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者领导风格影响企业战略选择

王侃

创业者领导风格对于新企业的建立与成长具有决定性意义。创业者领导风格是创业者识别机会、整合资源的态度或倾向，因此对新企业战略选择具有一定影响。

新企业的创业战略又称新企业战略，是近年来战略创业研究领域热门的学术术语。以往的战略研究多集中在成熟企业，针对新企业战略的研究较为少见。新企业战略反映的是一种或几种战略形态，它们有助于新企业较之竞争对手更为迅速地应对市场变化，并在生产效能、产品质量和创新速度等方面高出行业平均水平。

创业者领导风格对于新企业的建立与成长具有决定性意义。创业者领导风格是创业者识别机会、整合资源的态度或倾向，因此对新企业战略选择具有一定影响。并且，新企业战略是内生的，它源于创业者对于机会的认知与把握，以及源于创业者的个人特质。因此，创业者领导风格是新企业战略选择的重要前置因素之一。然而，二者之间的深层次作用机理仍未得到清晰的揭示，由此引发了这样的科学问题：即创业者领导风格如何影响新企业战略选择类型。

新企业战略的选择

企业战略是影响企业运营的重要因素，但是一些学者却认为传统战略形态未能反映創业企业的战略特性，应针对创业企业的特征提出适宜的创业战略。Carter（1994）、McDougall和Robinson（1990）发达国家的新企业作为样本研究了创业战略的具体类型。但是，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创业企业所面临的产业条件和环境不同，因此，基于发达国家所开发的创业类型未能充分描述新兴国家新企业的创业特点。Park和Bae（2004）在考量新兴国家在全球市场的定位后，以韩国创业企业的个案分析了新兴市场中高科技新企业所采取的三大创业战略，即科技能力、国际化程度和产品市场成熟度。但他们的研究结果至今未有相关文献加以实证检验。中国与韩国在经济和创业环境方面有诸多类似之处，二者均为出口导向型国家，高科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之一，受两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因此，由Park和Bae（2004）提出的高科技新企业三大战略选择类型的划分对我国经济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但是我们则需要去研究的是，创业者特质以及新企业的特征，将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引入模型，以探究领导风格-战略之间关系的“黑箱”。

新型领导风格类型

传统的领导理论大致可归纳为三大类：特质论、行为论与权变理论。领导者特质理论盛行于20世纪初期至中期，该理论流派侧重于从成功的领导者身上找出共同的特质，以此区分领导者和非领导者。1980年以后，领导理论的研究主题进一步深入到探讨领导者应具有的愿景、授权、激励和前瞻性行为等，分析领导者如何激发下属工作动机与增强组织成员的参与动机，以提升工作绩效，被称为新型领导或新魅力领导。而新型领导风格中的转换型领导风格和交易型领导风格优势典型的两种风格。

由于领导者必须了解主管和下属间相互影响的关系，才能有效领导下属，因此转换型领导是领导研究的新典范，为其他领导模型无法取代。此模型最早由Burns（1978）在政治领导者研究中提出，后来由Bass（1985）及其他学者将此理论进一步发展。Podsakoff（1990）将转换型领导分为六个构面：阐述愿景；提供合适的规范；促成群体目标的接受性；高度绩效期望；个别关怀；才智启发。Bass&Avolio;（1993）提出四个衡量转换型领导的指标，这四个指标又可以归纳成三个主要构面：理想化的影响力和心灵鼓舞，这两者关系到团队愿景的形成和设定挑战性目标的能力；才智激发，这和团队问题解决和共同决策能力相关；个别关怀，这对于团队成员相处和团队士气都有显著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转换型领导风格是指领导者能够提出使成员信服且愿意接受的愿景，使之成为组织共同努力的目标和具体行动的方向，同时通过良好的语言能力与沟通技巧将愿景传达给成员，和成员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促使组织成员共同合作，以符合组织期望与推进组织发展。

交易型领导是指领导者和下属之间以一连串的交换和对价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领导关系，当下属表现出领导者所期望的行为时，便可以收到特定价值的回报。也就是领导者和下属只是维持利益交换的关系，领导者关心目标是否达成，工作是否符合预期；而下属关心的是所付出的努力能否得到应有的回报。比较低层次的交易，是指有形的物质交换，如：达成目标则可以加薪；较高层次的交易是指无形物质的交换，如：忠诚、情感和信任等。

交易型领导

交易型领导是指领导者为促使工作顺利进行，与下属间存在报酬与付出贡献交换关系的一种过程，下属认知到如果工作成果能达到主管预期的成果，就能得到想要的报酬。领导者会理清下属的角色及工作任务的要求，让下属了解完成工作的方法，并提供一些指导，领导者也认知下属的需求，并知道这些需求如何可被满足，只有下属完成组织要求的绩效目标，才能得到想要的报酬。

