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破无声

时间：2024-06-18

“没有感受，我对那种经历就一无所知”

K508从遵义开往渭南，15个小时车程，硬座售价170元。在沿途的三线小城，工人们登上列车，趴在桌子箱子上，坐在自带的塑料桶上，铺一张报纸睡在地上。他们的嘴唇多是紫红色，手上有冻疮。指甲泛白，凹凸不平，有时是黑色——

那种和泥土、水泥或是煤矿结合而成的黑色，窝藏在眼角、耳朵和指甲的缝里。热水和肥皂对它们毫无办法，每个清晨，黑垢会从皮肤深处像结霜一样泛出来。

“我坐过飞机，也坐过高铁。”几天前，陈年喜在电话里说，前者和慢火车上的人群差别如此之大——人们的穿着、皮肤、面色都不一样，甚至是眼神。五年前，陈年喜接受了一项颈椎修复手术，因为术后无法再承受重体力工作，他告别了矿山。我在贵州一处景区找到了他。

距离农历鼠年还有五天，我和陈年喜一起登上了K508。此行的终点是他的陕西老家。

硬座车厢里没有充电插座。我来回地走，观察车厢里的每一个人：有人背着看不出颜色的麻布袋，有人穿着布鞋，有人握着非智能手机，整晚对着空气发呆。我记下他们的样子，第二天对陈年喜提起。听到一些细节时，他能够准确地推断出这些工人来自哪里，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川渝地区的人有洗澡的习惯，通常会带着一只水桶，火车非常拥挤的时候，人可以坐在桶上。爆破工的肤色常是没有血色的白，他们常年在矿洞里劳作，晒不到太阳;出渣工的手格外粗糙，一排炮爆下三四十吨石头，全靠人力运出，人们喝下很多的水，排出很多的汗，汗湿在衣服上，结下厚厚一层汗斑;还有管道工，因为常年暴晒，营养奇缺，他们的头发异常枯焦，面色像炭一样黑……对了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随身携带锅碗瓢盆，那是打工失败的象征，伴随的常是沮丧和忧虑的眼神。——谈起这些，陈年喜滔滔不绝。眼前的场景一下子将他带回小煤窑的打工生活。这是他最擅长也最愿意书写的人群。

红色窗花贴在车窗上，又是一个春运。铁老大给他的回忆太多了。有一年，他买了站票到喀什。人与人贴背站着，39个小时，他不敢吃饭，因为没法上厕所——厕所也站满了人。一天一夜后，有的年轻姑娘满脸泪水，站崩溃了。

“我依然觉得我和他们是一个群体，同一个命运层次。”他指的是这个国家3亿的农民工群体。

2015年的岁末，北京东五环外的新工人剧场，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以工人诗歌为主题的朗诵会正在进行。在几盏照射灯的聚焦和几十个观众的注目下，爆破工陈年喜走上台，背诵他在矿山里创作的诗歌。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信部分/就在昨夜在他们床前我岩石一样轰地炸裂一地。”（《炸裂志》）

列车驶过的地方一片漆黑，像极了陈年喜16年的矿洞生活——有时帽上的顶灯灭了，只有靠触摸岩壁上的钻痕才能分辨方向，人就像这列钢铁之兽，要在黑暗中挺进几千米。

学者、记者、工友都在台下，有人眼里噙满泪水。朗诵会激起不少讨论，甚至引起了国际汉学家的关注。陈年喜因此成名。之后的上百场采访里，曾有一个记者问陈年喜，为何要坚持写诗？他说：我写，是因为我有话要说。

今天仿佛哪里不同。三年前，一个老板为他在贵州提供了一份文职工作。这几年，陈年喜很少写诗了，“冲着稿费”，他在业余时发表了一百多篇散文——他必须不停地写，以供养还在上大学的儿子和承受来自家庭的经济负担。

多数写作还是围绕打工生活与矿工题.材，可落笔时，画面不再清晰地浮现，没有了“想要诉说的感觉”。去年10月，我代表杂志向陈年喜约稿。他写了一位朋友远赴中亚矿山的打工经历，后来他评价这次写作“充满隔阂”——“没有感受，我对那种经历就一无所知。”

2019年，陈年喜书写的一个矿工故事得了非虚构写作比赛的奖。颁奖词肯定文章具有“细腻诗性的文本”和“质朴苍凉的蛮荒气息”。同为陕西人的作家袁凌却在私下里对他说，你的文笔不错，但是写故事很弱。

“他说得很对。”陈年喜说，他对技巧没有概念，“我全是凭感觉写的。”

