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官本位走出中世纪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

曾几何时，中国的顶尖大学，为了挣一个副部级待遇，都打破了头，使得中国的副部级大学名单，几度扩编。有多少名教授，为了挣一个副处级的行政位置，同样打破头。不仅如此，所谓副部级大学的学官们，还经常为副部级大学只有校长书记是副部级，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高升一步感到愤愤不平。估计，医院什么的，里面的人也同样会为行政级别争个不休。

古代的中国，是个官僚帝国，官本位根深蒂固。马科斯·韦伯说过，做官是中国最稳定，收入最丰，也最有荣耀感的职业。当官岂止是职业？简直就是摇钱树，金字招牌，不仅可以富贵荣华，还可以耀祖光宗。读书人一生一世的追求，就是金榜题名，为官为宦。做了官，就有一切，不做官，就没有一切。

古代中国，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官本位不仅作为价值观，而且化为具体的制度，存留了下来。不仅官场行政级别森严，让多少英雄，为之折腰。而且说起来不是官场的所在，学校医院，乃至公有制企业，都套用行政级别。行政体系的官员，可以跟这些单位的“官”互换。任何一个行政部门的官员，只要级别够，就可以到大学里去做校长。

显然，在改革号角已经吹响的当下，企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是个非做不可的事情。学校要用教育专家来办学，不能用官僚办学，医院也是如此，不懂行的官僚，管理医院，会把医院也办成了衙门。同理，企业要企业家来管，不是官僚管，非用官僚不可，也得把他们变成企业家。现代化的要求之一，就是专业化。连专业化都做不到，现代化就别搞了。

当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学校和医院，要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允许私人投资兴办，社会投资公办学校和医院，彻底摆脱行政化的魔影。改革，每一步都很难，去行政化，首先要去的是人们心目中的官本位的价值观。不管多难，都得往前走，否则，中国人就永远走不出自己的中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