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运官场现形记

龚新叶

五省书记二十载 爱戴名表喝茅台

甘肃官场震荡，如今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其塌方式腐败的政治生态，也成了不争事实。

近几年，“甘肃”一词频频亮相各大网络、媒体，赚足眼球，不是因为经济发展瞩目，而是因其成为闻名全国的“老虎动物园”：先有在此主政过的副国级官员苏荣，后有常务副省长虞海燕等人，尚未等这个西北大省休养生息回过神来，“老虎”名单上再添前省委书记王三运。不久前，中央又就祁连山环境破坏事件严肃问责了甘肃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从虞海燕被抓到王三运落马，其间被查的甘肃省厅级干部至少有7人。而兰州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张纪勋、兰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刘鸿军、兰州市政协主席俞敬东等多个官员，则从3月份起陆续坠楼或跳黄河身亡。甘肃省发改委原主任周强也跳了河，至今下落不明。

这块在地图上形似如意的省份，如今看起来并不如意，继苏荣之后，王三运的落马，让它成为十八大后第二个两任省委书记落马的省份。另一个两任省委书记落马的省份是青海，同样有苏荣主过政，在他之前是白恩培。一把手的接连出事，让甘肃这块如意贴上了“腐败重灾区”的标签。

甘肃纪实作家张弓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两任省委书记落马，说明什么？甘肃政治生态中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普遍出现了问题。”

回过头再说说王三运的东窗事发。7月11日下午6点，中纪委官网连推3条同样内容的通告，颇有“重要事情说3遍”的味道：十二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三运，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审查。此时，他刚离任甘肃省委书记3个月。原本以为顺利卸任省委书记就能安全着陆，没想到最后还是着陆失败。

以王三运为节点，2017年开年至今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已有13名，而十八大以来，坐过省委书记位子后倒台的“封疆大吏”也达到了5名，在他之前的4人分别是苏荣、白恩培、王珉和周本顺。周本顺是唯一一个在省委书记任上被抓的人，另4人都已不再主政。其中白恩培、王珉和王三运皆在全国人大任副职，算是同事。有网友调侃，这些落马高官有一个共同点，在卸任省委书记后，到人大任同级别的官职养老，没了实权，中纪委便好行动了。正如在王三运曾任省委副书记的安徽，一位退休干部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的那样：“很多地方存在‘马桶效应——马桶再臭，屁股坐那儿压着，一旦屁股离开，臭味马上出来。”除了安徽，在王三运职业生涯的第一站贵州和最后一站甘肃，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样的事”“有过什么样的变化”等问题，或许也能窥见一二。

会演戏还写一手好字

王三运的公开履历显示，他的出生地在山东单县，但单县少有知之者。反而是远在西南的贵州织金县，在这个环山绕水的小县城，王三运却“声名远播”。1968年，王三运到织金县绮阳公社当知青，任县一中代课教师时，年仅16岁。许多人以为，这是王三运第一次从山东到贵州，但其实生在山东的他长在贵州，是名副其实的织金人。

“听他满口的织金音，怎么可能是山东人？”刘国雄（化名）摆摆手，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可能在山东出生，但从小就在这儿长大，他老爹我也认识，都叫他‘王盖斗，真名不知道。” 刘国雄是王三运的中学同学，现在是一家小卖部老板，提到王三运，仍记忆犹新，他对记者竖起大拇指说：“我们这儿没比他更大的官了，左眼角有颗大黑痣，过目不忘。”

王三运在织金当地算是“官二代”，王盖斗为南下干部，既为干部，有一件事就显得有些不同寻常。

“王盖斗后来成了修单车的，就在学校不远的路边，修了半辈子。”《环球人物》记者问起修车缘由，刘国雄也是皱眉不解，“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私下里猜他是不是犯过什么事，被‘贬到这里来的。”读书时，刘国雄和同学放学回家，总会看见王盖斗蹲坐在摊位前，打声招呼，偶尔打气也不用花钱。“他人很好，老实，在我们看来就是个修单车的，不怎么说话。他和王三运住在大斧头（地名）桥下，一条河的边上。家里条件不怎么好，很小很破。”尽管双方熟络，刘国雄却从没见过王三运的母亲，“我印象中家里就他跟他爸两人，没亲戚，王三运出去当官后，这里就他爸一个人，几年前他爸才去世，挺孤独的。”