凌晨3点，列车开始穿越秦岭。駛过的地方一片漆黑，像极了陈年喜16年的矿洞生活——有时帽上的顶灯灭了，只有靠触摸岩壁上的钻痕才能分辨方向，人就像这列钢铁之兽，要在黑暗中挺进几千米。漫长的岁月里，陈年喜曾走在蜿蜒至渤海底的竖井之中，距离地面几千米的地心深处，走过陕北、河南、青海新疆……足迹几乎遍布整个中国。

在喀什的昆山，曾有一个河南的爆破工决定离开。老板说，茫茫四百公里的戈壁滩，你走吧。河南人赌气，徒步走了。三天以后，人们在路边发现了河南人的尸体——被捅了两刀，死在路边，没有人知道凶手是谁——陈年喜写下这个故事，因为这段记忆挥之不去，某种牵挂在心里，“不吐不快”。他怀念这种感觉。

宿命感

秦岭腹地，一个接一个的弯道通往峡河深处。过了丹凤，两旁的山上长满橡子树，据说国内酿造红酒的木桶都来自这种木材。现如今当地人已不准私自砍伐了。春天的山岭很绿，冬天很秃，四季分明。柿子在树顶冻成黑色的干。

车子经过一个老汉，袖子空着挑一担水桶。“那个人是在山西曲沃县，”陈年喜指着他，曾经也是位爆破工，“一条手臂被炸没了。”

道路两旁林立着各式的墓，墓的主人多是青壮年。陈年喜能就着每一座墓室说出其背后的故事。这一座，矿上塌方，失血过多死了;那一座，上山摘蘑菇，中毒死的;最显眼的那一座，在河南灵宝金矿，洞子垮塌，兄弟三个同时被砸死了。按照本地的风俗，在外死的人不能进家门，三口棺材摆在家门口，大雨倾盆下了一个月。

类似的故事每年都在发生，消息总是散播在各类工地的饭间。兔死狐悲，人们心里异常地悲伤。可还是不说一句话，各自散开，默默上班，自求多福。

七年前的一个夜晚，河南灵宝的矿山深处，陈年喜得知了母亲患病的消息，食道癌晚期。身无分文，也没有自由，坐在床上，他瞥到床边的炸药箱——他写下了《炸裂志》，写下自己“岩石一样，炸裂一地”。

爆破工的生活在轰鸣中度过。风钻机在岩石，上打出两米深的洞，用铁管把炸药抵进最深处，留一根引线在外引爆，震耳欲聋。放工后的生活却出奇地安静。克拉玛依的萨尔托海永远是晴天。人烟稀少，信号不通。哪怕山上跑過一只羚羊，工人们都凑一堆，瞧上半天。宁静的生活只剩饮酒、麻将和扑克。

为了逃避某种麻木，每天下班后，陈年喜都会去一个废弃的工房，那里的墙上贴满了《克拉玛依日报》和《中国黄金生产报》。所有的墙面读完了，他用脸盆往墙上泼水，一张张揭下来，再读另一面。读多了，工作时抱着风钻，思想却飘到很远，一些句子浮现出来，赶紧用笔记下。宿舍的床垫用的是废弃的炸药箱，床头放着笔，离开时卷起铺盖，密密麻麻，写了满床。

纸板在离开工地时都被丢弃了。陈年喜从没有想过，那些文字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他甚至刻意隐瞒着工友，“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很特殊”。坚持写作的理由很简单，那时他“感觉自己活着”。2011年，陈年喜开通了博客，一些深夜，他会在手机上按下白天想好的句子，寥寥几十个阅读已经让他满足。

2014年，纪录片导演秦晓宇第一次在陈年喜的博客中读到《炸裂志》，当即决定要与诗的作者见面。他正在筹备一部工人诗典，《炸裂志》“一看就是一种中年写作”，带有强烈的沧桑感。他于是直奔矿山寻找诗的作者。

在火车站，远远地，秦晓宇看到一个人从台阶走上来：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浓眉大眼，“像秦始皇兵马俑一样，”他说，“这硬汉形象和诗歌里的力量感一致。”那天，他兴奋地给搭档吴飞跃打去电话，他们正在筹备的纪录片找到主角了！

从前在矿山，灵感像泉水一样涌上心头，只要把笔放在炸药箱上，一行行字就流淌出来。现在他努力地组织，却时常感到自己的文字“矫情”。仿佛痛苦更能激发表达和书写的欲望。

纪录片《我的诗篇》之后，秦晓宇又跟拍了陈年喜两年。接触久了，秦晓宇才发现，陈年喜诗歌里的那种力量感只是表象一诗歌涵盖了他所有愤怒的表达，现实生活中，陈年喜几乎从不发怒，“他对命运一概接受，并不想要，或者说不相信能够改变什么。”秦晓宇概括这是一种“宿命感”，强烈的悲剧意识。

