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的“谍战家族”

沈铁峰

近年《潜伏》等谍战剧频频在电视屏幕上放映，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收视热潮。这样惊心动魄的斗争在抗日时期非常普遍。而革命老区山西省的抗日形势更加错综复杂，那里的地下工作者默默为抗日和解放事业默默做出了奉献和牺牲，随后又被历史尘埃所淹没。

山西省临汾市在1948年5月解放后，曾设临汾市、临汾县；1950年1月9日，县改属临汾专区。建国后先后担任临汾县长、区委书记的李广谦生在晋商之家。家族从清朝就经营在当地享有盛名的店铺“长盛公”，在山西不少地区开有分号。其中东塔村的“长盛公”分店位于古交与交城的交通要道。

抗战时期，李广谦动员家人都投身抗日，由于家族的特殊地位，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成为地下工作者。李家将“长盛公”的总店变成了当时中共在山西交城的重要联络站，为八路军过往人员提供食宿，华国锋、周凤呜、李立功等革命前辈经常在此落脚、办公。

时任交城县县长的任悟僧常年在“长盛公”办公，经常使用“长盛公”的房间开会，研究抗日形势，布置抗日工作，组织山区的对敌游击战争。甚至屡次从日伪占领区抓来的汉奸、伪军也在此审问，获取敌人的情报。前国家主席华国锋也曾受过他们的照顾和掩护。

1940年5月，“长盛公”总店在日本鬼子扫荡时被全部烧毁。华国锋退休后、同李立功等人还专程回交城看望过“长盛公遗址。

流血的“潜伏”

李锦华（地下工作时期化名李尔英）是“长盛公”掌门人的三弟，极具商业才干，抗战时期正在担任交城财政局长。七七事变后，太原失守，日军趁势南下，交城县长赵恒匆忙于11月6日率政府人员星夜撤往截岔。至使交城内外一片混乱，溃军流兵，地痞歹徒趁机抢劫商号，城中人人恐惧。城中民商代表急请士绅武攀逵等知名绅士维持城中秩序，筹建维持会。李尔英受到众人推举，出任战乱时期的维持会负责人。

1937年11月13日，日军进驻交城，接管维持会，要求李尔英继续为维持会工作。李尔英秘密联系中共山西地下党组织，希望利用自己在日伪中权重的特殊位置，为中共抗日作贡献。当时中共山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康永和（建国后担任国家劳动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便与其建立了单线联系。康永和为李尔英设立了密秘情报站，李尔英便成为我方打入敌伪心脏的秘密情报站站长，承担收集和传递日军情报，掌握敌伪动态，营救被俘同志，采购八路军急需物资等任务。

1939年5月，李尔英接到党组织命令，掩护运送八路军准备的食盐和医疗器械，当物资将达到北峪口哞鸽山底时，被汉奸告密，整批物资被日军缴获，运送物资的所有人也被抓回交城，并很快将李尔英抓捕，从交城押往太原进行严刑拷打，但始终未能从他口中获取任何情报。日军最终将李尔英残酷杀害，他时年四十四岁。

由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质，李尔英为抗日所做的工作一直鲜为人知。故李尔英被害后，当地人只把他作为“爱国志士”。建国以后，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劳动局局长的康永和为李尔英出具了烈士证明。当有康永和的陈述和开具的烈士证明后，人们才明白，李尔英原是中共的一位杰出特工人员。

生死游击队

八—三上海失陷后，中日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形势迫使国共两党之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10月，李尔英的侄子李广谦被分配到（汾）阳交（城）边区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任武装部工作员。在此期间，李广谦给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苏铸（华国锋）多次写信。最终苏铸受到感召，瞒着母亲，还带着三、四个同学，从家里投奔贾家寨村，李广谦接应并介绍其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十二月，这支游击队改编为决死四纵第三十五团，此时因地方工作的需要，组织上将一些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的人员调回牺盟太原中心区，李广谦被分配到汾阳县牺盟会任青年书记。

这时，日伪军刚进入山西，中共地方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抗战形势非常严峻。尤其是交城、汾陽地区，斗争环境可用惨烈形容，日军活动十分猖狂。由于当时交城山中的群众基础还较为薄弱，日伪武装经常进山进行突袭包围山区村镇，搜捕抗日人员，造成了很多牺牲。

1938年春，李广谦调到交城组建游击队，当年夏季将组建的游击队正式编为决死纵队游击支队，李广谦任连指导员。驻扎在交城城北裴家山、洪水村一带。

1938年6月，为解决部队军需物资的短缺，决死队组建了平川工作团，由李广谦任主任，带领工作团人员驻扎在城郊贾家寨村杨树生家的院子里。负责筹备部队所需粮、棉、布、药品、煤油等物资，并向山区转运。

