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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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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先于调查组入津,查什么?

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依法对相关责任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8·12天津港特大爆炸事故发生后,事故调查组还未成立时,最高检就宣布介入,将严查事故所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等职务犯罪。8月27日,最高检宣布,已将天津市交委主任武岱等11名官员和高管依法立案侦查。

按规定,对地方的安全事故调查,检察机关除了加入调查组外,也可以第一时间独立成立调查组,如此有助于提高调查的权威性,避免“先行政后司法”可能出现的渎职、包庇。两类调查组相比,事故调查组重在查清“谁来负责”,检察机关则重点发现失职渎职问题。

事实上,最高检渎检厅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办成立以来,已介入3000多起安全事故的处理。2014年7月湖南邵阳境内沪昆高速危化品爆燃,事后发现长沙市质监局产品质监处处长朱楚才等人玩忽职守;2014年8月江苏昆山粉尘爆炸造成146人死亡,事后发现昆山市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陈艺等人严重失职渎职等。

保障房审计,资金管理问题最突出

8月17日,审计署发布2014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结果公告。公告指出的6大方面问题中,4个涉及资金管理,包括有单位虚报材料套取资金,未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拖欠建房款、工程款,未按规定享受税费和优惠政策。

本次审计,共发现4.5万户家庭违规享受保障房待遇。如大连一公房主管单位负责人,通过私刻公章伪造证件,将一处原住户死亡的“无主”房屋使用权伪造到其下属女儿名下,并在该公房拆迁时骗取55万多元的拆迁补偿。此外,审计查出182个项目单位、融资公司及住建、财政等部门违规使用专项资金93.83亿元,用于发放工资、还贷、投资、理财等。

有关专家称,保障房乱象无非是“骗钱、骗住、骗售”。解决这一难题,就要加快推进建立保障对象家庭经济状况信息审核平台,严格资格准入和退出。对于骗购等,要以《刑法》中的诈骗罪论处;而对监管中的不作为、乱作为,要以“党政同责”进行处理。

“集体研究”式渎职,难逃坐牢

近日,湖北“首虎”陈柏槐一审获刑17年。一审认定,陈在担任湖北省农业厅党组书记、厅长期间,以厅党组会议、厅长办公会议集体研究为形式,提议、主导、决定将畜牧科研用地489亩非法转让两家公司,造成经济损失6.106亿元。

这是2013年1月,“集体研究”式渎职明确入罪后的典型案例之一。以“集体研究”为名的渎职犯罪,如何区分责任是以往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尤其是在土地资源等领域,存在行政主管部门或地方党政部门集体研究违法决定的渎职现象。案发后,涉事人员则拿出“集体研究”做挡箭牌,推卸责任。

在已公开的案件中,湖南张家界市政府原秘书长白开文,也被指涉嫌利用集体研究方式,违法同意开发区内企业产业项目违法用地,致使公共财产重大损失,白还同被指控涉嫌受贿。可见,“集体研究”掩盖下的渎职类犯罪,往往与贪贿交织在一起,值得重视。

人事

中央纪委秘书长杨晓超。

中央纪委怎么选秘书长?

空缺半年的中央纪委秘书长一职补缺完成。8月24日,中央纪委官网显示,北京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杨晓超已出任该职。杨晓超也成为近年来首位在该职位上被明确为正部级的干部。

新世纪以来,中央纪委先后有7名秘书长。分别是袁纯清、吴定富、干以胜、张毅、吴玉良、崔少鹏和杨晓超。能当中央纪委秘书长的都是什么样的人?有怎样的仕途经历?