电影《炸裂志》的结尾记录下这样一段对话。

2017年的正月里，北京五环外，皮村的剧场，陈年喜瘫坐在舞台上，边上坐着新工人艺术团团长孙恒。周围散布着空酒瓶子。

“孙恒，”陈年喜大着舌头，“我尊重是尊重你，欣赏是欣赏你，但我不认同。”2005年以来，孙恒和朋友们创立了北京工友之家，他所倡导的新工人文化主张用“新工人”代替“农民工”的称呼——“让新工人留在城市，让他们活得有尊严。”他总这样说。

“我觉得新工人文化没戏。”陈年喜摆摆手。

那时人在北京飘荡。为了每场2000元的辛苦费，陈年喜参与了一档综艺节目的录制，为知名歌手的演唱写诗作词。有整整三个月，他什么也写不出来。新春佳节，陈年喜窝在皮村的宿舍里，在电脑上玩蜘蛛纸牌。十六年的爆破生涯只留下了耳聋、胃病和颈椎错位，手术掏光了他所有积蓄，赖以谋生的本领再无处施展，“回到现实中，好像什么都不会了。”

孙恒在那时为他提供了一份志愿者的工作，随车队去北京各地运回社会捐赠的衣物，月薪七百。微薄的薪水无法养家，焦虑时，陈年喜总是对孙恒诉说。那天，借着酒劲，他再一次倾诉。

“陈年喜，”孙恒苦笑，沉默了一会儿。“三吨炸药没有把你炸醒，它把我炸死了。”

三年过去，孙恒离开了皮村，在京郊平谷一处基地的一个院子里继续办工人大学。他不再坚持“让农民工留在城市”，将目标改成了“帮助年轻人返乡创业”。在电话里，我们谈起他和陈年喜醉酒后的那番对话。

“现实是复杂的，”孙恒谈起这些年的无力感，他参与创办的、为农民工子女解决教育问题的同心实验学校今年只剩下30个学生，随着各个工厂“从皮村撤出，曾经聚集到一起的“新工人”又逐渐散开。“我越来越理解陈年喜为什么会那样说，”孙恒说，“理想主义并不一定都能成功实现，我追求的是这个探索的过程。”

那个夜晚的最后，陈年喜留给孙恒一句话：“我走了，去贵州给景区吹牛了。”第二天，他踏上了去往南方的列车。

文学的使命

贵州原副省长王晓光落马时，媒体爆出他为了销赃，把家里的年份茅台全倒进了下水道一“这是真事！”陈年喜用强调的语气，仿佛他亲眼见证了一般。那几年，他工作所在的景区是遵义市的龙头企业，王晓光几次来景区走访，都.是陈年喜做的接待。

在景区出版的期刊上，陈年喜采访王晓光的文章惹来了麻烦。陈年喜带着同事把几千本杂志翻开，将带有王晓光照片的那页一本本地撕下。那阵子，他成日担心自己会失业。

从遵义茅台机场坐车80多公里才能到达“十二背后”景区。1月的一天，陈年喜带我逛了逛，喀斯特地貌，亚洲最长的溶洞。老板在这里投资了八个亿，景区内的酒店入住率却不到10%。他的工作是接待来自各地的领导和媒体，写公关通稿，偶尔老板出席活动，也需要他连夜撰写发言稿。

收入稳定，无须日晒雨淋——我以为文职工作对他来说会让乡人羡慕。

“没用，”他说，“回老家聊起来，大家还是比谁挣的钱多。”每月四千的工资勉强能够维持家庭开销，但没有养老保险，他必须为将来打算。一首诗即便在重要期刊上发表，稿费不过两三百元。“非虚构写作”则不同，一些媒体找陈年喜做特约撰稿，上千元的稿费让他心动。

有一个晚上我们坐在屋里谈论非虚构写作。陈年喜并不清楚这究竟是什么，“中国的报告文学？”当你用职业写作者的标准衡量他时，他承认自己欠缺真正的调查研究能力。编辑常要他多做采访，他不明白如何采访，这不是他擅长的技能，“我也没有时间、没有条件到处去找人采访。”为了稿费，他不得不长时间坐在电脑前搜索各类资料，以此替代采访。

