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东省广府地区粤语歌曲词曲结合关系研究

梁惠恩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江门 529000）

20 世纪60 年代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提出视语言音乐学为一门专门学科。但历经近50 年的发展，语言音乐学依然处于起步阶段，重要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杨荫浏于1983 年发表的《语言音乐学初探》和章鸣于1998 年出版的《语言音乐学纲要》一书，是语言音乐学开创期的代表性论著，都突出强调了音乐与方言的密切关系，以及发展这门学科的必要性。章鸣在《语言音乐学纲要》的引言中指出：“语言音乐学是音乐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是民族音乐学重要基础理论。对民族音乐工作者来说，是不可忽视的问题。”[1]

杨荫浏先生认为，音乐与语言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各地方言存在很大的差异，语言与音乐的关系非常复杂。他在《语言音乐学初探》中提到：“我国地域广阔，方言殊异，声腔也不同；一地的音乐与别地交流过程中会受到影响；一个曲种，在发展过程中，运用音乐配合字声的方法，前后也有所不同；音韵学就是在错综复杂的各地方言中发展起来的。”[2]

杨先生的论断给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面对如此复杂的语言体系，我们应该梳理探讨方言与音乐形态间的内在联系。杨先生在《语言音乐学初探》的结语和设想中还提出“语言与音乐的关系如何？若有人结合某地方言与音乐，作采访、进行研究、举出例证、作出分析、作出象‘南北区字调配音原则表’的表格，同时对各地音乐语言与字调平仄系统或四声系统的不同配合经验作出总结，将有益于音乐创作和表演。这个人掌握规律后，也将在对其他地区的语言与音乐的特点研究成为一名好手。”[3]

对于如何完善语言音乐学学科，杨荫浏先生给出的建议是研究者可从自己熟悉的方言着手，每个人都分别研究一种方言，最后将它们综合起来，语言音乐学的研究就可以更加丰富。在掌握了该地区语言与音乐的结合规律之后，再拓展到研究其他地区方言与音乐关系的研究，会更加得心应手。

据《中国民歌集成》（广东卷）对粤语片区的分类可知，广东粤语可细分为四小片：

1.广府片。以广州话为代表，主要流行于广州、南海、顺德、佛山、三水、从化、清远、佛冈、龙门、中山、珠海、东莞、深圳、肇庆、香港、澳门等地。

2.四邑片。以台山话为代表，主要流行于台山、开平、江门、新会、恩平、斗门、鹤山等地。

3.罗广片。以四会话为代表，主要流行于四会、广宁、罗定、德庆、怀集、封开、郁南、阳山、连州等地。

4.高廉片。主要流行于阳江、阳春、阳西、阳东、茂名、高州等地。

不难发现，广府地区的方言非常丰富，如果我们能够结合广府片粤语的语音特征，深入探讨该方言环境中的吟唱调、民歌乃至当代流行歌曲的音乐形态及其与方言的结合关系，必将有助于深化语言音乐学和传统音乐形态研究。

一、研究现状

（一）关于语言音乐学的研究

语言音乐学的研究成果形式有专著、个别章节和论文三种。大概可分成以下几部分：

1.专门论述语言与音乐的关系，如杨荫浏的《语言音乐学初探》、章鸣的《语言音乐学纲要》以及赵元任的《赵元任音乐论文集》等专著。

2.论述民间歌曲的创作方法、划分民歌色彩区，如江明惇的《汉族民歌概论》《语调表情手法在民歌旋律中的运用》、杨瑞庆的《中国风格旋律写作》、钱茸的《语言学方法之于音乐的“中国元素”》《从方言的存在与流失谈中国多元音乐的维护》《吟唱调在民歌分类中的归属》、杨匡民的《民歌旋律地方色彩的形成及色彩区的划分》专著。

3.探讨戏曲音乐创腔与方言关系，如于会泳的《腔词关系研究》、沈洽的《音腔论》、孙从音的《戏曲唱腔和语言的关系》《中国戏曲创腔思维原则》、吴俊达的《谈京剧唱腔的旋律和字调》《谈旋律节奏和语言节奏的关系》等专著。

