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欧洲国家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

习江月

(香港科技大学 商学院，香港 999077)

1 引言

对外直接投资(OFDl)是一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形式。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量首次位列全球第一，甚至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外国直接投资较上年减少近40%的大背景下仍逆势增长，显示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强劲势头。但同时国内外形势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进程带来诸多挑战。

在2020年世界GDP排名中，欧洲有四个国家位列前十。《2017—2018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实力排名前十的国家中欧洲国家占六个。由此可见，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市场广阔。2022年3月17日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欧洲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技术输出地和重要的外资来源地，而中国也成为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未来发展前景可期。

欧洲国家吸引中国投资的原因包括拥有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健全的法律体系以及较高的科技水平等。中国不断在欧洲开展多种多样的项目投资，未来对欧洲直接投资还有很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虽然我国对欧洲OFDI流量逐年攀升，但与中国飞速增长的OFDI总额相比，其增长速度并不可观，且外界影响因素较多。基于此，文章梳理了中国对欧洲国家OFDI的决定因素，对2003—2020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结合经济学原理以及现实情况，对欧洲国家直接投资的高质量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2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指企业以跨国经营方式所形成的国际间资本转移，最普遍的形式是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Hymer(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Buckley(巴克利)和Casson(卡森)的内部化理论、Dunning(约翰·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都解释过一国OFDI的动因及决定因素。文章从OFDI的动因、直接和间接决定因素方面出发，参考国内外学者对中国OFDI影响因素研究，选取其中几大决定因素分别进行论述，最终提出建设性意见。

2.1 直接决定因素

Dunning(1986)投资发展路径理论提出一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该国GDP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文章将2003—2020年中国向欧洲进出口总额以及中国的GDP进行对比(如图1所示)，发现二者的变动趋势几乎一致，为了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影响，选取中国对欧洲进口(IM)和出口总额(EX)作为决定因素。理论上讲，东道国市场越大，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就越多。文章选取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市场规模的替代变量。另外，企业想要“走出去”有两种重要途径——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经贸往来越频繁，东道国对母国的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外资的进入门槛就越低，两国的经济合作基础就越好，也更容易进行投资活动。文章选用东道国国际直接投资(IFDI)与其GDP的比值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开放程度(OPEN)的替代变量。

图1 2003—2020年中国对欧洲进口出口额以及中国GDP情况

2.2 间接决定因素

跨国公司为了增加利润和提高效率，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廉价的生产资料，通过内部化和外部化经营降低生产运营成本，其中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就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文章使用人均国民收入代替东道国劳动力成本(PGNI)。另外，随着国际竞争不断加剧，中国遇到“卡脖子”核心技术难题也越来越多，OFDI就成为中国企业突破产业发展技术瓶颈和获取国外最新技术的有效方式，因此东道国的科技水平(TECH)也是外商投资时着重考虑的因素。文章选取东道国地区的专利申请数量为替代变量。Gastanga(1998)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表明东道国政府越腐败，就越会限制国际直接投资，但是对于一些发达国家而言，廉洁的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也会更加严格，这会间接阻碍外商投资。文章使用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作为政府清廉程度(CPI)的替代变量。

2.3 其他影响因素

大量研究表明，中国倾向于向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投资，以获得煤炭、铁矿石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等的稳定来源，此项决定因素为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MINE)。我国的OFDI还会受东道国汇率(ER)和通货膨胀率(INF)的影响，当人民币对另一国的货币升值，相对应我国进口该国货物或服务成本就会下降，反之进口成本上升，由此推测弱势货币对跨国公司的投资项目更有利，而东道国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则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根据欧洲国家历年来的经济体量、发展水平情况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圣马利诺等12个国家不在文章研究范围之内。文章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世界银行发展指标、联合国数据库、国际知识产权组织及透明国际数据库等。

3 变量测量与模型构建

3.1 变量测量

对原始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可知：中国每年对东道国的OFDI、通货膨胀率等指标存在负值。文章给每组存在负值的数据分别加上一个特定值，在尽量不改变原数据大小的前提下消除负值的影响，并采用Busse and Hefeker(2007)方法消除OFDI负值影响，如式(1)：

(1)

3.2 模型构建

文章主要研究不同因素对中国OFDI的决定效果，其中十个决定因素为解释变量，中国对欧洲各国的OFDI为被解释变量。考虑到欧洲联盟政治经济情况的特殊性，文章将欧洲国家再分为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用固定影响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2)

式(2)中，y代表中国每年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流量，βi为个体截距，xi为指标层原始数据，ε为随机干扰项，原数据在回归时均做取对数处理。

