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耿军

李纯

一、 2020年春節，因为疫情，耿军没回鹤岗，在北京过的年。朋友们来他家喝酒，其中一个是他的录音师杜春峰，1996年和耿军一起来的北京，俩人像兄弟一样亲密。耿军在通州租了一套两居室，家具大多是朋友送的，小区在五环外，不通地铁，房租便宜。喝了点酒，杜春峰哭了，他说：“耿军是我见过唯一的，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依旧过着如此简朴日子的导演。”说完，朋友们都有些伤感。

当时《东北虎》已经剪辑完成，正在送审。除了零散的后期工作，耿军的主要精力用于创作下一部电影的剧本。平时，他就在客厅那张朋友淘汰给他的天坛牌收缩餐桌上写剧本，他把网断了，想休息的时候，就下楼去麦当劳蹭网，看几集综艺或者电视剧。

从2002年第一部短片开始算起，耿军已经拍了快20年电影。他的作品有长片《东北虎》《轻松+愉快》《青年》《烧烤》，短片《散装日记》《飞机》《诗人与摇滚乐手》《山楂》，以及纪录片《诗与病的旅程》。由于他的电影从未在国内公映，直到今年6月，《东北虎》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金爵奖最佳影片，耿军才开始被媒体广泛报道，并称他是“新锐导演”。

耿军今年45岁，身材强壮，长了一张可靠的中年男人的脸，虽然谢顶，但剃了光头就不太能看出来。夏季的惯常装扮是印有鹿特丹电影节老虎标志的文化衫、鸭舌帽及黑色耐克跑鞋。他的声音醇厚，口齿清晰，富有东北人特有的幽默感。2015年，一席请他讲讲自己的经历，大家都知道拍独立电影不容易，很苦。但在耿军的讲述中，那些痛苦的部分，都被他轻松地跃了过去，好像不值一提。

电影圈内，同行都知道耿军，他的片子频频在电影节拿奖。《烧烤》入围法国南特电影节和鹿特丹电影节，《青年》入围罗马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锤子镰刀都休息》获得中国台湾金马奖最佳短片，《轻松+愉快》获得圣丹斯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并获金马奖最佳剧情长片、最佳导演奖等四项提名。

但在北京，耿军的生活一直没有什么变化。他靠拍宣传片和广告维持生活，有网大、网剧找他合作，觉得剧本不合适他就拒绝了，“你找别人拍不比我拍得差，我也不便宜。”其实主要是怕耽误创作，耽误他拍自己的电影。久而久之，别人就不再找他了。以前的合作伙伴，觉得耿军得了奖，身价肯定涨了不少，反而也不敢找他。有一次碰见甲方，他忍不住问：“怎么了，最近不景气了，没活儿了吗？我一分钱没涨。”因此，耿军虽然拿了很多奖，但一直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别人聊天，他总调侃自己是“来京务工人员”。

王子剑是耿军的制片人，他知道耿军生活拮据。有阵子，王子剑常出国，会给耿军带点衣服，他也经常听说，耿军去别人家拿衣服。耿军的电脑是二手的，他不点外卖，不用支付宝，不用滴滴，手机是好几年前朋友送的iPhone6，王子剑想给他换手机他说不用，后来实在卡得不行，二手玫瑰的主唱梁龙给他邮寄了一个iPhone12。

《东北虎》获奖后，有个制片人朋友劝他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衣着打扮，“你东西不low，但是你这人太low了，你能不能稍微调整一下，稍微商务一点好不好？你商务一点，资本会靠近你。”还有朋友劝耿军把金爵奖发的那块名表卖了：“你不是缺钱吗？”耿军就笑：“我得戴着，以后走哪儿我都是朝阳区成功人士。”

很多人不理解耿军的生活，导演怎么会穷呢？在鹤岗，耿军是地方名人，《鹤岗日报》报道过他，家乡的亲友们都以为耿军早就在北京过上了优渥的生活。30岁出头的那会儿，过年回家，别人问他，今年挣了多少钱？买车了吗？买房了吗？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觉得局促。后来，他想了一套说辞，既能应付亲戚，也能避免尴尬。

我也不希望这是鸡血，可能会是一块血豆腐。我的电影都是表现这个时代里边的失败者，失败者，是这个时代最大的人群，我也是一个失败者。

“买房了吗？”

“买好几套了。”

“车呢？”

“有奔驰，宝马，有时候北京太堵也不开。”

