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红山”谁做主?

马怡运

以前读名著的时候，常听人们说这样一句话：“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同一件文学作品，由于不同的教育背景、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制约，每一位阅读该作品的人，所得到的信息、对作品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阅读作为一种主观色彩很强的活动，产生不同的见解是非常正常的。在文物鉴定中，只希望得到一种答案，现实却常和我们作对。

如今，有文物鉴定“专家”头衔的人不少，尤其是电视传媒介入艺术品收藏，编导成为“专家”的伯乐，哪怕是一知半解、甚或无半点墨水之徒，多露几次面、多来几个镜头就能混个脸儿熟，成为观众眼中的“著名专家”，走穴的出场费自然不匪。此类张好古式的专家越来越多，传媒、专家的公信力也直线下降。

常听藏友抱怨，同一件器物，拿给不同的专家，可得到不同的结果。辛辛苦苦淘来的“宝贝”是真是假，到底谁能做主?

文物鉴定传统方法是所谓的眼学，即鉴定者将观察到的被鉴品信息与脑海里的数据库的数据比对，再综合分析判断，得出结论。眼学理论依据是考古类型学(又称标形学或器物形态学)。考古类型学是通过将收集到的实物资料归纳、分析和研究，结台地层学判断年代，确定考古遗存的文化性质，分析当时生产和生活状况及社会关系、精神活动等。标准器即实物资料是否全面，对结论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未见器形的鉴别需要深厚的学术素养、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性眼光。台北故宫玉器专家邓淑苹女士在《由“假”到“真”的艰辛漫长路》一文中说：“只有通晓了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具体表现文化精髓的古物特性后，才能逐渐掌握古物性质之模式与其变异。当我们遇到一件前所未见的玉器时，就能由宏观的角度判断它的造型纹饰，是否合于历史流变。”邓淑苹认定台北故宫藏“蚩尤环”(龙纹玉环)系史前文化玉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反山和瑶山良渚文化遗址出土同类器物，验证了她的判断。

眼学在实践中，常遇“说不清”之扰。有过请专家鉴定经历的人都知道，专家在讲这件东西为什么对，或为什么不对时，说的是其主观感觉，如“一看就缺乏神韵”，那这个“神韵”是什么呢?专家或是说了一大堆，说的人是云山雾罩，听者只能不懂装懂地应句：“哦，原来是这样”了之。这并非说专家忽悠人，而是说这种鉴定方法的主观色彩太浓厚，很多经验是一次次把玩，一遍遍观察得出的感性认知，进而升华为理性认知的。这种认知“只可意会，无法言传”。有学者认为，考古类型学“适用于陶器、瓷器等使用周期短、变化较明显的日常生活用品，而对人类最复杂的精神活动创造出来的奢侈品则有局限性。”

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业余性质的民间研究者都有相当数量，他们以极大的热情追求理想，构建自己的研究体系——当然，真正能促进学术前行者并不多，但却是一个国家学术活力的保障。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中国收藏界，出现在红山玉收藏圈里。每位藏友经过长期实践，都或多或少地总结出一些鉴定的诀窍，有的形成了一套鉴定方法。一位玉器专家说，很多藏友的鉴识方法奇特，有别于从玉料、雕工、造型、纹饰、沁色、用途等方面八手的方式，而往往从某一个方面着眼，如观察玉器上面一个很小的缝隙，看到缝隙里面的结晶被侵蚀了，则认定这件玉器必老无疑。这种“由点及面”的诀窍或许有些科学价值，若只凭这点来辨真伪，真可谓以偏概全，难以令人信服。

红山玉器材质普通，造型简单，因仿制门槛低而致使赝品泛滥成灾。某藏友携黑皮玉到一家古玉鉴定机构求鉴，这家机构是借电视传媒迅速窜红的收藏家开办的，这位著名收藏家兼专家瞟了几眼，肯定地说：“不对”。藏友不服气，回家用高硬度工具打磨黑皮玉外的黑壳，花了很长时间将黑壳刮掉。再请著名收藏家兼专家过目，态度顿时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太开门的古玉精品，非常稀有”。点过钱后即痛快地签写证书。同样一件黑皮玉，“去黑之前”与“去黑之后”遭遇竟有天壤之别!

也许，恰恰因为真假红山扑朔迷离，藏友才感觉其中的魅力。一位专家认为：“藏友手里的红山玉多是不对的。若因此孤立、排挤他们，中国玉文化可能就断掉了，最后变成几个专家的自娱自乐。对于收藏，喜欢就行，这不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红山玉真假鉴定是学术问题，是专家的任务。”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重要举措之一是统一度量衡。若秦帝国的原六国地区仍沿用自己的度量方法，那岂不天下大乱了?文物鉴定也当如此。既然大家对红山玉器的收藏研究有这么大的热情，为何不互通有无，取长补短，逐步建立一套科学的认知标准呢?

目前，科学研究趋向于学科交流。地质学的研究成果和手段正应用于古玉研究，这恐怕是将来古玉研究的方向。在造假手段高超，类型学日显局限，文物鉴定能否向痕迹学发展呢?

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能看到一个科学、客观、统一的红山玉器鉴定方法，化繁为简。毕竟，越简单的、越符合常识判断的才是越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