“写不出来”的夜晚，抽烟抽得很凶。

从前在矿山，灵感像泉水一样涌上心头，只要把笔放在炸药箱上，一行行字就流淌出来。现在他努力地组织，却时常感到自己的文字“矫情”——“我仔细地回想这两年，没有新的体验，新的思考。”为了找回写作的感觉，他看了三遍贾樟柯的电影《天注定》，仿佛痛苦更能激发表达和书写的欲望。电影里姜武扮演的农民，被煤老板的打手用棍棒击倒，村民讥笑他被打的动作像在打高尔夫，给他取了“老高”的外号。

“现实中真就是这样。”陈年喜瞪着眼睛说，人们常常互相伤害，互相取笑、互相攻击，“就能说出那种

最伤人自尊的话。”他写过底层小人物的残酷，也写过他们的温情。成名以后，一些朋友疏远了他，很难厘清具体的缘由，“人家觉得你可能和从前不一样了。”陈年喜对此倒不是特别伤心。内心深处，他确信自己对底层依然有种“强烈的认同感”。

在贵州路边的小馆子，煤炉子上羊肉火锅咕咕冒着泡，下几筷子豌豆尖，陈年喜谈起莫言，那么直接地“书写肉体的痛苦”，最令他动容。他认为文学的使命之一是书写痛苦。“我是生活的深度体验者。”

一地霜白

“当下的纯文学都在讲要深入生活，很多作家技巧熟练，但体验匮乏，对现实世界缺乏关注，这点和工人写作者正好相反。”工人文学学者李云雷告诉我。一切要从2000年初说起，一批作家创作了大量以农民工进城为题材的作品，倒由此启发了工人文学一“工人们会觉得，我比你们更接近（我们的生活），我也可以写。”

但李云雷同时承认，工人文学同质化严重，“大家都写打工生活，能从中提炼总结、反思的作品才能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信息和认知的局限使得工人文学很难跳脱出打工生活，“当然，每一种写作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特朗普当选的那个夜晚，陈年喜身在纽约的时代广场。纪录片《我的诗篇》来到北美公映，陈年喜受邀出席，团队拍下他的美国之行，用做下一部纪录影片的素材。秦晓宇坦言，希望把对工人生活的探讨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人声鼎沸，林立的高楼和巨型电子屏幕包围着游行的人群，有人狂热地庆祝、欢呼，有人哭泣。随行翻译谢飞是个中文地道的美国人，他试图给陈年喜解释特朗普竞选的执政理念，陈年喜听得似懂非懂，提到创造就业与改善工人环境时，陈年喜一脸疑惑：“听上去很好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他？

陈年喜并非对经济全球化一无所知。他知道使用着廉价劳動力的中国工厂将产品出口全球。来到帝国大厦时，他对谢飞说，他讨厌所有的巨型建筑——“这个大厦里会不会有很多我挖出的钢？这些宏伟背后都是很多人的血汗。”谢飞心想，帝国大厦建于上世纪30年代，绝无可能使用陈年喜“挖出来的钢”，但他没有说什么，“他对具体的常识不清楚，但本质是很清楚的。他付出了努力和身体的代价，参与了全球化的运作。”

美国之行陈年喜没有做任何消费，只带回一些景区的门票做纪念。参加一次游行时，他对一个美国人手中的旗帜很感兴趣，便和对方攀谈起来。对方笑着要将旗帜送给他，他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不能要吧？这不能……不能要。”最终还是拒绝了。

在旧金山棒球城对面的酒吧，旅程就要画上句号。第二天，谢飞将去别的城市探亲，陈年喜也将回到中国。一行20天，借着酒意，陈年喜告诉谢飞，在北京，他没有工作，住在皮村——一个聚集着大量民工的城乡结合部，因为给公益组织做志愿者，他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一些二手衣服，这些衣服被他成箱成箱地装回家，送给他的妻子、孩子和其他亲人。

“他说一直不敢告诉我（这件事），很在意我怎么看待他，会不会嘲笑他。”谢飞回忆，那一刻陈年喜有些脸红，说话带着小结巴。“他想让我至少了解他的生活是什么样。”

今年3月，我找到北大文学博士张慧瑜，多年来，他坚持为皮村文学小组组织各类讲座。“我们说的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新文学表达的是现代的价值观：自由、恋爱、个人权利和价值，都靠文学来实现。某种意义上，出色的工人文学都具备这样的价值观。”

