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时代的留学生

王焕熔

顾涵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她在上海隔离超过15天了。

那是今年3月，她站在酒店窗口，面前是一扇只能推开15厘米距离的窗户，纱窗焊死，头没办法伸出去。窗户外面焊有铁栏杆。对面的窗台上有一群关在笼子里的鸽子，她看着鸽子，鸽子也看看她，她想，这样的人生跟鸽子相比，没有任何区别。

顺着隔离酒店的窗户望出去是上海九院，顾涵每天都会听到马路上救护车呼啸而过，运送新冠患者。她焦虑得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了两个小时，“咚咚咚”，敲门声响起。核酸检测员来了。核酸一天做两次，为了回家，她做了50多次核酸。

3月17日，隔离终于结束，顾涵拿着解封通知单，想坐火车回家，系统故障，健康码没有转绿，她没办法买票。那时，上海正处于区域静态化管理，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达260例，正常酒店只接待“绿码”人群，集中隔离酒店才能接待“黄码”，一个已经解除隔离的“黄码”要去哪里？

她不知道，只能拉着箱子，漫无目的地走在上海街头。骤降大雨，最后是一家酒店的前台收留了她。

顾涵是香港疫情暴发后，被迫离开的留学生中的一员。今年，顾涵大学毕业，原本去年毕业的她选择延毕一年。2020年武汉疫情暴发时，还在上大三的她被封闭在内地，上了两年多网课。今年2月初，顾涵到达深圳，在那儿隔离了7天，回到香港，准备度过毕业季。回去不到一周，香港疫情开始严重。起初，大家坚定地说，不走，这学期一定要在学校待完。后来，学校出现了一例确诊，食堂不能堂食，学生们又开始筹划买回内地的机票。

2月底，香港本土确诊患者超3.2万人。校园里的学生一个接一个被感染。顾涵和仅剩的几个朋友在宿舍里，愁眉苦脸地讨论：“要不要跑，要不要跑。”每天都在挣扎，回内地还是留在香港？更长远的抉择是，读研还是工作？出国还是留在国内？大家有种预感，这一走，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了。

身边有同学确诊，顾涵成了密接。焦虑和慌乱的情绪像病毒一样蔓延到整个校园，大家都在计划离开。走还是留，似乎由不得自己了。

深圳的通关名额抢不到，顾涵只能先飞回上海，再转火车回家。离开香港是3月初，顾涵乘坐的航班有一个确诊病例。落地后，顾涵被送往隔离酒店。她说，酒店房间有点脏，采光很差，空调外机一直发出轰轰隆隆的声音。

柏林洪堡大学的郑琪今年硕士毕业，她提前半年买了10月份从柏林回国的机票。疫情以来，机票价格疯涨，而且时不时会被取消。2021年夏天，郑琪想回国参加专八考试，机票是两万，到秋天时，变成了4万，今年，飞机票加上隔离费，高达十几万，但是否会照常起飞并不确定。留在国外，还是返回国内，只能听天由命。

时间没有改变什么，两年前，她也面临同样的难题。2020年10月29日，这天郑琪要飞往德国，迎接线下开学。在去往机场的地铁上，郑琪手机里弹出消息，她打开邮箱，看到洪堡大学导师刚刚发来的通知，由于疫情原因，线下开课改成线上授课。母亲发来消息：“赶快回来，不要去了。”抬头一看，地铁还有一站就到机场，她需要在几分钟内快速决定，留在国内上网课，还是出国上网课。

亲朋好友一直极力反对郑琪出国。2020年10月份，德国疫情严重，封城在即，每次家人聚餐的饭桌上，她都要面对担忧和质疑。“欧洲情况那么严重，你还要出去吗？”“出国的话情况会变得很糟糕。你们学校还没通知线上授课吗？”那种氛围下，郑琪总是想到最坏的情况，自己一走，可能就回不来了。

“我很天真，而世界像一个谜团。”郑琪说，大三她计划出去留学，想去探索世界，找到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大四时，疫情暴发，学校封闭，申请硕士留学的材料都留在了学校宿舍，郑琪给辅导员打电话，给校长信箱写信，几经周折，在申请季最后关头拿到材料，她疯狂追赶时间，从白天坐到深夜，又坐到天明，手指在键盘上不停歇地敲打。有一天，听到外面有鸟叫声，她从一大堆申请材料中抬起头，天差不多亮了，大洋彼岸的录取通知书终于躺在了邮箱里。

那次，她还是登上了飞机，带着小小的侥幸心理，“说不定再过一两个月疫情就会平复。”到了柏林第二天，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发布新规，自2020年11月6日起，回国的核酸检测缩短为48小时，再加上血清特异性IgM抗体检测，需凭双阴证明向使馆申请健康码，才能登机。