廉政瞭望记者发现,7人中,有4人来自地方,其余3人则主要成长于中央机关。7人中,除袁纯清从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转岗担任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外,其他6人任该职前均有纪检及相关工作经历。

其中,干以胜从司法系统干起,后在安徽省监察厅副厅长任上调任监察部,经过系统内多岗历练;张毅在黑龙江纪委监察厅任职长达14年;吴定富与杨晓超分别担任过湖北省、北京市审计厅(局)一把手,对查账办案毫不陌生;崔少鹏长期在中组部、中办任职,当中央纪委秘书长前,亦曾任中央纪委宣教室主任;吴玉良更是中央纪委的“老人”。1981年至今,他一直工作在这里。

值得一提的是,任职秘书长期间,不少人还循例当起了新闻发言人。如袁纯清曾通报成克杰严重违纪违法案,吴玉良则代表中央纪委对治理工程腐败给出时间表。2014年12月起,发言人改由中央纪委宣传部长担任。

从任职时限看,7人在秘书长任上的时间长短不一。干以胜任职最久——近5年,而张毅只干了3个月。

对于此后的仕途,除了崔少鹏刚调任吉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外,其余5人离任后最终都升任了正部长级。袁纯清、张毅曾担任省级党委书记,吴定富在保监会主席任上亦备受关注,而吴玉良则升任中央纪委副书记。

近日,拥有丰富地方工作经验的杨晓超就任该职,清晰表明了中央和中央纪委的期待。在纪检系统深化“三转”、推进体制改革的节点上,如何落实习总书记“崇尚实干,狠抓落实”的要求,做好机关服务工作,加强工作部署落实的督查,人们拭目以待。(本刊综合)

对话

指挥家曹鹏:若不坚持反腐,老革命不放心

近日,中央纪委官网专访了著名指挥家、新四军老战士曹鹏。在抗战胜利70周年来临之际,听90岁的老人讲智斗日本人的经历和反腐建议,颇有意义。

记者:回顾您在抗战中的经历,有哪些难忘的故事?

曹鹏:中学时,我们在学校组织读书会,弄墙报,唱抗日歌曲。当时搞奴化教育,要我们学日语,我们坚决抵制。日本人带着刺刀来查,当时我已秘密到解放区接受教育。大家都知道,但没有一个人说。还有一次,日本人在礼堂放伪电影,爱国同学就在隔壁唱《大刀进行曲》。敌人端着刺刀冲进来,我不怕,就被带到警察局,几百个学生冲到警察局保护我。

记者:请您谈谈抗战中纪律严明的事。

曹鹏:记得在山东临沂,满院的新鲜栗子,老乡说你们随便拿着吃,没有一个人吃。还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无人区,要住一个晚上。房子空空的,都被日军抢光了。睡觉都是泥地。我们把一家一家的门板卸下来睡。第二天一早行军,再一家一家把门板给它上好。

记者:近几年,您还坚持给公务员普及交响乐,这是因为什么?

曹鹏:近几年,我受上海市人事局邀请,为上海许多公务员作普及交响乐讲座演出。目前市里已有3/4的公务员听过。我在台上不但讲音乐,也讲公仆之道。如《乐记》所说,音乐可以善民心,可以移风易俗。贝多芬的《命运》则提醒我们,胜利的果实来之不易。

记者:您如何看待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

曹鹏:我入党近70年,对中央反腐败是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拥护。最近发布了百人红色通缉令,全球追缉腐败分子。我前年带交响乐团到美国义演,到了洛杉矶,一个美国朋友告诉我,这里最贵的房子是中国人用现金买下来的,但是门一直关着,都不知道里面住了什么人,我顿时脸都红了。不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我们这些老革命真的不放心。

记者:关于纠正“四风”,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抓起?

曹鹏:我看过新闻,说广东惠州原公安局长洪永林,因受贿罪二审获死刑时还不忘享受:“我什么东西都吃过了,可惜有种洋酒还没有喝过,今后也喝不到了。”这种享乐主义真是不抓不行啊。

微议题

“登报寻官”唱的是哪一出?