4.一些声乐教程中对此问题的关注，如法思训的《声乐问答百例》、管林的《记声乐训练》、余笃刚的《声乐语言艺术》等专著。

5.关于节拍、节奏与语言关系的论述，有赵宋光主编的《旋律研究论集》、杜亚雄的《汉族传统音乐中“音”“腔”与“节奏”的概念》等专著；关于词曲的结合关系研究，有铁军的《调式研究与旋律写作》、吴俊达的《谈旋律节奏和语言节奏的关系》等专著。

6.音韵学方面，有殷焕光、董绍克的《实用音韵学》、唐作藩的《音韵学教程》等专著。

7.提倡发展语言音乐学学科，如孙玄龄的《关于完善语言音乐学学科的设想》等专著。

以上资料显示，语言音乐学成果多属宏观论述，具体到每一种方言的研究尚不多见，自杨荫浏先生的《语言音乐学初探》和章鸣的《语言音乐学纲要》两本著作后，便少有类似著作出现。

杨荫浏先生从声、韵、调三方面对南北曲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声、韵影响歌唱中的咬字，声调影响旋律的旋法，句读则影响旋律的节奏。这一结论一直贯穿在语言音乐学的研究中。章鸣《语言音乐学纲要》一书，也是从声韵调对语言音乐学进行分析的。该书与《语言与音乐学初探》相比，突出采用了语言学的国际音标标注方法，能更直观地看出方言的发音。还有在第四章“方言与音乐举隅”中，作者具体地分析了方言与音乐的关系，包括河南话与河南坠子、关中话与眉户音乐和蒲剧唱腔、四川话与四川民间歌唱艺术、苏州话与苏州弹词、长沙话与长沙花鼓戏、粤语与粤曲、客家话与客家山歌、闽南话与福建南音等。限于该书的纲要性质，作者虽对八种方言都进行了分析，但具体的方言字调、语调、句读与音乐的互动关系并未完整体现出来。

综上，从语言音乐学的角度对广东粤语歌曲进行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为了更好地发展语言音乐学这门学科，我们应该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探讨。

（二）关于广府地区粤语吟唱调、粤语民歌的研究

据江明惇先生在《汉族民歌概论》中的分类可知，吟唱调有儿歌、摇儿歌、哭调、吟诵调、叫卖调和风俗仪式中的吟唱调等。笔者搜集到的材料显示，关于粤语吟唱调音乐本体特征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而关于粤语民歌的研究成果较多，如陆仲仁的《粤乐旋法研究》和《广东音乐音阶调式 旋法探讨》、莫日芬的《浅谈广东客家山歌音乐》、伍巍的《广东汉语方言与汉族民歌》、卢庆文的《论广州地区民歌音乐的特色》、李雁的《论九州话九声与粤剧唱腔的关系》《粤语声调与平声中心论》、荣鸿曾的《论声调在粤剧音乐创作中的功能》等。其中，关于粤剧的声腔研究比较多，而民歌的词曲结合关系研究较少，需进一步深化。

这些文章中，伍巍的《广东汉语方言与汉族民歌》一文，是从语言与音乐的角度论述广东民歌，但整篇文章中粤语与粤语民歌所占篇幅较少，只举了《鸡公仔尾婆娑》一个例子，最后得出方言声调形成的连线与旋律行进线相吻合的结论：“广东汉族民歌的音乐旋律线与方言歌词中的声调曲折线不是机械对应的，这是一个动态的和谐关系，音乐旋律灵活适应旋律线变化，并不是固定模式。”[4]笔者将运用字调配音表对一些粤语儿歌进行字调与旋律的分析。

（三）关于粤语流行歌曲的研究

笔者目前搜集到的部分资料，大多是指导演唱者如何演唱通俗歌曲、流行歌曲的发展趋势及流行乐坛评论的内容，关注粤语方言与流行音乐关系的资料很少。为什么粤语歌曲生命力如此顽强？原因有很多，如受到年轻人追捧、唱片公司的宣传效应、广东对外开放城市的特殊地位，外来文化的影响等。但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粤语方言能与音乐完美结合。我们完全可以从粤语流行歌曲的经典作品中，探讨方言与音乐结合的具体方式和相互关系，完善语言音乐学和音乐形态研究。孙玄龄先生在《关于完善语言音乐学学科的设想》中已经指出：“杨荫浏先生和章鸣的著作虽然很好，但并没有受到重视，其中一个原因是书中的材料是当今人们不熟悉的，理解起来很难。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人已经不再重视它们。所以，必须开阔思路，扩大研究范围，不止研究戏曲、曲艺、民歌，还可以筛选创作歌曲、流行歌曲以及凡是用汉语唱的民族歌曲及翻译歌曲，使其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不应受到局限，音乐中语言的各种状态，都应给予重视。”笔者认为，选择粤语流行歌曲中广泛流传的经典之作进行语言与音乐方面的分析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研究意义