薛宝鹤是鹤岗人，在鹤岗电视台上班，业余跟着耿军拍电影。他从小就喜欢电影，因为喜欢电影才去的电视台。2019年，他在栗宪庭电影学校学习，认识了许多热爱电影的年轻人。很多人愿意花两三个月拍一个片子，但是要让他花几年甚至十几年来做电影，大部分人很难做到。有一天，一个拍纪录片的朋友给他打电话说，打算找个大学教剪辑，“实在是生活接续不上了，”朋友又问：“耿军是怎么坚持的？他没钱花不闹心吗？”“不闹心啊，他够吃够喝就行了。”薛宝鹤答。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我以前超级世俗，我也不理解，”薛宝鹤说，“很多人能沉下来做艺术是因为后面有物质支撑，但是耿军没有，所以他做了最底线的选择，只要现在的物质条件能够让他持续创作就够了。你说他有没有更多的欲望？但他觉得这些事会让他分心，影响他的创作。”

耿军自己倒对此习以为常，“20岁的时候，我给自己下了咒，我此生都不会挣到钱，这个咒应验了。”耿军身边有几个富裕的朋友，他们有钱也不快乐，也有烦恼，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挣到了钱，但他们比我还愿意哭穷，我觉得这事儿就没意思”。

“你就放棄挣钱，这有什么呢？我没有钱也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无非就是，我会买一点比较坚固的衣服、鞋，我几年可能都不太换衣服，我也很少请别人吃饭，这都正常吧。”耿军说。

贫穷反而构成了他的一部分。耿军说，每次在高档场所，尤其是喝到微醺的时候，有另一个自己会跳出来，提醒他，这都是幻觉，不属于他。这也影响了现在他面对名利的心态，他知道喧嚣很快会过去，真正重要的是电影本身，“我只想拍一个，再拍一个，对我来说已经很好了。”

平时，耿军最大的爱好是看电影，看小说，然后是和朋友吃饭喝酒。因为要赶地铁，一般吃到10点就走，如果朋友盛情挽留，他就说，继续喝也行，但你得给我打车，或者今晚我住你家，对方也欣然接受。王子剑被耿军拉过一次饭局，王子剑说：“我不喜欢这种局。”耿军说：“你不是焦虑吗？我带你找乐子去。”王子剑觉得，这是耿军神奇的地方，“很多人社交抱有目的，但耿军既没有目的，又很热衷这件事。他喝两瓶啤酒，就很快乐，特别简单，他是那种完全低欲望的人。”

在那次演讲的结尾，耿军说：“我特别反感鸡汤，我也不希望这是鸡血，可能会是一块血豆腐。我的电影都是表现这个时代里边的失败者，失败者，是这个时代最大的人群，我也是一个失败者，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成功。”

二、 1996年，耿军从黑龙江鹤岗来到北京，因为喜欢电影，想拍电影，尽管电影离他很遥远。他中专毕业，学的是俄语，父母是养鸡的农民，原本希望儿子可以继承家业，继续养鸡，或者开粮油店，做点买卖，再娶个媳妇儿，过那种最普通的东北生活。可儿子大了，是管不住的。在北京，耿军干过水饺推销员、宾馆服务生、台球厅老板和广告公司业务员。

上班之余，耿军开始去北京电影学院蹭课，尤其是导演系的视听语言课，获益很大。在课堂上，老师既会讲《地雷战》《神女》《早春二月》等国产经典，也会讲卓别林、《一个国家的诞生》《美国往事》等好莱坞经典。后来，耿军接受采访，总会提到电影学院的开放，他称为“知识的扫盲”，对一个热爱电影但不知道怎么进入电影的年轻人来说，课堂为他打开了一扇门。

2000年左右，数码时代来临，DV开始普及。一直以来，中国只有电影制片厂能拍电影，因为胶片和摄影机非常昂贵，普通人根本拍不起。DV的出现，降低了拍摄的门槛，一个导演就能包揽前后期全部的活，影像真正成为个人的表达。耿军看到了杨荔纳的《老头》和杜海滨的《铁路沿线》，都是用DV拍摄的，虽然是纪录片，但“非常震撼，是被以前传统影像忽略的东西”。同时，贾樟柯用DV拍摄的《任逍遥》入围了戛纳主竞赛单元，耿军想，用DV做电影是没问题的。但他没有钱买DV，也一直没有契机去拍电影。

2001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交通全部中断。那天晚上，他从北四环走到东四环，从7点走到凌晨两点，之后他查出肺结核，开始大口大口吐血，当时肺结核是很严重的病。他回到老家，每天吃快30片药，吃完药特别渴，他就随身携带一桶白开水。他很绝望，“我26了，我要死了的话，我这辈子什么事儿也没干。”他想，临死之前应该拍个东西。他写了一个剧本《山楂》，讲在矿区一个外来工被当地人排挤的故事。片子做完后，他的身体慢慢恢复了。2002年，他带着这部短片返回北京。

如今回头看，这是一部极度失败的处女作，也从没有公开放映过。当时看过这部短片的朋友一致差评，暗含的意思是他没有从事电影的天分。耿军把这些话都记在了小本子上，充满反思地写道：“我的问题是想得太少，形式不高级，故事毛毛草草。”但他又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既然我拍得这么差，我是不是再拍，能比这稍微好一点儿？”