当时郑琪正准备去买生活必需品，看到消息后，她一下子崩潰了。新规发布时，德国的部分核酸检测机构不能保证72小时内出结果，她也不清楚哪些机构可以测IgM，而且使馆审核健康码也需要时间，要在48小时完成全部流程几乎不可能。郑琪觉得自己永远回不了国，见不到家人了，她想起在地铁上做抉择的那几分钟，“我好像做了一个错误的人生决定。”

2020年11月，柏林开始封锁。饭店不能堂食，电影院不营业，只有超市、药店开门，街上几乎看不见人影，波茨坦广场商业中心的香奈儿店孤零零地闪着灯光。

郑琪对留学生活的美好想象化为泡影。她不能去学校，被困在十几平米的小房间里，对着电脑屏幕，最长的一次，从早上9点坐到晚上5点，这种生活持续了5个月。

在去往机场的地铁上，郑琪手机里弹出消息，她打开邮箱，看到洪堡大学导师刚刚发来的通知，由于疫情原因，线下开课改成线上授课。母亲发来消息：“赶快回来，不要去了。”抬头一看，地铁还有一站就到机场，她需要在几分钟内快速决定，留在国内上网课，还是出国上网课。

Zoom会议里只能显示出上半身，一张脸代表一个形象，就像一个符号摆在面前，郑琪通过小小的窗口，想象同学的模样和性格，这个人应该个子很高，那个人看起来沉默寡言。每次老师号召大家讨论问题，直播间里都一片寂静，大家提不起来劲，谁都不想第一个打开麦克风，也有人不想开摄像头，郑琪感觉很尴尬，“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个人在思考。”

疫情之后，签证中心关闭、大批航班取消、很多国家不开放入境，在多种不确定因素下，“云留学”成为主动或者被迫的选择，很多人在国内生活，上国外的网课。直至今年初，部分欧美高校仍通知线上授课。

闫新月是多伦多大学大四的学生。2020年3月，加拿大疫情严重，她返回国内，上了两年网课。她需要克服的是接近12个小时的时差。为了避免打瞌睡，她总是强制自己开着摄像头，听着听着，注意力就涣散了，先是手支着下巴，最后直接趴在了电脑前。

凌晨两三点，闫新月顶着黑眼圈，登录了Zoom课堂，老师放大的脸出现在屏幕上，对着大家说Good morning、Goodafternoon、Good night。各个国家的同学处于不同时区，多伦多、日本、中国、泰国，一个电脑屏幕上分为几十个或几百个窗口，有的学生关闭了摄像头和麦克风。

下课已经是凌晨4点，闫新月打了个哈欠，关上屏幕，太阳刚刚升起，她躺在床上难以入睡，长时间熬夜，身体节律被破坏了，心脏隐隐作痛。见不到国外的同学、老师，清醒着见到家人和朋友的时间也很少，她经常恍惚，似乎被两个世界的人都抛弃了。

陪伴闫新月最长时间的是手机，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却并不友好，“一个伦敦的留学生在街头被喊Chinese virus（中国病毒）”“一个留学生发布回国vlog，评论中有人说他回国添乱、千里投毒”。有一天，她刷到了一则新闻，“留学生上完网课，在家里猝死”，闫新月想，“哪天我也猝死算了，这样就不用熬夜了。”

很多留学生觉得上网课几乎什么都没有学到。国外的老师不强制要求开摄像头，学生只要保证账号挂在线上即可，上课变成了“就点击是两下的事儿”，掉线、卡顿、网络信号不好、声音不清晰，留学生经常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期末考试从闭卷变成了开卷，考前看两天就可以通过，无法验证学习效果。

更遗憾的是，留学生们失去了探索的机会，丧失了可能性。顾涵从香港回家后，仍然封闭在家中。她想念过去的集体生活，了解大家在做什么，自己想做什么。“每天闷在家里面上网课，通过已经信息茧房定型的社交媒体来探索，非常有限。我不上大学，不交一年十几万的学费，也可以做到。”

网课第一年，顾涵难以集中注意力，没来由地心慌，她还长了乳腺结节，担心它们长大、变质，越焦虑病情越反复。她开始依赖酒和咖啡，早上喝咖啡提神，晚上靠喝酒来入睡，最近把酒戒了，吃起了褪黑素。心态上“摆烂”了，她经常睡到中午12点起来，吃完饭躺着，看会儿手机，玩会儿iPad，打打游戏，两年就这样“荒废”在家里。

Zoom课堂里，一个同学作着报告忽然消失，顾涵后来听说他住进了精神病院，有的同学惊恐发作，给老师发消息，“能不能留下来陪我一会儿。”

一名悉尼大学的大二学生，受不了期末考试、论文的压力，站在房间的墙角，一边哭，一边自言自语：“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真的写不出来了，我好累。”她给好朋友发消息求助，“我觉得好孤独，没有人理解我，一瞬间我很想做出自残的事情。”

