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校丹黄八千卷　书香萦绕思藏园

董　蕊　赵　前

“海内外之言目录者，靡不以先生为宗。”(伦明撰《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诚如斯言，傅增湘先生为近代国内藏书大家之一，一生勤于访求，收藏宏富。与其他藏书家不同的是，傅增湘先生不但藏书，且精于校书，并以校勘与传播为己任，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堪称一代宗师。

访书不计代价，“双

鉴”得之不易

傅增湘(1872—1949)，字润沅，号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姜弁、书潜、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等。四川扛安县人。十六岁时应顺天乡试为举人。二十六岁时中戊戌(即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科二甲第六名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曾人王士珍内阁任教育总长。1927年担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解放之初，周恩来曾派人持函探望重病中的傅增湘，遗憾的是未及相见，傅先生就去世了。

傅增湘先生一生与书有着不解之缘，访书、收书、校书、印书几乎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他这份爱书的执著之情令人崇敬。

辛亥革命爆发后，傅增湘受袁世凯的委任，参加唐绍仪领导的议和代表团南下议和，其间，他曾用百金买到了一部宋版书《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这是他生平所购第一部宋版书，十分珍惜。然而经张元济先生鉴定，此书为清朝皇家编修《四库全书》时所用的底本，经编修馆臣篡改删落，不具原貌。傅增湘深感痛惜，于是便更加发愤购书。

“五四运动”期间，北洋政府主张解散北京大学，欲追究北大校长蔡元培策动、包庇学生的责任，逼蔡离职。傅增湘辞职以示抗议，后定居北京，专心于收藏图书，校勘典籍。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诗意，将其藏书处命名为“藏园”，自号“藏园居士”。傅增湘一生勤于访书收书，往往不辞辛苦，不计代价。得知某地有善本，即使长途跋涉，也必求一得。其薪金大部分都用来买书，资金不足时不惜借债，也要将好书收回，有时不得不卖旧换新。

民国十七年(1928年)，傅增湘卖掉自己珍藏的日本、朝鲜古刻本三箧，购得曾为盛昱藏书之冠的《洪范政鉴》(图二)。此书为南宋淳熙十三年宫廷写本，内容是记天人感应之事，以警示统治者，是南宋内廷遗留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写本书。七百多年间，它一直在内府保存，民国初年才流落民间。其书笔法清劲，玉楮朱栏，有内府玺印，确实为罕见珍宝。在此之前，傅增湘还购得一部南宋绍兴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资治通鉴》(图三)，该书为前清鄂抚端方的旧藏。傅增湘将这部《资治通鉴》与祖传的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相配，把自己的藏书之所命名为“双鉴楼”。自从《洪范政鉴》入藏之后，便代替了元本《资治通鉴音注》，成为双鉴楼的“双鉴”之一。

民国初年新旧鼎革之际，不少满族权贵、藏书故家的藏书纷纷散出。如端方“訇斋”、盛昱“郁华阁”、景廉“半亩园”、杨氏“海源阁”以及徐坊、吴重熹、杨守敬、缪荃孙、费念慈等藏书家的藏书先后源源不断地归人“双鉴楼”。傅增湘不仅勤于在各书肆访求善本古籍，而且常与其他藏书家以书易书。在传世可见的傅氏书信中，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傅增湘与当时的许多藏书家有着广泛的交往，他们当中有曹元忠、王雪澄、缪荃孙、吴昌绶、徐乃昌、刘承斡、叶德辉、邓邦述、蒋孟苹、袁克文、董授经、陶兰泉、张钧衡、章式之、周叔等。他们之间经常互通有无，或相互馈赠，或代为搜求。经过数十年孜孜不倦的苦心经营和辛勤积累，傅增湘的藏书总计达二十万卷以上。书目载人《双鉴楼善本书目》《双鉴楼藏书续记》以及四十年代编成待刊的《藏园续收善本书目》中。双鉴楼的藏书无论数量之多，还是质量之高，都堪称一时冠冕。由此，成为继陆氏百百宋楼、丁氏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瞿氏铁琴铜剑楼清末四大家之后全国最大的藏书家之一。