那年年底，耿军回到鹤岗，又写了一个剧本《散装日记》，描绘了一群游荡在街头的社会青年，他们没有钱，没有可以信赖的感情，被病痛折磨，但也自娱自乐。短片中的黑色幽默和对小人物命运的关心，此后一直贯穿在耿军的电影中。

《散装日记》获得了2003年DV论坛年会剧情片优秀奖。这是一个转折，也是新的开始，给了他拍电影的信心。在那次论坛上，耿军认识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张献民。张献民早年留学法国，是独立电影界的推手，帮助过很多新导演。

张献民问：“你是哈尔滨人吧？”

“我是鹤岗人。”

“一看就是东北的，”张献民对他说，“你这个片子很有趣，评委们看了都特别高兴，挺乱来的，没什么规则，跟学院里的创作完全是两码事。”

张献民又问：“你在北京吗？”

“我在北京啊。”

“如果你有事的话，你可以去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文学系在主楼的7楼，你可以来找我。”张献民递给他一张名片。

《散装日记》用DV拍摄，全部成本不到1000元，是标准的独立制作。在《东北虎》之前，耿军一直沿用这样的方式拍电影，有点类似小作坊，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儿，耿军也得操心制片、服装和美术。片子的成本普遍很低，从几千、几万到几十万不等。这样的好处是机动、自由、即兴，但拍完很难进入院线，只能在电影节等小范围内传播，反过来也导致大众、资本对导演的认知度低。

“有很多人只想拍两三千万的片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五六年没拍成，你对剧本都没有兴趣了，又写了一个新的，之后又想找这么多钱，有病吧？拍电影嘛，拍不成贵的，拍个便宜的呀。我没有办法那样。你让我等行，那这个就先在这儿放着，我再拍个别的。”耿军解释，钱少当然会损失画面、质感，但那不是最重要的，电影首先是拍人。

三、 耿军的第一部长片叫《烧烤》，拍摄于2003年。灵感源于《北京晨报》的一则新闻，两个外来打工者没钱回家过年，于是绑架了一个陪聊女。

当时，耿军全部的存款是7000元。拍摄的机器是和朋友借的，录音是机器自带的话筒麦，主场景在石景山一间带院子的平房，有个玩乐队的朋友过年回家，就把房子借给他们拍电影。演员一共3名，两个男孩是乐队的鼓手，还有一个女孩是耿军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找的群演，加上导演、制片，全剧组共计5人，总花费5000元不到。有个真性情的内蒙古制片人来探班，带了一束鲜花，到了现场惊讶极了，“怎么能够这么艰苦地拍东西呢？我能够帮你什么吗？”耿军说：“后期还没着落。”“我就帮你做后期。”

《烧烤》完成后，耿军请张献民看片，张献民喜欢这部电影，将其推荐到海外。2004年，《烧烤》入围法国南特电影节和鹿特丹电影节，发行了DVD，加上海外版权，卖了三四万，“是一个挣钱的电影”。

2006年，耿军开始拍摄他的第二部长片《青年》，张献民做监制。2005年，张献民成立影弟工作室，花费快10万元购入摄影机、话筒和一些简易的灯，专门用于资助独立电影。《青年》的剧本写完后，有个从英国回来的制片人说：“这个可以拍1000多万的电影，可以拍成顾长卫的《孔雀》那样的级别。”张罗了半年，没有张罗到钱。

耿军和张献民商量，张献民说：“如果《烧烤》是第一步台阶，《青年》应该是第二步，而不是坐了电梯到18层。”二人决定用最简约的方式来拍。

等他背着金马奖奖杯回到北京时，卫生间的水泵坏了，屋子里像炸了一个洞，全是土，上不了厕所，他只好搬去朋友家住，他想：我要看看我自己还能惨成什么样。

《青年》讲述的是耿军家乡的故事，三位主人公各有原型，都是耿军的熟人。电影在鹤岗拍，张献民从电影学院找来两个摄影师，一个录音师，器材是现成的，吃住在耿军家里，拍摄场景也在耿军家附近，“这样我可以完成。”没有车，他们把机器放在板车里，推着去片场。张献民在鹤岗待了半个月，主要帮助耿军搭建剧组，处理导演和主创之间的关系，这对新导演的帮助是很大的。

“我拍《青年》的时候第一次用了摄影师、录音师和化妆师，这些人都是相当有经验的电影从业人员，当一个没有经验的导演面对这帮人的时候，合作很容易出问题。张老师在那儿帮助沟通、疏导这些关系，我们的剧组一开始就建立得特别好。”耿军说。