上海的心理咨询师赵家艺发现，疫情后，大量留学生来访，因为长时间隔离，日夜颠倒作息，跟父母发生矛盾，被剥夺了社交生活，他们心里迷茫、焦虑，感到生活没有意义。

焦虑原本是普通人都会有的情绪，但很多留学生会自我催眠，我没有焦虑，我不要再焦虑了，“试图去压抑它，压抑之后，它就变成一种躯体的症状。”赵家艺会引导来访留学生，要学会面对、表达和接纳这些负面情绪，躯体化的症状就会减缓。

鹿璐坐在书房里，双手交叉放在桌子上，神情紧张。屏幕另一端是某互联网大厂的面试官，一名30岁左右的女性，看起来很沉稳，她向鹿璐提问：“本科的成绩和奖学金都是什么？”“目前的实习中哪项工作不喜欢？”“怎么看待躺平这个词？”鹿璐都对答如流。

直到面试官问，“你现在在家是吧，那你读书期间在日本待了多久呢？”

鹿璐沉默了一会儿，迟疑地说：“因为疫情，没去成日本。”

对方继续问：“你本来想去日本的目的是什么？”“没去成日本，你后悔吗？”“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去吗？”

这是鹿璐在求职阶段经历的第一场面试，她預料自己会被淘汰，当然，面试官不会直说为什么淘汰她。

上海的心理咨询师赵家艺发现，疫情后，大量留学生来访，因为长时间隔离，日夜颠倒作息，跟父母发生矛盾，被剥夺了社交生活，他们心里迷茫、焦虑，感到生活没有意义。焦虑原本是普通人都会有的情绪，但很多留学生会自我催眠，我没有焦虑，我不要再焦虑了，“试图去压抑它，压抑之后，它就变成一种躯体的症状。”

鹿璐今年研究生毕业，就读于北海道大学国际传媒专业，她的留学生涯完整地在Zoom中度过了。2020年3月，她刚收到北海道大学的录取通知，日本就宣布进入紧急事态，外国人不得入境。每个月，鹿璐都在期待入境能重新开放，两年过去了，疫情仍没结束。今年2月份，入境开放了一次，鹿璐准备去参加毕业典礼，签证还没办完，入境又关了。

3月24日，鹿璐在屏幕前，旁观自己的线上直播毕业典礼，一个阶梯教室里坐满了学生，大家都戴着口罩，点到名字的同学上去领学位证，鞠躬致谢，很多女生穿着和服。老师和同学们的脸孔都很陌生。当天上午，她还在线上参加了求职以来的第15场面试，“感觉时空很割裂。理论上我应该在日本参加毕业典礼，实际上我却在国内找工作。”

她本来设想，研究生期间，在校园里上课，做实地调研，在当地企业暑期实习，去寄宿家庭体验生活，同时思考继续读博还是工作。上网课时，她感觉像生活在真空中，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往哪里去，“就感觉两眼一抹黑。”

去年9月，鹿璐还在迷茫之中，秋招大战的战火已经点燃，她被推到就业的窗口，“本来自己还在躺着，突然发现大家都在跑，我也不自主地跟着跑了起来。”

各种各样的声音传来，一些同学说互联网工资高，鹿璐向大厂小厂发起冲击，父母又说体制内稳定，鹿璐又投了几个国企。最终一共投出100份简历，覆盖了互联网大厂小厂、国企、日企，共收到14家企业的面试邀约，包括美团、京东、知乎、字节等。面试都是流水线式的，笔试、一面、群面、终面，她对着摄像头连续鏖战，大谈自己的专业背景、实习经验、人生理想，直到口干舌燥，也不敢喝水。

秋招的第一个月，鹿璐每天都刷新一下邮箱，她还加了HR微信，打电话、发邮件询问，通通没人回复。鹿璐在社交媒体上搜索秋招求职，发现有人投了两三百份简历，还没有收到满意的offer。太焦虑了，她开了一个小红书账号，每天写一个秋招不焦虑的理由，给自己“洗脑”，做起了“失业博主”。

她写道：“第21天，手握offer的基本都是技术岗。非技术岗能有一个offer就不错了;第41天，虽然目前给了结果的十几家都是拒绝，但还有四十几家没给结果，只要投简历的速度够快，拒信就追不上我;第44天，今天读了一本缓解焦虑的书，《幸福的勇气》……”她的账号涨了4000个粉丝。

去年年底，秋招接近尾声，她收到很多私信，“感谢你的陪伴，我现在找到工作了”，但今年3月3日，鹿璐还没有收到offer，这是她找工作的第103天。很多人问她，你怎么还没有找到工作？她发了一条动态，“没有找到工作的小伙伴，和我一起加入春招的行列吧。”