他提起自己印象颇深的一段话。因写作而引起媒体关注的育儿嫂范雨素，一夕之间成名，成为皮村的新代表人物。在一篇散文中，她解释自己之所以不喜欢接受采访，是“不想当猴子”——“工人写作容易引发关注，有其期身具有的猎奇性质和人们的歧视成分。就像范雨素说的，工人会写作就好像猴子会骑自行车，她说她不想当猴子。”张慧瑜说。

末尾，张慧瑜谈起皮村文学小组的氛围：轻松、好学、令人愉悦。“国图也对所有人开放，工人为什么不去那里学习？”他在电话里问我，又自己回答，“那里不让他们感到舒适，那个地方不属于他们。

这番话也令我反思。人们欣赏工人文学时，是否逃脱开了刻板印象？写作是一种基本权利，理应属于所有人。回想起陈年喜的诗歌，使人印象最深的并非控诉，而是血、汗和情感的展现，他笔下的“我”不是一个自我矮化的打工者，而是一个渴盼自由、情感和尊严的人。后来的一次采访，我问他，“文学能让你获得尊严吗？”

相比“微尘”，陈年喜更喜欢他自己取的各字“一地霜白”——“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大地，我们每个人就像霜一样铺在这个大地之上，但是这些人有很多是很干净的、很复杂的。”但他又想，叫“微尘”或许更好卖。

“尊严是个很复杂的东西。”他想了想，说，“当我是个看重物质的人，有物质就有尊严——我接受，我需要这种改善;可当我有独立的思想和精神谱系时，就也有尊严。通过写作、读书和思考，我就有了自己的价值和精神谱系。”

我们谈到他与天津果麦出版公司合作的一项出书计划。几年前，果麦出版的非虚构作品《皮囊》成为畅销书中的代表作，老总告诉陈年喜，“以蔡崇达（作者）为目标，再打造一本《皮囊》！”该书的编辑柳老师在接受采访时并不否认，签约陈年喜“有商业的考量”，作为“爆破工诗人”，陈年喜有一定的知名度和话题性，但也看重他“身上的时代性"。在初稿中，陈年喜写了30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是他的亲友、同事或者人生的过客。

出版社要求他挑选其中的10个，每篇扩写成1万字。他们为这本筹备中的散文集取名为《微尘》，这些人之于时代是一粒粒微尘。

相比“微尘”，陈年喜更喜欢他自己取的名字“一地霜白”——“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大地，我们每个人就像霜一样铺在这个大地之上，但是这些人有很多是很干净的、很复杂的。”但他又想，叫“微尘或许更好卖。

此前出版的诗集《炸裂志》卖了三千册，他从办公室找出一本送给我。翻开扉页，里面夹着一片白纸做书签，上面写着他的赠言：秦岭有好月，约等于沙金半两。

父与子

儿子，你清澈的眼波，看穿文字和数字，看穿灰太狼可笑的伎俩。但还看不见这些人间的实景，我想让你绕过书本看看人间，又怕你真的看清。（陈年喜写于2011年2月24日）

2018年的春节，陈年喜带着儿子在家附近一个废弃矿洞里走，又是漆黑一片。凯歌，陈年喜喊儿子，爸爸当年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工作。

那时，陈年喜在劳动时就像疯狂了一样。有时带病工作，风钻机一起风，止不住地咳嗽，吐一口痰在墙上，痰里全是血。怕别的工友害怕，也伸手抹掉了，实在撑不住才去输液。

吃这样的苦都是为了儿子。可当儿子让他失望，一种彻底的徒劳感便会将他吞没。那次，儿子沉迷在手机游戏里，对他的话充耳不闻。陈年喜一把夺过手机摔在地上。背后的盖子掉在地上，屏幕上的人形还在叭叭地跑着。他不解气，捡起来用力一拧，手机折成了两半。人形消失，屏幕黑下来。

1996年，县林业局决定向陈家征收罚款，理由是“房屋检尺超用”（把房子所用木材检尺与你已申请批准的采伐量对比超出的部分），罚款2500元。26岁的陈年喜还靠务农为生，束手无策。

老父亲带着酒和茶叶，屡次拜访乡林业派出所，想尽办法托关系说好话，希望能“罚少一点儿”。疏通无果后，父亲决定认罚——卖掉相伴十几年的老牛。

“我养你们四个，稍稍有一个在人前面是站得直腰的，我也不至于（这么做）。”——父亲的这句话让陈年喜难以释怀。很多年后，他感到一种相似的情绪。谈起儿子复读，为了准备儿子的艺考，他花费了近八万。