由于跨季节拍摄，《青年》拍摄时间延长至一年半，花了10万元，其中8万是耿军的积蓄，两万是耿军和父母借的钱。没钱剪辑，他就蹭住在剪辑朋友的家里，在旁边等着，等朋友干完活，有空了再帮他剪。薛宝鹤新婚后带媳妇来北京度蜜月，出了火车站坐地铁1小时到石景山的古城站，去看望耿军，到后，发现一居室内住了3个男人，十分拥挤。那年耿军31岁，但他一点儿没表现出不安，好像这是自然而然的，好像生活上的困难并不对他构成困扰。他给薛宝鹤看《青年》的片段，看完请他吃了顿烤鸭。返程的路上，薛宝鹤的媳妇疑问，做电影的怎么这么穷呢？

在很多场合，耿军都会提到张献民对他的帮助，也有导演说，张献民最偏爱耿军。至于为什么，张献民会用一种玩笑的方式岔开话题，“我偏爱耿军不是因为他长得帅，”他又强调，“耿军是自己干出来的。”但同时，张献民希望耿军进入电影工业，用更职业的方式拍电影，就像《东北虎》，“这个东西跟创作不是完全隔离的，低成本是一个神话，如何指望神话是一个常态呢？虽然耿军半生的创作可能符合这个神话。”

四、 2008年，耿军从广告公司辞职，他想不工作就可以有完整的时间写剧本，每年拍两三个广告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最大的成本是房租。2007年，他搬到天通苑的半地下室，这地原来用于储物，一半窗户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每天只有固定的时间能见到太阳，月租1700元。他住那儿是因为便宜，省钱。

2014年，他交了女朋友，有一天，女朋友说她妈妈过几天来北京，她不想让妈妈知道她住在地下室，就搬走了。那年，耿军去台北参加金马奖，等他背着金马奖奖杯回到北京时，卫生间的水泵坏了，屋子里像炸了一个洞，全是土，上不了厕所，他只好搬去朋友家住，他想：我要看看我自己还能惨成什么样。2017年，耿军受邀在欧洲的电影节参加展映，待了20多天，然后赶紧去贵州拍一个挣钱的活儿，回到北京已是秋天，下了几场雨，他的衣服、床单开始长毛、发霉，等他回到家，房东把他的东西像废品一样堆在客厅，请他一周之内搬走，“叔也罩不住你了。”北京正在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整改行动”，这属于违规出租。无奈之下，耿军搬离住了10年的地下室，住到了通州。

2007年，梁龙为《青年》写了片尾曲《青春啊青春》，后来梁龙巡演，耿军也跟着拍纪录片，他曾以梁龙为原型写过一个剧本，讲摇滚歌手的故事，此片因梁龙对剧本不满意而搁置。梁龙第一次去耿军在天通苑的家，心中难过，“这是我七八年前过的生活，哪怕你是个九流导演，都可以不过这样的日子，他在那样的环境里依旧坚持，让我感慨挺深的。”那时，耿军的脾气还不像现在这么好，话不多，喜怒形于色。早年他聽摇滚乐，留长发，是个典型的愤青。杜春峰评价，耿军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东北话叫“不惯着你”。

“他在我眼里是一个很拙，很轴，甚至有一点点迟钝的人，”梁龙担心这位导演朋友，“他的明天在哪里？”

电影是耿军最大的慰藉。2008年，他第一次在罗马电影节看到《青年》，那是一个可以容纳1000多人的影厅，当他的作品出现在大银幕，他感到震撼，“虽然我们的制作那么简约，跟那些大电影比起来，我们连人家一天拍摄的钱都不够。”他想，电影像一场巫术，每个人都被电影世界里的人物所牵动，去相信那些人的命运，好像他们真实存在，“如果电影拍得好，是可以给人催眠的。”

在罗马，他感受到尊重，“所有的采访、服务都是贵宾待遇”，他感叹，原来文化可以这么珍贵。观众喜爱他的电影，对他说：“罗马离你的家乡特别远，但是我们这儿的小城市也有这样的故事，你拍的不单单是你们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

2012年，耿军拍摄了一部短片《锤子镰刀都休息》，讲了两个抢劫犯和一个骗子的故事，台词幽默，却总有一种颓败的气氛，可能是环境的缘故，人烟稀少，目力所及是大片的雪地和破旧的房屋，就像电影中的台词，“都荒废了”

这次拍摄发生的偶然。也是春节，薛宝鹤对耿军说：“我们这儿有人在拍微电影，名字类似《情系鹤岗》。”他放给耿军看。“太恶心了。”耿军说。“咱们哥几个也拍一个？”薛宝鹤怂恿他。“这个也不难，咱们有设备。”耿军说。设备指的是耿军随身携带的DV，每次回家，耿军都会拍点素材。

剧本写了一周，写完，他给圈内的朋友看，朋友说：“剧本挺有意思，我给你借一套佳能，咱们影像做得好一点。”有了机器，又找来摄影、录音、灯光，加上演员，一共10人，一辆金杯车刚好坐满。