或许真的需要早点起跑，秋招前的暑期就要参与实习，抓住机会。鹿璐后悔这两年在等待中过去了，如果早知道去不成日本，她就会早点实习，不会放任自己走到这一步。

顾涵回到家上网课后，发现社会上充满了就业焦虑，“手握3段大厂实习经历的海归硕士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她感受到了“卷”的氛围，也跟着跑了起来，从大厂到个体小商户，从产品岗到内容岗，3个暑假结束，她现在已经手握5段实习经历。但顾涵仍不知道想做什么。

顧涵学的人文社科专业，疫情前的主要就业方向是教培行业，这个行业在去年7月的“双减”后大幅裁员。她选择继续读研，顾涵形容这是一场大逃杀，“不知道下一把飞镖要打到哪里，躲是躲不过的。我们做的只是在逃避，等待那个做最后选择的时机到来。”

疫情改变了顾涵的心态。之前，她喜欢某个专业就去学，不会考虑去哪个城市定居，工作是否赚钱。彼时“内卷”也没开始流行，在很多年轻人的计划里，读研不是必选项，大家想去赚钱，去创业，去做一些新的事情。如今，这种自由被剥夺了，理想似乎只是作为理想存在，顾涵觉得，掌握一门技术很重要，“靠纯文科已经没有生存空间了，一门手艺才能够保证我活下去。”很多文科专业的留学生有同样的想法，纷纷转成码农。

刘思凡在日本大阪读研究生，她原本打算今年硕士毕业后继续读博，疫情给学术研究带来了不小的阻碍。她是文化人类学专业，日本大学社科类专业的毕业论文以中日对比研究为主，硕博生需要经常往返两个国家进行田野调查。刘思凡的一位同学，今年想回国调查，因为飞机票加隔离费用太贵，时间成本高，无法负担，只能改成理论研究。刘思凡纠结了一段时间，考虑到可能面临的风险，决定放弃读博，回国去一家日企上班。

自从找工作开始，鹿璐的皮肤越来越差，脸上的痘越来越多，过年的时候亲戚看到，都会震惊一下，后来她去古北水镇度假了3天，没考虑找工作的事情，皮肤开始变好，度假一结束，痘痘又冒了出来。她去医院开了药，一直吃药抑制，只要稍微停药两天，就会长痘。

“秋招不焦虑”的账号更新到300天的时候，鹿璐终于收到了一个offer。从那之后，痘也没了。

但在一切终于走上正轨的时候，她却失去了迎接新生活的喜悦，很容易悲观，只剩下疲惫，“想再抓住点什么，可是完全没有头绪。”

“本来一切都好，在一个很幸福很平稳的生活状态里，并不是谁的过错，而是突然因为一个不可预料的东西，一切都崩塌了。”徐晨谈起上一段恋情，带着淡淡的怅惘。

这原本是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徐晨本科时在墨尔本留学4年，2019年，她跟一个澳大利亚华人相识于约会软件，第一次见面，男生很符合徐晨的理想型，长发，温柔，穿衣打扮是日式街头的风格，又有一股嬉皮士的自由潇洒的气质。

两人会经常讨论社会问题，男生关心弱势群体，会站在女性的角度考虑问题，也很愿意倾听徐晨的想法，“从不说教，在他身上感受不到‘爹味儿’”。他们恋爱了，一起在艺术影院看重映的老电影，在俱乐部听线下脱口秀，在街头看独立乐队的演出，有聊不完的话题。徐晨在这段关系中获得了理解、治愈和安全感。

2020年春节前夕，徐晨返回国内过年，去机场的路上，阳光很好，两个人计划等徐晨回来之后再去日本玩。当时国内传出不明原因肺炎，他们都没有在意，这对热恋的情侣在安检处告别，徐晨心中有隐隐的不安，男友把她拥入怀中，安慰道：“不要担心，3周很快，一眨眼，我们就会见面的。”

如今看来，那个拥抱是他们最后的告别。徐晨回到家跟家人团圆，接着，疫情暴发，武汉封城。徐晨很多同学提前返回澳洲。2020年2月1日，徐晨计划返回墨尔本的前三天，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即日起禁止所有从中国大陆出发或转机的外国旅客入境。徐晨回不去了，后来病例数字每天都在增加，入境延迟两周，又延两周，徐晨觉得自己仿佛身处战争年代，和恋人再也见不到面了。

2020年3月下旬，国内疫情平稳，徐晨开始寻找“曲线返澳”的办法。

当时泰国往返中国和澳洲的航班在正常运行，徐晨选择在泰国中转，落地隔离14天，再飞回澳洲。第13天，徐晨在宾馆悠闲地刷着手机，曼谷国际机场的通知忽然弹出来，澳洲即将关闭所有和泰国之间的国际客运航班。徐晨又一次措手不及，她开始自责，“自己对于局势太不敏感了，再早一天，结局可能就会不一样。”

