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车企供应链中断的因素与风险体系探究

黄咏珊

摘要：近年来，全球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有所上升，贸易摩擦、疫情冲击等各类突发事件的发生使我国制造业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大大增加。展望2023年，国内经济复苏强于预期，国民购买力恢复将有利于新能源汽车需求增长，全球新能源车市场有望维持高景气，预计全年销量会实现正增长。在此背景下，文章以近年来中国新能源车企因供应链中断而临时停产的案例，运用扎根理论的分析方法，从停产事件的现象入手，分析新能源汽车企业供应链中断的因素，并深入挖掘新能源车企供应链运作存在的风险体系。基于有关供应链中断的因素提出应对的机理和路径，立足中国国情与国际供应链发展趋势探索新时期供应链中断的风险防范机制。

关键词：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中断；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F274；F2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23）14-0000-04

[DOI]10.13939/j.cnki.zgsc.2023.14.000

1    引言

近年来新冠疫情的爆发给新能源车企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许多新能源车企的原材料供应商、零部件厂商受疫情所迫而停工，供应链短缺冲击着国内车市。2022年12月，理想汽车表示原定于11月底交付的车辆将延期至12月交付的原因为核心零配件供应延迟；同期长安汽车也表示“缺芯贵电”致使其去年前三季度损失60.6万辆产量。此外，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国际贸易环境使新能源车企供应链发生變化。一些国家对零部件、芯片及人工智能等制造品的单向非对称严格审批使供应链内的国际贸易发展偏离正常预期。如，2018年美国FIRRMA法案的正式生效限制了中国企业在美的正常投资、采购活动。

各种突发事件对新能源车企供应链的供给侧和供求侧造成冲击。一方面受供应链上游供应商、零部件厂商停产的影响，其交货的延迟令整车制造厂的减产或停产；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下行，社会总体购买力下降，则总需求减少。于是供应链中断事件的发生屡见不鲜。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得以产生：我国新能源车企的供应链中断具体因素有哪些？其正常运作面临着哪些潜在的风险？为阐述以上问题，文章包括以下部分。“文献综述”回顾前人基于供应链管理视角下对供应链中断的成因、后果及对策的相关分析和扎根理论的运用。“研究设计”基于案例分析法，选取近年来中国新能源车企因供应链中断而临时停产的11个案例，运用扎根理论，通过分析事件现象，发现内在关联，对其根源进行探究，挖掘新能源车企制造供应链中断的因素，构建新能源车企供应链运作的潜在风险体系。“研究分析与结论”进一步分析我国新能源车企供应链运作的核心风险源——技术不足风险，并为有效规避供应链中断提出理论建议。

2    文献综述

“供应链中断”是直接可观、相对于供应链正常运转而言异常的状态，可能发生在供应链的各环节。翻阅过往文献，对该概念的表述大多体现在“供应链中断风险”的侧面表述中，较少有文献直接对供应链中断概念进行明确定义。郭茜等（2011）定义其为意外事件的发生导致供货量与客户需求量、成本或质量与供应链预定管理目标显著偏离的状态；刘婧怡（2022）认为受意外事件影响供应链内部运行所引发的供应链交付中断状态即为供应链中断。“供应链中断”可根据其发生的特点进行分类。按核心企业所属的供应链范畴可分为内部或外部中断、按供应链网络的不同形式可分为直接型或拓展型供应链中断等；林波等（2020）按成因将其分为需求中断、供应中断和生产中断。

“供应链中断”的成因体系复杂。根据前人的研究，Martha （2002）认为供应链结构的问题（如产品或紧急件高度依赖单一来源）会造成供应的延迟；郑称德等（2003）认为由于自然灾害、人为因素等，供应链可能面临着中断；Wilson（2007）还补充提出有劳资纠纷、基础设施故障等中断原因。由刘婧怡（2022）的观点，供应链中断的成因主要归纳为三大类，即外在直接成因、内在间接成因和供应链网络结构与设计问题。事实上，供应链发生中断后为降低损失所进行的中断管理基于中断因素和中断风险的正确分析，这才能有效合理地恢复供应链运转。

我国新能源车企在汽车市场的占有率正稳步提升。杨森（2020）认为在新能源汽车时代，我国车企逐渐甩开欧美企业在传统燃油车发动机领域的专利壁垒，实现在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的换道超车。国产新能源汽车品牌的制造供应链有了更多发展机会，因此其供应链中断的情况也许具有特殊性。