从这部开始，耿军的电影具有了一种风格，画面苍茫，演员说话语速比一般的电影要慢，台词精简，每句话像被淬炼过，既是幽默也是讽刺，具体的地理位置被抽空了，人置身在冰天雪地，做着荒诞的事，电影更像是一个关于北方的寓言。此片为耿军带来了电影生涯最大的荣誉之一——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奖。

金马奖之后，很多公司找他，想和他合作，差不多有半個月，他密集地见各种人，那些人具有一个共同点，满口豪言壮语，嘴里飘着动辄几千万、上亿元的数字。当时耿军写了《东北虎》和《轻松+愉快》的剧本，递给公司看，对方觉得不够商业，建议修改。“这帮‘傻×拿数字吓唬我，聊了半个月我100块钱现金没见着，这个行业完了，特别没出息，我们是搞艺术的，你拿数字和我聊。”耿军认为，电影行业是一个“搞数字、搞金融的群体”。

他的生活依然没有得到改善。《锤子镰刀都休息》获奖后，金马奖励他10万台币，合人民币两万元，随后短片在爱奇艺上线，每次点击耿军能分到两元，赚了十几万，这些钱全部投入到了下一部电影的拍摄中。

2014年，《轻松+愉快》开拍，耿军在鹤岗拍了十几天，钱快用光了，听说耿军缺钱，那时刚刚投身电影行业的王子剑给他打了20万，相当于雪中送炭，两人从那次开始合作。

《轻松+愉快》仍属于电影工业体系之外的独立制作，但相比10年前的《烧烤》，条件改善了不少。出门有车，剧组也可以住宾馆，虽然是最廉价的快捷酒店。王子剑和独立导演合作过，他去鹤岗探班，对耿军的工作环境习以为常，“该喝酒喝酒，也没有多简陋”，但是不知为什么，耿军的形象总让他觉得“悲凉”，“一个光头穿件军大衣，戴个破帽子，感觉跟烧锅炉似的，然后人家说，这是导演。”

耿军常常邀请他身边的朋友、朋友的家人参演电影，于是他的电影也变成一部漫长的关于鹤岗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代人从青年到中年，从年轻到衰老。外界评价，这是耿军的“鹤岗宇宙”。

回北京后，耿军在王子剑的公司剪片子，王子剑在东四环租了一栋别墅，除了做独立电影，也做广告。剪到后来，耿军干脆在公司放了一张床垫，困了就在床垫上休息，第二天一早，公司来客户，还得把床垫收起来。时间长了，耿军和后期处成了兄弟，“我们那个后期对其他导演都很凶，对耿军就特好。”

作为制片人，王子剑会刻意和导演保持距离。在工作上，制片人和导演难以避免会发生冲突。导演管创作，制片人则要考虑更多的现实问题。以前王子剑不懂这些，他把导演当作最好的朋友，到最后，却被朋友深深地伤害，你不能说这是谁的错，很多事无法拿到台面上说，只有身处其中，你才知道电影除了是一门艺术，也是江湖。他很少约耿军单独吃饭，俩人的饭局大部分是在剧组。但他说，他和耿军的关系更复杂，王子剑是80后，耿军比他大一轮，生活上会像大哥一样照顾他。有时候他情绪不好，想我只想好好拍电影，为什么事情会这么复杂？耿军就去他家，买瓶水，陪他待一会儿。

“基本上，我俩一直是站在一个战线的，在所有的事情中，退到最后，就是我跟他站在一起。”这可能是耿军和其他导演不同的地方，王子剑说，耿军很愿意相信别人，“哪怕事情不行了，我问他意见，他也不会追问我，为什么会到这一步，这确实是他人格伟大的那部分。”

这几年，大小荣誉都经历过，王子剑觉得耿军的价值观从未改变，骨子里还是那个愤青，只是这愤怒埋得更深，不再轻易表露出来。唯一的变化可能是比以前爱说话，爱开玩笑，有些尖锐就在玩笑中过去了。王子剑记得，《轻松+愉快》入围金马后，他问耿军：“你都金马了，是不是觉得应该要干点什么？或者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耿军说：“我来北京十几年了，然后就因为得一个奖我就变了，那我不是‘大傻× 吗？我前十几年不是白活了吗？”

五、 今年7月，耿军回了一趟鹤岗。鹤岗位于黑龙江的东北角，一江之隔便是俄罗斯，以取之不尽的煤矿资源著称，那里曾经拥有全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耿军从小在矿区长大，平房外边是蒿草，对面是黑油油的煤矿，远处，是村庄、山脉和大片的田野，高粱像绿色的绸子一样铺开。由于长期开采，地面慢慢塌陷，房子也随着地面往下沉。

