人澄心涤虑，世虑全消。山人藤杖芒鞋遍游名山，所以用笔出入自然，强调变化。他大胆摒弃古法，采用锋长、墨饱的长锋羊毫，融秦篆、汉隶为一体，把篆书写得方圆兼备，隶书则婉通缜密，并推而广之，以篆隶之法写楷写行写草，雄浑苍茫，神完气足，独具自家风格。

邓石如的书篆艺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与世俗相悖的道路。他独辟蹊径从秦汉碑学入手，开启碑学实践成功之先河，取法高古，气象一新，引发了人们对于碑学理论的思考和探求，从而把书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邓石如之后的李兆洛、包世臣、何绍基、吴熙载、赵之谦、沈曾植、康有为等人均直接或间接承其衣钵，开创了清代中后期书法艺术的全新格局，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