刘国雄与王三运交好，是因为学校的一次样板戏演出。当时，全国推行“八个样板戏”，学校要遴选一批有音乐素养的人演《智取威虎山》，刘国雄有一手过硬的二胡本领，因而入选，王三运却是因为相貌进了戏班子，还扮演了主要角色杨子荣。“除了他，大家都会点乐器，他不会，却生得白净，长得斯斯文文的，形象好，被老师看中，当了演员。”刘国雄笑道。没有唱戏底子的王三运练习起来非常刻苦，总是第一个到达排练场，“练嗓子，一直‘啊”。在劉国雄印象里，王三运温和、助人为乐，会在下雨天把感冒的同学送回家，也从来没有发过脾气骂过人。

中学毕业后，同学们都去当了知青，但知青被分派的工作也大相径庭，比如刘国雄，去了条件艰苦的耐火厂，整日与钢水、煤炭为伍，王三运则去学校当了代课老师。“他命好，那时候当知青，最低年限是3年，他刚好当3年，我在工厂干了5年。”刘国雄说。

结束知青生活，王三运考进贵阳师范学院（现贵州师范大学），算是跃了“龙门”。同一时间与他进入这所大学的，还有同学刘先元（化名）。

在刘先元眼里，王三运是个家庭有背景的同学。“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管他父亲后来怎么样，以前好歹是干部。”刘先元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那个年代，如果当知青不干农活，一下乡就代课，家里多半有点关系。插队很苦，代课显然是好差事，好差事自然不容易落到普通知青头上。但王三运就赶上了这好差事。除了他，我还认识另一个代课的人，县委书记的儿子。”

大学时期的王三运，踊跃参加学校的文艺活动，并练就了一手好书法。在《智取威虎山》中扮演杨子荣的他，在大学时已不单单是演员，而是组织者和指挥家。“我们中文系的《长征组歌》大合唱就是他的作品。”刘先元说，“他能够领导大家，另一个原因是同学多半来自农村，比较拘谨，王三运作为干部子弟，举止言行要大方一些。”王三运性格外向，善于表达自己，但让刘先元赞赏的是，身为“官二代”，王三运并不傲慢，也没有表现出优越感。“他喜欢被同学称‘伙计，同学有困难他也会帮衬，因此比较有号召力。”刘先元回忆，“他毛笔字好，备受同学推崇，有人甚至称为‘郭（沫若）体，但他从不自以为是，而是耐心教同学写毛笔字。”

艺术之外，王三运的成绩并不突出，3年的大学生活，社会活动占了一半时间。毕业后，王三运留校，这又是一份绝对的好差事。“不知道为什么会选他留校，比他优秀的人也有很多。”对于王三运后来的官运亨通，刘先元不解：“读书时连党都没入，入党还是工作好几年后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对仕途会有很大影响，不应该那么平顺。”刘先元不知道，“组织者”王三运对人脉的利用，正是他“驰骋官场”的利器。

“念旧情”

现在贵州省委大门外做交通疏导员的陈伟强（化名），在上世纪90年代曾是贵州某家具厂的签收员，那会儿王三运刚从“凉都”六盘水调任贵阳市委书记没多久。提到这个市委书记，陈伟强对《环球人物》记者笑道：“虽不见其人，但曾见其名。”

当时的贵州，棋牌娱乐之风并不盛行，赌博之人更是少见。陈伟强在一次订单交付前，发现此次交付方的负责人一栏，赫然写着“王三运”三个字。“那可是市委书记，不是一般人，竟敢这么光明正大地署名在这种订单上。”这份货，是用于赌博的大型木质器材，“作为一个领导人，他胆子真大。”

除了胆子大，排场也不小。贵阳市委离退休干部休养所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以前王三运去视察，会有车给他开路，身边围一群人。如果他不从贵州调走的话，可能早就被抓了。他在贵阳做市委书记的时候，跟他搭班子的市长是刘长贵。”2003年3月，刘长贵因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纪检部门拿下。

1998年，王三运官至贵州省委副书记，3年后，他离开工作33年的贵州，前往邻省四川短暂任职省委副书记1年。随后调去东南沿海，履职福建省委副书记5年。在这5年中，一家福建上市公司进入王三运的关系网，而他的落马，据称涉及了该公司的相关违纪违法行为。