2016年，政府进行塌陷区改造，耿军的父母住进几公里外的楼房，彻底搬离矿区。人走了，矿区就被荒草填满了，历史像幽灵般笼罩着这片土地，人的命运在闲谈间流转。年轻人说得最多的是走，要离开这儿。2019年，鹤岗以极低的万元房价被人所知，很多外地年轻人来鹤岗买房，当地人把迁居在此的外地人称为“隐士”。

鹤岗紧邻佳木斯，耿军从佳木斯下飞机，薛宝鹤、张志勇、徐刚在机场等候他。这三人都是耿军的御用演员，也是耿军最亲密的兄弟，参演了耿军几乎所有的电影，这也成为耿军电影的一个特点。耿军常常邀请他身边的朋友、朋友的家人参演电影，于是他的电影也变成一部漫长的关于鹤岗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代人从青年到中年，从年轻到衰老。外界评价，这是耿军的“鹤岗宇宙”。

在剧组，三人既演戏，也负责联系场景、接送人员、请客吃饭，他们管耿军叫大哥，只听耿军的安排，这就让耿军无形中具有一种威严。至少在鹤岗，外人会觉得，那是耿军的地方。

三人对耿军的情感各不相同，但都很深。薛宝鹤视耿军为电影道路上的偶像。2000年，徐刚去北京玩儿，结果被流氓捅了一刀，那一刀穿过肺部，他在通州的潞河医院住院，因为斗殴，朋友被關在派出所，没人管他。耿军当时在广告公司上班，下班后就到医院陪他，睡在他的病床旁边，给他买饭，陪他上厕所，照顾了他整整一个月。在那之前，耿军只和徐刚见过一两次。张志勇呢，是耿军的邻居，从小就喜欢和耿军玩，他觉得耿军有主见，比同龄的孩子成熟，他把耿军当哥。每年正月初五，他过生日，都会给耿军打个电话，只要听到对方的声音就很满足。张志勇年轻时打架，混社会，耿军觉得他不走正道，刻意和他疏远，心想：小崽子哪天你出事了，或者让人给崩了，是你自己的造化。2006年，张志勇结婚，没多久儿子出生，耿军前去探望，那是个简易的出租房，婴儿在襁褓中，呼出热气。从那时起，耿军觉得张志勇成长了，改变了。

在他们看来，耿军的电影来自他们共同朋友的经历，这些人过早地消耗了自己的生命，被社会抛弃。在东北，这样的人很多。有些事听多了，人会麻木，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毕竟“每个人还要过自己的生活”，但耿军替他们表达了出来。“他每次回来听见我们讲这些事，当他听的时候，那些人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他是很震撼的，落差很大，他把这些拍成电影，用电影的方式记录下来。”张志勇说。

演员们在鹤岗都有工作，但只要耿军说拍电影，他们就把手上的事放下，“一切为电影让路”。演得多了，他们对表演产生了兴趣，总是很期待拍电影，期待耿军回来。最主要的是，和耿军在一起拍电影很快乐。

杜春峰说：“耿军很开放，好的坏的他都听，听完之后，他觉得有用，他会接受，他觉得没用，可以不接受，但是因为熟，你都可以说，其实这么多年了，我跟耿军也好，包括刚哥、勇哥，这帮哥们儿在一起感觉真的很简单，很开心。”这是在片场很难见到的场面。通常，剧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不能多说话，你只要把你分内的事干好就行，千万不要去碰别人的活儿”。但是，耿军会让每个人有参与感，这是所有人共同创作，一起完成的东西。因此，虽然钱不多，有时候甚至没钱，大家也愿意来，“至少你的精神上会有满足”。

2018年12月，《东北虎》开拍没多久，摄影组和制片组发生矛盾，收工之后打了起来。耿军想，这不行，这个剧组刚开10多天，还不到两周，剧组就有这样不团结的感觉，不好。他在群里发了一句话：“刚才组里发生矛盾了，制片组的××和摄影组的××来我房间，我的房间号是×××。”制片组的人没来，摄影组来了，耿军递给对方一瓶白酒，是一瓶好酒，“今儿发生什么我不问，我送你一瓶酒，天挺冷，你跟摄影组的哥们喝一下。我们好好干。”那人便拿了瓶酒回去。后来，剧组再也没有闹过类似的矛盾。

演员马丽在《东北虎》里饰演一名孕妇。有一场拍冰面的镜头，鹤岗的冬天白昼很短，下午3点多天就黑了，为了抢光，现场一片慌乱。演员演完后，耿军说：“拍完可以收工了。”杜春峰就急了，对耿军喊：“收工收什么工？录音还没录呢！”耿军说：“杜哥，对不起对不起，我疏忽这件事了。”在旁边的马丽特别惊讶，导演还用给录音师道歉吗？“我没见过这样的导演，服了。”耿军说：“杜哥是我大哥。”