以校雠古籍、传播文化为己任

傅增湘坐拥书城，是出于对古籍的挚爱。他每得一书，就撰写题跋一篇，无法得到的也要借来校对一次。他规定自己每天校书三十叶，白天时间不够用，就熬到深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与古籍有特殊的缘分，校雠之功似与生俱来，“如寒之索衣，饥之思食，如无一日之可离”(见《文苑英华》校本书后)。到了晚年，傅增湘仍日日伏案校书，有时通宵不眠。即使在严寒的冬天和炎热的暑夏，他也坚持工作，不肯间断。七十岁以后，还坚持校完《文苑英华》这部千卷巨著。傅增湘综计平生所校群书八千余卷，是民国以来校勘古书最多的人。

傅增湘在校勘的同时，还对版本源流、优劣加以探讨。先生曾遍访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原丁氏八千卷楼)、故宫图书馆、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经常流连于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书肆；还曾东渡沧海，遍观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东洋文库、岩崎氏静嘉堂、内藤氏恭仁山庄、前田氏尊经阁和西京诸古刹所藏的珍贵的宋元善本。他访书时必携笔记及一部莫友芝撰《(吕耳)亭知见传本书目》，并将各书行款、序跋、碑记等记于《鄙亭知见传本书目》上，以便检校核对，题名为《双鉴楼主人补记鄙亭知见传本书目》。另外，他还将所见善本，撮其大要，详记于笔记簿上，题名《藏园瞥录》。数十年中，《藏园瞥录》集至40余册，《(吕耳)亭书目》也批注殆满。他阅览了日本公私各家所藏的善本之后，撰写了《藏园东游别录》，将所见善本加以甄别，并对一些刊刻年代晚而误为宋元刻本的古籍，以及个别宋元珍籍，误认为后来刊刻的，——加以订正。当时的日本学者，对他的这些意见都很重视。先生对自藏或所见善本，撰写长跋，详论版本源流、文字得失、流传经过，共500余篇，50多万言。编为三集，题名《藏园群书题记》。先生学识既精且博，再加上多年博览，对版本的时代源流、鉴别真伪极为精审，往往发人所未发，详人所不能。

傅增湘关于目录学、版本学方面的著述颇多。其中著名的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四卷，1929年刊刻，著录傅氏自藏善本一千二百多种；《双鉴楼藏书续记》二卷，1930年刊刻，著录善本五十一种；《藏园群书题记》初、续集连同未刊的第三集，经傅熹年整理，汇为一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傅增湘的另外两部重要著作《藏园群书经眼录》和《藏园订补亭知见传本书目》生前均未能出版，都是近年来经先生文孙傅熹年整理，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的。其中《藏园群书经眼录》一书系由《藏园校书录》、《藏园瞥录》、藏园日记、杂稿等汇为十九卷，收书四千五百多种，共计百余万言。《藏园订补郜亭知见传本书目》共补入书目八千九百五十余条。这两部书是近百年来目录学、版本学方面集大成的著作。

傅增湘不仅藏书、校书，而且还乐于刊布古书，使之化身千百，流传于世，供学人研究使用。先生藏书多为珍

本秘籍，但他并没有秘不示人，相反认为典籍与文化应流传后世，发扬光大。先生自藏古籍“传播者十居四五”，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上无负于古人，而下亦自慰其辛苦”。基于这种信念，他为涵芬楼先后提供过古籍善本数十种供其影印出版，以广流传。其中《四部丛刊》初编、续编影印时，就曾向他借用善本书数十种；《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也有多种取自“双鉴楼”。此外，先生还为同时代的学者朱祖谋、徐乃昌、董康、陶湘、吴昌绶等人刊布古籍提供过底本。