男友也在努力寻找回国的办法，打算驱车离开墨尔本，从临近机场飞往中国。2020年3月20日，墨尔本宣布紧急封城。4天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禁止出境。能想到的道路都被封死，一个进不去，一个出不来。禁令发布的第二天，徐晨只能从泰国折返回国。这似乎是一种宿命的安排。她想，做错了一个决定，人生会不会就因此改变了？

在国内，徐晨在一个培训学校破旧的宿舍内进行了14天的隔离。淋浴喷头不出水，工作人员发了盆和热水壶。徐晨从早到晚播放《武林外传》，以保持一点热闹的氛围，让自己不抑郁，男友也在澳洲居家。两地有4个小时的时差，徐晨的下午是男友的晚上，他们每天视频一次。

2020年3月11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已具有“全球大流行”的特征，随后，英国首相确诊，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的病例数字不断增加，澳洲的病例也越来越多。两人的聊天中频繁出现哭泣的表情包和代表复杂心情的省略号，他们只能互相安慰，下周见不了，下个月，下下个月，总有一天能见到吧。

夏天来了，禁令依然没有解除。唯一的好消息是徐晨收到了欧洲学校的硕士offer，按照原本的计划，她要继续读研，男友此时在墨尔本的家中复习GRE考试，准备申请研究生。两个人有了新的计划，未来在欧洲见面，来一场横跨欧洲大陆的旅行。

那年12月，这对情侣分隔在了地球的两端，荷兰进入了冰天雪地的时节，而墨尔本仍处于炙热的夏天。徐晨在东二区，与男友有10小时的时差，几乎昼夜颠倒，徐晨刚吃午饭，男友那边已经是深夜。

两人重合的时间只剩下三四个小时。徐晨正投入崭新的生活，她忙于上课，适应当地的文化，养成了户外运动的生活方式，圣诞节时，她结识了新的朋友。男友则一直处于居家的状态，两人的共同话题也快速减少。

异地恋的心情是自相矛盾的，当初在热恋的状态下忽然分开，徐晨说：“越想他，越爱他，就会越痛苦。”她只能在心里提醒自己看淡一些，不要太想他，去做点别的事情，久而久之，關系越来越疏离，感情也慢慢淡下来。

徐晨有时给男友分享文章、音乐和电影，男友会三四个小时不回复，这带来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徐晨一方面很生气，觉得他不在意自己了，一方面觉得，自己也做不了什么，没有资格要求对方再付出。他们进入到一种“假性亲密”的状态，徐晨心里清楚，那个最后期限早晚有一天会到来。

有一天，男友突然打来电话，徐晨跑出教室接通，男友说：“我想近几年内，我们都不会再有重逢的机会了，恋爱需要commitment（承诺），但我们都做不到了。也许，是时候stepback（后退一步）了。”徐晨挂了电话，走回教室，她强忍着不让眼泪夺眶而出，机械式地在纸上反复涂改着作业，傍晚回到家，她哭了一夜。疫情的阻隔下，他们已经一年多未见，未来也看不到重聚的可能。

但在分手后的第二天，两个人又恢复了亲密的聊天，男生发来消息：“我想你了，你有想我吗？”尽管他们心里都知道，这段感情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但又做不到马上切断关系，只能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联系。

2021年1月1日零点，徐晨听到大教堂的新年钟声，欧洲的城市防控已经开放，只要携带核酸报告和疫苗接种证明，就可以自由出入公共场所，这带来了一线希望。男友尝试奔赴欧洲，但每次都在动身前，赶上封城的禁令。徐晨想，“也许我们的感情永远都赶不上病毒的传播速度。”截至2021年10月，墨尔本一共封城6次，累计时间长达262天，成为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封城时间最长的城市。

徐晨从未想到过，让爱情终结的，会是一场全球化的疫情。她失去了对生活的安全感，总会有隐隐的担忧，觉得幸福并不是永久的，会因为无法预料的原因中断。之前她一直觉得，爱情确实离不开运气，疫情更加明显地展露了这一点。

徐晨很喜欢赵婷导演的《无依之地》，它表达了时代造成的问题，并不能靠个人力量解决，但主人公在孤独中也得到了自由。

徐晨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继续往前走，保持对爱情的期待。

今年2月底，俄乌战争的消息从远方传来，顾涵和同学在香港的校园里讨论，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未来会怎么样。

乌克兰留学生王楠楠则切身体验了这场战争。她躲在地下室，四五天晚上没有合眼，基辅的街道上有火光，有乱飞的子弹，王楠楠真实地感受到了，“死亡已追踪到我的窗外，洒在刚刚扎上竹棚、开满星星似的茑萝花上。”