8月20日,湖南省《郴州日报》刊登了一则“寻官公告”,该公告称,郴州物价局副局长袁国富“未履行请假手续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近一个月,请于2015年8月28日前回单位人事科报到上班,否则根据公务员法相关规定,予以辞退”。局长失踪,登报寻人,这则奇特的“寻人启事”引发了热议。

A“登报寻官”实为推责

@傩送:在法治国家,“登报寻官”算得上是一个笑话。“登报寻官”这事儿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来可借此逃避责任,将来无论是面对舆论质疑,还是上级怪罪下来,都可以拿报纸上的“寻官公告”抵挡一阵——咱也不是没找,只是找不到;二来,也算对失联官员仁至义尽——直接依法辞退显得很不讲“义气”,有了“寻官公告”就不伤情面了,万一失联官员在宽限时日内赶回来上班了,自然皆大欢喜,相当于什么事都没发生。

B官员失联前必有监督“失联”

@竹立家:鉴于近年来屡曝官员失联事件,失联官员多有违规经商等问题,应该明确失联“预案”的具体程序:发现官员失联后,所在的单位在多长时间内,报到组织部门、纪检机关等。作出明确规定,而不是简单发布一则公告。避免一些单位先自行悄悄找人,贻误了找人时机,并借助公告,逃避应该担负的监管责任。

C该辞退而非寻人

@堂吉伟德:按照《公务员法》规定,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30天的,将给予辞退处理。依此规定,失踪近一个月的官员早够辞退了,此时的公告应当是辞退决定公告,而非“寻人启事”。唯其如此,那些目无法纪、动不动就玩失踪的官员,才不会如此肆无忌惮。

微观

【堵住贪官“逃生后门”】

@连海平:腐败行为屡禁不绝,在法律治理层面,与惩罚的刚性不足有莫大干系。如果对被判死缓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等于堵死了贪官的“逃生后门”,必将对反腐产生巨大的正面效用。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将“牢底坐穿”是比一了百了的死刑更加令人生畏、令人绝望的惩罚。提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倒逼有权、有钱者不敢“以身试法”,是一种法治思维,对反腐亦有意义。

【挥之不去的阴谋论】

@曹林:阴谋论像鸦片一样,对于某些人有着一种致命的诱惑。他们喜爱阴谋论中充满刺激的斗争故事,喜欢阴谋论中的戏剧冲突,喜欢那种贴在别人耳朵上传播阴谋论故事时的“我掌握着内幕、看透了背景、了解其他人看不到的信息”那种优越感和兴奋感。久而久之,即使事实确凿地、赤裸裸地放在他的面前,他也失去了面对事实的能力,活在阴谋想象中,斩钉截铁地说——哪里有什么真相,完全是一场阴谋。

【经费破百亿难以自证实力】

@熊丙奇:一些高校经费破“百亿”,本身不是坏事,但其与一流大学标准间的距离,不能仅凭经费度量。完善现代学校制度和透明财务体系,才能防止教育投入被挤占、挥霍,甚至被大量用于政绩工程。增加教育投入,把每一分都用到刀刃上,才能换来办学质量提升,才能带动其向“世界一流”迈进。

【行政手段操纵股市是饮鸩止渴】

@王海涛:中国的股市,最大的原罪,就是被操纵,被监管者的“慈爱”和“好心”所操纵——为了向投资者负责,他们“操纵”每一个公司能不能上市,把自己塑造成全能者。而事实上,他们一边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一边难以避免地被滋生出寻租空间。所以,当牛市到来,把功劳据为已有,从而显得成无所不能;当熊市到来,归罪于敌对势力,又把自己塑造成救世主。

反腐在线

自发百万奖金的宣传部长

云南省纪委决定给予云南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杨文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经查,杨文虎在担任省电视台台长、省广播电视局局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期间,违规持有高尔夫球卡,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违反财经纪律,自定政策发放奖金,其个人领取100余万元;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200余万元私分给个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索取贿赂800余万元。

受贿20年获刑20年

近日,安徽省六安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蚌埠原副市长刘亚有期徒刑2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70万元。

20余年的时间里,刘亚从副镇长干到副市长,每年都在受贿,先后收受34个单位或个人的财物,累计达数百次,其中单笔受贿超过10万元的就有21次之多。法院最终认定刘亚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780余万元。

从抗震英雄到官场蛀虫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原局长李俊夫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款物折合人民币共2000多万元,后被移送司法机关,开除党籍、公职。

李俊夫曾带领广州对口援建汶川前线工作组参与灾后重建,被当地百姓誉为英雄。回广东后官运亨通,身兼市国土房管局、市住房保障办、市“三旧”办、市土地开发中心4个“一把手”。