傅增湘自己也刊印过大量古籍善本：1916年收得宋版《资治通鉴》后，便立即影印流传；1934年借贷一万三千元巨款，购得著名绍兴监本《周易正义》(图四)，此书曾为临清徐氏所藏，秘不示人，更无论借印，先生将其影印行世，而后售去原书抵债；此外，还有《方言》、《刘宾客文集》、元本《困学纪闻》以及明本《永乐大典-台字韵》等。不仅如此，先生出于思乡之情，对故乡文献和先贤著述也勤加搜寻。他花了十多年的时间，辑印成《宋代蜀文辑存》一百卷，收录四百五十位四川乡贤的文章二千六百余篇。

晚年，先生虽已无力校勘与刊印古籍时，但仍坚守将古籍与文化流传于世、发扬光大的信念，不仅籽手校群书捐赠给北京图书馆，而且嘱咐后人把珍藏的“双鉴”也献给国家。又因祖籍是四川，他的家人秉承遗志，将其外库书籍三万四千余册捐赠给四川，现藏于重庆图书馆与四川大学。

缘为书来——傅增湘与图书馆

出于对书的深厚感情，傅增湘先生与图书馆也有着紧密联系和特殊的情谊。

早在傅增湘出任直隶提学使时，他就认识到“兴学为立国根本之图，普通、专门既具设矣，益不得不为保存国粹之举，则图书馆尚焉”(引《天津直隶图书馆书目》傅增湘自序)。当时的直隶省图书馆，建馆时间不长，除严范孙等人捐赠的藏书外，藏书尚不丰富。于是傅增湘四处筹资，用巨款收购北京琉璃厂书估李宝泉南下江浙访求到的一大批善本书，包括李氏小李山房、丁氏八千卷楼和刘氏嘉业堂等名家珍藏，总计多达12万余卷。他还为馆购得英文图书300余册。傅增湘在竭力访求各类图书以补充馆藏的同时，还着手将馆藏图书编成目录。他说：是馆“经营缔搏，遂以有成。顾卷帙浩繁，编目匪易”。他先后组织谭新嘉和韩梯云编目，书目告成后兴奋不已，为书目撰写一篇序文，说此目“义例翔明，区分有法，虽不能企七阁四库之类备，以例夫新编之《江宁图书馆书目》，固以南北遥相辉映矣”。这是天津图书馆第一部古籍书目，收书12755种，其中明版书1000余部，抄本逾500部，尤以史、集两部书居多。

这段经历可以算作是傅增湘与图书馆结缘之始，此后，他在访书过程中，曾遍访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原丁氏八千卷楼)、故宫图书馆等地，始终没有中断与图书馆的联系。到了晚年，他自知不能再行校勘，而且深切感到私人收藏书籍不利于长期保护，于是决定将其藏书捐赠于北京图书馆。据傅熹年《记先祖藏园老人与北京图书馆的渊源》一文中介绍，傅增湘于1947年将生平所校群书捐赠北京图书馆，“除早年流散和零星校在大型丛书中者外，家中只留三数种传示子孙，其余全部在内。据当时点交清册为337种，3581册。”1948年，傅增湘又一次向北京图书馆捐让明刊本及名家钞校本约79种。他辞世后，长子傅忠谟先生秉承遗志，先后几次将285种宋元钞校善本让归北京图书馆。其中包括被视为传家之宝的“双鉴”——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和宋刻本《资治通鉴》。在捐赠“双鉴”时，家人把他用过的写字台、椅子、镇纸、香炉、文房四宝、画像(徐悲鸿作)(图一)等一并捐给了国家图书馆。