“屁用没有。”他生气地说。不知是生儿子的气，还是生培训班的气。

艺考成绩出来，三科共计198分，离分数线差2分。发送成绩单时，儿子用修图软件把198改成了199。末尾的9字尾巴更长，被陈年喜发现了，“仿佛一只发育不良的蝌蚪”。

父亲与儿子多次出现在陈年喜的散文和诗歌里。借助文字，陈年喜将没有宣之于口的情感传递出来。

爸爸回了一句：我爱你！后面是三个飞吻的表情包，像极了三个熟透了的小石榴。（我在西安读艺考》，2019年）

年初一的中午，陈凯歌从舅舅家回来，吃了一餐午饭。他的个头随父亲，是个高大白净的小伙，正在西安一所专科念大学。谈话时，他总腼腆地笑笑，“我没出息，只能让我爸妈失望的。”不难从谈话中感觉到父子之间的疏离感。每年回家，陈年喜与孩子相处的时间不超过30天。

陈凯歌很少和陈年喜交谈，但默默读完了父亲推荐的《病隙笔记》。后来，我读到了他曾写下的一篇散文，名叫《老槐树》，文风颇似史铁生。小小的年纪也在用自己的眼光审视着这一切：农村日益凋敝，一户户人家搬离这里，去了西安、河南或是更远。老槐树安静地伫立，给他些许的慰藉。笔触下藏着一个孩子的孤独。

那只被折成两半的魅族手机，碎片他还留着。高中两年，他省下伙食费，存够1500元买下了那部心心念念的手机。在老家时有时无的2G网络下，手机联结着远方，联结着他儿时的玩伴，有些提前结束学业，去了天南海北。父亲不会明白他的想法，陈凯歌也不想诉说。

村人要用六千块的价格卖掉老槐树。它曾陪伴三代人长大。合同签下后，老槐树的枝叶开始枯黄、败落。动工的那天，老槐树已经死了。我想知道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午后，陈年喜带着我去看望那棵死樹。远远的，它像一副咖黑色的骨架，只剩一截树桩，歪斜在山坡上。

刀子和灯盏

有天下午，周书霞拿着扫把进屋，她把水洒在地上，压住蒸腾的尘土，枝条在地上摩挲发出沙沙的声音。过一会儿，她伸过手，放在丈夫的面前。冷水泡得皮肤皴裂了，豁开一道道暗红色的小口。

“这不很简单解决吗？”陈年喜没有接过那双劳作的手，条件反射似地答了一一句，“抹点润肤膏就行。”

借宿在陈年喜家的那几天，我目睹了这对夫妇的几次争论。每一次都以书霞的沉默和陈年喜的长篇大论收尾，后者稍显强势。我常联想起陈年喜所写下的一些有关情感的诗歌。在烦琐的日子里，有时他的心底会突然闪现一种温柔的情绪，然后记录下来。多亏这些珍贵的时刻，让人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

我说，诗歌也寄托了他对生活的美好期望。他笑着表示赞同。

山上有狼。野猪会在每个清晨出没在人望得见的地方，棕黑色的毛，有长长的獠牙，在湿润的泥土上留下一个个前深后浅的四边形脚印。祖辈们为了防范畜牲毁坏庄稼，就在山上搭窝棚，整宿整宿地看着。橡树的果实可以做凉粉，剥掉橡树的皮可以卖钱，好几年周书霞就帶着儿子在暑假满山剥树皮，换来下个学期的学费，母子俩的肩膀都磨破了。

这里是峡河村常青组780米。积雪正在融化，冬季的峡河断流。可到了雨季，浩浩汤汤的江水会发出这偏僻之地的声响。少年陈年喜曾对着这片河水怅惘。

那是一个下午，天阴无雨，我背着书包，拎一只空空的菜桶从中学回来。从学校到家有三十里，菜桶被我用沿途的河水洗涮过三遍，洗涮过的带着菜星和威味的水被我全喝下了肚子，可还是抵不住饿。（《一包方便面的记忆），2016年）

据传，祖上是参与了太平天国的农民军，从安徽讨饭来到这里。因为位置足够偏僻，后来就不走了。这里是全国收成最差的地方，土地很少，一亩地只产300斤麦子，麦子质量也不好，产出大多是麸子。

家门正对着秦岭山脉，天晴的时候层次丰富，尤其是春天，山花烂漫。年轻时，陈年喜常对着这里发呆，想象山的那边到底是什么样子。向西，再向西，是汉江。顺流而下就离开了大山，来到城市。

我常联想起陈年喜所写下的一些有关情感的诗歌。在烦琐的日子里，有时他的心底会突然闪现一种温柔的情绪，然后记录下来。多亏这些珍贵的时刻，让入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我说，诗歌也寄托了他对生活的美好期望。他笑着表示赞同。