王楠楠今年大三，在基辅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就读。2月24日早上10点钟，王楠楠在宿舍上网课，学校通知，炸弹来了，她叫醒隔壁宿舍的中国留学生，大家收拾好行李，当天晚上二三十个学生住到了宿舍楼地下一层，说是防空洞，其实是一个储物间，里面接了很多水管，还放了很多老式洗衣机，宿管给学生准备了垫子和棉被。

白天，她们从防空洞出来，回到宿舍内吃饭，王楠楠的宿舍在13楼，电梯已经停掉了，她只能走楼梯，傍晚，学生们要躲回地下室，轰炸一般都在晚上进行，王楠楠看到了炸弹，“白色的，像流星一样，也像是放烟花，在天上划过”，她很害怕，决定在地下室随便吃一些果腹，不敢再出去。学校通知停课，微信群里陆续出现乌克兰本地人去世的消息，其中也有音乐学院的学生。

2月25号，大使馆发布撤离乌克兰中国公民的紧急通知，王楠楠和同学登记了。当天就有同学接到了大使馆的通知电话，没接到电话的同学陷入恐慌。她们商量，是立刻坐火车到乌克兰东部，还是再等等，之后的几天，撤离电话陆续打進来。

王楠楠接到的集合时间在上午10点，到集合地点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她从早上6点开始叫网约车，没有人接单，把价格提高到了五六百格里（约130元人民币），还是没人接单，最终加价到一百多美金，有司机接单了，但他只把王楠楠送到附近的地铁站。当时基辅正在下雪。

已经是9点多了，时间紧张，王楠楠幸运地在地铁站拦到了另一辆车，快速赶往集合地点，一路上车都很少，到处都是路障，警报声一直在响，子弹在天上飞，当地人牵着狗在街上散步，神色没有畏惧。

坐上了当天撤离的第一班大巴车，王楠楠紧绷的神经终于放下，被一种安全感包围着，车上有将近两百个人，他们先坐车到马尔多瓦，再换大巴车坐到罗马尼亚。大巴车行驶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一早7点33分，中国驻罗马尼亚的大使馆和商会接待了乌克兰的留学生们。两天后，王楠楠返回国内，开始了14天集中隔离。

战争给她带来了后遗症。首先是对声音非常敏感，听到关门声和楼上挪动椅子的声音，她都会觉得心里“咯噔”一下，然后是噩梦，梦里充满了枪炮声和逃难的场景，她经常从梦中惊醒。战争前，她每天晚上10点多就能入睡，现在变成了凌晨5点，她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3月中旬，乌克兰的炮火仍没有停止，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网课恢复了，王楠楠的老师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基辅，只是把八九岁的女儿送到了巴黎生活。她的很多同学逃难到欧洲，一边旅游，一边等待战争结束，也有很多学生回到了乌克兰。

坐上了当天撤离的第一班大巴车，王楠楠紧绷的神经终于放下，被一种安全感包围着，车上有将近两百个人，他们先坐车到马尔多瓦，再换大巴车坐到罗马尼亚。中国驻罗马尼亚的大使馆和商会接待了乌克兰的留学生们。两天后，王楠楠返回国内，开始了14天集中隔离。

王楠楠仍觉得这一切不可思议。战争来临前，她去基辅国立歌剧院听歌剧，欣赏音乐会，在学校音乐厅里唱浪漫曲、咏叹调和乌克兰民歌。对于一个20岁的年轻人来说，战争是一个遥远的事情，它属于20世纪的祖辈的年代。而现在，基辅这座花园城市遍布熊熊燃烧的炮火，柴可夫斯基的故居被炸成废墟，城市里的音乐消失了。

战争也影响了欧洲，郑琪在柏林逛超市时，发现三四个货架上的油都空了，乌克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葵花籽油供应国之一，战争后交货被迫延迟甚至取消，德国食用油价格上涨。

郑琪最担心的是回国航班。德国飞中国的航线中，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占了一半，战争爆发后，汉莎航空发了通知，他们不会经过俄罗斯领空，而之前俄罗斯是回中国的必经之地，回国更难了。

郑琪的专业是跨文化研究。冷战结束后，有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柏林的年轻人站在即将被拆除的柏林墙上，背景是勃兰登堡门。洪堡大学的主校区就在勃兰登堡门，郑琪经常在学校旁边的市中心区域闲逛，从前这里就是柏林墙，现在仍保留着一小段围墙的遗迹，作为历史见证。坚固的钢筋水泥预制板横亘在道路中央，提醒着人们，它曾把柏林一分为二。每当她站在墙下，就会觉得，人类还有什么不可能的？

2020年8月，美国留学生邢淅璇从费城搬去纽约，想追寻自己的表演梦。站在纽约地铁里，整个车厢只有她一个人，地铁门上贴着一张巨幅漫画，黄色小人在示范口罩的正确戴法，上面写着，“Masks are like opinions.Everyone should have one. ”（口罩就像观点，每个人都应该有）。