2007年，王三运从福建调往安徽，继续担任省委副书记一职。其间2010年，上述福建公司在芜湖启动光电产业化项目，在合肥举行签约仪式。当年的《安徽日报》报道，王三运在仪式上致辞，并参观了该公司的产品。安徽退休干部张培钊（化名）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王三运和在安徽做生意的福建老板们关系很好，这些老板都说他对福建商会非常照顾，把他们的生意扩张到了安徽。”以该公司为例，不妨看看王三运是如何照顾他们的：资料显示，2009年到2016年間，该公司年报注明的政府补助额高达33.95亿元，年度最高额超8亿元。该公司将外购的路灯以高于市价3倍的价格转卖给政府，而所有涉及政府来源的订单都未通过采购招投标的程序。在安徽项目中，该公司实际扮演着从政府拿合同的“掮客”角色。“把产业带到安徽，其实对安徽的发展来说是个利好，但政商之间的利益输送让它的意义变了味。”张培钊说。

作为在安徽与王三运共过事的同事，张培钊对他印象深刻：“他在这里的时候，圈子里的人背地里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钢铁公司，意思是他脾气大，一碰就大发雷霆。这跟他的工作不顺不无关系。他和搭班子的人关系很微妙，当时他有一套改造省政府的思路，但他是副书记，不是一把手，与他政见不合的人并不买他的账。想做点事情，权力又被制约，很憋屈，所以总是板着脸。”当问到王三运有无喜好时，张培钊笑道：“特别爱喝茅台酒，酒量也大，从贵州‘训练出来的嘛。他手下的各个部门都备了不少茅台酒，等他一去就拿出来‘供奉。他喝完酒就成了歌唱家，放声高歌，还唱得很好，是个麦霸。”一位曾与王三运同席吃过饭的商业人士与张培钊的看法一致，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有一次他在甘肃接待外国来宾，拿出茅台酒招待，喝了酒就讲段子，言谈举止还很儒雅。”

在张培钊看来，王三运算是“身体力行”地为茅台酒做着宣传。1998年，茅台集团在贵阳举行某签字仪式，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便出席了签字仪式。多年后，茅台集团在安徽开经销商联谊会时，作为安徽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又在合肥接待了贵州赴会领导。2011年，王三运更是以安徽省长的身份，亲自率团出席贵阳的中国酒类博览会暨投资洽谈会，并说：“虽然离开了贵州，但时常关注贵州的发展，为贵州发展取得的进步感到高兴。安徽高度重视贵阳酒博会。”不仅如此，在甘肃，这位“念旧情”的官员对茅台酒的宣传力度似乎更大。

2012年，已是甘肃省委书记的王三运，在会见茅台集团一行人时说：“茅台酒是国酒，是世界著名品牌，茅台集团公司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进步、工业的发展、外交的成功、革命的胜利、人民的就业和幸福等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为曾经在生产国酒茅台的地方生活和工作过而感到骄傲和自豪。”2015年，甘肃白酒销量超10亿元，而贵州白酒正是市场的主导。就在去年，“多彩贵州风，黔酒中国行”活动也在兰州拉开了序幕，双方近200家企业负责人共同开启了黔甘两省白酒产业的合作推介与分享。

这样看来，虽然身在兰州，但出身贵州的王三运的确“不忘老乡情”。

“虞海燕是大管家”

如今，“王三运”三个字绝对是甘肃的热门话题，以至于坊间作诗相传：“王三运者，亡三运也。何谓‘三运？官运财运福运。噫吁嚱，危乎高哉，官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高处不胜寒，而今三运到头，与之俱亡矣。惜惜惜！错错错！莫莫莫！”由于在出席会议时被发现戴表无数，王三运又被当地百姓冠以“表哥”之名。

王三运在省一把手位子上没栽跟头，乍一看他是一名清官，再联想到中央巡视组在对甘肃省委进行巡视和巡视“回头看”时，也并未明确指出他存在什么问题，这名前省委书记似乎真是明镜高悬、两袖清风。但甘肃的官员有着不同看法。

“对王三运来说，虽然两次中央巡视都侥幸过关，但那时候危险正在向他慢慢靠近。”一名甘肃官员透露，“其实问题早有迹象，只是一时间难以撼动。”