有效能的交易型领导者，能准确的判断及回应情境因素和下属的期望，他们总是可以对下属做出激励性的利益交换。交易型领导者发展一种有助于组织效能的领导策略及架构，对下属的努力给予报酬，相对地对下属的错误及偏颇行为给予纠正，以发挥良好的组织绩效，所以交易型领导者对待下属的行为，是用报酬来交换下属好的作为及努力，用惩罚来纠正下属错误的行为，以维持其领导效能。

交易型领导者的价值观，是使用职位上的权力、报酬及惩罚来控制下属，透过价值资源的交换，让下属能表现出所要求的行为，忠诚、态度和承诺，不允许下属任何自主、自治和自我发展的机会。交易型领导者在组织既有的文化中，和下属不断的利益交换，领导者关心的是工作的绩效，比较缺乏对组织或下属个人长期发展与规划，下属在思想及做法上不容易有创新的表现。

转换型领导

从House（1976）的研究成果可得，转换型领导者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个人魅力，通过自身的个人特质来引导员工的行为，促进员工的进步，进而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带动整个组织的学习，同时要求领导者在员工面前树立一种自信的、有能力的、成功的领导者形象，通过这种形象的树立来引导员工对领导者的尊重、服从和信赖，进一步促使员工不断学习。这对员工对领导者的尊重，对领导者决策的服从具有很关键的作用，并最终能够保证企业目标的有效完成。要确保企业战略的顺利实施，只有将企业的使命和员工的个人需求紧密的联系起来，以提升员工的个人需求、激发员工的学习热情和对组织的服从为手段，才能最终实现提高组织战略实施的效率的目标。因此，领导者的个人领导风格对企业战略实施的效率起着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不同领导风格的不同影响

两种领导风格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转换型领导者而言，其会通过制定出组织愿景，加强与员工的相互交流，进而与员工达成共识；而交易型领导者更多依靠组织的奖励和惩罚手段来影响员工的绩效。转换型领导者也会从员工的个人特性出发，对于不同的员工运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区别对待；甚至，转换型领导者也会通过合适的方式来激发员工的学习热情，进而促进员工的学习行为。而交易型领导者更注重企业的眼前利益，而忽视员工的长远发展，进而忽视企业的长期发展。

根据Randall（1987）研究得出，这两种不同的领导者风格对员工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进而对组织的学习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对比可以发现，转换型领导者对员工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交易型领导者对员工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员工的离职率、生产力和员工的满意度上面。同时，Daft（2006）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转换型领导者会通过引导组织内部学习，以提升员工满意度为手段，达到建立共同愿景的目的。同时也会为了提升员工的科技技能，实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抢占有利的国际市场地位，而尽力满足员工需求，给予员工最大的支持，最后通过组织学习的手段达成目标。

在转换型领导风格下，新企业创业者就会更加重视团队协作，团队成员的协调性，并引导团队成员关心组织任务，参与组织决策，在协作中加强组织学习，特升组织成员的科技技能，为企业实现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最终实现企业的国际化进程而努力。为保证新企业创业战略的有效实施，转换型领导者会不断地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和协作，以关心成员、鼓励成员，赞美成员为手段，以达到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可，增强团队成员对组织的信任，最终为实现组织的任务目标而努力。

当然培训也是提升成员科技技能的一种手段。员工通过参加培训，可以激发成员的创新性思维，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以达到提升技能，加强组织学习，并最终达到增強企业竞争力的目的。为达到增强组织的效率和团队成员的工作效率，创业者也可以通过对成员建立高效的目标，加强团队成员的学习能力和对组织的信任能力，促使成员和组织结合成一体，这样团队成员为了个人发展就会保证企业的顺利发展，进而保障企业创业战略的有效实施。但是创业者要注意到，在高目标的前提下，团队成员可能会为了个人发展而相互之间产生冲突，这样就会影响组织的效率，所以，领导者要通过加强成员之间的友谊，降低成员之间的冲突，最终实现组织的高效率。

在交易型领导风格下，领导者可以通过加强组织成员的沟通，促进组织成员的学习，进而达到提升组织成员的科技技能，增强组织的效能。领导者着眼于和组织成员之间的交易型行为。即组织成员为了获得高回报就会不断地加强成员之间的紧密协作，不断地为提高技能和工作效率而努力，同时这种努力会促进成员对组织的信任，服从组织的各项命令，增强组织的影响力，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进而提高组织的竞争力，增强企业的科技能力，占据有利的产品市场地位，进而使企业的创业战略得以有效实施。

但是对于创业战略的另一个方面国际化程度却没有明显的作用。原因在于，交易型领导者强调工作要求和员工的绩效。领导者会根据员工在工作中的实际表现对员工进行奖惩。这样就会造成员工为了得到高额奖励，只着眼于自己的工作任务，一味的强调自己的工作表现，而忽视与其他成员的沟通和协作。在这样一种领导风格下，成员之间缺乏信任和沟通，就会影响企业的整体发展，阻碍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讲师；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青年项目资助（批准号：71602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