1991年的冬天，正月里大雪纷飞。翻过家门前的山，到了河南境内，陈年喜手持一本地图册，找到了洛阳，又从洛阳搭火车向东北边出发。在洛阳火车站，从东北开来的敞口货车拉着松木，驰骋数日，松木上的雪都还没化。他在市场里花38元买了一件仿皮夹克和一本《百年孤独》，跳上了火车。五天五夜，才到达吉林。

像路遥小说《人生》里的男主人公那样，陈年喜一直渴望能娶一位城里姑娘为妻，借此离开农村。为此，他持续地写诗，报名期刊组织的文学函授班。90年代，城市的热潮已经转变为经商，深山里的小伙还陶醉在80年代的文学热中，相信文学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那年冬天，他的初恋，一位从未谋面的笔友来信要他去吉林，信封里捎来了一枚银戒指。

初恋是甜蜜的。女孩把三毛的小说从市图书馆借来，整张整张地用笔抄下，厚厚一沓寄到陕西。

零下38摄氏度，他看见了女孩的家。东北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低矮的平房，一家五人睡在一张通铺上。夜晚，超出床宽的脑袋枕在床边的凳子上，他感到浑身的热情都被浇灭。女孩痴心坚决，“我有工资，可以养你。”陈年喜却已经看到了未来——长此以往绝无翻身的机会。他咬了咬牙，说，算了吧。

“我们三个：老陈、老李、小宋分别来自陕西、四川山东我们都是爆破……有一回我们喝高了小宋唱起了山东大鼓粗喉亢壮，鼓声铿锵在古老的戏典里做了一回武松）老李突然哭了他说对不起小芹说着说着他又笑了他笑着说/人一辈子有了一回爱情就不……”（《意思），陈年喜写于2011年）

书霞眼睛不好，看不清那几行小字。坐在屋里的小板凳上，我给她读陈年喜写下的诗歌：

爱人，当你接过我流浪的双手，我猝然感到自己比鸿毛还轻，那双手里有我全部的黄金。爱人，十月庄重的天空下我比死亡更近。爱人，我用了二十年的漂泊，来换取你的一握，我点燃五千首诗歌，照亮你深深的居所，面对我纯金的爱，你要小心，你要把我牢牢牵在手心。爱人，我愿像一只驯良的小狗为你役使，为你占有。或者像水，一生一世在你的骨骼中行走。爱人，如果能拥有你，我愿意没有自己，是谁把我们一起带到今天，让我们成为彼此的刀子和灯盏。

——“就是这句，”书霞打断我，“成为彼此的刀子和灯盏，写得最好。”

这首诗名叫《爱人》。结婚第二年，陈年喜将期刊上发表的这首诗，拿给书霞看。书霞从前就在纸上看见过，却从没想过这是写给她的。

“我个子太低了，太矮了。”书霞不好意思地说道。前些年，常有人扛着摄像机来家里拜访，陈年喜对她说，有空也打扮一下自己。书霞感到这话是种冒犯一“怎么打扮？”她掸了掸身上的衣服，那身黑色皮夹克和黑色棉裤，黑色的齐刘海下眼里流露出倔强，“再打扮也就那样。”

内心深处，书霞觉得自己与丈夫有差距，至少在外貌上。常年在农田里劳作使她的皮肤被晒得黝黑，在女人中实在难算作漂亮的一类。她试过穿起裙子，却总感觉偷穿了别人的衣服，手不知往哪儿放。她因此拒绝参与一切应酬。

“真羡慕你们这样，能有自己的工作，经济独立。”书霞对我说。她没有工作，只有初中文化，却也不想成为丈夫的附属品。她坚持去料理农田，即使如今务农根本无法带来收入——“如果老了一无所有，几亩地就是我唯一的依靠了。”

那首诗被贴在摆放婚纱照的相框里。相框平日背过身摆在梳妆镜前，书霞说是因为怕晒。相框上的红色条纹，颜色越晒越浅，已经成了粉红色。

她没有问过丈夫，娶她是否因为爱情。结婚时，陈年喜坚持要照婚纱照，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件稀奇事。书霞觉得没必要，“花一百多块，是件挺浪费的事情”。她拿出小心收好的照片，照片里，身穿粉色婚纱的她头戴粉色花束，陈年喜穿一身灰青色西装温柔注视着她。