目前，前人对制造业供应链中断的概念、分类等现象及成因已具备较完善的研究。但新能源汽车行业是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其供应链具有高科技、体系庞大等的独特特点，且前人聚焦于“供应链中断”因素、风险体系等研究较少，故文章希望能在这一领域稍微填补一点理论空缺。

扎根理论是由Galsser和Strauss发展出来的，旨在无研究假设的情况下，从大量翔实资料中从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研究方法，大致过程为将收集到的资料不断进行思考、比较、分析、归类、概念化并加以关联和建构，使之符合研究者研究的主题[1]。扎根理论主要包括5个操作程序：从资料中产生概念并逐级登录，以进行概念比较；再系统地思考与概念有关的理论问题；发展理论支持下的概念，建立概念间联系；然后系统地对资料进行译码，最后建构理论，力求获得理论概念的密度、变异度和高度的整合性[2]。研究流程为“界定现象”→“文献探讨”→“资料收集与分析”→“初建理论”→“检验理论饱和度并补充资料”→“形成理论”。

综上，文章发现：（1）研究内容上，不少研究笼统地将制造业供应链作为研究对象，极少有研究着重关注“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特殊性并针对其核心问题及产生根源做深入分析；（2）研究方法上，以往大部分学者采用仅个别案例研究法进行定性分析，或许并未着意强调案例或问题间的共性。为充分了解新能源车企供应链运营的关键风险，本研究采取大量文字报道资料进行分析。扎根理论作为有效的基于资料数据构建模型的研究方法，符合我国新能源车企供应链情况的相关研究主题和研究目标。

3    研究设计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对中国新能源车企供应链中断因素体系进行识别。

3.1  案例选择与资料收集

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处于世界前端，由于品牌众多，供应链中断的发生或具有共通性，为探讨其因素体系，研究主要依据以下标准进行案例选择（1）所属地域。我国新能源车企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可能会面临其他国外企业所没有的障碍和风险，因此以我国的新能源车企作为研究对象。（2）损失影响。供应链中断引起企业与消费者的双方损失会唤起广泛关注，为增强研究的实用性，选择临时停产的相关案例。（3）资料可获取。本研究信息主要来源各大网站与媒体，选择关注度高、信息公开的案例，有利于保证资料有效;（4）代表性。为提高本研究的信效度，选取驰名品牌的停产事件为代表性案例。

综上，本研究收集了11个案例作为译码过程的素材，相关案例遭遇的供应链中断事件，基本都是短期停产，生产线随供应链的恢复而正常。根据扎根理论的指导意义，若资料表象符合所挖掘的理论核心，理论则可以用于解释现实事迹和提示风险防范。

3.2  译码过程

3.2.1  开放性译码

通过对11个案例的资料记录进行整理，提炼出新能源车企停产原因的概念类属，并确定类属的属性与维度，再对概念进行风险归类的范畴化。详见如表1所示。

3.2.2  主轴性译码

通过分析现象的因果条件、中介条件，明晰范畴化后相关指标的脉络，指出事件行动者可采取的行动策略，建立主范畴与副范畴之间的模型。

由表2可知，在主轴性编码过程中，文章通过典范模型的因素提炼出两种风险主范畴，分别是技术风险、库存管理风险；文章认为主范畴由宏观经济风险、国家制度风险、运营风险，以及市场风险、预测风险、物流运转风险、资金风险所组成。

由于新冠疫情（现象），受限于国家政策或许多供应商无法供货的原因（宏观经济条件不佳作为中介条件），新能源车企缺少了惯常依赖从外国进口的芯片、电池等零部件（新能源車企不能掌握关键部件的生产技术），库存不足导致供应链无法正常运转，从而限制了新能源车企的产能。此外，某些新能源车企由于对市场的定位不准、资金周转不畅或物流运转不通等原因（脉络），使供应链中断雪上加霜。为防范新能源车企供应链中断的风险，新能源车企应加强对芯片、电池等核心部件的研发，提升产业链上游的控制能力，以激发产能；同时，要加强库存管理的能力，稳定原材料的供给，以保证产能的稳定。

3.2.3  选择性译码

经历资料搜集、整理与分析之后，本研究尝试从案例中提炼出中国新能源车企供应链中断的逻辑：近年来，由于宏观经济条件不景气，且跨地域的物料运转容易受到国家或地区政策的影响，从而使得供应链上游容易受到掣肘。加之新能源车企对核心零部件的生产能力不佳、库存管理应对不足，影响着车企的资金周转、运营销售等财务或市场方面的问题，使得供应链运转不畅或断裂。