李广谦所带领的游击队通过对敌伪进行坚决斗争，打击了敌伪在边区的活动，动员发动群众，组织了一批群众干部参加了革命，成功开辟了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因当时的工作成绩突出，受到了中心区的多次奖励，中共党组织在《太原战旗报》对其战绩亦予以登报表扬。

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以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为名，命决死二纵12月5日向灵石、霍县段的同蒲路实行破击，同时命旧军为“预备队”，置于新军之后。就在决死二纵准备向日军发动攻势之际，旧军突然从背后向二纵队开枪。二纵队立即组织自卫还击。

事变发生后的第五日，上级党组织撤消独七旅、二○三旅的番号，恢复决死四纵队番号。上述事变结果除三纵队有四个团，二纵队有极小部分分离出去外，其余33个团全部脱离阎锡山，名正言顺归共产党领导。

1940年1月，恢复身份的李广谦被任命为山西交城地区游击大队指导员，投入了敌后抗日的一线战场。当时斗争极其严峻，日伪军扫荡接踵而来。1940年2月11日，日伪军集结了文水、交城所有日伪军倾巢出动，向八路军驻地突袭“扫荡”。日伪军向汾阳三道川的八路军驻地突袭。驻扎在汾阳三道川的工卫旅二十一团、二十二团由晋绥八专署专员顾永田迅速率领所部实施转移，从小柏沟翻山向交城四区的中西川田家沟一带转移。

但交城出发扫荡的日伪军尾随而来，紧追不舍。顾永田见摆脱不掉追兵，便命二十一团埋伏于田家沟、二十二团埋伏于旮旯中间的老爷庙一带，当尾随之敌进入我伏击圈时，我军首尾截击，敌军虽死伤惨重。但由于兵力过于悬殊，战斗极其惨烈，我军伤亡过半，晋绥八专署专员顾永田在此次战斗中壮烈牺牲。次月古交被日军占领，日伪军在占领区密集建立了军事据点，对我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封锁。

李广谦在此期间调任交城第四区区长，在敌占区指挥游击队进行抗。他发现游击队员们刚开始直接面对凶残的日本鬼子时，总免不了内心的恐慌，便有意锻炼队伍。根据鬼子活动规律，经常对日本军队打伏击。他们选好地形，埋伏在山坡上，往往挑选高头大马上腰胯指挥刀的日本指挥官“爆头”，打死指挥官之后，游击队员们就一拥而上乱战打鬼子。李广谦担任交城四区区长期间，因灵活的游击战术而闻名山西，使小股的日伪军不敢随意来捣乱，晋绥军八分区、交城党委经常对战绩通报表彰。

打击日伪情报网

1941年初，上级调李广谦任交城二区区长。

此时的二区，日伪的密探活动仍然异常猖獗，经常有日伪的地下情报员暗中带着日伪军抓捕共产党的抗日人员和接应的百姓。当地百姓人心惶惶，谁也不敢与八路军的人员进行接触。

李广谦受命后，刚到二区区公所，还没开展工作，就被日伪密探盯上，日伪军将李广谦开会的公所包围，叫嚷着“快抓游击队头子李广谦，抓住有赏”。有地下工作经验的李广谦，警觉地先一步撤退，日伪军便将从公所旁边走过的村民武世华抓走。

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当地日伪军区长张启鹏得知这个消息后，到日本人营房去保武世华，说这个人是抓错啦，他不是李广谦，便又将武世华保了出来。随即张启鹏感觉身份暴露，便辞去伪区长，避居太原专职任教，后还是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并以通共罪名将其杀害。

张启鹏的牺牲对李广谦的触动很大，他下决心铲除日军在交城所布局的情报网，于是派兵对进入日占区的各条道路布置了严密的监视点。而后李广谦打出心理战，派人在各村大力宣传：“我们已派人对出山的各路口设置了暗哨，凡进入日占区的人员首先到区政府报告，凡没获得批准的有可能被暗哨射杀。“一举封锁了日伪密探通风报信的渠道，同时组织人员在各村展开调查，将全区内给日本人通风报信的汉奸组织抓捕、突审，对证据确凿者公审后进行镇压，并发布告示在全区进行通告，同时大力宣传抗日政策。

通过慎密调查，李广谦相继镇压了告密杀害区长的日伪军情报人员。而对于难以直接抓捕的核心人员，他用各种迂回战略进行铲除。例如古交日伪警备队队长张广德，李广谦便采用感谢张广德为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收条的方法，用离间计借日本人之手予以铲除。

