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克木关于民俗心态的概念及其启发

张俊义

摘要：金克木认为，民俗心态是由无数人长期积累的习惯性的感想，他指导着我们的言语行动，甚至在与有文的文化(即思想理论)的交互作用中或明或暗占着上风。他对于民俗心态的内涵、特点与作用的理解，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看待中外文化的交汇与对撞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民俗心态；文化；金克木

中图分类号：I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3-0212-02

著名学者金克木在其著作《无文探隐》中提出了民俗心态这一概念，而且以此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那么，什么是民俗心态呢?民俗心态就是指一般中国人或说多数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它的大量表现就是民俗，也就是长期的往往带有地域性和集团性的风俗习惯行为。金克木认为，正是这种民俗心态成为指导人们的言与行的习惯思路。即使那些最是自认为出于自己的独立的想法也往往仍旧出于众人。他在该书“前记”中写道，“我们的言语行动的指挥者不是高深玄妙的思维而是感想，习惯性的感想，由无数人长期积累的民俗心态。”

民俗心态是由无数人长期积累的习惯性的感想。而这种感想从何而来呢?是从四书五经、圣人先贤那里得来的吗?不是，而是生活，是长期的人们的共同的实际生活。而“中国人的多数向来是不识字或者识字很少或者识字而不大读书的”。因此，民俗心态就是在多数的无“文”中形成的，而少数的“文”是处于多数的“无文”之中，“无‘文的文化总是或暗或明占上风。”

金克木首先从被人们认为是从外国搬来的新诗人手，通过独特的文化解说方式，剖析了新诗的本质，并揭示出所谓的新诗并没能跳出中国民俗心态的掌心。新诗可以用新语言(白话)代替旧语言(文言)，但诗中的符号却变不了。一种符号，在诗中是一种道具，它反映的不仅是诗人的心态，也是民间的心态。诗人对诗中的符号不能随意改变，否则所表达心情与意境也会改变。例如，“走不完的路”是中国诗常见的意境，因此，长廊、悠长的巷子是直接的符号，还有间接的符号，如驴。因为驴走得慢而显得路长。所以陆游会写，“细雨骑驴过剑门”，而不写，“细雨骑马过剑门”，马太快，路就短了。意境也就变了。再比如，“淡淡的愁怨”也是常见的意境，新诗在酝酿此种意境时也避不开旧诗中常用的符号，如细雨、油纸伞或丁香，它们总不能被换成暴雨、雨衣或荷花的。所以，无论新诗还是旧诗，实际上都是有“文”的人表达出了无“文”的人的习惯心态。

在《论语》中，孔子等儒家圣贤把人和人的关系结构作了排列，为各种关系设定了轨道。但是这些关系和轨道是凭空设想出来的吗?是儒家规定了民俗，还是民俗规定了儒家呢?比如，中国历史上经常上演的株连九族、满门抄斩的悲剧，是受儒家尊者上者代表卑者下者的思想影响吗(最权贵者代表全族，一旦犯法，全族承担)?但是秦国对商鞅，奉行法家的秦朝对李斯，楚国对伍子胥，赵国对赵朔，都是灭族。通过对《论语》这部“高高在上的经典”的细致分析，金克木认为，它实际上和不识字的多数老百姓的民俗心态离得很近，圣贤思想和民俗心态是相通的，“(二者)恐怕是交互作用而普通人的民情风俗更有力量吧?”

那么在民族心态的左右下，人有没有选择的自主性呢?金克木认为，“人总是按照自己周围的群体的习惯而思想行动的，所谓自主不过是在不同习惯之间的选择。”…而外来文化可能会添加新的选择，但外来文化是否能进来，或者哪一部分能进来，又往往依照不自觉的原有习惯。中国人对于外来文化有强烈的选择性。“人家自己最为欣赏的，我们除了少数专家外，往往格格不入；甚至嗤之以鼻，或则改头换面，以至脱胎换骨，剩个招牌。有的东西是进不来的，不管怎样大吹大擂，也只能风行一时。有的东西是赶不走的，越爱堵截咒骂，越是会暗地流行。”所有这些，归其原因就是我们的民族心态。

民俗心态是不随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是个人不可抗拒又不可制造的。但民俗心态(大多数人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有哪些因素?正如金克木自己所感慨的，“可是人已经到了风中残烛的晚年，勉强作了一点‘文化的解释的试探，再没有力量向前走了。”对于这些问题他也没有进一步地探究或论述。但他仍然认为对于民族心态，我们是可以施加影响的，虽然这个过程很缓慢很漫长。“历史既是不随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又是人们自己做出来的。文化的发展大概也是这样。我们还不能完全掌握历史和文化的进程，但是我们已经可以左右历史和文化，施加影响。若不然，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金克木描述了一个在发展上具有坚韧持续性，在吸收外来文化上又有很强选择性，而且在整个文化体系内居于上风的民族心态。这一点对于今天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应对中外文化的相互激荡冲击会有什么启发意义呢?

首先，民族文化的根在社会。民族心态(更多的是一种无“文”的文化)并不能为有文的文化所随意改变，相反，有文的文化是在表达、凝练无“文”的文化。真正影响民族心态的是社会生活。民族文化的兴衰根源于社会的兴衰，而不是相反。所以，我们今天要保障民族文化的独立与发展，最根本在于建设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然后才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只要我们在政治上不断完善民主法治，在经济上追求公平正义，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我们的文化就有了牢固的根基，就会有旺盛的生命力，对内具有高度凝聚力，对外具有强大吸引力，因而就不会有被外来文化所吞没的危险。

其次，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鹄的，推动理论创新，鼓励百家争鸣。理论只有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才能更好地符合而又反过来影响民族心态，进而才能起到引导文化发展的作用。按照金克木的逻辑，理论创新，作为有文的文化。应该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标尺，把批判的眼光指向社会的发展，然后再通过社会的实际发展间接影响无“文”的文化，而不应试图通过纯粹的理论演绎直接来改变无“文”的文化，即民俗心态。总之，是否以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为目的是衡量一种理论是否真诚的基本尺度，而是否符合国家与人民的利益需要是衡量一种理论是否先进的根本标准。前者是一种主观态度，是学术自由和理论创新的基点，而后者需要在实践中去检验。

第三，以自信、平等、开放的状态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与对话。我们悠久的文化有着牢固的根基，不是任何外来文化能轻易撼动的。而且民族文化要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保持独立、蓬勃发展，首先要知己知彼。所以，金克木认为，“中外文化互相冲击，我们需要关心一下当前世界思潮中的问题，并且参加进去对话。不是只提供情况和资料，不是只说自己的意见。而是对话，以平等的地位，不高也不低，参加到世界思潮中去。”这样，我们既能吸收外来文化的文明成果，也能以我们的优秀文明影响世界。总之，一种理论只有在与同时代的其他主要理论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对话中确立和发展起来。文化也一样，只有在开放中才能更好地发展与繁荣。

[责任编辑王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