3.3  构建理论：中国新能源车企供应链中断风险体系

文章认为“技术风险”是新能源车企供应链中断风险体系的核心范畴，这里主要指技术不足所致使的产能虚弱导致供应链中断的风险。由于新能源车企对上游原料芯片、电池等制造技术的不配套、不成熟，限制了车企其他方面的能力发展，从而影响着技术对产能贡献的适用性、先进性和可行性。此外，除了技术不足带来产能虚弱的问题，还应关注新能源车企的技术成果产品化、产业化过程中可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产品的质量不佳，市场的接受程度不高，竞争者模范等问题。长远看来，容易破坏品牌名声，影响收益水平。

围绕核心范畴周围的副范畴有两部分。一方面，宏观经济风险（如自然灾害、战争）、国家制度风险、市场风险属于宏观层面，为应对相关风险，新能源车企应该有涉及长期发展战略的调整，并积极挖掘短期策略，如争取国家政策的支持。加快整车企业的产业技术进步，对供应链各结构进行升级，提高产品质量，发挥品牌的影响力；其次，物流风险、运营风险、资金风险与车企经营状况的微观层面息息相关，为应对这一方面的风险，应弱化对外部对依赖，如构建自身的物流体系。为对抗风险体系，可考虑多样化策略，签订备用供应商或购买商业保险，此外，新能源车企间使用联盟策略，在良性竞争中合理相互帮扶，以保证基本运营顺畅。

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对上文提出的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体系，需要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理论饱和是指理论不能获取更多数据以继续发展某一个范畴之特征的状态[3]。文章将蔚来汽车2022年4月停产的案例作为检验理论饱和度的数据，对其进行范畴的编译。从这一现象的研究发现，相关因果条件、中介条件和脉络皆遵循上文分析的供应链中断的逻辑，具体如下：

案例简介：蔚来汽车在2022年4月初，受上海疫情影响出现了供应链中断的困境。其董事长李斌于4月9日表示这是受限于供应链运营的问题。

扎根理论下的开放性译码分析：“概念化”归纳为社会环境影响、原材料缺失；“范畴化”归结为宏观经济风险技术风险、库存管理风险。

按照“宏观经济不景气→企业面临物流风险、运营风险等→企业出现库存管理问题、技术掣肘”的逻辑进行理论模型的检验，检验过程中未发现新概念类属，原类属间未产生新关系，由此推断，文章的理论模型趋于饱和。

4    研究探讨与结论

4.1  对“技术风险”根源的探讨

我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近年发展取得的一定进步更多体现在技术含量不高、利润较薄的组装或低端制造领域，在真正中高端制造的核心技术方面，我国的技术能力依旧比较薄弱。国内新能源车企若要切入全球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核心环节，并具备大量高端化、精密化的产能，需要实现技术上对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包括芯片、电池、线控技术及整车一体化压铸技术等方面的设计、研发的弯道超车。只有经过持续不断的技术进步和迭代，供应链运行才能逐渐缩小并消除由于技术壁垒带来的掣肘。但新能源车企的技术突破取决于研发、设计、工艺制造等方面的经验积累。或许由于政府的补贴政策缺位或落实不够、人才的科技教育发展不充分、社会科技文化的沉淀不足等原因，新能源汽车核心制造技术的突破仍有困难。

4.2  结论

文章运用扎根理论，从近年来中国新能源车企临时停产的现象入手，基于供应链中断的具体因素提出了供应链风险体系以“技术风险”为核心，其他相关的宏微观风险存在于供应链运营全过程。为防范新能源车企供应链中断风险，车企应定期了解状况、实时监控运作、建立储备库存做好风险预案。虽然我国目前在汽车电动化方面在全球领先的位置，但核心部件的制造能力如电池、芯片等方面仍存在巨大挑战。新能源车企应陆续布局整车制造、零部件生产等核心技术的突破，从源头上解决供应问题，可大大地释放供应链产能。

在新能源资源争夺的战局中，汽车电池与芯片作为当下时代的先进产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当有一天出现密度更高、质量更好的材料辅助完成电池的制造，或者当中国新能源车企破译了芯片科技的秘密，现在电池与芯片不足的状况将不值一提。最后，由于使用框架理论进行本研究的编码、译码过程需要大量主观分析，因此理论归纳受限于研究者的知识水平和研究技术。本研究仍具有不少错漏之处，诚愿读者海涵。

参考文献

[1] SUDDAY R.What grounded theory is not[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6，49（4）：633-642.

[2] 陈向明.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9，（4）：58-63.

[3] PANDIT N.The creation of theory：a recent application of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J].The qualitative report，1996，2（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