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风韵

徐江

年初一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年中一部《长安十二时辰》都是“无中生有”的纯虚构，都是改编自流行小说的再创造，一为女人戏，一为男人戏，两部戏的主人公都是小人物，而非帝王、名宦、富商等“吸睛”身份，却都能引发网络话题热议，这确实说明了内地的古装剧制作，正在达到或接近达到近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是正午阳光团队自“瑯琊榜”系列后推出的古装新剧之一，与前作刻意模糊朝代不同，该剧虽然也模糊了皇帝的庙号和年号，可背景植入的朝代明显是北宋，风俗展示上所需的功夫，明显要比两部“瑯琊榜”更考验团队的古装戏功力。据说正午阳光另一部即将播出的古装戏《孤城闭》也是北宋戏，对于它怎么展示那个时代的气质，笔者也抱有很大的期待和好奇。

《长安十二时辰》除了烧脑，剧集中也有大量的风俗展示，唐诗影响力的普及、整个长安城消息的传递、灯会的繁华、刑罚的野蛮……甚至可以说，在推动剧情、调剂节奏层面，剧中的风俗元素起到了很大助力（比如黑人掌控的地下交易、著名歌伎的表演会导致城市封路等），风俗和剧情的紧密关系，比《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处理得更到位，也更深入。《长安十二时辰》的出现，对于近年正午阳光和郑晓龙等少数制作团队霸屏古装剧的局面，既是一种丰富，也是一种缓解，让观众看到了古装剧的良性竞争趋势。

内地的古装剧越来越讲究服装、道具，这是从几部清帝题材的正剧、《三国》以及以《甄嬛传》为首的后宫剧开始的，虚构剧里置景下了大功夫的则非正午阳光几部古装戏莫属。对世风、民俗元素的强化，则是从2019年的上述两部热剧正式开启的。近年来，总有人谈及内地影视“走出去”，一部影视作品真想走出去，文化含量究竟有多少，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毕竟如果单拼编故事，世界各地的编剧高手可是多了去了，凭什么只看中国影视？中国的风土、人情、悠久的历史，都是加分项目。

过去我们聊起内地古装影视，除了极个别作品，通常是没资格与其他小说放到一起谈论的（除改编原著的影视作品）。内地投资方和出品方，历来不是很强调影视的风俗展示功能，这也是这些作品被外界看轻的原因之一。

长久以来，我们的影视只提倡讲故事和设置人物个性冲突，缺少对剧中人生存环境的感性刻画，更无法呈现剧中情境下日常生活的滋味，这也使不少作品看起来显得“假”和“空”。古装剧，最难的不是剧情，而是要让人看了觉得“像”。身为当代人的演员，肯定不了解一百多年乃至一千多年前人们的日常举止，那么，怎么表现和营造这种“像”的感觉呢？首先是衣物、器皿、物件的仿制，其次就是日常礼仪（包括和现在大不一样的称谓和用语）和朝堂规制。唐宋风韵，不是光靠背诗和吟词塑造出来的，它需要尽可能多的常态细节填充，这些细节能让镜头所讲述的故事变得更加立体、可信。

好的故事总是一再被翻拍，但一部成功的影视作品，它所刻画和传递的历史风貌，却不那么容易被复制。当所有情节都已成為公共记忆，镜头后的观众，会捎带着玩“寻找历史”的游戏。这也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等剧能一再吸引观众的地方。谁还真等着剧集去讲那些主人公的故事啊，不过是想跟着剧情，看看不同历史时期的风尚和民情罢了。这就像英国文学史上两大著名神探福尔摩斯和波洛，一再被搬上银幕和荧屏，可为什么人们最怀念的还是杰瑞米·布莱特的福尔摩斯剧集，以及最不像小说中波洛形象的彼得·乌斯迪诺夫主演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呢？因为那些剧集、那部电影里，藏着大英帝国不同时期的人文风貌。

近些年，许多历史剧观众偏爱追英剧，其实也是这个原因。美剧的特点是镜头和表演的电影化;日韩剧的特点是对家长里短的巧妙包容和情感的纯美表达;英剧的卖点则永远是历史和时代。后者的成功，对于内地古装剧和年代剧，既是激励，也是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