走在纽约街头，每一个地方都在提醒你，现在是新冠时期。车站的广告牌写着，“To keep yourself feeling hearty，stay awayfrom that big party”（为了保持健康的体魄，请远离大型派对）。店铺门口告示戴口罩才能进，晚上的街头空无一人，只有老鼠在街上觅食。

邢淅璇梦想中的百老汇街区空空荡荡，《芝加哥》和《歌剧魅影》的海报依然动人，海报前是一些废弃的纸袋子，无人清理，2020年的百老汇经历了史上最长的停摆期，多部戏剧永久停演。她想去说脱口秀，俱乐部关门了，有脱口秀演员在地铁站、公园说段子，好不容易吸引了几个人，响起零星的笑声，风一吹，笑声就飘走了。

美国和加拿大接连宣布关闭双方的边境线，邢淅璇尝试从纽约自驾到边境去，跟加拿大的男友见上一面，边检人员说：“NoEntry for non-essential matters （非必要的事情不能入境）。”邢淅璇问：“难道爱情是不必要的吗？”

疫情前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

顾涵进入香港中文大学是2017年。大一时，不同专业的人组成迎新营，一起探索大学和城市，同学们讨论课题，做田野调查，互相拉着听讲座，有人无意中被某个教授影响到，就决定投身相应的学术领域。顾涵选过一门戏剧通识课，这门课面向社会开放，很多五六十岁的老人也去听，上课时他们会自然地站起来，唱一段粤剧，老师办公室的门永远是敞开的，学生可以直接推门进去，不管什么样的话题都可以畅谈。

在香港的街区，顾涵经常能意外发现四五家喜欢的小店、咖啡馆，可以跟老板或者偶遇的外国人畅聊。你既可以在红磡看到陈奕迅等明星的演唱会，也可以在街头偶遇他们，演员任达华曾出现在大学食堂吃饭，还有明星曾到顾涵学校宿舍的天井旁边表演。

顾涵跟同学去旺角吃鸡煲，吃打边炉，不同专业的十几个人围坐在一张长桌上，面前放两三个鸡煲，热气腾腾的状态，一边吃，一边聊学习、聊爱情、聊他们对自己学科的思考。傍晚吃完饭，他们走向维多利亚港口，坐在礁石上，吹吹风，看看海，等待海上日出，当时他们还没有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内心很平静，也觉得自己好像“无所不能”。

现在，敞开的门关闭了，上网课的同学只能通过邮件跟老师预约沟通，老师对学生的印象很浅，每周的课余活动只有一节45分钟的线上讲座。顾涵本来在2020年申请通过了加拿大的暑期研究项目，疫情后，项目被搁置了，“如果去了的话，可能会顺利地在学术道路上走下去。有些东西一旦错过就是全部错过。”

朋友四散各地，有的回厦门，有的回四川，有的退学重新参加高考，人生轨迹完全不同，顾涵与他们慢慢失去了联系。“如今，那种完全纯粹的、未来像日出一样乐观的期盼，不管是从具象意义上还是抽象意义上，都不太存在了。”顾涵变得消极，总是做最坏的打算。

邢淅璇想起一句诗，“每个人都应该有一扇自己的窗户。”隔离的时候，这扇窗户就是跟世界的唯一连接。她出不了屋子，可以从窗户看到外面的天，知道天黑天明，时间流逝，可以看到别人的窗户，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人在。她说：“新冠就像一个放大镜，把人内心的恐惧放大了。”

这种对未来抱最坏预期的心态在留学生群體中很普遍，生活的落差如此巨大，出国留学的年轻人更容易产生挫败感。疫情前，刘思凡在大阪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大阪的旅游业发达，汇聚了各个国家的人，有各种机会，她在便利店、餐馆、药妆店兼职，一个月能挣2万块，在业余时间挣食宿和学费对那儿的留学生来说很容易。刘思凡平均一个月回国一次，从来没为生计忧愁过。

但在疫情后，民宿、餐饮店、旅游景区、贸易行业全都受到了打击，她常看到有人跳轨自杀的新闻。她的两个留学生朋友，在国内的家人病重，因为疫情、隔离、签证到期种种原因，没能及时赶回国见亲人最后一面，有的就彻底萎靡下去。刘思凡把对生活的期待降到最低，“好好活着，亲人健康，能吃上饭不饿死，不奢求任何其他的了。”

顾涵的窗台上放了一本书《麻风医生》，讲述20世纪大规模传染的麻风病，顾涵试图跳出当下的生活，浸入历史，获得慰藉，“黑死病持续了3个世纪，也许新冠疫情只是一个正常的波动。”她了解了宋朝为了防疫是怎样屠城的，看到人类的悲剧依然在反复上演。因为乳腺结节而焦虑时，她读了《重病之王癌症传》，“所有事情摊开来说可能就好一些，要去直面它。”

