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卡夫卡在阳明山

欧阳诗蕾

年度风尚作家

三十多年的写作，骆以军向来以繁复枝蔓为能事。《西夏旅馆》的族裔绝灭纪事，《女儿》的性别伦理狂想，到《匡超人》里自身病征与文明乱象乱针刺绣。但他值得作为标杆的恰不是绚丽笔意，而是小说家的职业精神：专心致志地写作（而不是俗务缠身），文字里抛弃体面的坦诚（而不是光鲜亮丽吃老本）。许多获盛名的同辈作家不写或写不出更好了，他53岁，仍在纸上继续冒险。

骆以军

1967年生于台北，文学作品有强实验性与独创性，“伪自传私密故事、接力式的碎片故事、诡谲颓废的意象、人渣世界观”，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称其书写特点为“注册商标”。

作品包括《匡超人》《西夏旅馆》《女儿》《月球姓氏》等。曾获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首奖、联合报文学大奖等多个重要文学奖。

这天凌晨1点，作为《智族GQ》年度作家的他才配合完成杂志拍摄，凌晨2点多回到家，又失眠。过去3年，接连大病的骆以军在“卡夫卡式”的医院周旋问诊拿药，同时如极限运动般写小说——他今年在大陆出版长篇小说《匡超人》，现实困境如《儒林外史》《西游记》在书里乱针刺绣。“不能再‘极限运动了……现在像一个破洞的玻璃缸，补着但渗水，小心翼翼。”去年他被确诊出重度糖尿病，一天打三针胰岛素。

可这天下午，作家又去找小旅馆写作了，这些年他用笔写在纸上，再输入电脑。三十多年前还没电脑时，大学生骆以军在宿舍所在的阳明山手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卷。今年他在写《爱在瘟疫蔓延时》：如薄伽丘《十日谈》，世上仅剩的几位瘟疫幸存者互相讲故事。许多获盛名的同辈作家已经不写了，或写不出更好的了。而53岁的骆以军似乎才从山上下来，“为了想象中的那个还没写出，或永远不会写出的长篇。”依然像过去三十多年的一个如常下午，回桌边展开一张白纸。

“可以了！”下午3点15分，在旅馆坐下的他准时蹦出信息。采访是关于他今年回忆基石的一个时刻，现在，这支笔还给作家——

年中时，我在电脑看了一部电影《花落花开》，讲述法国素朴艺术家萨贺芬·路易一生狂热创作，但悲慘、贫困潦倒、运气不好、最后疯癫而死的故事，我对艺术、绘画懂得很少，就上网点开图片去看这位女画家的画。

因为那网页有点儿像虚拟博物馆，所以又可以连去法国同时期其他画家的作品。然后我就点进了亨利·卢梭的页面，许多人或许会笑我，这很像学小说的谈海明威，不是通识美术课必知的吗？

是的，我的年纪，眼睛看过的信息，当然在许多地方看过卢梭的不同画作。

但那个夜里，我在书房浏览了几幅他不同的画，然后停在那幅《入睡的吉卜赛女郎》，点开全屏幕，那只远古之梦跑出的狮子，俯身嗅着那个穿着彩虹衣裙、一旁一把七弦琴的、在月光映照沙漠熟睡的黑女人。

我一直流泪。

很久以来，不是在网络上快速地翻跳知识，而是那么静谧、幸福、哀伤，感受那幅画的美。

可能这一年，人类的悲惨，或许那近乎一百年全白费如同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对他人的大括弧之低贬、羞辱、仇恨，这应当深深伤了我这一代，曾经被世界的文明、艺术、思想启发的追梦者的心。

那是非常深的伤心。但我恰是这个年纪、这个境遇，身体接连大病的“劫后余生”吗？我觉得自己此刻“读懂”了这幅画。

我20岁、30岁、40岁，也许在万千资讯中看见过这画，也只是唯唯诺诺，或在人们说时至少表示我知道它。我自己对于创作，有一天我不在了，其实或许也会有人将“这个倒霉的人”的故事变成一个剧之类的，当然大比例是不会。

但我觉得，曾经这个民族，在一百年前受到“美”全然异质的冲击，如仰头漫天星光眼瞎目盲。我二十出头在山上，初次用力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太宰治，或《火烧金阁》，那种“整个人被焚烧”的至福、不知所措，他其实并不知道和这些作品之外的“世界”是怎样构成的因果关系，你该站在怎样的一个位置。

这好像会随着知道的越多，层层覆盖，好像你自己也变成一台错织刺绣的电脑网络，但还是有那么明澈，却深邃地把人类远古就没少过的杀戮、砸毁文明，但又熟睡的某个梦外之悲，这样传递给后来的人。这多么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