命运的馈赠

山的对面是阴面，橘红色的桦树没掉叶子，远处看去毛茸茸的。再过一阵，茱萸、杜鹃和山桃花都会盛开，秦岭将迎来最美的时节。采访的最后一天，我们在陈年喜家的后山散步。连翘的花已经风干，变成咖色结在枝上，夫妻俩弯腰摘下。最近陈年喜常有咳嗽，“这东西治感冒效果很好。”

我走之后，陈年喜拿锄头翻完了家里的两亩地。每四五分钟，他必须停下来休息一次，“胸口要爆炸的感觉”一个月后，商洛市医院里，大夫确诊，是尘肺病。

尘肺，因吸入矿物质粉尘引起的肺纤维化。病情不可逆，以目前的医学条件尚无法治愈。随着病情加重，最终可能引发呼吸衰竭而死。胸部CT上，陈年喜的肺部显示有很多弥漫的阴影。医生没有开药，只嘱咐他：营养要跟上，别感冒。

其实不是没有预兆。从坐上火车抵达北方回家开始，他咳了四十多天。在镇上的药店里买了200多块的药，全吃完了也不见好。仔细听起来，咳嗽声里有金属声一样的尾音，做医生的朋友对他说，要小心，这是肿瘤的信号。

离开医院，陈年喜步行了四五公里。脑海中想起了熟悉的人们：弟弟也是尘肺，四年前一起在矿。上干活，持续咳嗽了一个月，检查结果直接到了一期尘肺，现在在家靠拉三轮车为生。另一个同事去年死了，尘肺二期，临终前每晚无法躺平，每晚坐着靠在床头睡，最后，去医院吸氧也救不了了。最近一个是妻子的表弟，死讯在几天前刚刚传来。他为此写下一篇缅怀文章，叫《表弟余海》，引言里他写道：这些年，每写下一个人物，我就死一次。

终于轮到自己了。陈年喜想，自己的宿命论终于得到了验证。最后，他想到孩子，还有三年才大学毕业，他决定今后每年只给孩子一万块钱，“差多少自己去打工，”他说，“我一定会出现丧失劳动力的一天，我必须有一点儿积蓄，也让他学会自己对自己负责。

我们的通话在他拿到诊断报告的两个小时后，我是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他还没有告诉妻儿。电话里，他平静地诉说确诊的过程，像是在诉说午饭吃了什么。冷静的语气让人吃惊。

那通长达三个小时的电话偶尔出现短暂的沉默，大部分时间他在谈论对生活的见解，向我展示成年人的克制与体面。最终，我还是问出了那个想问的问题。“你曾经哭过吗？”“还真有。”没有任何犹豫地作答。

那通長达三个小时的电话偶尔出现短暂的沉默，大部分时间他在谈论对生活的见解，向我展示成年人的克制与体面。最终，我还是问出了那个想问的问题。

“你曾经哭过吗？”

“还真有。”没有任何犹豫地作答。

也是一个春天，4月，天气暖和。在商洛市的一家廉价旅馆里。入夜了，他坐在被窝里，没有开灯，他以为这次陷入了人生的黑暗。几个小时前，医生交给他颈椎的CT扫描，以判决的语气告诉他，手术刻不容缓，不做很快就会瘫痪;但成功率只有50%，一半机会他将瘫在手术台上。

他努力回想，从第一天到矿山，直至跑遍了整个中国，“九死一生”。到处找活计的日子里，人像流浪狗一样居无定所。在飘雪的腊月天，他和工友挤在废弃的厕所里过夜;在低矮的矿洞，他弯下一米八五的身躯坚持十几个小时的作业。所做的一切努力只是为了让后半生不那么匆忙。而现在一切宣布无效，昂贵的颈椎手术成为了矿山留给他的遗产。

命运的馈赠真是残酷。想到这里，他号啕大哭。

“这所有话没办法对任何人说，”陈年喜在电话那头说了很久，有关一个家庭奋斗多年仍然一贫如洗，也有关一个人面对命运的不甘，我安静地听着，“没有人能理解一个男人风风雨雨几十年，身体和心灵所经历的。”

放下电话很久，我还在回想他说的话。那次颈椎手术成功了，他赌赢了。如今的肺病好在还有时间。“未来日子多长不知道。”可以确定的是，要继续写下去。“必须按照节奏往前走，不可能出现奇迹。”

我想起一个夜晚，我们围坐在火炉边，柴火烧得噼啪作响。周书霞正往炉子里添后山捡回来的柴。柴被砍成小块，黑乎乎的，我以为是炭。陈年喜笑答，炭很贵的。突然，他和妻子一起背起了《卖炭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