4 分组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4.1 对欧洲国家整体回归分析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欧洲国家整体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得出回归结果：中国从东道国的进口总额、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的显著性(P值)分别为0.0255、0.0135、0.0014，t统计量分别为2.2426、-2.4828、3.2155，因此这三个指标对OFDI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对外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和中国从东道国的进口总额的系数分别为4.9104和0.6906，均为正显著。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系数为-0.9013，显示负显著，这与理论分析不符，原因可能是样本数量不够大以及指标衡量的不完善。根据前文分析，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并非资源寻求型动机，所以自然资源禀赋带来的好处不明显。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金额符号为正，进口总额符号也为正，说明良好的双边贸易关系对中国OFDI有正向促进作用。虽然该项指标的检验结果符合理论预期，但未通过检验。东道国市场规模符号为正，说明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越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结果符合理论预期但未通过检验。模型的判定系数为0.1337，调整后的判定系数为0.1111，P值为0.0000，所以拒绝原假设，即该模型的线性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成立。接下来进行固定效应模型下似然比检验(LR)，检验结果显示模型的P值小于0.05，说明在混合模型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之间，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得到的回归结果更为准确。

4.2 对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的回归分析

对非欧盟国家来说，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政府清廉程度、对外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的显著性(P值)分别为0.0268、0.0149、0.0000，t统计量分别为2.2600、2.4934、4.3989，这三个指标对OFDI具有显著影响。三个指标的系数分别为13.0438、20.0147、24.7975，均显示正显著。由此可见，对于非欧盟国家，东道国政府清廉程度对中国OFDI决定程度较强，东道国市场规模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结合前文的分析，其他影响因素还有：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符号为正，说明中国倾向于对自然资源丰富的非欧盟国家直接投资，结果符合理论预期但未通过检验；东道国劳动力成本指标符号为负，说明中国更倾向于低劳动力成本的非欧盟国家，结果符合理论预期但未通过检验。模型的判定系数为0.4935，调整后的判定系数为0.3826，P值为0.0000，所以拒绝原假设，该模型的线性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成立。

对欧盟国家来说，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东道国劳动力成本两个指标的显著性(P值)为0.0366和0.0308，t统计量为-2.1010和-2.1707，系数分别为-3.1288和-12.3235，均在5%水平上负显著。模型的判定系数为0.3004，调整后的判定系数为0.2152，P值为0.0000，所以拒绝原假设，该模型的线性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成立。除此之外，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模型的判定系数均高于欧洲国家整体的判定系数，而判定系数是说明回归模型优劣程度的指标，所以文章将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分组回归的方法是合理且有效的。

综上所述，中国与东道国之间良好的双边贸易关系和东道国较高的对外直接投资开放程度有利于吸引外资。中国对欧洲发达国家的投资经验相对更多，投资历史相对更长，规模更大，但受政治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较大。欠发达国家的外资开放程度不高且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才刚起步，预计未来中国OFDI会更大程度地渗透到这些国家。

5 结论与建议

文章通过文献分析，从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资源禀赋等角度出发，确定了中国对欧洲国家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及相应替代变量。随后借鉴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采用10个指标作为影响因素，进行数据收集与处理。在获取了2003—2020年每一项指标数据后，用固定影响模型分组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回归结果，最终结论为：

①东道国的市场开放程度是中国对欧洲国家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②欧洲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劳动力成本促进了中国对欧洲国家的直接投资;③政府清廉程度的影响较为复杂。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与欧洲国家加强往来，发挥比较优势，深化经贸合作。疫情期间，中国向欧洲国家出口了大量生活用品、电子产品和防疫物资，同时一些欧洲国家也将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电子设备等工业品大量出口我国。因此，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在进行投资选择时要注重自身优势领域，进行产业之间的国际分工，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注重“共赢”原则，在大力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兼顾对方的国家利益，求同存异，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第二，调整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策略，有效规避制度风险。中国企业投资欧洲国家之前，不仅要充分了解东道国的经济环境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政策，还要特别关注东道国的政治环境和文化习俗，预测所在产业未来的发展前景，选择进入欧洲市场的合适时机。提前预估和防范东道国经济、政治及法律法规风险，加深对东道国社会制度的理解，不断完善相关投资。除此之外，中国还需要加快完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规范体系、对外投资保险制度等风险防范措施，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企业的权益，尤其对社会和市场风险较高的国家。

第三，深化在数字经济、可再生能源等新兴领域的直接投资。近年来，全球范围内远程医疗、电子商务、远程办公等新模式和新业态迅速发展。中国的数字经济更是发展迅猛，一些电商平台在欧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欧洲各国也出台各项政策积极吸引数字投资。因此，中国可以利用好欧洲各国政府对数字经济的扶持政策，积极引导国内企业在电子商务、移动服务等领域拓宽欧洲市场，让更多投资流向欧洲的互联网公司，培育起欧洲国家民众线上消费的新习惯和数字生活的新意识。除此之外，还可以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我国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进入欧洲市场，吸纳欧洲先进技术的同时，用我国数字经济生活方式影响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