顾涵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故事表达的核心观点是，人类拥有的最值得、最可嘉奖的特质就是坚定的信念，“坚定地选择一个东西，相信你的奋斗程序，不要摇摆。”

前两年，她感觉一切都很灰暗，没有意义，总是哭、怀疑自己，现在她申请了英国的人文社会学科的硕士，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以后的日子可能会一天比一天难过”。她把自己的状态形容为“无为”，“不做你不该做的，不想你不该想的。”

上大学之前，郑琪每天做的事情只有学习，所有人都告诉她，上一个好大学，就大功告成了。大学后，她反而被推向更加激烈的竞争中，身边的人不断向前追赶风口，预测下一个风口行业会在哪儿，何时到来。郑琪过着散漫的生活，看到别人奋力奔跑，她有些焦虑。

但在疫情时代，规划、预测都失效了，风口接连跌落。昨天的计划今天可能就实现不了，人们甚至都不敢买一张飞机票。郑琪不想再焦虑了，“以前会觉得做计划是有用的，做预测是有用的，但现在觉得规划人生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生活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会接受不确定。”

这三年，从湖北老家到柏林，她认为唯一能相信的，只有自己的适应能力，“有一个新的状况出现，也许刚开始你会有一点惊慌失措，但最后都会适应。”郑琪已经幻想出，战火纷飞的年代，她不得不逃到乡下避难，重新学习种菜的情景。

2020年8月，欧洲疫情严重时，英国杜伦大学的吴晓搬去了朋友在郊区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有一个小花园。朋友每天把屋子打理得井井有条，把一周的饭菜列出来，变着花样地做饭，他们还在客厅开辟了一个健身区。两个人每天看书，从人类学视角探讨很多问题。

那段时间，吴晓很少上网，在规律的生活中她找到了秩序感。那段日子也给了吴晓很大的力量，她后来返回国内工作，今年因为北京疫情被封闭在家，她仿照当时掌握的生活节奏，关注新闻的同时，也会放下手机，关心粮食、蔬菜和琐碎的日常，维持了稳定的情绪。

在美国，邢淅璇确诊了新冠。2021年1月份，新年到来，她却躺在床上，头晕，没有力气，身上很冷，她自测了一下抗原，阳了。

邢淅璇不敢告诉国内的家人，她隔离在自己的房间里，为了尽快好起来，做了很多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疯狂喝牛奶，需要补充维生素D时，她就在窗边晒晒太阳。邢淅璇想起一句诗，“每个人都应该有一扇自己的窗户。”隔离的时候，这扇窗户就是跟世界的唯一连接。她出不了屋子，可以从窗户看到外面的天，知道天黑天明，时间流逝，可以看到别人的窗户，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人在。她说：“新冠就像一个放大镜，把人内心的恐惧放大了。”

她意识到生命短暂，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在这两年的荒诞时光里，怎么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减少割裂和孤独，在她的经验里，最好的方式是艺术，那是全人类的语言。她本科时主修比较文学、辅修法语和戏剧，母亲一直想让她读比较文学或者法语的硕博，这次，她坚定地申请了加州艺术学院的表演系专业，“不能再浪费时间了，要马上去做艺术。”

有一天，邢淅璇起得特别早，她听到窗外有轰鸣声，感受到纽约这个城市还活着，还在振动。封闭了两周后，她转阴了。她开始了创作，写了一个在天台上梦游的小女孩的故事，代入自己的经历：得了新冠，困在国外，不敢告诉家人，梦想受阻。

《天台梦游》最终在邢淅璇租的公寓的天台上做了第一场表演，中间下起了大雨，也没能熄灭演员和观众的热情，一共连演了21场。

这期间，邢淅璇收到了研究生录取的通知，2020届延期一年的毕业典礼也补办了。老师站在台上宣读她的名字，为她颁发毕业证书，她穿着宽大的学士服，和同学一起，把学士帽高高地抛向空中，她想起《侏罗纪公园》里的台词“，Life finds a way（. 生命总能找到出路）”。

最后一场演出结尾，追光灯照到小女孩的身上，她重新找到了船的航向，女孩说：“在今天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个戏关于孤独，关于悲哀，关于不能实现的心愿，关于计划赶不上变化，关于生活的残忍和无效的解决办法。”她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轻快，“现在对于我来说，这出戏关于希望。我知道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 未来还不能确定，但是我就相信，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不让未来的自己失望了。”

听好了，这是最后一句话了，她说：“总之，继续做梦吧。”

应受访对象要求，除赵家艺、王楠楠、邢淅璇外，其余姓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