“我心里特别清楚，你事儿做得越大，照顾到的层面就越多。我对任何一个场工的态度就是我对整个剧组的态度。如果我对场工特别不客气，对大腕儿却点头哈腰，这个剧组不会团结，基本上《东北虎》没有任何所谓的起刺儿，不满意。”耿军说。

马丽对耿军说：“哥，我这次来真的学习了，我拍了这么多年电影，我没见过这样的剧组，为了创作，为了艺术。”杀青后，马丽自费给剧组所有人送了一套礼盒，有保温杯、护肤品、电动牙刷，花了十几万。有次，导演张一白见到耿军说：“马丽跟我说在剧组学习，你们剧组那么好吗？”“剧组气氛还不错。”耿军说。

六、 《东北虎》是耿军第一部起用职业演员，采用标准电影工业制作模式的电影，主演是章宇和马丽，计划今年于全国公映。

拍摄《东北虎》的想法始于2012年，那年耿军36岁。故事里的男主角徐东和他同岁，白天在学校当宿管老师，晚上在工地开挖掘机贴补家用，妻子怀孕，徐东还有一个情人，有一天，徐东的狗被杀了，他决定为狗复仇。耿军想拍一部关于中年的电影，那时，他和同龄人开始产生落差，朋友们结婚生子，步入中年生活，饭桌上讨论的是教育和房子，而他的生活仍没有发生本质改变，租房、单身、北漂，他想，新一代人出生，我的青年时代结束了。

剧本写完，就是找钱。有两家公司希望他加点儿动作戏，他觉得改不了，电影就搁置下来了。

2018年，《东北虎》再次启动，耿军重写了快一半的戏。找钱依然不顺利，谈的公司几乎全部拒绝，理由是没有商业价值，项目的可信度低。当时演员还没定，王子剑想：我们自己凑凑钱拍吧。一部电影找投资，理想的状况是先谈好演员，再找投资，但大部分情况是同时进行。让资方感到意外的是，开机一个月前，章宇和马丽同意加入，之前拒绝的100多家公司又转而希望跟投。

“这个行业对我们非常不客气，以后我对他们也不会特别礼貌。”耿军说。

2018年11月29日，《东北虎》开机，拍到2019年1月29日杀青，剪辑花了11个月，然后是送审，今年5月拿到龙标。从剧本到上映，花了9年。这期间，很多事情是耿军第一次经历，王子剑说：“这是一个全方位消磨他，同时需要他适应的过程。”

谁都没想到《东北虎》能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影片。颁奖礼前一天，王子剑收到组委会的消息，请剧组务必到场，他预料到会得奖。至于是什么奖，他想了很多种可能：最佳摄影、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演员，也许是评委会大奖，如果导演和演员都拿奖，那会是最好的结果。

2020年，因为疫情，王子剑公司的大部分项目都停了，同时大面积裁员，只留了两三个人，调色、片尾曲的钱都还赊着。今年年初，王子剑和耿军在东北为新片勘景，他开车，耿军坐副驾，他说：“不能再等了，咱们去上海吧，好处是宣传的力都能借上，就我了解的片单里面，我们可能最受关注。”

坏处也显而易见。这将是耿军第一次面对自己的电影在国内公映，直接面对母语观众的评价。“通常有三分之一是骂你的，你可能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感觉。”王子剑想试探耿军面对争议的态度。2019年，王子劍制片的电影《马赛克少女》在FIRST电影节放映后，豆瓣评分立刻跌到6以下，很多人打一星两星，给他造成了心理阴影，“这是非常可怕的。”

“来看片的都是朋友。朋友骂你两句咋的，那不应该的吗？夸两句也很正常，朋友不夸你谁夸你。”耿军回答。

“如果有人想用我这样的方法拍是完全成立的，但他只能成为他自己，他成为不了我。”耿军说，他是在用最笨拙的方式拍电影，是在“雕刻时光”。

去上海之前，王子剑和宣传的同事给耿军开了几次会，教他应对媒体的经验，怕他说错话。结果，《东北虎》受欢迎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料，采访从早排到晚。起初，耿军紧张，他想：绝对不能把局面搞惨，对每个采访者的态度要像第一次接受采访。记者来了，饮料、香烟摆上，神色间流露出客气。遇到影迷心态的记者——这类记者喜欢从影片中捕捉象征和隐喻，有时与导演本意相悖——谈话的气氛也保持良好。来人问：“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冻柿子、冻梨被锤子敲碎，是说主人公宁静的生活被打破吗？”

耿军笑着说：“这是你们影迷的乐趣，是电影之外的东西，这个乐趣没有问题。”

在电影节观影的多是影迷，有的人知道耿军，但几乎都是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耿军的电影，有人感慨，这么多年欠耿导一张电影票。《东北虎》延续了耿军前作的风格，黄建新是这届电影节评委会主席，他之前的电影，比如《站直啰别趴下》《埋伏》《求求你表扬我》等也都带有幽默讽刺色彩，后来在酒会上，他对耿军说：“能拍出讽刺的人是善良的人。”