在2014年7月的第一次巡视中，巡视组已经指出，甘肃省委存在“一些领导干部插手工程建设，重大工程项目违规操作损失巨大；对国家扶贫资金监管不到位，骗取套取、挤占挪用、私存私放；公职人员违规经商办企业”等多个问题。今年2月，中央第三巡视组对甘肃省委巡视“回头看”，组长傅自应指出，甘肃省委存在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力、“四个意识”不够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提出的“八个着力”要求有差距等问题。

虽说两次巡视用语不一样，但在两个方面只是换了一种说法，即工程与扶贫。“王三运栽倒的原因就跟这两个词有关。”张弓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在工程方面，首先是榆中县的‘大名城房地产项目。榆中县是兰州唯一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交通不便，大名城的房子没人买，为此就要把地铁修过去。地铁按立方米算价，就为这么一个项目，把地铁修到那儿，得多大投资？按照当地的经济条件，成本根本收不回来。那为什么还要修？因为中间有利益输送。另外，他跟安徽商人也有扯不清的关系。”

一名甘肃官员向《环球人物》记者透露：“甘肃这几年的大项目几乎全部由安徽商会运作，谁想拿到省列的大项目，都要通过它，它就是总发包人，比如某个省列煤矿项目，徽商插手后该项目增加了20亿决算支出。”

在甘肃，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某高科技企业是王三运的财源，与他儿子有生意上的往来。而这家企业也正是起家于合肥，崛起于兰州。2014年，该企业在兰州新区建造了一个占地千余亩的产业园，算是跟着王三运“转战南北”。而兰州新区，也是王三运的一个工程。

“兰州新区升级为国家新区，是王三运的政绩，但他又弄出些问题。他在位时提出‘蓝天工程，把重污染企业从市区迁了过去，但新区配套设施太差，从市区到新区坐车要好几个小时，员工怎么上班？所以一些公司去了又走了。白天看新区高楼林立，很漂亮，晚上去就瘆人，只有一两盏灯。这些工程和房地產，都跟虞海燕脱不了干系，因为他当时是兰州市委书记，其实就是王三运的大管家。”张弓摇头道。

资料显示，虞海燕于2012年开始任兰州市委书记，那是王三运上任甘肃省委书记的第二年。虞海燕的前任陆武成刚卸任兰州市委书记，成为兰州市大气污染治理领导小组组长，而此人也因受贿罪，于2016年下狱。一位曾在兰州环卫系统工作的退休人员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兰州洒水车疯狂洒水，就是为了响应‘蓝天工程。不管刮风下雪冰冻，大车拉着水就洒，荒唐的是下雨也洒！兰州本来就缺水，这么搞能行吗？说到底还是油水，这一车水里国家补贴可不少。”

扶贫，也是王三运的施政重点。2012年，在谈到赴任甘肃3个多月的履职感受时，王三运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中揭家底：“甘肃在全国的几个重要指标上是倒数。倒数第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倒数第三是人均GDP，倒数第五是小康进程。”为了改变这个现状，在王三运的领导下，甘肃省委决定从2012年开始，以单位联系贫困村、干部联系特困户为主要内容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

“他本人也是参与者，下基层调研时经常在车里吃自带干粮，2012年全国两会前还带着被褥在当地最干旱的会宁农村住了一宿，了解农户的困难。”张弓说，“但这个涉及40多万干部的行动引来不少诟病，比方说某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也为了完成任务，以摊派的形式强制干部出资扶贫，甚至出现红头文件指令性出资帮扶，这种做法从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一部分靠薪资养家糊口的基层干部的利益。”

“有民警跟我说，王三运为了扶贫，削减对公安系统的开支，每个警察的工资都少了几百块，拿他们的工资做政绩。另外，为了应付上级领导视察，下面的官员还会把羊群赶到路边，营造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张弓说，“但贫苦百姓对王三运的印象普遍不错，就算拿1块钱给他们买两个馒头他们也感恩戴德，因为实在是穷。实事求是地讲，贫困确实改善了，如果10个亿的扶贫预算，最后落实的就算只有1000万，那也一定有用，这是效率问题。”

如今王三运走了，甘肃未来的发展他也无缘得见了。这位曾在赴任前被甘肃人民寄予厚望的省委书记，到头来带给百姓的只是失望。“人之初，性本善。王三运可能以前是好的，支过教、扶过贫，从知青一步步成长为‘封疆大吏，能力显而易见。但能力换来的权力大到某种程度，没人控制他、约束他，他就滑向了罪恶边缘。”张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