李广谦的这一系列行动，镇压了日伪在各村的耳目，打击了心存幻想，通过勾结日伪获取利益的“动摇分子”，稳定了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与此同时，恢复了辖区各地的抗日政权，重新组织了民兵武装，增加辖区范围内的明岗暗哨。随时撑握敌特动态和日伪据点的行动动态。至此，日伪的情报人员在二区便消声匿迹。由于打击、控制了日伪密探，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就主动了，李广谦便可带领区游击队主动加强了对日伪的斗争，袭击单独外出据点活动的日伪军，使据点中的日伪军不敢随意离开据点，从而使原来靠控制根据地的日伪据点变成聋子、瞎子。李广谦运用这套战术很快搞垮了日伪建立起来的秩序，到1941年年底，已将距敌十里以外的村子普遍建立和恢复了抗日政权，切断了敌伪建立起来的维持供给。

1941年冬季，如同困兽的敌伪军队对根据地进行了四十天的疯狂冬季大扫荡，李广谦一面领导群众坚壁清野，开展反扫荡斗争，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同时安排加强侦探力度，撑握敌伪动态，及时将收集到的情报提供给在二区驻地的分区领导机关、地委专署。保障了机关和部队的行动安全。

李广谦同样遗传了家族的商业才干，在敌伪扫荡的环境中，还趁空隙不失时机的进行征收公粮的工作。当敌伪的扫荡结束之时，他所负责的全区公粮征收的任务经常奇迹般超额完成，屡次得到晋绥八专署、交城党委的通报表扬。当时抗日条件极其艰苦，因为军粮供给问题，军队与地方政府经常有冲突，但在李广谦负责的区里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晋商家族出身的李广谦总是非常顺利地把前线和后方的事情均处理好。

在交城二区负责期间，李广谦区长正在和刚刚换防到该区的部队领导商讨有关部队的粮食供给的事情，当地的老百姓扭送了刚到本地连队工作的一名基层干部。这个基层干部在集市上强征老百姓的粮食，与当地的百姓发生了冲突，被周围的老百姓扭送至区公所，要求区里协调解决问题。在场的部队领导见状立刻暴跳如雷，当即让人把该战士绑了，并对區长说：该战士严重违反部队的纪律，并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决定将该战士枪毙，授权区长亲自执行。因在场的队伍上的人以及群众的人员都很多，李广谦奉命默默地把该战士带往刑场，将该战士带到无人之处，把绳子解开将该战士放掉。

1943年4月调任李广谦任交城贸易局局长，面对物资条件十分坚苦的条件，他组织领导全局干部，在已有的基础上分别于麻会村、周山庄、南头村办起了恒泰贸易总店，西恒泰贸易分店，东恒泰贸易分店和油坊、酒店、粉坊、醋坊、皮作坊、饭店等。

为了搞活根据地人民生活条件，李广谦还在岔口、麻会、南头、白岸、张家山等地举办庙会，进行物资交流，还根据需要与可能，设法向敌占区输出农民生产的物资，换回布匹和日用必需品，从而为对敌斗争，发展生产，为改善人民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晋绥干部赴湖南支援剿匪时，李广谦因抗战时期与日军周旋累吐血引发的旧疾未愈，未能南下。党组织将他介绍到晋南地委，安排到襄陵县政府工作。在襄陵县，李广谦参加了当地土改。当时靠近山区的村庄由于土匪的存在，土改工作很难进行下去，李广谦只身进行入土匪窝点，游说土匪首领，使土匪主动向当地政府缴械投诚。当地土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自证清白”

因为斗争形势的残酷性，抗战时期的地下工作者经常失去上级联系人，而他们在建国后又会被要求证明某一段历史清白。和平时期回头去证明自己曾经的历史问题，这种“自证”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解放后，李广谦被降级任用。由于有人举报李广谦在地下工作时期“曾经参加过国民党”，李广谦屡屡被审查。上级党组织要求其证明这段时间的历史清白问题。

1952年，李广谦调临汾专署期间，上级党组织又提出材料审查问题。李广谦此次详细将问题情况、证明人以及原工作地区领导人名字和一块工作的同志的关系一一列出，向党组织再次申请审查，希望对自己的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由于那一段时间李广谦和华国锋是工作搭档，华国锋因为工作积极率先入党，随后做了李广谦的入党介绍人。为了证明这段历史，李广谦托战友李功给当时在湖南的华国锋带去信函，希望其出具证明当年历史清白的材料。华国锋在给党组织出具证明的同时，也给李广谦回信一封。

1953年，临汾地委组织部出具审查结论，结论为：

“李广谦同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没有问题。”

这是许许多多的地下工作的命运。他们一生艰险沉浮，不为人所知。最后亲友能为他们苦苦争取的仅是这一句的清白，抑或一纸烈士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