《东北虎》之后，耿军的下一部电影名叫《刺客与明信片》，改编自沈阳作家刁斗的小说，故事的背景仍在东北，电影的定位是一部犯罪类型片。

王子剑认为，从《东北虎》到《刺客与明信片》，耿军需要摆脱以往独立制作的蛮荒状态，进入电影工业拍电影，“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这是唯一能够保证他继续创作的办法。同时他也认为，“耿军必须是耿军才有意义”“他有喜剧的元素，他是在最通俗的领域里边做了最个人化的表达。”

也许还有一点儿私心。他希望耿军可以过上正常导演的生活，或者这么说，一个正常中年人的生活，“我特别好奇他做父亲是什么样。”张献民也希望耿军可以稳定下来，动荡的时代总要过去，“这样讲是不是有点二百五，我希望他不要一直这样，希望他有一个家庭。”

七、 金爵奖后，认识耿军的人也会讨论，耿军这种拍电影的方式是否可以复制。更深的问题是，一个没有背景，没有学历，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可不可以拍电影。有朋友对耿军说：“你太励志了，你是我认识的世界里面最励志的人。”耿军说：“那你的世界太小了。”

直到现在，耿军也保持着去电影学院上课的习惯。2018年，他还旁听了徐浩峰的课。这确实是一个励志的故事。《青年》之后，耿军开始在电影圈小有名气，很多学生都看过他的电影，见他来了，会给他带份早点。他在外边抽烟，身边总会聚集几个人，想和他聊聊电影。后来，电影学院附近的小店开始有他的电影卖，再后来，电影学院的老师会在课上提到耿军。有个文学系的朋友对他说：“耿军你知道吗？电影学院有个风气，文学系推崇的导演系不理，导演系推崇的文学系不屑，你打通了导演系和文学系，他们都很喜欢你。”

“如果有人想用我这样的方法拍是完全成立的，但他只能成为他自己，他成为不了我。”耿军说，他是在用最笨拙的方式拍电影，是在“雕刻时光”，“如何把一个作品拍得是那么回事儿，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么干应该是可以的。”

耿军拍电影很慢。一场戏至少10条，最多的一次是《轻松+愉快》一场吃带鱼的戏，拍了三天，100多条。章宇进组之前，耿军和他说：“我这人比较笨，拍得比较慢。”章宇说：“我这人也不太聪明。”章宇之前碰见过会拍很多条的导演，进组后发现，“每个人的多是不一样的”。在现场，他们花了很多时间琢磨语言的节奏，字与字之间的停顿、空隙，有时拍完会停下来反思，再推敲。

“我花了一点时间来适应他的拍摄方式，其实挺过瘾的，慢慢悠悠的，每天的量也不大，它也大不了。”章宇说，耿军不太能赶。

耿军曾在纽约拍过一个短片，2017年《轻松+愉快》入围圣丹斯电影节，剧组集体在北京办签证，办完在三里屯吃午饭。耿军说：“演员、摄影、制片都在，我们去美国拍个片子。”大家都以为是开玩笑，结果到了美国，耿军发了一条朋友圈，说想拍个片子，谁能帮忙借部机器。刚好有朋友在纽约大学教书，一个小时内，摄影机到位。一群人在纽约拍了三天，原本计划的旅行全部泡汤，纽约之行是在布鲁克林大桥下的片场度过的。

在电影上，耿军似乎有一种号召力，能够把身边的资源聚集在一起。杜春峰觉得，这是耿军难以复制的地方，“你能找来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吗？能有这么多人来帮你吗？大家都特别乐于和他在一起，而且这帮人还都很会演戏。”

2021年6月19日，金爵奖公布那晚，杜春峰没在现场，但是他一直守着直播，得知结果后，在卫生间哭了半个小时才肯出来。不光是他，剧组的演员、美术、摄影师、编剧、制片，还有那些和电影无关的朋友们，都哭了。除了替耿军高兴，更多的是感慨。张志勇上了台就不停地流眼泪，朦胧中，旁边的王子剑对着他的大脑门亲了一口。礼堂内回响起颁奖辞：“影片用象征性的喜剧手法，表现了社会变革时期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对于未来的向往。

主持人请耿军发言，他似乎没做感言的准备，简短地说道：“感谢评委会，感谢上海国际电影节，把这个最高荣誉给《东北虎》，感谢你们的肯定。”

那晚，在庆功宴上，所有人互相拥抱，合影，哭泣。喝到深夜，王子剑对耿军说：“咱就快乐三天，然后赶紧从幻觉里面醒过来。”他知道接下来还有很多事需要处理，《东北虎》还未定档，没有经历票房的检验，而下一部电影还在筹备状态。一切仍是未知。

“我已经醒了。”10分钟后，耿军靠在椅子上，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