李俊夫大权独揽,逐步形成腐败“小圈子”,常授意几个关键部门领导为工程承包商提供“贴身服务”。他的妻子亲属通过包揽工程、批发项目,套取巨额利益。妻子王某湘、二姨子王某伟信佛,有一个“佛友”圈子,很多老板纷纷跳入这个“佛友”圈子拉关系,用大量价值数百万的沉香、天珠、和田玉等“雅贿”来实现做工程的目的。

意大利

罗马上演真实版“教父”葬礼

近日,罗马上演了一场“好莱坞”式葬礼,主角是去世的65岁黑手党大佬维托里奥·卡萨莫尼卡。由于罗马近来正在调查一桩有关黑手党的案件,这场葬礼为民众的愤怒“火上浇油”。葬礼上,印着“你征服了罗马,现在你将征服天堂”、“罗马之王”等标语的肖像画挂在教堂外,乐队演奏电影《教父》的配乐,还有直升飞机低空飞行抛洒花瓣。对此,罗马市长伊尼亚齐奥·马里诺“推特”留言说,生者利用葬礼传递黑手党信号,这“无法容忍”。

美国

警察当街勒索司机做善事

日前,一段脸书上疯传的视频让一名费城警察丢脸了。视频中,该警察拦停一辆汽车,强迫车里的人买下10美元一张的入场券,“要么掏钱,要么我就没收你们的车,因为它没有登记。”警察威胁道。拍摄者不得不乖乖掏钱。据悉,这名警察兜售的是为殉职警察和消防员的子女筹集大学学费的募捐演出入场券。费城警方查明,当事警察为马修·扎古尔斯基,当时正在执勤,查处没有登记或者没有买保险的汽车。扎古尔斯基已被停职听候处理,可能面临开除甚至犯罪指控。

乌兹别克斯坦

总统大女儿涉电信受贿案

据《华尔街日报》8月16日报道,美国当局目前正与欧洲方面联手调查近10亿美元的电信行贿案。该案件涉及全球三大电信公司以及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大女儿古尔娜拉·卡利莫娃有紧密联系的公司。调查显示,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Vimpelcom公司、俄罗斯移动运营商PJSC以及瑞典电信巨头TeliaSoneraAB曾向卡利莫娃管控的公司注入数百万美元,用于确保无线频率等电信业务在乌的顺利展开。

伊拉克

内阁“大瘦身”或为治贪腐

近日,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下令把内阁部会首长由33人减少至22人,作为配合全面检肃贪腐和治理无方行动的一部分。报道称,伊拉克的贪腐和治理不善,已影响到政府高层。阿巴迪采取行动,进行内阁人事“瘦身”,撤销3个副总理职位、4个部长职位,并将4个内阁部门与其他部门合并。

韩国

朴槿惠表姐夫涉嫌贪被捕

朴槿惠表姐夫涉嫌受贿被捕。

韩国总统朴槿惠的表姐夫、77岁的前国会议员尹某8月19日因涉嫌收受贿赂被逮捕。这可能成为朴槿惠执政以来第一起亲属腐败案。当天,韩国京畿道议政府地方法院依法审查“逮捕申请”,据悉尹某在法庭否认受贿指控。负责审理的法官认为尹某“有销毁证据和逃跑的可能性”,批准检方逮捕尹某。据报道,尹某涉嫌2013年年初,以平息庆尚南道统营一公寓非法审批事件为由,分4次收取5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8.87万元)。

尼泊尔

有拨款没学生的“幽灵学校”

透明国际调查显示,尼泊尔有超过300家“幽灵学校”。这些学校接受尼泊尔政府以及海外捐助多年,但却没有学生,有些甚至只存在于图纸之中。据悉,尼泊尔多数学校为公立学校,办学经费来自政府教育部以及海外机构捐助。从2009年起,仅海外捐款就超过5亿美元。这些钱大多通过尼泊尔政府发放给当地学校,一些校长、政府官员等人则以办校为名中饱私囊。“幽灵学校”调查委员会发言人吉美尔表示,“很难确切估算损失数字,但至少超过120万美元,因为不少此类所谓的‘学校’已经存在了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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