（一）有助于深化和完善语言音乐学研究

杨荫浏先生对语言音乐学学科的建立充满期盼，但是科学意义上语言音乐学的结构尚不完善，处于萌芽状态。那么如何完善此学科的研究，是我们当代研究者应该思考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具备完善该学科的条件，孙玄龄先生在《关于完善语言音乐学学科的设想》一文中提出了这门学科能在我国建立与完善的理由：“首先是中国民族声乐作品研究的需要：我国地大物博，同一方言区内也会存在一些差异，这种差异使该地区产生的音乐风格也不相同；其次是具有语言音乐学产生的具体环境：我国方言种类繁多，衍生出来的歌唱作品数量也非常丰富，各地区形成的作品保存着该地区的音乐特点；再次是有理论基础及实践经验的总结：有长期积累下来的对音韵学、诗歌格律、文学等方面的论述。而且从古至今有很多关于唱论、曲论及演唱者们的实践经验总结的论著。”[5]

孙先生对于如何建立和完善语言音乐学的学科经过了缜密的思考，本课题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首先，研究对象是广东广府地区的粤语歌曲，这些歌曲属于声乐作品范畴；其次，关注对象主要是广府片的粤语歌曲（本地人称广府话为“白话”，在粤方言区享有相当高权威），在粤语环境中形成的音乐形态，与其他地区的音乐存在差异，带有明显的“广东味儿”；再次，可以将借鉴音韵学和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及相关唱论经验进行总结，分析广东广府地区粤语歌曲及其词曲关系，进行字调研究。

（二）有助于深化广东粤语歌曲研究

研究设计对象包括广东广府地区的粤语流行歌曲，以往广东广府地区的粤语歌曲研究多侧重于搜集整理资料和音乐形态特征分析，真正关注语言与音乐互动关系的成果不多。在词曲关系的研究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广府地区的粤语歌曲语言与音乐的结合关系，还将深入探讨为什么粤方言与音乐会产生这种结合关系，此分析能够推动粤方言歌曲音乐形态研究的发展。音乐形态学根据音乐的形态即具体音乐作品的样式、结构、逻辑等，研究音乐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包括曲式学、旋律学、音响学、音乐风格及与音乐语言相关的诸多内容。我们应当立足于研究广东粤语歌曲的词曲结合关系，把广府地区粤语流行歌曲歌词的语言学特征与旋律形态进行比较研究，总结方言与音乐的结合关系，对广东粤语歌曲音乐形态研究进行有益补充。

（三）可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参考

此研究对象涉及的广府地区粤语流行歌曲与传统广东粤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研究语言与音乐的关系及音乐价值，为以后传统粤曲的创作与传承提供了一个新切入点，进而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参考。

通过分析粤语流行歌曲的字调与旋律可知，歌曲字调与旋律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正如Aniruddh D Patel 在《音乐 语言与脑》中所说：“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地说，基于轮廓的加工来源于语调直觉。”[6]卢梭在《音乐家的错误伤害了音乐艺术》一文中也说到：“越是把音乐理解成一种纯粹物理的感觉，就越是远离音乐的本质，也越是剥夺了音乐的首要力量。放弃言语的腔调，只执着于和声的建立，音乐就会变成噪音，既不堪入耳，又让心灵难以接受。音乐一旦停止歌唱，它也就停止了言说。而那时，无论是和弦还是和声，他们都将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7]

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音乐，音乐离不开语言，语言的夸张化是音乐形成的重要基础之一。中外学者有关音乐史的许多研究表明，音乐很可能是一门起源于语言的艺术。语言与音乐的关系，应该从语言音乐学、历史音乐学的角度予以更多的关注。探讨语言与旋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是音乐学研究的重要课题。