提到徐悲鸿为傅增湘所作的画像，就不得不提二人的一段友谊。傅增湘从事教育多年，一贯怜才爱士。他出任教育总长时，徐悲鸿曾带着自己的作品去拜访他，希望能争取到公费留学法国的机会。傅增湘看了徐的作品后，大加欣赏，表示一定帮忙。然而，第一批公费留法的名额被人从中篡改，徐悲鸿无缘此次留法。徐悲鸿认为自己受了愚弄，写信诘问傅增湘。先生也为挤占名额一事气愤不已，承诺第二批一定努力帮助他。徐悲鸿本以为第一次名额被权势挤占，又以如此恶劣的态度对待傅先生，肯定再无希望。没想到在不久公布的第二批公费留法名单中，他榜上有名，这时才明白傅先生的一片苦心，于是亲自前往致谢。此后，二人成了挚友。徐悲鸿学成归国，又去拜访傅增湘，提出要为其画像，以表心意，先生慨然允诺。这幅画像是徐悲鸿油画肖像中的得意之作，流传至今，见证了二位先生之间的深厚友谊。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十分珍视傅增湘先生的遗物，专辟一处用来摆放。每当有幸在此处驻足停留片刻，都不禁感慨万千，仿佛依稀可见先生坐拥书城、勤奋校书的情景，也仿佛能感受到先生沐浴焚香方能读书的那份对书的敬意。

书乃傅增湘先生毕生挚爱之物，选择了国家图书馆作为其最终归宿，可谓是书缘使然。其实，先生与国家图书馆的缘分可以追溯到更早。可以说，先生与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中的《四库全书》和《永乐大典》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四库全书》是乾隆时期编修的一部大丛书，当时共抄写了七部，分别存放于南北方的七阁中，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是文津阁《四库全书》(图五)。当时的七部流传至今只剩下三部半，其中当属这套原藏于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最为完整，原架、原函、原书三位一体，完好无损，难能可贵。传播与保存这部卷帙浩繁的文化珍品，一直是近代有识之士的心愿。张元济倡议印行《四库全书》，但付印之事屡遭中辍，此间，张元济曾致函好友傅增湘吐露心声说：如此一大事因缘，自然不能不有许多魔障，但使吾辈力行不懈，终当有登彼岸之时。

笔者曾求教于傅先生的文孙傅熹年先生，据傅熹年回忆，傅增湘当年曾打算影印《四库全书》，但在此之前，先将自己手中的一册《永乐大典》影印流传，作为影印《四库全书》前的一次准备和尝试。《永乐大典》(图六)是明永乐元年至六年(1403-1408)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等奉敕组织3000多人历时四年编纂成的大型类书。永乐十九年，朱棣迁都北京，《永乐大典》也随之运到北京，存放于宫城内的文楼。嘉靖三十六年(1557)，宫中发生火灾，三殿和文、武两楼等主要建筑均被焚毁。幸亏抢运及时，《永乐大典》才逃过一场浩劫。之后，嘉靖皇帝命人将《永乐大典》摹录了一套副本，单独保存，以备不测。副本与正本的格式、装帧都完全一致。明亡之后，正本下落不明。副本也屡遭厄运，因为官吏的窃取、英法联军的劫掠、八国联军的焚毁，最后散佚甚巨。宣统元年(1909)筹建京师图书馆时，只剩下64册了。《永乐大典》是一部杰出的大百科全书，汇集了先秦至明初七八千种图书，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傅增湘深知其价值巨大，首部《永乐大典》的仿真影印本就出自于先生之手，这可以算作是影印《永乐大典》的先河。当时的影印本现今存放在国家图书馆。

虽影印《四库全书》未果，但欲影印这部古代大书，已是气魄和精神可嘉了。《永乐大典》影印本质地精良，书后还有先生当时写的题记，可见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这些都无不倾注着先生的心血。1960年，中华书局将收集到的《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1986年，又将征集到的近八百卷缩印精装出版。傅增湘曾收藏的那本《大典》内容也被收录其中。

傅增湘先生倾注毕生精力，收藏校勘古籍，研究版本目录学。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先生从不将藏书秘不示人，而是致力于推广流传。先生不辞辛劳、执著访求、勤于校勘的爱书之情令人钦佩；致力于将古籍与文化流传于世，发扬光大的博大胸怀更令人崇敬。正是先生的这份对书籍对文化的执著，才留下了泽被万代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